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始于冬季

我在暗处等待。

我的大提琴已经摆在台上了。这把琴是一七二三年在西西里的一个半山腰上雕刻的。那片海很宁静。琴弓靠近琴身时，琴弦就会颤抖，似乎预料了情人的到来。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伯奈特。我身前的绒质幕布是梅色的，重重地垂着。我的生活在幕布的另一侧展开。有时我希望这份生活没了我的存在能依旧照常进行。

魁北克城的舞台灯光太过明亮。主持人用带有加拿大口音的法语介绍我出场时，我看到幕布卷轴及舞台支柱周围被灯光照耀着的尘埃。这把小提琴属于我的祖父，他在二战中意外身亡。

祖父的厨房座椅同样也在舞台上。我坐在上面的时候，只能将身体的重量压在座椅的三只脚上。座椅中间的那根藤条裂开了。这把椅子总有一天会彻底坏掉。椅子在演出开始的前两天运到音乐厅，那个疯狂的乐队指挥大叫着宣布坏消息：“你的座椅在运输的过程中被彻底弄坏了。”

掌声响起，我站在了舞台上。

这些人都是谁？

总有一天我将不用乐器演奏。我会直直地坐着，一动不动。我会闭上眼睛，想象着音乐厅外那些房屋里的人们的生活：穿着拖鞋的女人搅拌着食物，锅里冒着热气；青少年在自己的房间里戴着耳机；某户人家的儿子在寻找他的钥匙；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在刷牙，她的猫在一边注视着她；有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最小的小孩睡着了，他不会记得自己作了什么梦。

我握起琴弓，观众忽然安静了。

开始演奏前，我环视了一下观众。

有那么多人，但是没有一个了解我。

假如他们中有一个人能认出我，我就能从生活的枝丫上挣脱开，把时间的痕迹从我的衣服上刷净，开始漫长的越野征途回到我最初消失的时刻。一个小男孩斜靠在一扇大门上，等待着他最好的朋友起床。安娜的自行车的后轮依旧旋转着。

在十年的大提琴演奏职业生涯中，我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里起死回生。每一次我的琴弓触及琴弦，安娜的模样就会浮现。她依旧穿着那天的衣服。我长了二十岁。但她依然个小孩。她是由灯光组成的，因而她若隐若现。她站在距离我的大提琴两米开外的地方。她看着我，但她不认识我。

今晚的音乐厅坐满了人。演奏到最后一个乐章时，我感觉到她在渐渐消失。也许还剩下一只手，一个肩，一缕摇曳的头发。

可她如今正快速地隐去——从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脱离。

一些乐队演奏家无视舞台上这些飘浮的身形：有的似睡似醒，有的如展开的烟雾般优雅，有的纠缠着愧疚、爱恋、悔恨、侥幸，与意外。可有一些演奏家会自始至终注视着这些身形。我听说有的彻底崩溃接着纵身跳下大桥；有的借酒自我麻痹或在深夜站立于冰冷的河水中。

我将音乐视为语言的最高境界。音乐使我们得以用自己的词汇同上帝对话，因为音乐高于生活。

我感受到了终极的瞬间。

我握弓的手臂开始发紧。最后的几个音符是响亮的。我平稳地持弓，它就好像河流中的一支船桨，将我们带到当下的彼岸，接着是明天、后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就好像宽阔的平野。

音乐厅外黑夜笼罩。天还下着雨。音乐厅是用玻璃建成的，俯视着一座花园。雨滴敲打着窗户，随着风的呼吸一同颤动。夜空繁星点点，它们坠落下来，淹没了街道、广场。下雨的时候，最不起眼的水潭也映射着宇宙的印像。

演奏结束后，我起身，举弓向观众致意。我能听到东西落在舞台上的声音——鲜花，以及用玻璃胶粘在塑料包装纸上的信件。

掌声如雷。我在口袋里摸索安娜的连指手套。

在灯光的照耀下，我的汗水滴落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载着为其使劲鼓掌的观众。我一如既往地想要喝杯甜的东西。我匆忙下台，手里还握着琴弓。来到楼梯边时，我再次寻找安娜的手套，一瞬间，我看到了她的脸庞，她是这样地清晰可见，叫人害怕。清汤挂面的头发，满脸的雀斑。唯一真实的记忆终于找到了我们——就好像收信人为过去的自己的信件。

