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秘闻】冈村宁次在战犯法庭上是如何脱罪的？

1941年7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了著名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就是这样一个统筹指挥侵华战争的高级军官，涉嫌残杀220名中国平民，同期被列为战犯的149人都被判了死刑，只有他脱罪，潇洒地活到1966年。

1904年，冈村宁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期毕业的还有著名的土肥原贤二，而其后和他的命运发生重大交集的何应钦，是他的学弟。

日本在1914年时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1年后，冈村宁次被派到青岛搜集情报，成为一名中国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冈村宁次担任日军侵华部队第11军的司令官，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并在1941年被任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三光政策，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台的。冈村彻底停止了在日本军内强调的风纪执法，使得放火、杀人、抢劫行为常态化。

后来，冈村宁次又担任了日军在中国的派遣军总司令官。

1945年8月，尽管已经四面楚歌，但冈村宁次依然负隅顽抗，并力劝天皇坚持抵抗。而在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冈村宁次也接受了投降的命运。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典礼上，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随后，被国民党政府软禁在南京。

1949年1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无罪”，并被释放回日本。

“您没带刀来？”

“是的。”

在1945年9月9日的日本投降仪式前，作为中方最高受降指挥官的何应钦，如此谦恭地询问理应是阶下囚的冈村宁次。

而在2天前，作为“学弟”的何应钦，秘密派自己的参谋到岗村的宿舍，告诉他：

在举行投降典礼的时候，可以带配刀来，需要在受降礼堂内、众目睽睽下把刀呈缴给何应钦；要么就不带刀，不带也可以。一切就看岗村宁次自己怎么选择。

还能怎么选？！

这几乎已经是公开的暗示了。

日本人以刀作为武士道精神的象征，在投降仪式上可以省略这个环节，岗村热泪盈眶。

按盟军统帅部规定，投降一方需要向受降一方行三次礼，受降一方都不回礼，单手接过投降书就可以。

然而，当日军的参谋总长小林向何应钦递交降书、并敬礼时，何应钦居然起身答礼，引起盟军代表的一片哗然；

20分钟的受降仪式结束时，冈村宁次一行7人退到规定位置，再一齐向何应钦鞠躬，何应钦又情不自禁地起立还礼。

之后，何应钦向冈村宁次吐露真言：

“我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做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实意图，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

1948年8月23日，天空下着倾盆大雨。

位于上海塘沽路的市参议会大礼堂内，800个旁听席满满当当，“第三号战犯”冈村宁次正接受审问。

担任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长的，是时任江苏高等法院庭长的石美瑜。

被誉为“刀笔精华”的他，主持审判了谷寿夫、野田毅、酒井隆、川岛芳子等人。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接受日军占领的地盘和物资，主要防备的对手就是共产党。

蒋介石不仅委任冈村宁次担任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工作的“总联络部长”，又聘请他担任军事顾问，帮忙打内战。

在国际及国内舆论压力下，冈村宁次在1948年8月受到了这样一次象征性的“审讯”。

在长达10个小时的公开审判后，石美瑜宣布另行择期宣判。

不久，他就接到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徐永昌的电报，要求暂缓对冈村宁次的审判。耿直的石美瑜不予理会，仍然把冈村宁次看守在战犯监狱。

1949年1月26日，开庭宣判的大日子。

石美瑜收到了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淞沪杭 警备司令 汤恩伯的手谕，以冈村宁次负责遣返战犯有功为理由，要求判其无罪。

国民党高官们还“贴心”准备好了“无罪”判决书，要求法官们签字，违抗命令军法处置。五位法官中三位在判决书上签字，庭长石美瑜拒绝签字，但已无关大局。

同时被列为战犯的共有149人被判死刑，而身为中国派遣军总司合的冈村宁次却无罪。整个法庭轰动，但又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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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说：

冈村宁次，男，年六十六，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日本陆军大将，被告于1944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

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二十六日

身心俱疲的石美瑜一直自责，再没有接受任何官位，安安静静地做个律师，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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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50年，冈村宁次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到台湾访问，期间主动探访石美瑜，还刻意地合影留念。

