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演义更精彩：魏晋易代中关键事件与人物

中国人对三国魏晋史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但演义终究是演义，拨开历史的迷雾——

司马氏为何能夺取曹魏政权？

魏晋禅代的真相为何？

西晋政权为何又短促而亡？

上周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作者仇鹿鸣做客陆家嘴读书会，仇老师围绕一个人物、两个事件为读者解析魏晋易代之际历史事件背后的隐秘，揭示魏晋之际政治变化的实相。

活动现场照片

今天这样一个阴雨连绵有点萧瑟的气氛，某种意义上很契合今天要讲的魏晋时代。我会主要给大家讲一讲魏晋易代之际关键的历史环节，展现和《三国演义》构造出来的历史有所不同的历史面貌。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三国演义》，像刘关张结义、诸葛亮赤壁之战借东风、周瑜打黄盖等，都是汉语世界共通的知识背景，甚至可以讲它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作为史学的三国，其实非常短促。三国时代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到280年司马氏灭吴，其实也就是60年的时间。这短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10年以前我们都不太能在考古上区分三国曹魏时期的墓葬和东汉时期的墓葬，因为在器物和规格上没有明确的区别。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仅是短短的一瞬，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是非常有限的。从史学本身来讲，三国史也并不是一个研究水平很高的领域，因为研究它有很多的限制，一是相对来说材料有限，二是它其实并不算关键性的时代而只是一个乱世的开端，三是学术界本身对这样一个被老百姓熟知的时代有偏见，觉得没有太多研究的余地。要讨论这样一个时代就不能够被前人的研究和设计好的套路包裹，而要尝试重新阅读材料，就像《倚天屠龙记》里张三丰教张无忌学习太极的时候就告诉他首先需要忘记。你要忘记小时候读《演义》建立起来的对某个人的偏向，忘记那些非常熟悉的故事。

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最漫长的一个分裂时代的开端，大家最熟悉的那些三国人物和事件其实绝大多数发生在东汉末年而不是三国时期，比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严格来讲都是东汉末年的事情，而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些三国人物很多也都没活到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比如董卓、袁绍、吕布，曹操、关羽其实也没有活到三国。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政权的瓦解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东汉瓦解后，中国再次归向统一是公元589年，相隔四个世纪，在这四个世纪当中，除了西晋有20多年短暂的统一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分裂的，而且是高度碎片化的分裂。我们有时候会讲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是交错进行的，就像三国演义的开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且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但事实上，其实大概到隋唐时代才能讲统一是主流这样的话，隋唐之后还有分裂时期，但再也没有这么长。魏晋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碎片化的分裂。我们很难把自己代入进历史，但假设你穿越到公元七世纪初，你还会认为中国历史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吗？

魏晋南北朝尽管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它其实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枢纽时代，它重新定义了统一，使中国历史再次进入我们熟悉的轨道。今天我们会谈一谈三国后期一些重要的历史变化，谈一谈短促的统一，以及这个统一为什么会失败和它所埋下的隐忧，我会围绕两个事件和一个人物来展开。

司马氏代魏：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一次皇权嬗代

在司马氏代魏的历史过程中，最关键性的事件就是发生在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变。司马懿通过这场政变诛杀了掌握政权的曹爽，独揽大权。经过子孙三代四人的努力，到公元265年代魏建立了西晋，所以曹魏的历史只有45年，真正来讲曹魏皇帝自己掌权的历史其实只有30年，后面的15年实际上是司马氏掌握权力。

在陈寅恪看来，司马氏其实代表了东汉以来最有影响的世家大族的势力，而曹操出身卑微，所以司马氏代魏某种意义上有一点“拨乱反正”的意味。他认为只有在三国乱世中，曹操这样严明执法的人才有存在的必要，一旦归向统一，儒家势力会重新起来，这是历史大势自然的转变。陈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他这个观点有很多的支持者。但回到历史事件本身来说，我觉得这个观点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事实上得出一个非常明显的悖论：如果司马氏很有势力，为什么要经过祖孙三代四人的努力16年后才登上皇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我看来这恰恰证明司马懿对政权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