我疾步走向化妆室，找到一条毛巾，喝了一瓶橙汁，接着倒在了椅子里。

我静静地坐着，合上眼睛。

又一场音乐会结束了。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演奏几场。还有几个安娜。她死的时候是十二岁。她的父亲是个面包师——从那时起，他每烘焙十二根长棍面包就在其中一个的上面写字母A。他让小孩们在他的店里免费吃蛋糕。他们大叫大嚷，弄得一团乱。

一个工作人员敲了敲门，他走进我的化妆室，手里拿着一个移动电话。他示意叫我接听。他有着女人们所喜欢的结实的肩膀。

他的眼睛周围有深刻的线条，但他看起来最多四十岁。我把橙汁给他。他小心地拿着，同自己的身体离开一定的距离。我将手机贴近耳朵。是珊迪。她问演出如何样。手机有杂音，因此她听不清楚我说的话。她打听到电话号码，可以在后台听到演出的情况。

珊迪是我的代理，从爱荷华州来，是个能干的生意人；她了解善于创造的人是怎么思考的——换句话说，她严于律人，宽于待己。我告诉她说演出很好。接着我问能否跟她说件事。

“什么事？”她说。

我很少主动开口。过了三十岁以后，我就觉得向别人倾诉是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可是在青少年时代，我曾疯狂地爱，整夜地哭（我如今记不得是为了什么）。我跟踪走在回家路上的女人，为她们写奏鸣曲，接着深夜将谱子留在她们的门阶上。我不脱衣服就跳入池塘。我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关于年轻时的我而言，所有的矛盾都不是问题——无非是一种忙碌状态下的空虚。

珊迪关于我的了解仅限于她知道我是法国人，还有确是我每到一处，都能记得给她的女儿寄明信片。

我把我在飞往魁北克城的飞机上所作的一个梦讲给珊迪听。珊迪认为梦中无非是未解决的矛盾，或者就是理想在梦境中得到实现。她说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接着她便缄口不言。我能听到电话那头有电视机的声音。她说她的女儿得睡觉了。我问她女儿做错了什么。珊迪大笑。她们一边看电影一边织毛线。珊迪是个单身母亲。她找了个仪器，另自己怀了孕。我一直想着假如珊迪死了，我会想要她的女儿来和我一起生活。我可以教她拉大提琴。不过她常常得独自一人待着，因为我会离开。

虽然这样，我依然会满屋子地给她“留言”。我们可以给我公寓墙上的那两幅十八世纪的画像起名字。他们会注视着我们。我们可以互相注视。

我把电话还给那个工作人员，谢过他。

他问是不是有好消息。

我要到第二天下午才会飞去纽约。因而我有整晚的时间可以四处游荡。我是今天早上才来的魁北克城。那个出租车司机来自波斯尼亚。他的帽子是羊毛的，上面有他最喜欢的足球队的标志。

我在文化博物馆的演出结束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不少人涌进我的化妆室，邀请我去共进晚餐。这些成对的人在各个都市都是一样的。在诺托的古老的西西里镇（我的大提琴确是在那儿做的），他们的服饰上会有最精致的花纹。我的脑海中依稀出现一些陌生人的脸庞，一些人坐在院子里：院子有大片的庇荫；他们的嘴唇因为刚喝了葡萄酒因此是湿润的；他们光着脚穿着拖鞋，脚上沾着尘土；外面飘来马匹的气味；小孩在屋里跑来跑去，肩上的卷发也跟着蹦上蹦下；笑声变成了哭闹——人类的情绪变化一如既往。

我常常被邀请共进晚餐，或者是和我的理事共度周末——或许我能带上我的大提琴？他们问道。

年轻的时候，我总是羞于拒绝。在过去的几年内，我学会了婉拒。珊迪说我不爱交际出了名。

我一如惯常地找借口说我得休息；说我害了重感冒。我还像确实似的大口呼吸。一个女人笑了起来。她的丈夫搂着她。他打着鲜黄色的领结。他有黑眼圈。

演出开始前我端详着镜中的自己。我考虑是不是该刮胡子。上周三是我的生日。三十五年的时光就像一组砝码般跟随着我。事实是，光阴流逝，生活沉淀。对某些人而言，我是出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布鲁诺·伯奈特。但关于我自己，我是什么？也许还只是一个被大千世界迷惑惊吓的小孩子，或者顶多是个将脸蛋紧紧贴着轿车那蒙着雾气的后车窗不肯离开的家伙。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全家常常开着棕色的雷诺十六作长途旅行，有时甚至连夜都不停歇。我如今想起来，父亲当时开车是随心所欲的。母亲则掰开面包，把我弟弟和我的手都塞得满满的。面包吃完后，我们也就到了。面包是我童年时期不断进步的推动力。

