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浙江大学亚洲文明讲坛系列06】童岭：隋唐帝国征讨高句丽、百济战争研究——六至七世纪东亚汉籍的周边--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主持人语】

本次讲座是支遁人文讲座的第六讲，亚洲文明讲坛系列讲座的第五讲，童岭老师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及第五批领军人才。研究领域涉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学，域外汉籍与东亚史，文史兼通。代表作包括《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附：南监本<南齐书>荻生徂徕批识辑考）》（2013年）、《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2017年）等，主编“中国中古学术思想书系”。下面请童岭老师开始他的报告。

【讲座内容】

谢谢英刚兄美誉。这次既然是亚洲文明系列的讲座，所以我加了两个小引言，是国外前辈学者关于亚洲史研究比较有启发的观点。

首先是宫崎市定，他在《亚洲史概说》中说：“欧洲的大小只相当于亚洲的一个半岛，欧洲文化在比较早的时期（纪元前）只不过是亚洲文化的一个支流，希腊文明的发达几乎全是亚洲文明供给它源泉的。波斯战争前，希腊文化不过是西亚文化的支流。”西亚的研究很重要，虽然我们南大域外汉籍研究所主要关注的是东亚，但中古时期的东亚研究一定要具有西亚之眼，随时关注到西亚。宫崎的另一本《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京都学派认为隋唐帝国是拓跋王朝的延长线，宫崎认为汉至六朝，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唐代之后，中国的工艺和技术正在进步，他用推测的语气说：也许到这个时候，中国对西亚来说，大概才不是后进国吧。他的中西对比视角是很早的，并不是盲目地对比到古罗马，而是说西亚。从第一个引言出发，我认为从学者研究层面来讲东西对比，并不是盲目地把中国与古罗马或拜占庭对比，最值得比较的其实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实际亚洲文明自身就具备了东西对比的视野。

另一个引言，可以举一个西方学者的例子。欧美英语世界第一本唐太宗传（Son of Heaven: 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 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出版于1933年，作者是费子智（C.P.Fitzgerald），这本书2015年剑桥大学又重版了一次，我是2017年接手这本书的翻译，现在已经完成，甲骨文编辑正在审稿。书中还有一段话，跟今天的讲座主题非常接近，书中写到在李承乾事件后，唐太宗为什么发动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促使皇帝向这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原因，不仅仅是他对长安宫廷生活的厌倦，而且是因为中国对这个半岛王国有很大的不满与积怨。公元642年，高句丽首都平壤发生了一场比威胁中国宫廷的革命更血腥、更成功的革命，由此引起了剧烈震动。泉盖苏文，这位野勃勃的高句丽宫廷的权臣，刺死了他的君主并且屠杀了所有反对他独揽大权的官员。泉盖苏文现在是高句丽王国的真正主人，他通过旧王室的傀儡君主来统治。”之后高句丽就发生了与唐王朝在边境的直接战争。

我想通过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来切入今天亚洲史讲座的主题，其实很久之前，研究中古的国际学者就具备了亚洲史的视野。

一、隋的东亚政策之失败

中古史上的隋炀帝和唐太宗都做过很多同样的事情，比如征讨高句丽。隋炀帝征讨高句丽，起因跟突厥有关，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突厥启民可汗的营帐内偶遇高句丽使者，根据中国的礼法，人臣无境外之交，隋是天子，突厥和高句丽都是臣下，不可以越过天子进行外交，所以隋炀帝起了远征高句丽的念头。五年后，大业八年（612），隋第一次远征，这次目的很不明确，伤亡惨烈。第二次远征时杨玄感起兵，远征又宣告失败。紧接着发动第三次远征，国内已经有很多农民起义，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隋炀帝还试图通过远征转移国内矛盾。

我想引用英刚兄《隋唐五代史》一书对隋炀帝的评价：“他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对高句丽的战争……实际上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而且也被后来的唐王朝继承。”虽然后代的历史书写塑造的隋炀帝是暴君，一定要写三征高句丽的失败，但远征高句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被后来的唐王朝继承。

二、唐代东亚世界的内在联系

唐代东亚史的联系是非常有意思的，唐太宗生前的“最后一战”与日本的“大化改新”同时进行，可谓意味深长。今西龙《朝鮮史の栞》提到：“唐帝国的理想，是视帝国之外的小国为藩属国，而自己为宗主国，受其册封而上位。各国在宗主国的统一之下，和平共处，人民安心生活。因此，不能默许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之间的攻伐。”荣新江先生说七世纪的东亚是“战火硝烟”，八世纪则是“彬彬有礼”。我和英刚兄现在都参加北大“中华文明传播史”的项目，英刚兄承担的是长安城部分，我承担的是遣唐使部分，遣唐使大部分是属于“彬彬有礼”的环节，所以今天的演讲是它的“前传”，也就是“战火硝烟”的部分。

