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收藏着众多现当代文学大师手稿、信札、生前日用物品,以及相关音视频资料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普天下文学爱好者朝圣的圣地。回望前尘,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于2000年“五四青年节”后正式对外开门揖客。

馆址前的安苑东路亦被同时更名文学馆路,以一家文化机构来命名城市街,之前并不多见。新馆落成,首任馆长便是舒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


来宾叩开文学馆的门扉,就能触摸到巴金的手模——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首倡设立的(《随想录》中,有篇文章就题名《现代文学馆》)。将他的手形铸铜为印,既是缅怀“中国文学的良心”为此奔走呼号,亦是希望参观者推着作家的手印进门——登堂入室伊始,便同文学巨擘亲密接触;

另一处亮点则是,馆内草坪上的作家雕塑群像都取消了惯见的底座,此举就是为了把“鲁郭茅、巴老曹们”请下坛,同读者大众平时相见……

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门把手是巴金先生的手模。


新馆设计蕴藏的平民意识,在当年国内文博界不可不谓之超前。可要说起来,平民意识本就是舒乙的父亲、著名作家老舍毕生在笔端灌注的襟抱与情怀,更可以归为舒家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家风之一。

由大文豪巴金亲自发起、开始筹建于198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资料研究及交流中心多种功能于一身,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藏。从1984年文学馆的筹备阶段开始,到2002年新馆开馆,时任文学馆馆长的舒乙一直都是这项工作的实际主持者。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每一本著作、每一份手稿,无不饱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

而作为馆长的舒乙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他的抱负是“把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文学现象都纳入现代文学馆的视野”,甚至“包括禁书我也要把它收起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厅


可惜,已取得如此成绩的舒乙在面对媒体时,却是一遍遍在重复父亲的一言一行,永远讲不到他自己。

有一次,舒乙忍不住对某媒体说:“我觉得我的散文还是很不错的,有些大家也这样议论说,舒乙的散文写得真不错,我是无意中在一边偷听到的……”说完很得意地笑。但后来就没再听舒乙这样说过,因为他是老舍的儿子,他必须像其父一样谦虚,“做老舍的儿子就必须夹起尾巴来做人。”舒乙自己说。

最后,记者很认真地问他:“如果你不是老舍的儿子,如此神圣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会选择一个半路出家的工程师来做馆长吗?”舒乙郑重回答:“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他可以蒙一两个人,但是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刚刚开始可能可以,但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但是,我是老舍的儿子也给了我很多方便之处,能认识很多名人,也比一般子弟有很多有利条件。”舒乙实实在在地承认。


1935年,舒乙出生于山东青岛,其时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三十年代初,老舍还曾执教于济南齐鲁大学,留下名篇《济南的冬天》,后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是不少国人对他那清浅俗白、纯净至极语言风格的人生初体验。

老舍先生


然而“峣峣者折,皎皎者易污。”当浩劫来临,煮鹤焚琴、斯文扫地,老舍举身赴清池……1985年,舒乙曾于《收获》杂志上撰文《爸爸的最后两天》。文中写到,“父亲一九四五年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亲自己的死法竟是惊人的一模一样,好像他早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模式。”


回首舒乙的成长历程,走的却并非如父亲一般的文学道路——实际上,老舍的三女一子竟然没有一位是学文科出身的。上世纪50年代,舒乙赴苏联留学,专攻林业化学专业,后作为北京市光华木材厂高级工程师,负责领导科研室及中心实验室,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技术革新全国先进单位”称号。

老舍一家在北京家中合影,右三为舒乙


促使舒乙后来走上文学之路的,还是父亲的死。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同年,舒乙也开始凭借“老舍之子”得天独厚的身份,做了大量调查,搜集父亲生前资料,并走访了100多位知情者。1980年,舒乙写的《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每期由丁聪配图。丁聪先生称得上是老舍的插图专家,《四世同堂》、《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小说作品,昔年都是由他绘制插图。


在搞史料工作的同时,舒乙写了一系列极有价值和见地的学术论文。他的第一篇论文是《老舍著作和北京城》,得缘于他在阅读父亲作品时发现,其中提及的240多个地名,有95%都是真的,由此开辟了老舍著作“文学地理学”的进路;

1949年以前,老舍极少提及自己是满族人,创作中也从未说明哪个人物是满人。舒乙通过细致的阅读和缜密的分析,品出了老舍作品里浓浓的满族气质,著文《隐式满族文学》,发表在很少有人看到的《满族研究》上,为老舍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


舒乙研究老舍的另一个层面,是特别留心老舍文学世界里的特殊现象,比如巡警现象。舒乙研究发现老舍笔下的巡警人物形象全都是好人,他们虽不失狡猾,却一律是劳动者,同情下层百姓,最典型莫过于《我这一辈子》中的那个巡警,而这与社会惯常认为的巡警人设形成很大的反差。他还对老舍作品中呈现出独特的“食文化”感兴趣,时间一长,自己也成了京城“食文化”的专家。

1984年,舒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他担任馆长。舒乙为新馆的破土奔波数载,从跑立项,到建筑设计,庭园绿化,作家雕塑等,都倾注了巨大的心血。除了馆务繁忙,舒乙对馆内的业务积累和专业研究一点不放松,曾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等,是国内呼吁建立“手稿学”第一人,更有颇多散文、传记文学问世。

2013年06月30日,舒乙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古城洞前的祝盛桥上留影。


北京是老舍的写作源泉,他爱北京,作品里充满了浓浓的“京味儿”。舒乙爱北京,在任职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期间,为保护北京的旧有文物和古都风貌呐喊。2002年至2007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写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三篇考察实录,积极呼吁保护大运河。


曾有媒体报道,老舍生前藏了很多名人字画,仅齐白石的就有80多幅,而且都是精品。“那会儿没人买画,画家揭不开锅,老舍帮着卖也卖不出去,只能自己买了。” 舒乙后来曾与舒济、舒雨、舒立三位姊妹商量,将家中所存父母旧藏的多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中国美术馆。

他更是笑言自己六十岁后始学画,并在《舒乙的画》中提及此节,“第一个画家说:你的画不合我们的规矩,还有许多不该犯的错误。第二个画家说:你的画没有章法,只有一份大胆。第三个画家说:你的画像个孩子,充满了天真的童趣。第四个画家说:你的画有一股难忘的激情,可以借它去讨论艺术的真谛。第五个画家说:你的画是一股冲击的力量,还不千篇一律。”


末了,舒乙写道,“我对他们深深地鞠躬,说一声谢谢。然后,继续去画我的画,一往情深。”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澎湃新闻及光明著的《老舍之死和舒乙的人生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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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舒乙:我很悲伤,也很幸运发布于2021-05-09 12:2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