在我认识的人中，我的父亲属于那寥寥无几的从不吸烟的几个人。父亲的父亲死于战场。当巴黎充斥着大呼小叫颐指气使的纳粹分子的时候，南部的街道则挤满了民众——他们将各自的家当或搬入轿车，或装上马车，就连婴儿的手推车里都塞满了收音机、全家福、以及餐具一类的东西。希特勒想要开始扫荡了。

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很容易就从高处给这些街道定了位，因为街道上的人们时刻都在走动。我的祖父当时在耕地。一片炮弹壳飞入了他的脑袋。我的父亲当时十岁。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张祖父的照片。照片中，祖父提着他那把古老的意大利大提琴。父亲叫我把照片收好，他说总有一天，我会珍惜这张照片。我记得自己当时对他说，我如今就很珍惜。接着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我能不能学大提琴。当时，这完全是一句无心之言。

几星期后，圣诞夜到了。圣诞树下，出现了一把大提琴，十八世纪制作，价值连城。这是我祖父的琴；琴盒上刻着他名字的首字母。我的母亲在琴盒上扎了一根丝带。我向这把琴走去时，我的父亲起身离开了房间。

父亲在听我练琴的时候，眼里总是含着泪水。这是我成为小提琴家的秘诀。

聚在化妆室里的人一个个地离开了。最后，那个系着鲜黄色领结的男人问我他和他的妻子能否开车帮我把大提琴送回去。我住在芳堤娜古堡酒店，他们今晚正好想在酒店的让·素夏餐厅吃饭。他的妻子说他们会万分小心的。我谢过他们，解释说乐队指挥已经安排了博物馆的几位工作人员为我的大提琴保驾护航。这对夫妇露出失望的神色，我送他们上了车。他们看上去好像对我有所期待。我想对他们说，信任别人要比被别人信任更难。

我十分喜欢散步。尤其是在我两手空空的时候（这个机会很难得）。在我回酒店的路上，天开始下雨了，起先淅淅沥沥，后来越来越大，冰冷的雨点坠下来。走到芳堤娜古堡酒店所在的那条街道时，我停了下来。路面平坦极了。世界在水面上呈现出来，抽象而美丽。

我以前的地理老师曾对我们说：音乐、绘画、雕塑、书籍，都是一面面的镜子，人们在这些镜子中看到多面的自己。

大雨从山上倾斜下来。我止步不前。周围的人各个疾步而行，却又不知要赶往何处。车辆缓慢地行驶着。车里的人不明白我在看什么。我只是觉得车辆明晃晃的前灯像奇怪的小动物。

我回纽约后，会开始背诵但丁最著名的作品的开卷语。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几句：“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

我想起了霍洛维茨弹奏的《梦幻曲》。他比其他人都要多用二十五秒。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想象？假如你没有听过这首曲子……

这是一首对于童年的曲子。

我的父母在法国，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常常穿着我从伦敦给他们寄去的袜子看电视。我爱我的父母，因而也原谅了他们。他们的长椅上方挂着一副相了框的美洲狮水墨画。假如这幅画掉下来，他们肯定会被砸死。这幅画是限量的，全世界还有一百九十九幅而已。

他们作为我的父母只有一次机会。他们也是我在这个浩淼宇宙中唯一的父母。我不知道自己现在站在魁北克城的雨中想念着他们，他们会否有所感觉——感觉到我像一只小动物那样撒娇般地啮咬着他们。

我继续像山上走去。芳堤娜古堡酒店像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一般屹立在山的高处。站在酒店的十八层，你可以看到洛朗山脉。蒙特利尔就在西南方五小时车程之外。这座古堡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为富裕的坐火车经过的人所建造的。估计对某些生活在魁北克的人来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的建筑了。情侣们也会到此地来，在黄昏下散步。你可以看到他们走在大街上，共打一把伞，互相紧紧依偎，偶尔停步亲吻，或是凝望漆黑而冰冷的河流，河面上倒映着路灯斑驳的光芒。

我拉琴的时候感觉就像在飞翔。我在观众席的上空盘旋。除了自己的体内，我无处不在。假如没有了音乐，我就会像身陷牢笼的囚犯。

拉琴的时候，我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我一停下，掌声就会爆发出来。人们迫不及待地鼓掌，因为他们为自己感到高兴；他们鼓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人的认可，这个人很久以前在一间烛光摇曳的房间里过世了。