下图是我自己画的，中间是唐帝国的核心区，外面是边镇，再外面的阴影部分属于册封体制内的国家，阴影外面的国家日本和大食本质上不属于册封体系。

在册封体制内的国家当然包括波斯，后来大食灭波斯，波斯王子流浪到长安希望大唐帮他复国，实际没有帮他复国，但在长安给了他住所，还设了波斯人的庙。阴影外面日本的情况很有意思，汉唐中国都是文书行政，为什么日本找不到一封正式的中古时代的国书？可能遣唐使在收到国书的时候并没有带回去或将它销毁掉，因为国书是以皇帝命令外臣的口气，这是不被日本天皇所接受的，这也可能是日本作为一个有保存文献传统的国家，却没有遣唐使的国书的原因。

三、隋唐东亚史史料的拓展

隋唐史的史料怎样在东亚史研究上做一个拓展？与今天演讲话题有瓜葛的文献之中，我个人认为一级史料包括《隋书》、两《唐书》帝纪、重要人物传记、高丽传、百济传等。第二级史料包括《资治通鉴》与《册府元龟》（帝王部、将帅部、外臣部等）。第三级史料是与朝鲜半岛相关的史料，包括《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东国通鉴》。第四级史料涉及百济，百济复国有日本参战，在《日本书纪》里有记载，之后有《续日本纪》、《类聚国史》。第五级史料包括《唐会要》、《唐六典》、《通典》、《唐大诏令集》、《全唐文》等。第六级史料涉及《金石萃编》、《海东金石苑》、《唐代海东藩阀志存》、《昭陵碑石》等金石史料。

在传世文献及石刻之外的史料的拓展，主要就是“辑佚”的新史料。古籍佚书包括域内和域外文献，域内文献包括传统典籍内部的辑佚、广义的出土文献，还包括敦煌吐鲁番学，这是跨域内、域外文献的国际学问。域外文献，我想在佚籍《翰苑》的基础上做一些拓展，它本身是佚籍，引用的注《高丽记》、《括地志》也是佚籍。我做过三篇先行研究，分别是《唐钞本〈翰苑〉残卷考证》、《贞观年间唐帝国的东亚情报、知识与佚籍——旧钞本〈翰苑〉注引〈高丽记〉研究》、《唐帝国的地志与公元7世纪的百济——〈括地志〉百济佚文之研究》。另外，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韩国翰苑研究会，在2020年12月28日，共同举办了“日本唐代類書, 翰苑 ?”国际学术会议，由李成市教授大会致辞，我也受当时在韩国的戴卫红老师介绍，提交了一篇论文，不久也会正式发表。

四、《高丽记》与贞观年间唐太宗的高句丽征讨战争

下面是《高丽记》中最长的一条佚文，我对这些佚文的文字进行了初步的考证。

佚文有很详细的高句丽官职跟唐职官的对比，如“太大兄，一名莫何何罗支”，相当于“唐兵部尚书，中书令职”。根据这些官职，我对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有新的考订，《高丽记》中的官职明确对应隋唐的官职，可以将《高丽记》的成书年代进一步缩小，上限是都督，下限是中郎将，根据《通典》、《旧唐书》，结合《高丽记》佚文，我认为成书当在公元624年—652年之间。

《高丽记》的作者，梳理唐高祖、太宗朝派往高句丽的使者共9次，其中有职方司职方郎中陈大德，掌管天下地图，对外是使者，但将《唐六典》的记述与《新唐书·高丽传》所载陈大德的行径对读，可知他负责收集情报。《新唐书·百官志》记职方司也要求鸿胪寺将藩夷的山川、风土上报，我推测《高丽记》很可能是陈大德出使收集情报回来后集体加工的成果。

唐太宗后来开始备战，包括督造战舰、运送粮草、整编部队，同时获取高句丽、百济的情报。贞观十九年（645）大唐远征，两次重要的战役是新城与安市城的围城战。《翰苑》注引《高丽记》佚文第2则：“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新城（抚顺北关山城）东侧是长白山千山山脉的山地，与辽东平原接壤，是高句丽的重镇。李勣派遣部分唐军包围新城，主力南下进攻盖牟城、辽东城，下图是唐太宗对高句丽的作战图。

《高丽记》佚文第8则：“银山，在安市东北百余里，有数百家，采之以供国用也。”安市城外的野战非常激烈，唐军一日之内就打败了15万高句丽援军，不过攻城却遇到了守军的拼死抵抗。一直到九月，安市城依旧没有打下，寒冻就要来临，于是唐太宗令班师回朝，第一次征伐高句丽宣告结束。韩国在2018年拍了一部电影The Great Battle ，就是以这一战为背景。