在古代皇权有高度的神圣性，如果皇帝倒行逆施，天会有所警示，比如发生日食、地震，这些观念的存在都提醒我们皇帝是具有神性的人物。我们现在会觉得这就是封建政权搞的迷信欺骗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统治。但如果回到那样的时代，我们会知道是否登上帝位在权力的稳固性上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来讲，权臣掌握权力之后要尽早称帝，这样权力上就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权臣掌权之后篡位都是很快的，而像司马氏代魏的历史过程持续时间这么长（另外的例子就是曹魏代汉），很重要的原因是汉是一个延续了四百年的帝国。我们站在历史后见之明的立场上会觉得哪个王朝都会灭亡的，觉得一两百年在历史书上两页就翻过去了，但是身处在历史情境当中是非常复杂的，不能小看时间感。现在是2020年，新中国建成71年，再往前400年是什么时候？1620年，满族人都没入关呢，如果一个王朝从1620年存续到现在，你觉得它会灭亡吗？不会。更何况它曾经有一个中断又复兴，所以汉是有巨大合法性的王朝，所以曹魏代汉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立刻称帝代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具有曹操的声望，非常需要皇帝的名分来确认权力，这个过程比司马氏代魏的时间更久。但是中国历史上绝对没有第二个政权转换持续了三代四人的例子。如果综合时间和转换权力的复杂性，司马氏代魏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一次皇权嬗代的过程，但在《三国演义》里这种复杂性没有被展现出来。

魏晋易代大事件一：高平陵之变

在249年的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诛杀了曹爽。我们首先要明晰曹魏有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传统，一个是曹魏的军权，尤其是禁卫军的权力长期以来集中在曹氏和夏侯氏手中，这在《三国演义》中非常明显，一直到司马懿掌权之前，曹魏禁卫军系统所有的领袖几乎都姓曹和夏侯，这是曹操起兵以来非常强韧的军事传统。第二，曹魏的文官系统主要来自汉末士大夫的子孙，这个结构成为曹魏中期以来政治的传统。

魏文帝曹丕托孤的大臣是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其实就表明了这样的传统。这四个人当中的三个在魏文帝时代就去世了，只有司马懿还活着，所以后来托孤的人就变成司马懿和曹爽，但是这个结构是没有变的，一个是曹操曹氏家族的远亲，主要控制军权，另外一个就是文臣的代表。在这样一个强的政治传统中，曹爽能够专权架空司马懿，核心就在于他牢固掌握了禁卫军权。大家不要把曹爽想象成《三国演义》里非常愚蠢的样子，尽管他不太能够和司马懿相提并论，但还是拥有合格线以上的政治智慧和判断力的。

历史上很多人对高平陵之变的成功抱有疑问，比如宋代学者叶适就提出：“嘉平之役，极是异事。曹氏造基立业，虽无两汉根本之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马懿再世受遗，信非忠贞，何遽盗夺！而况虚位无权，势同单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闭门截桥，劫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者所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灭，然竟以胜，一异也。”就是说曹魏统治天下已经有五六十年的时间，司马懿做这个事和造反没什么区别，而且那时的他被曹爽架空权力已经有小十年，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力，这是最愚蠢的人都不敢做的事。但是司马懿是个聪明人，所以整件事就很奇怪，更奇怪的是居然还成功了。

谁支持司马懿夺权发动这场政变？大多数都是曹魏的功臣。曹爽掌权之后重用的都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曹魏新进名士，这些打天下的功臣基本上都被排挤掉了，这是接近70岁的司马懿夺权的一个背景。支持他的那些老臣说他是托孤重臣，而曹爽的独断专行其实违背了明帝的嘱托，因为曹魏传统是要功臣和宗室互相制衡来维持皇权独大，如果只有一方独大，皇权会受到威胁。