我想给父亲打电话，可是我的父母如今应该都已经睡了。假如我打电话他们会生气——不过到了翌日他们就会变得高兴。父亲认定我是个怪人。他在咖啡馆里告诉他的朋友我有多么的古怪。他确是用这个方式在其他人面前提我的。

努瓦扬，这个位于法国的小村庄，我出生的地方，如今肯定整个儿都睡着了，打给谁都为时过晚。我可以感受到市镇的静默。街道空无一人。我的父母都熟睡着。红色闹钟上的荧光被摆在前面的一只玻璃杯给放大了。玻璃杯内小小的气泡在暗夜中往上窜。晚上吃剩的饭菜在冰箱里。屋外的轿车上有一层冰凉的水汽——应该是一辆崭新的雷诺。这是我弟弟给他们的圣诞礼物。我记得母亲想要穿着她的睡衣开车兜风；这把我的弟弟乐坏了。我的父亲边洗手边透过厨房的玻璃看着这辆车。接着他走到外面，站在车子边上，把手放在车顶。接着他走去房子后头的一片蔬菜地，挖了一些尚留在那儿的土豆。母亲把弟弟拉进屋子，向他保证说我们早餐后一定开车出去兜风。我的弟弟一直无法理解父亲。弟弟是个感情直白的人。这一点一直很讨女人们喜欢。我很想念他。我们在一座农舍里长大，这座农舍位于我父亲所掌管的那片不大的小资庄园内。

这片十八世纪的庄园于黑暗中延伸，等候着它偶尔露面的主人。它的主人常年散布在巴黎的各处，就像一座机器上的零部件。这家人很可爱。一个庄重严肃，一个热情主动。房子是白色的，很长，有很多窗户。阁楼里有一套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制服。一间卧室里有三四十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平装书。另一间卧室里则有一些小鸟的雕刻作品。

明天我就会回到纽约，我在那儿居住了将近十年。周末的时候还有几场演出。一场在“忘忧树”，接着为中央公园集资演出，然后去洛杉矶——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有一场，紧然后是旧金山，还有凤凰城。

我喜欢纽约，可是也怀念欧洲郊野的宁静。美国人能说会道。估计我的弟弟在这儿不用五分钟就能找到个妻子。

巴赫创作《大提琴无伴奏组曲》时是分开谱写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教学。事实上这六套组曲之间隐藏着神秘，如今的演奏家将它们逐一弹奏，却不曾领悟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每一套组曲都是一幅地图，每一幅地图里都藏着另五幅地图的方位。这六套组曲就像我经常弹奏的莫扎特和海顿的曲目一样受人喜爱，其实，它们是我最卖座的曲目。巴赫同我的弟弟共同帮助我买下了布鲁克林的那套小公寓。我的弟弟购买了几千张我的CD，放在他公司职员的圣诞礼包中。这事我事实上知道。他的那些职员对他感激不尽。假如战争爆发，他们立刻会变成他的私人军团。他把公司经营得如此成功，真是让人惊喜。他无往而不胜。他的照片刊登在世界各地的商业杂志封面上。他单枪匹马地将雷诺打造成全欧洲最流行的小型车，他做这事的动因只有我和他两人知道。我在纽约甚至也有一辆雷诺。每个人都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车子。他们说这个词时总是发出“T”的音。

我在皇后区认识一个技工，他来自塞内加尔，从小就接触雷诺。事实是，我把我的雷诺车停在他的住处，他开着这辆车接送他的六个小孩。我快有两年没看到这辆车了。我的弟弟不知此事，但假如他知道，肯定不会有异议。我们两个的雷诺车都是十六档，都是一九七八年出产的。我们如此怀念童年的缘由也许在于我们无法依赖彼此。弟弟的女朋友看到她们腰缠万贯的男友开着一九七八出产的十六档雷诺来接她们都吃惊不小。

在魁北克城的演出结束一小时后，我途径酒店走入迷宫般的老街。这样曼妙的雨点怎能错过。接着我看到了圣爱餐厅。这是一家小小的法国餐厅，它的口味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我借口酒精过敏而不点酒，可是侍者依旧在我将刀叉伸向肥鹅肝、菲列牛排、松露扁豆的时候为我送来一小杯酒，让我闻得它的醇香。我其实并不对酒精过敏；事实恰恰相反——我的身体爱极了它。