一个是曾经死里逃生的战犯，一个是与当局不合卸下军职的律师，两人再相见，时空及景物都已变迁，昔日的国族情仇只剩仿如隔世的尴尬。

也就是在那次对台湾的访问中，冈村对蒋介石说：

我所以能摆脱战犯（身份），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

恶魔逃过惩罚，不是他多聪明，而是因为人心对利益的衡量。

延伸阅读：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尚不敢优遇原日军中的高级将佐，许多地方和机构还对这帮人持排斥、整肃态度。包括冈村在内的这批人在日本受到冷遇，却在台湾受到了欢迎。当时，许多日本旧军人纷纷举家迁居到台湾谋求出路，一则台湾有50年属于日本“领土”的历史，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均能适应；二则国民党到台湾后想重整旗鼓，也需要他们之中的“各类人才”。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蒋介石为了重振旗鼓，培养所谓“中坚干部”，在台北市郊阳明山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该院不仅培训党政干部，还设有军官训练团培训各级军事干部，冈村宁次等一些原日军将佐被聘请为高级军事教官，他本人还有该院的“顾问”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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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能获得“无罪释放”和日本投降后200多万日军、日侨能顺利从中国返回国内，冈村对国民党一直感恩不忘。他称自己出于“报恩”的目的，先后介绍和组织过他所熟识的百余位老部下，到台湾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而这些人由于找到了饭碗和“用武之地”，也非常卖力地去干。例如，50年代驻台湾新竹的国民党第32师，经他们的严格训练，成为当时台湾的第一流部队，蒋介石检阅后曾夸奖其为“模范师”。

　　冈村多次去台湾讲学、访问，每次都受到国民党当局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热情接待。后来，有一次何应钦以私人名义赴日活动，受到日本政府的冷淡，冈村闻知后即召集老部下举行欢迎会。冈村致欢迎同时，因为过于激动，竟失声痛哭，何应钦也老泪盈眶。冈村称何是“对日本人了解最深的友人”，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并历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来证实何应钦如何“爱护和友好日本”。对日本政府忘恩负义简慢何应钦，他指责道：“何将军对于日本及日本人深具理解与同情，尤于战争结束时曾经竭力为日本人谋求福利，何将军此次来访，我国政府及国民却未能公开表示谢忱，以酬厚意！尽管我们是一个战败国，仍属遗憾之至！”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军国主义思潮也在社会上进一步抬头。冈村等一批战前法西斯将佐的生活境遇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也搬进了在东京的新居。这时，许多政界名流和魏德迈之类的“国际友人”，时常来拜访他。日本自卫队的军官还慕名常来向他请教问题，着实令他欢喜了一阵。

　　可是，好景不长。1962年4月，他此时唯一的儿子忠正暴死，时年仅49岁。忠正的生母星野理枝死后，便跟着祖母阿定生活，由于祖母的溺爱和仗着有一个步步高升的父亲，他一直不思上进。从冈村日记里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出，冈村并不喜欢他。但是，他的晚年毕竟需要有儿子来照顾。忠正之死，对冈村的打击很大，这一年冈村已经78岁了，身边除了有老伴加藤及几个孙辈外，就再没有其他骨肉亲人了。早年，他最喜欢的武正夭折于上海，而现在忠正又先他一步死去，莫不是上苍的报应？一想到这儿，他常常不禁老泪纵横。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以“启示”自卫队青年干部。接受这件事情后，他在老部下宫崎周一等人的协助下，于同年4月份开始动笔。为了宣扬“日本精神”和以他的立场去“说清历史事实”，他压抑下失子的痛苦和时而发作的肺病的折磨，用了两年的心血撰写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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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生前并没有来得及看到它出版面世。以“右翼首相”著称的佐藤荣作第二次上台组阁后，才于1969年底决定公开出版它。这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上是件大事，197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日报》专门就此发表述评称：“佐藤政府疯狂反华，公然出版几年前死去的战犯冈村宁次回忆录，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重温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可见，冈村的回忆录在日本近邻国家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引起极大义愤。

　　回忆录写完了，冈村宁次感到自己走进了人生终点。1966年9月，他的心脏突然发病，因抢救不及时而死去，时年82岁。

　　冈村宁次死后的葬仪倒是颇为隆重。日本政府和防卫厅首脑表示“沉重哀悼”；许多右翼团体和旧军人为他执幡送葬；远在台湾的他生前一些故友旧交，也专程来参加葬礼；报纸、电台还纷纷作了报道。正是：一生罪孽深重，至死未改初衷；晚年境遇不妙，厚葬聊补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