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地见到了周总理

        人这一辈子，谁都有可能碰到一些意想不到事情。所谓意想不到的事，就是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我这一辈子，最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就是，在1967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受到敬爱的周总理接见并与他老人家握了手。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寒门的农家孩子，这辈子能见到一代伟人周总理而且还与他老人家握了手，这无疑是我人生中最荣幸的一件事情了。

        事情发生在1967年的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那年，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年头。当时，广州和全国一样，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中。这一年的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在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刮起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在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大全也先后被造反派夺走；在北京，老帅们在怀仁堂表达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行动，被诬陷为“二月逆流”。一时间，中华大地黑云压城，天下大乱。

        上世纪60年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是我国商品对外出口的最重要窗口，每年的成交量几乎占到全国外贸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每年举办两次，春秋各一次，每次时间1个月。春交会为4月15日至5月15日，秋交会为9月15日至10月15日。1967年春，我作为对外贸易学院的日语专业学生，被抽调到广交会担任日语翻译。由于是第二次参加广交会，我被分配到外贸部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的交易团，担任谈判翻译。

        1967年的春天，广州同全国一样，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击得面目全非。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领导均遭批斗并靠边站，党政机关基本处于瘫痪。由外贸部和省政府共同举办的广交会，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

        最严重的一个突发事件是，在交易会开幕前夕，红卫兵组织竟然打起了中山纪念堂的主意，准备拆掉“天下为公”的牌匾，而且已经把绳索套上孙中山先生铜像，随时就能将其拉倒。而一旦红卫兵的这一非理性行动得逞，将会在国内与国际上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不仅会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而且会严重干扰即将开幕的广交会。

        正是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周恩来总理决定赶赴广州，亲自处理乱局。据说，为了更有效地劝说来自包括首都在内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停止上述行动，周总理还特意带去了首都高校的的几名造反派头目。

        一到广州，周总理便不顾旅途劳顿，立即连夜召集云集在广州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当地造反派代表开会，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会上，周总理还精明地祭出毛主席《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作为尚方宝剑，并三番五次地念给在场的红卫兵代表听。一再强调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是有大贡献的，是受到毛泽东主席肯定和赞扬的。在周总理苦口婆心劝导和严肃批评下，红卫兵的非理性的行动最终还是被制止住了。

        在平息上述突发事件后，为表示对广交会的支持和鼓舞工作人员的士气，周总理又不顾疲劳，决定于凌晨赶往广交会展馆，接见全体工作人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总理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向广州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传递如下信号：中央办好春交会的决心是坚定的，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交易会的举办，必须保证春交会按时开幕。

        当接到周总理要接见我们的通知时，全体广交会工作人员别提有多么兴奋了。那天晚上，外贸部和全国各省、市的交易团工作人员，早早乘车从分散于广州市的各个宾馆集结到了交易会展馆。大家按照事先安排的位置，在展馆各楼层列队等候总理接见。

        根据安排，总理接见我们的顺序是从展馆第一层开始，尔后一层一层地由低到高依次接见。接见的方式是，总理与其随从人员在列队等候的工作人员前面走过，边走边向大家致意。我所在的外贸部茶叶土特产进出口公司交易团冒着夜色，搭乘大巴车匆匆从驻地白云山宾馆赶到了交易会展馆。

        按照事先的安排，我们在一个较高的楼层列好队，静静地等待着总理的到来。虽然已是深夜，而且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但一想到即将一睹敬爱的周总理的风采，大家都一直处于精神饱满，情绪高涨的状态。

        在列队等待接见期间，我和站在旁边的同班同学王培杰突发奇想，决定当总理来到我们队列前面时，冲出队列和总理握一下手，并当面向总理问一声好。当然，这个想法没有敢告诉其他任何人，更不敢请示在场的交易团领导，因为按规定总理接见时是不准随便走出队列的。

        我们整个楼层的人排成两列，安静地站在那里，翘首以待总理的到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终于，工作人员过来通知，说总理已到达下面一层了，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这层了。我的心顿时砰砰地跳起来，原来的决心竟有几分动摇，便小声问王培杰，我们走出队列与总理握手，会不会受处分呀？王培杰坚定地说：“不要怕，大不了挨几句批评，机会难得，原计划不变！”

        终于，总理出现在我们所在楼层的楼口了。顿时，整个楼层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我目不转睛地朝总理走过来的方向望去，只见总理身着军装，头戴军帽，右手挥着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缓步走着向大家致意。我激动地欢呼着，跳跃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总理，生怕错过这一终生难得的机会。看清了，看清了，总理的音容笑貌、神态举止，被我看了个一清二楚。总理留给我的印象是，身体有些消瘦，面色清癯，略显疲惫，但目光炯炯有神，坚定而刚毅；胸前的“为人民服务”胸章和军帽上的红星闪闪发亮。我的目光随着总理的脚步移动，心随着总理挥动的手臂跳动。

        总理向我列队的地方走过来了，越来越近，终于来到我跟前了。当总理距我有三五米远时，他那浓密的眉毛、刚刚刮过的胡茬，甚至连那岁月留下的老年斑，我都能看的清清楚楚了。此时，我再也按捺不住了，不知哪来的勇气，旁若无人地冲出队列，快步走到总理面前。一边走一边大声向总理问候：“总理好，总理辛苦了！”对于我的举动，总理的随从人员并没有想要出面制止的意思，总理更是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诧异。他稍稍放慢脚步，面带微笑地将右手拿着的毛主席语录换到左手，主动向我伸出了腾出的右手。我赶紧用双手紧紧握住了总理的手，顿时感到一阵暖流通遍全身。

        在我之后，我们班的王培杰也像我一样，向总理问候并与总理握了手。退回队列后，我的心一直咚咚地跳个不停，好半天才静了下来。那天晚上，回到宾馆，大家受到总理接见的喜悦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尤其是我们两个与总理握过手的，更是激动得难以入眠。许多人称赞我们冲出队列与总理握手的胆量和勇气。就连交易团领导也羡慕地说：“还是你们年轻人没有条条框框，敢想敢干啊！”

        后来的日子里，受到总理接见并与总理握手的经历变成了我经常炫耀的一点小小资本。我曾不止一次地向别人津津有味地谈起与总理握手的感觉和体会。确实，这样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从内心感到值得自豪，值得骄傲，值得炫耀！

        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在我心目中，他老人家那就是一个完人，一个圣人！世上有几个人能亲眼目睹到他的风采呢，又能有几个人能有机会与他握手呢！

        这一年的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操劳下，于4月15日得以顺利开幕，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也不负总理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翻译任务。

        1976年1月8日，距受到周总理接见已经9个年头过去了。那年，我已是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侦察连的副连长了。那天晚上7点，我与连队全体官兵按上级指示，在操场上列队收听新闻联播。当大喇叭里传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操场上顿时爆发出一片哭泣声，连队全体指战员为失去人民的好总理而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

        那一刻，周总理 9年前留给我的印象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和蔼可亲的笑容，炯炯有神的目光，不知疲倦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