酒店里到处都是两两成对的人。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小孩和她的父亲静静地坐着。也许她在生他的气，或者是对他感到失望。他了解她在想什么，但是假装无动于衷。我觉得那些能够留在父母身边的幸运儿，个个都会对父母感到失望。

我留下一大笔小费。我会永远记得这个侍者的。他始终跟我说意大利语，虽然他明明知道我是法国人。他一直提到自己的女儿。他戴的眼镜显得很老气。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说每一顿餐都是一段回忆。他说自己是某个美好的事物的一部分，这个美好的事物不由他开始，也不以他结束。我走出餐厅的时候，感到一阵哀伤袭来。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我走过几家冷淡的商店。所有的店都关门了。橱窗里的木偶凝视着街道，假装没有看见我。我在结了冰的鹅卵石路面上小心地走着。雪仍然在下，不过很小。建筑物都安静极了，住在里头的人都已进入梦乡。已经过了深夜一点，周围一片沉寂。走过路灯下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听见灯丝发出的嘶嘶的声音。都市也显得不一样了。

我来到凯旋圣母教堂跟前，这是一座灰不溜秋、歪歪斜斜的小教堂。我在它面前的广场中央站着。有一部悲伤的电影确是在这儿拍摄的。电影是对于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的父亲一败涂地。在深夜故地就访就好像人死后又出没人间。

我继续迈步，边走边观察每一座雕塑，我就像一个醉鬼那样用自己的情人和朋友的名字给这些雕像起名。

然后，我停止了脚步。我看到有东西在动。我不确定那是什么——似乎是有个人影在漆黑的窗户后一闪而过，就好像鱼儿在水面下若隐若现。

每一个窗户后面都有一根蜡烛。不过那些都不是确实蜡烛，它们只是像蜡烛一般形状的灯。雪花闪耀下的小巷里有一排长长的房子。房子末端的街灯在破旧的小教堂的侧墙上投下一大片阴影。这排房子同我小时候生活的那座房子很像——那个我的父亲用其一生像一个沉默的长子一般维护的小资庄园——不过前者要小一些。这排房子有些窗户后面没有蜡烛，这些窗户黑得就好像没有玻璃一般。房子有一扇沉重的木门，上面有一排刻字：“为吾儿之心”，刻字旁边有一块石质浮雕，上面是一只手，伸向一颗心。木门表面还深深地刻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底楼有一扇窗户亮着，透过它可以看到房子里整洁的走廊。这使得我猜测也许这是一座修道院。

忽然我又一次看到窗户后有人影闪过。她停下不动了。无论那是谁的身影，她一定看到了我站在外面冰冷的空气中。现在已经过了凌晨三点了。我们是整座都市里唯一的居民，我们的脚印踏在彼此的领土上。

身影迅速地移向了另一扇窗户，这扇窗户有烛光，我看到了她。

我看到了她的轮廓，可是五官看不清楚。她的身段看起来很年轻。她的一只手按着玻璃。接着，在这块蒙着晨雾的玻璃窗上——这片薄雾似乎确是为了下一步发生的事而生成的——这个与我仅一面之缘的女子，这个无法入睡而迷失在凌晨冰冷的走廊上的身影，用她的手指在玻璃上缓缓地写下一个字。接着她将蜡烛举起，放在这个字的后面：

来。

我将手抽出了口袋。开始下雨了，她不见了。我转过身，慢慢地走开。

我继续在都市中踱步，口中将这个字念念不停。这个字瞬间带给我温暖、力量、生机，让我有传递生命的渴望。也许我需要别人来告诉我那些我原本知道的东西。

我的父母如今应该已经醒了。他们厨房的洗涤槽内肯定满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新鲜蔬菜。

远在巴黎的弟弟如今应该在靠着玻璃窗看书——他新交的女朋友还在熟睡。

珊迪，我的代理——正和她的女儿互相拥抱着窝在温暖的被褥里。她们的呼吸是柔软而私密的；开启的嘴凑向枕头的侧面。

我一直到第二天早餐时间才回到宾馆。我在冰冷的室外待了整整一个晚上，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我在电梯里留下了一个小水塘。估计人们会怀疑而且责备在同一楼住着的那对养着小型狮子狗的夫妇。这儿的工作人员都很亲切，而芳堤娜古堡酒店本身就好像是出自契诃夫的构想一样。

我如今正泡着热水澡。

我的胸膛从泡沫中挺出，就好像一座小岛一般，而在这小岛之上，某个带有神性的头像正逐渐拥有了生命力。我那天一定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一笔：整个清晨我都在城市中观察各种各样的雕塑，接着我回家泡了个热水澡。