政变当天曹爽兄弟带着小皇帝去给他的父亲魏明帝扫墓，离开了洛阳，司马懿就借助这个机会关闭城门，挟持太后，发动政变，这个过程在《三国演义》里有表现。根据史书的记载，司马懿大致的行动首先是部勒兵马，占据武库，接下来命长子司马师和弟弟司马孚将兵屯在司马门，次子司马昭率兵监视二宫，再之后让司徒高柔占领曹爽军队营地，然后派太仆王观占领曹爽弟弟曹羲的营地，在所有战略要点都被控制的情况下，才与太尉蒋济勒兵屯于洛水浮桥，准备迎击曹爽可能的反扑。

上图是最近十年来考古发现的汉魏洛阳故城，汉魏洛阳故城是指从东汉到北魏的洛阳城，实是现在洛阳城东面的一个遗址，这给我们提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高平陵在哪里。确定高平陵的位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离洛阳城有一定的距离，不是当天可以赶回的，这其实给司马懿的政变提供了相对比较充裕的时间。

另外从这个考古发现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是一宫制还是多宫制。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中国古代都城是北京，北京只有故宫，这就是一宫制。皇帝在城里如果有不规则分布的三到四个同时使用的宫城，就叫多宫制。多宫制到一宫制的转变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非常重要的转变。过去，学者从文献资料上来讲会认为这个转变发生在北魏时代，但是根据最近十年来汉魏考古发现可以比较精确地把这个时代定位在曹魏，这对我们理解当时洛阳城的基本格局有非常大的帮助。汉代的洛阳城大概是南北两宫，有复道相连，曹魏时变成单一的宫城。

对司马懿来说，政变当中他最想要控制的地方是武库，次之的地方就是司马门。为什么要首先占领武库呢？因为所有的武器都集中在那里。刚才说曹爽并不是一个很笨的人，史书上明确记载曹爽的府邸就在武库南面，就是为了就近便于控制武库。也因为曹爽的府邸在武库南面，所以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时候其实经过了曹爽家门口，正常来说当然是要先把曹爽的家属抓起来作人质，但没想到司马懿却不屑一顾，过门而不入，直接占领了武库。在整个政变的过程当中，司马懿的实力远远不如曹爽，只能把自己的力量投送在最关键的部分。另外就是司马门。曹爽挟持了皇帝，司马懿要抗衡就一定要取得太后的支持，司马门又是整个宫城的最南门，也是当时大概唯一一个有武器的军队值守的战争要地，所以司马懿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去攻打司马门。这两个选择能够看到司马懿是非常聪明的。

高平陵之变是一个有偶然性的冒险，司马懿本处在明显的劣势，但是因为曹爽兄弟轻率地带魏帝出城，导致群龙无首，司马懿利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把握了这一转瞬即逝的良机，铤而走险，奋力一击，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人物：奠定魏晋之际转折的司马师

掌握了政权就能取代曹魏吗？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个人来讲，这个人是在司马氏三代四人当中过去相对来说被忽视的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尽管司马师本人后来被追谥为帝，但一般人对他并不太注意。但如果仔细看这个时代，虽然司马师掌权时间也就五年左右，但他奠定了魏晋之际真正意义上的转折。

