串联，又称大串联，是由中央文革发起的。开始的串联，主要是外地学生进京接受毛主席接见。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的《通知》发表后，大串联发展到全国。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正是能够享受到这一“待遇”，文革中我也参加了三次串联。
第一次是1966年夏秋之交，即中央文革发出《通知》后。一块串联的有我们班的五六个同学：陈宝甫、候子驹、马庆田、王培杰等。第一站到的是西安，接下来依次是成都、重庆、遵义、贵阳、长沙、湘潭等地。说是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大串联，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无组织的免费旅游。
在西安，我们住在西北工业大学，游览了西安的主要景点大雁塔、碑林后便直奔成都。在成都，我们倒是参加了几次成都各大专院校在西南局门前广场的群众集会，但基本上也是属于看看热闹而已。在重庆，我们参观了不少革命遗址，如红岩村、渣滓同、白公馆等等，重庆的其他一些景点也都捎带着游了一遍。到遵义后，先参观了遵义会议旧址，然后就直奔贵阳，落脚点是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好像没啥好看的，去息烽监狱看了看就去了长沙。
在长沙住下后，第二天便乘当地安排的大卡车去了毛主席故乡——湘潭韶山冲。当时，韶山每天都是人如潮涌。在韶山，凡该去的地方我们都去了，毛主席故居、滴水洞、毛主席父母墓地等等。
返回时，我第一个从靠在大卡车车尾的梯子上爬上车，然后扶住梯子，让其他人上车。没想到，在一个同学上车时，梯子突然向下滑落，结果固定梯凳的一个螺栓划到了我的脚背，顿时撕开一道口子。我低头一看，白色的骨头都露出来了。见状，同学陈宝甫立即扶着我到附近的卫生所治疗。医生连麻药也没有用，草草缝了几针，包扎了一下我们便回长沙了。
到长沙后，经研究，决定由陈宝甫同学陪我先回北京，其他同学继续串联。当晚，我与陈同学便乘上了返京的列车。在列车上，由于我是伤号，服务员还给予了特殊照顾，把我从普通座位安排到了软席车厢。软席车厢里全是沙发坐席，又软又宽敞，能坐能躺，非常舒服。更奇怪的是，车厢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人。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坐软席车厢，后来再也没有享受过。
最值得回味的是第二次串联。时间大概是1966年的初冬。这次串联不是乘车，而是响应中央文革“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改为徒步长征了。
我们的长征队是由英语、法语、日语三个专业的13个同学自发组成的，共计13人，其中男同学4人，除我之外还有英语专业的徐玉中、王宗清、法语专业的候隽；女同学9人。大家给长征队起的名字是“燎原长征队”，取自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最初确定的路线是，从北京先走到井冈山，然后再视情况，沿红军长征路线走到延安，再返回北京。
长征队成员每人带一床被子和日常用品，我还另外带了一把秦琴和一个口琴。长征队从北京出发，每天大概走上百里地，然后选一个村庄住下来。当时，全国各地凡大一点的村镇，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红卫兵进站都是白住、白吃、白喝。住进村子后，我们便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村民一起劳动。我们长征队能凑出的节目有独唱、合唱、舞蹈、诗朗诵等等。我主要是用秦琴或口琴为演唱者伴奏。
就这样，我们的长征队从北京出发后，一路走走停停，先后经过了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四省，经过的县城有20多个，尚记的有：固安、霸县、任丘、河间、献县、武邑、枣强、清河、冠县、范县、东明、兰考、杞县、太康、项城、新蔡、罗山、黄陂等，最终到达了武汉。
其中，在兰考县呆的时间比较长，因为那里是焦裕禄同志工作过的地方。在兰考，我们参观了所有纪念焦裕禄同志的展览，还专门到农民家中体验生活，访贫问苦，听老百姓讲述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当时，兰考的百姓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苦，在农民家里，一天三顿都是吃红薯，连玉米面饼子都很少见到，而且所有红薯的块头都特别小，一顿饭要吃几十块红薯才能饱。
途中，记不得是在那个县了，长征队进行了一次“路线斗争”，13人的队伍发生了分裂。原因是以几个男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每天要多走路，住下来停留的时间要缩短一些，争取早日达成原定目标；另一派以女同学为主，强调每住进一个村，应多住几天，多与农民接触，体验生活，宣传毛泽东思想，向贫下中农学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男生体力好，抱怨女生走得慢，想走快点，好早日到达目的地；女生体弱走不动，当然坚决反对。我是农民出身，从小练就了一双铁脚板，无疑是站在了男生路线一边。
经过一番讨论，甚至是争论后，长征队决定按个人意愿分成了两个组。一组由四个男生组成，按照多走、快走的方针脱离大队人马而去；剩余的人则仍按原定方针继续长征。分裂出来的四个体力好的男生，按照每天一百多里的速度，不停顿地行军，没几天就到达了武汉。
途中，在河南罗山县红卫兵接待站，有一件事至今令我耿耿于怀。这个接待站可能是为了节省粮食吧，不知道采用了何种方法，竟然能把大米饭做的坚韧得嚼不烂。那个接待站的米饭看上去不是白色，而是淡淡的茶色。熟倒是熟了，但咀嚼起来十分费力，半天也吃不进多少。不吃吧，走了一天路，早饿得不行了；吃吧，根本嚼不动。没办法，我们只好饿着肚子向下一个有接待站的地方奔去。