我的鞋子也湿透了，走在鹅卵石铺成了路上时，它们不再发出声音。我把它们放在了水槽里。皮鞋如今变得软过了头；我觉得它们不能再穿了。我一直想着那个词。我能感受她用手指在我的背上写下那几个字母。

来。

我回纽约后，就得开始早起。我会邀请我的弟弟来看我。我们会裹着厚厚的大衣坐在公园里，看着云朵飘过。有时我想象每一朵云都承载着即将发生的一些事。

浴缸里的水渐渐凉了。我可以在里头看到自己。我的视线上升到窗户的高度，然后穿过窗户，我看到了一条河，我的视线顺着河流又延伸开去。魁北克城在莎士比亚同我基本上大的时候被法国人从它的古人那里夺去。我的房间外头确是圣劳伦斯河。成块的冰顺着水流一同滑下。魁北克的女人们一度将硬玉米棒放在沿河的木板上。当微微发光的鱼儿在木桶中被摆开时，我能看到她们洁白如棉的呼吸与暗淡的牙齿。她们的围裙是湿的。霜冻为肥沃的棕色土地罩上了一层白色。大地坚硬如石。冰冷的空气把她们的手冻裂了。她们大声地笑，当有小孩坐着小船经过时，她们就冲这些小孩招手。云朵在鱼的眼睛里翻滚。

我喜欢我在这个古堡的房间。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部分的河流以及整个公园。公园里的树在冬季变得光秃秃的，在雨中它们显得漆黑一片。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十七世纪的那批早期移民，空气中洋溢着湿漉漉的皮革的气味，愚蠢的马儿背道而驰，婴儿大声啼哭，到处都罩着一层冰，严寒刺入肌骨。大地冻得硬邦邦的，连死人都埋葬不了。寸草不生，树林里偶尔点缀着几颗结了冻的草莓，就好像眼睛一般。人们寻找可以吃的东西，却往往所以得病。

我一定是在浴缸里睡着了。当有人轻轻地叩门时，我才醒来。我没有作声，希望这个人会自己走掉。可是叩门声继续。也许是他们把我的大提琴从酒店的地下室里拿上来了。我从没去过这个地下室。我找到一条浴巾，接着打开了门。我给了服务员一些小费，谢过了他。他问我要不要吃早餐，说帮我抬乐器是他的荣幸。他是吹着口哨走的。我觉得这儿的工作人员都喜欢我。有两个女服务员觉得她们在我昨天那场演出之前听到了我在房内练习，事实上那不是我。那是帕勃罗·卡萨尔斯。我在放他的一张旧唱片，是巴赫的C大调托卡他。她们在门口慢慢地踱来踱去。我把音量放大了。唱片放完后，她们鼓起了掌。我应该给美国的博士音箱写信，告诉他们这个产品很成功。

很多人从来不曾听这音乐。音乐帮助我们理解自己从何而来，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发生过些什么。巴赫写下这套大提琴组曲，是为了帮助他年轻的妻子学习大提琴。但是每一个音符的内部都是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爱。这个温和的风琴手视谱曲为他每日必行之事，当我的琴弓雕刻出他的音符时，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妻子既颓丧又喜悦的心情。巴赫过世时，他的几个小孩把他的琴谱卖给了一个屠夫；他们觉得这些纸应该用来包肉。也许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会有一个父亲带着一包碎鹅肉回家，而用来包鹅肉的纸的上头盖满了奇怪却美妙的符号。

我打开大提琴的琴盒，似乎闻到了祖父的味道。我提起琴，手指上下轻抚琴弦。每一个音符都包含着世上的所有悲剧，连同其救赎的每一个时刻。大提琴家帕勃罗·卡萨尔斯了解这点。音乐只有对于那些想要寻求解答的人而言是个谜。音乐和爱是一样的。

我抱着琴凝视着房间里的壁炉。我又想到了父母。我的父亲从不听我灌录的唱片，可是当我在图尔或者索姆尔的时候他有时会来看我的演出。

我的大提琴盒内有一个连指手套，它属于面包师的女儿。我拉琴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上课的时候我们是同桌。她的名字叫安娜。她的脸上有雀斑，她用三个手指头再加大拇指握铅笔。

我小时候的村庄在冬季会变得无聊单调，可是一旦春天来了，公园里就会再次挤满学骑自行车的小孩。他们从不按嘱咐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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