司马师早年是司马懿最信任的人。“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之所出也。”三千死士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高平陵之变最早是司马懿和司马师策划的，而司马昭并不知情。在高平陵之变之中，司马师是司马懿最重要的助手，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就继承了这样的权力。我刚刚讲到这种权力的继承其实是没有合法性的，本身是对皇权的挑衅。司马懿本人有一定的合法性，因为他是托孤大臣，但司马师却不那么具有声望。这有点类似于曹丕和曹操，年轻但是在政治上缺少足够威望，但他面临的环境比曹丕要险恶得多。曹操控制政权20多年，而司马懿掌握曹魏政权是两年多一点，所以曹丕掌权的时候，所有的大臣都是曹操所培植的，而在司马师掌权的时候，最重要的大臣大都不支持司马氏代魏，这是过去不太被注意但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些支持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曹魏老臣本身不支持司马氏代魏。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支持司马懿反对曹爽的人其实只是希望恢复到原来功臣和宗室互相平衡的时代。其次，支持司马氏做皇帝他们能获得什么呢？高官厚禄，但是他们已经是了。对曹魏老臣来讲，他们虽然不喜欢曹爽，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支持司马师做皇帝。在《三国演义》当中有提到原来支持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好几位老臣后来其实是站在了反对司马氏的立场上，所以司马师掌权的时候就面临非常多的挑战，首先是缺少支持他嬗代的政治基础。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时代其实是三个分裂国家并存的时代，它的内政高度受到外交因素影响。司马师掌权之初其实是希望通过对外战争来增加自己的威望，但可惜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没有办法细讲，在这里可以稍微提到的一个因素就是在曹魏的政权当中，除了洛阳，最重要的军事部署就是以四征为中心，“征东将军屯淮南，征南将军屯襄、沔”，淮南和襄、沔，这两个战线对应了三国里面的扬州和晋州，是用来防备吴和蜀的。这是曹魏最基本的军事格局，《三国演义》当中就着重表现司马懿长期坐镇关中和诸葛亮对抗。司马懿掌权之后，因为关中都是他的旧部，所以能够比较好地控制，但大家都知道在《三国演义》当中有描写过淮南三叛，就是淮南三任的军事将领，王凌、毌丘俭和诸葛诞先后反叛，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请大家注意，小概率事情的发生当然有偶然因素，但是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结构性的问题。正常来想就知道第一个造反了，下一次就要换一个听话的人，为什么每次都选错人呢？是司马师、司马昭比较愚蠢吗？其实历史上没有那么笨的人，因为他一定要选择那些熟悉前线形势又富有声望的将领才能够稳住局势，而淮南系统是司马懿生前没有染指的，比较复杂，司马师掌权之后，淮南成为他最大的心腹之患。

尽管司马师执政时间不长，但他对整个司马氏集团来讲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一是他逐步建立了拥戴司马氏代魏的政治集团，第二就是诛杀夏侯玄、李丰等人，第三是在目疾发作的情况下平定了淮南的毌丘俭之叛。整个过程中司马师建立了大功，但是因为意外身故，皇权才转入司马昭、司马炎手中，而司马师的儿子齐王司马攸在魏晋之际有很高的人望，加上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又是一个有名的白痴皇帝，成为晋初政权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魏晋易代大事件二：“入西川二士争功”

邓艾和钟会伐蜀是《三国志》最后的高潮，过程中，两人产生矛盾导致了双方的死亡，这是一个传奇性的故事，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场战争高度受到内政的影响。公元258年2月平定诸葛诞后，司马昭完全扫除了内部对手，过了三个月就“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焉”。在中国古代，九锡是皇帝才能够使用的，名义上是给那些重要的功臣提供特殊礼遇，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演变成权臣将要取代皇帝的非常重要的标志。

公元258年司马氏开始启动魏晋嬗代的步骤。为什么这个过程之后又停滞了六七年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司马氏所立的傀儡的皇帝曹髦，虽然只是个20多岁年轻的小皇帝却很有血性，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率领自己的随从去攻打司马昭，结果在半路上被司马昭的人杀了。这个小皇帝留下了一个很有名的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国古代的皇帝讲尧舜这样的圣王就是天下为公，传贤不传子，这是儒家美化禅让传统。上古有没有这种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汉魏时候的禅让是假惺惺的，被禅让的人起码要演三次推辞才能接受，这叫“三让乃受”，虽然我们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假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当中是有意义的。在曹髦的情况里，皇帝被杀死了，所谓自愿的戏码被戳破了。曹髦的死某种意义上是必然的，这样一个刚烈的小皇帝给曹魏延续了六七年时间。从258年到263年，虽然有很多次加九锡的动议，但是司马昭迫于道德压力不敢接受，所以选择以伐蜀来建立功绩，确认自己可以取代曹魏。