离开北京一个月后，终于到达了武汉。在武汉，我们住进了湖北省外贸局所在地——长江岸边的武汉关大楼。住下后，第一件事是给自己打扫卫生。由于一路上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每个人的衣服和被子上都长满了虱子。理发、洗澡、洗衣服、拆洗被子，在武汉关整整休整了七八天。由于是省外贸局，说起来与我们外贸学院是有渊源的，有些工作人员甚至毕业于外贸学院，所以对我们的接待也比较热情。
休整结束后，正要继续上路，中央文革发出通知，要求红卫兵停止大串联，深入工厂、农村与工农兵结合，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经与有关方面联系，我们四个男生分成两组，被分别分派到两艘游艇上。我与英语专业的王宗清同学去的是一艘名为“韶山号”的小型游艇，据说毛主席在长江游泳时乘过这艘游艇。我上去时，这艘游艇正在配属给长江航道爆破队执行任务。船上除游艇操作人员外，还有几名长江航道爆破队的人员。
当时已进入1966年冬季，长江处于枯水期，航道水深不足，影响船舶通航，因此需要对江底妨碍行船的突出部分进行爆破。具体做法是：游艇拖带一艘小船航行到有爆破需要的江段锚泊下来。两名水手下到小船，一人划船，一人手持一根长杆探索江底。一旦探到江底有需要爆破的障碍物，便做好记号，并迅速将事先备好的炸药包沉入江底，然后小船驶离爆破点，将炸药引爆。每当水手下船作业时，我都是站在游艇的船舷观看整个过程。水手的操船和探障作业十分娴熟，每划一桨，每探一杆都是那样有节奏。特别是引爆炸药的那一刻，还是有几分紧张的和激动人心的。炸药起爆后，会从江低冒出一个水柱，高达数米。如有鱼正好从爆炸点附近经过，则会被炸死或炸晕。每当有鱼飘出水面，水手便用事先备好的带长柄的铁钩，迅速将其勾上小船。
在游艇上，我们两个北京学生各分到一个只有六七平米的单人房间。房间里除了一张窄窄的固定于墙壁上的床铺外，还有一个小桌子和一把小凳。游艇上除我们北京来的两名学生外，已经有三名武汉市的女学生在船上，分别来自湖北粮食学校和武汉某高中。
在船上，我们和水手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一起开展大批判，还在游艇停泊的岸边开设了一个大字报专栏，组织水手们写批判性的大字报。中央提出三结合后，我们分头做原游艇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以及文革小组成员的工作，帮助游艇组建了由原党支部成员、工人代表、革命组织代表三方组成的领导小组。我们与船上工人和干部逐个谈心，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化解了因文革而积累的许多矛盾。时间不长，船上原有的沉闷气氛便一扫而光。
春节到了，为活跃气氛，我们几个学生还精心组织了几个节目。当然，主力演员是武汉那几位女学生了。她们唱歌、跳舞、朗诵，尽展才华。我也尽最大限度地施展了自己的文艺才能，特别是口琴独奏《我们走在大路上》收到了热烈的掌声。
游艇上有一个很宽敞的食堂，专门配备了一名厨师。记得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五角七分钱，这在那个年代属于高标准了。厨师烹饪水平很高，每天都有新花样。我最爱吃的一道菜是清炖鱼藕，那又白又嫩的鱼肉，又鲜又嫩的莲藕，至今难以忘却。如果在航道爆破作业中能够炸到大鱼，厨师还会为我们做鲜美的鱼肉馅饺子。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鱼肉馅饺子。
游艇从武汉逆流而上，走走停停，最终到达了鄱阳湖口。这里距岳阳楼很近，周边景色宜人。我多次上岸游览，参观岳阳楼，欣赏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描写的景色：“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边际；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身临其境，细细体会，还真有些“心旷神怡，······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特别是傍晚，每当夕阳西下，月挂长空，我一个人站在静谧的船舷，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不免浮想联翩。动荡的时局、未知的人生，遥远的故乡，久别的亲人，大有去国怀乡、黯然伤神的感概！哼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名句，竟然吟成一首小诗：
皓月挂当头，
大江日夜流。
漂泊异乡客，
对影独自愁。
大约一个月后，航道爆破队的水手们要换班了，我们也决定随船返回武汉，然后回京。游艇一路顺风顺水在武汉靠岸，几名水手坚持送我们上岸，并去照相馆拍了合影，才恋恋不舍地道别而去。
光阴荏苒，文革转眼过去五十多年了。大串联作为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也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但是，对于一个亲历了文革中大串联的青年学生来说，给其人生留下的印记还是无法磨灭的。尽管这一活动，在現在看来，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但具体到个人还是很受锻炼的。而且这种锻炼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而且了解了社会，提高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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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文革风云话串联发布于2023-11-14 21:3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