五、《括地志》佚文中所体现的唐高宗时代的百济战争

现在看来《括地志》这部佚籍，是要比《元和郡县图志》更早的地志，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总志”部分，录《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域外汉籍关于《括地志》有两种重要的文献，均藏日本，一份是宫内厅书陵部藏《管见记》卷六纸背所钞《括地志》，另一份是旧钞本《翰苑》“新罗”、“百济”、“倭国”三目注所引《括地志》，与隋唐东亚史密切相关的是后者。

关于《翰苑》所引《括地志》佚文考订，我先直接讲一下我考证的最后结论，11则《括地志》佚文中9则与百济的官制、祭祀、王族、地理、兵力、山川等有非常重要的瓜葛——这无疑提示我们，这些佚文应有重大的历史背景。

《括地志》关于百济的佚文，与公元七世纪的东亚战争有密切联系，如佚文引熊津河，第8则：“熊津阿源出国东界，西南流，经国北百里。又西流入海，广处三百步。其水至清。又有基汶河，在国陈，出其国。源出其国南山。东南流入大海，其中水族与中夏同。”这里涉及熊津河（江）、基汶河，关于两条河水的位置与流向作了详细说明，尤其标注“入海口”的方位。实际上，苏定方的远征海军从登州出发，成功渡过百济白江口后，于该年七月九日登陆，就是在熊津河附近与百济主力展开决战并大胜。

六、唐代佚籍的多面性

中古时期地志的内容其实是多面化的，隋唐的地志如《隋区宇图志》、《唐贞观十三年大簿》、《开元三年十道图》……至今大多不存全貌。玄奘回国，太宗对其带回的佛典并不感兴趣，而是对记载西域的《大唐西域记》兴趣盎然。如果与《大唐西域记》做一对比，隋大业年间裴矩的《西域图经》——也是一部“佚籍”。裴矩既是学者也是外交家。可惜的是，《西域图经》与《高丽记》身份类似——作为情报书，在宋代已经散亡，至今只存有几条佚文。时代略后，北宋中期的“图经”类书籍也具有这种情报书性质，北京大学文研院邓小南老师提示我，比如王曾《上契丹事》、薛映《辽中境界》、宋绶《契丹风俗》，都可以视为宋人关于契丹的情报书，关键位置的地理山川之记录，一如唐人《高丽记》一样，尤其详细。

时过境迁，高宗、则天朝之后，渤海、契丹逐渐兴起，唐帝国也逐渐无力实质性地介入东亚半岛。因此《翰苑》所收《高丽记》、《括地志》等这些史料成为了明日黄花——也就是“佚籍”，佚籍的残篇断简中却隐隐约约中记载了公元七世纪中叶战火弥漫的半岛之地理风俗，让人感慨不已。

【问答环节】

Q1：我想请教您汉籍与东亚文明交流的一个问题，我在做玄奘和《大唐西域记》研究时发现，印度古史很大程度上要靠《大唐西域记》等汉籍来恢复，这相当于一种文化“反哺”，与《大唐西域记》相关的《西游记》很多古本保存在日本。对于前者我不自觉地以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后者则倾向于世界主义，当这两种情况勾连在一起时，立场就会出现矛盾。您觉得在遇到此类问题时应当如何处理？

A：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今天处理跨国别史的文献时，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涉及到甲国的文献保存在乙国。作为学者来讲，还是从考证来出发，史料是什么，我们就要在史料的基础上加以考证与解读。印度的情况跟古代中日之间的情况又不一样，隋唐史中关于印度最重要的一次记载是王玄策带着吐蕃与泥婆罗（尼泊尔）的军队推翻了阿罗那顺，册立了戒日王的后人，这么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印度的史书中没有记载？因为印度没有编《通鉴》这种系年正史的传统。还有一个原因，据费子智的观点，就是天竺历史上来自喜马拉雅一侧的南侵太多了，没有被全部记录。

Q2：您刚刚提到陈大德作为职方郎中，通过出使来获得情报，根据《唐六典》，北周按照《周礼》设置了中大夫，是因为北周对外交往有变化么？南北朝时期跟域外交往也是很频繁的，因为尚未统一就没有出现这类地域图经类文献么？

A：《唐六典》的职官问题，参考内藤乾吉《唐六典の行用に就いて》，发表在《东方学报》上（备注：中译本载杨一凡总主编，冈野诚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2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南北朝期间有没有图经？我估计是有的，它们的亡佚可能在唐以后。南北朝时使者的出使，一个是时间比较短，很难像后世统一的帝国编一部大体量的情报书，另外如果长期滞留在北方，身份认同上也是一个问题。另外，六朝的图经很难像唐代《高丽记》与《括地志》这样，至今还保存十几条佚文，可供我们分析一个具体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