当时曹魏最有声望的将领邓艾认为魏蜀之间的形势没有变化，所以坚决反对伐蜀，司马昭强迫他参与。但在伐蜀之役里司马昭启用钟会为主帅，邓艾只是偏军。《三国演义》容易形成一个误导让大家认为邓艾和钟会两人年纪和资历都差不多，但事实上，邓艾当时是一个快70岁的人，是整个曹魏最有声望的将领，而钟会跟司马昭差不多大，也就40多岁，而且还是一个文臣。但因为钟会和司马昭有密切的私人关系，所以整个伐蜀之役是由他来主谋的。

当时整个蜀国最核心的军事力量由姜维控制，钟会分出了三四路偏师对姜维前堵后追，就是为了拖住姜维，不让他退到剑阁，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史书上记载姜维开战以来一直吃败仗，但这些都是战术性的失败，最后战略上是姜维取得了胜利，守住了剑阁。我们都知道历史的格局，当时对峙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蜀是不会灭亡的。那年10月，战争形势没有改变，可是司马昭还是立刻接受了加九锡之命。所以其实对于司马昭来说，这样的军事行动本身并不是一定要灭亡蜀国，就只是要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有理由来取代曹魏。按照当时的规划，那些原来奉命拦截的偏师应该全部和钟会会合接受指挥，但邓艾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他直接穿过阴平小道，击败了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一举灭亡了蜀国，这是军事史上非常经典的战役，但这场胜利却激化了钟会和邓艾的矛盾。

我之前讲到因为受到外部因素的牵扯，司马氏对内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最核心的政治人物都是曹魏官僚二代以及那些和司马昭有密切私人关系的人。魏晋时代流行清谈，以此形成了一种智力游戏。当时士人也非常重视孝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如果有人不小心提到了你亡父的名字，触犯你的伤心事，你就要当场嚎啕大哭。所以魏晋的时候，往来首先要问对方家族的名讳，避免冒犯对方，连同音都不行。当时非常聪明的人就可以做到“日接百人而不犯一人讳”，是记忆力超群的表现。反过来讲，如果可以拿对方父亲的名字来开玩笑就代表关系非常亲密。

有一次司马昭和陈泰、陈骞还有钟会约好一起出去玩，但是钟会迟到了，司马昭就对钟会说：“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这里嵌入了钟会父亲钟繇的名字。钟会极聪明，用了八个字就把车上三个人父亲的名字都提了一遍“矫然懿实，何必同群？”，意思就是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何必要跟你们混在一起呢。司马昭还不服气，“皋繇何如人？”钟会又答：“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一下说出了司马昭（字子上）和司马懿的名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都是文化气类很接近的，崇尚清谈、玄学，口才很好、反应很快，关系也很亲密。邓艾是什么样的人？他出身非常卑微，还是一个口吃，在这样一个崇尚清谈的氛围当中，邓艾非常特殊，所以尽管他军功很大，但他本人和司马昭、钟会这些人是有隔阂的。钟会和邓艾的矛盾是有偶然性的，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在曹魏和西晋政权核心的那些人有相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爱好，以及非常密切的婚姻关系和往来，像邓艾这些出身卑微的人在这个统治集团里往往会遭到排挤。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会知道在邓艾和钟会的矛盾里，邓艾是冤屈的，钟会才是真正有谋反之心的人，而邓艾却受到猜忌被杀了，并且在很长时间中都没有被平反。当时有一个为他上书的人讲“艾性刚急，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这种事情发生一次还可以说是偶然，但在几十年后的伐吴之役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王濬和王浑险些重演了邓艾和钟会的悲剧，这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反映了西晋初年或者说魏晋之际权力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以曹魏功臣子弟为中心的统治核心已经成了一个利益集团，阻止那些因为军功或者其他原因上升但出身卑微的人的势力，这种统治结构的封闭性和某些偶然因素相结合最终构成了西晋的历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