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幽索隐的乐趣——读两本魏晋史学名著--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近期读了两本魏晋史学名著，分别是青年学者仇鹿鸣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以及田庆余先生大名鼎鼎的《东晋门阀政治》。前者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口碑极好，是“封神之作”，早就列入我的阅读计划。后者在大学阶段学习中古文学的时候翻过，那时学力尚浅，浅尝辄止，未能读完。这次重拾此书，也算是完成了夙愿。

一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以司马氏家族崛起、司马氏政治集团形成、魏晋嬗代、武帝一朝政治至西晋走向崩溃的政治演化为经，以考察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势网络与乡党家族姻亲交游网络的互动关系为纬，深入剖析魏晋政治变局（司马氏祖孙三代四人的上位史）。

作者一反陈演恪关于魏晋王朝更迭是儒家贵族战胜非儒家汉族的观点，指出河内司马氏并非典型的汉魏时代的儒家大族，在汉魏时代有一个由武入文的过程，且司马代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三祖皆寓于魏世”，其家族人际网络、政治权势深深嵌于曹魏政权的内部。司马氏家族从一个普通地方大族经汉末三国战乱一跃为皇族，深深根植、受惠于以血亲、婚姻、交往等要素为纽带编织成绵密而有效的河内同乡社会网络。随着司马懿长期出仕中央，其人际网络突破乡里地域界限，与全国性政治大家族紧密联系，通过辟举、保荐、拔擢，安插自家人马，广纳贤才、收拢人心，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势网络。

在这一权势网络中，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且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曹魏贵戚子弟、官僚群体占据了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并且在代魏建晋的过程中，比较顺利地从“曹臣”转化为“晋臣”。这种“鸠占鹊巢”，整体继承、嫁接的王朝嬗代方式在保持政权平稳过渡的同时，也将其原有矛盾移植到新朝，更使得西晋政权的统治基础狭隘化。其原因在于，曹魏贵戚子弟和官僚群体在西晋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同其声类，党同伐异，为了垄断既得政治利益，也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出身，排斥出身低微、后起者，堵塞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上升渠道，抑制了官僚阶层内部流动，造成了西晋建立之初就已暮气沉沉，整个统治阶层僵化而缺少活力，无法应对新的危机。

同时，上述司马氏政治集团成型及亡魏建晋的这一特征迫使因司马昭突然暴病而亡继位的晋武帝司马炎所能动用的政治资源有限，只能作为一个受成之主，被动继承、依赖祖父遗业和司马昭后期形成的政治班底。被宗室和功臣两股既成政治力量束手束脚的武帝在西晋初年缺少腾挪闪转的空间，不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裁决者，更像是晋初政治的平衡者。但在垂拱而治的表象下，涌动着武帝抑制宗室、功臣势力膨胀，巩固、增强皇权努力的暗流。

作者对以平吴战争划分武帝一朝政治的传统观点加以批判性反思，把不起眼的表面看似无事的咸宁二年视为武帝一朝政治转折之年。作者通过细密考证，发现这一年武帝感染了在首都洛阳爆发流行导致死者太半的瘟疫，几乎丧生。疾疫的可怖让武帝深深体会到了生命无常，更可怖的是在其染病不起的这小半年间，朝野围绕拥立齐王攸的或明或暗的政治举动让武帝清晰地感受到了权力不稳的危险。由此，武帝开始采取一系列强硬政治举措，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西晋政局，巩固权威，扩张皇权。对外，发动平吴战争，改变功业不足的一贯形象；对内，打击拥齐势力，把外戚引入政局，成功将西晋政治格局从曹魏时期的宗室、功臣分立改造为外戚、宗室、功臣三足鼎立。但这一过程并没有消除统治集团内部原有的矛盾，反而因异质力量的引入使得西晋政局更趋复杂，并经过一系列事件的酝酿和发酵，日趋激化，最后自己精心安排的辅佐太子的外戚杨氏家族将西晋推向了灭忙的深渊。

二

《东晋门阀政治》以东晋江左几家侨姓世族的兴衰为线索，旁及军事、地理、文化、经济诸问题，考察了东晋一朝因特殊际遇下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下启庾、桓、谢氏迭相执政的百年门阀政治。

作者发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起源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东海王越与琅玡王衍在洛阳的政治结合，由此派生出徐州下邳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当然，前一组合是司马越主导，后者王导更具主动权，这是日后建康王马共天下的前奏。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总征讨于上游，琅玡王氏家族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主弱臣强，使王氏家族维持江左王马共天下格局二十余年，直至庾氏家族兴起，抑制并凌驾与王氏之上。

琅玡王氏之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同王氏家族一样，秉权而久于其任者，都是名重一时而昆弟众多，且分局内外，彼此呼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不衰。颍川庾氏，亮出将入相，冰、翼等亦内外相维；陈郡谢氏，尚、奕、万诸昆弟久戍豫州，谢安则凭借诸兄余泽和豫州势力，得居相位，其侄谢玄据京口而建北府兵。士族权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强则依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与南北民族矛盾的存在又使得共天下而始终不能篡天下。

东晋政权得以维持百年之久，在皇权与士族之外，还有另一股重要的力量，即流民。晋室仓皇南渡，所依赖力量有限，由流民帅控制的流民武装成为东晋屏藩北面，偏安江左不得不加以利用的力量。“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正如有论者已指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三

人不能一直吃垃圾食品，读书的胃口需要好书来拯救。只有见过、吃过好东西，才更能分辨、抵抗垃圾。这两本读得很愉快，是那份一拿起就不愿放下的愉快。特别是《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文辞古朴雅正、考据质实绵密，如老吏断狱，抽丝剥茧、层层递进，又娓娓道来，读来酣畅淋漓。

两书能在汗牛充栋的中古史研究里爬梳剔抉，探幽穷赜，新见迭出，独树一帜，有所发明贡献，首先是对各种留存下来史料的极端熟悉。史料是史家照亮过去历史的唯一镜子。在极端熟悉的基础上，还要去粗取精、去芜存菁，通过史料内部、史料与史料之间交叉比对，发现光亮照不到的暗面。

还要注意到史料本身并非完全客观，史家在编撰史料时也受限于各种条件，甚至其撰史也是有预设立场的，要对史料本身也抱有警惕和批判态度。另外，前人的研究固然为后来者搭建了探索的阶梯，但同时也可能束缚了后来者研究思路，故而同样要对其抱持警惕和批判态度。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在看似“题无剩义”之处发现问题。

另外，正如仇书中所说的，“身处特定历史情境的当世人而言，他们是雾中之人，所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纷繁复杂、利益纠结的现实政治，他们的每一个政治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种种复杂而细微的考量。”历史研究还要善于洞察人心世态，有时无需过多理论推演，只要对历史及研究对象抱有同情之理解，很多东西自然如水枯石头显。两书都极重视对历史细节的深入挖掘，从一个小切口进入，详细研究其剖面肌理，以严密考证铺陈历史事件，陈述来龙去脉，结论自然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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