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留珠：精心绘制的中国古史画卷——《中国历史·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评介

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是新近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优秀的高校文科中国通史教材，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完全名实相副。在这部教材中，由刘宝才、钱逊、周苏平三教授主编的《先秦卷》(简称《先》)，由王子今、方光华两教授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简称《秦》)，堪称精心绘制的中国古史画卷，读后令人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

先秦历史，文献记载，纷杂不一；秦汉魏晋南北朝，虽有系统的正史记载，但实际问题也很多。20世纪以来有关这两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林林总总，内容异常丰富；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计。如何把这些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地向青年大学生勾勒出先秦历史及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全貌，确非一件易事。《先》从论述中国古文明入手，分为“远古”、“夏商周”、“春秋战国”三编计十六章，显现了中华大地上自180万年前至公元前221年间历史发展的情况。《秦》则按照秦、西汉与新、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顺序，以八编四十章的篇幅来展现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9年间的社会历史。两卷教材大胆突破了过去以社会形态划分章节的模式，而代之以中国历史上存在的“王朝”来标志历史的更替和演进，应该说是更符合历史真实的。在这里，“王朝”不过是表示时间的符号，而重要的则是与历史事实叙述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唯物论观点。这与旧史的“王朝体系”并不相同。

如果说上述的以王朝顺序来标志历史的更替和演进是这两卷教材的第一个特点的话，那么，重视地理环境及生态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则是其第二个特点。例如《先》在叙述中国文明起源时，首先便论述了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指出：“这种情况使得我们远古祖先基本上走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史前文化。”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再如《秦》第三编关于东汉经济的一章，特置两汉经济形势演变生态背景部分，用以说明生态环境变化对汉代经济形势演进的影响。其与《先》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呼应连贯，相互辉映。这当中所凝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成果，成为两卷教材中突出的亮点。过去我们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完全蔑视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影响，后遗症十分严重。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已经逐步扭转了这种偏颇。两卷教材对地理及生态环境的重视，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史学“究天人之际”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展。

两卷教材的第三个特点，是增加了关于社会生活的内容，加大了学术文化的份量。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历史教材，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限夸大农民战争的作用，而对于丰富的社会生活，却不屑一顾，认为这些不登历史科学的大雅之堂；关于学术文化，虽亦有之，但份量很小，且多为儒法斗争、唯物唯心斗争之类简单化描述。其结果，活生生的人类历史，被僵化为干巴巴的教条。《先》《秦》两卷教材，充分继承学术界拨乱反正的成果，并借鉴国外某些学术观点，把社会生活作为历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比较展开地写了出来。像《先》中，每编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在《秦》中，甚至还单列一编，专论秦汉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至于对学术文化的论述，两卷教材都空前加大了份量。像《先》之春秋战国一编，共分八章，其中文化、文明就占了两章，如再加上社会生活的一章，比例则达3/8，这在若干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就所论内容而言，完全排除了非科学非学术的成分，而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文化。

特点之四，两卷教材不管是内容的编排抑或是论述的角度，多推陈出新。前者如《先》的夏商周一编，首先用一章的篇幅从纵向论述了夏商周更替与华夏族的形成，然后分五章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宗教思想、自然知识与文化艺术等不同的层面，展现了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商周两代的历史。相比之下，关于夏的描述比较简洁。编写者除了客观地叙述古文献中有关夏朝兴亡的记载之外，特地专门介绍了考古学对夏文化研究的情况，从而对于青年学生了解学术前沿成果有所裨益。再如同卷的春秋战国一编，其第一章以十分简洁的文字叙述了从诸侯争霸到秦统一的历史线索；第二、三章比较全面系统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变革，其中既包括春秋时代公室、私家势力的消长和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也涉及当时各种制度的演变，明显是这一编中的重头戏；第四章专论这一时期的经济，同时亦论及土地制度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第五章写春秋战国的社会生活，第六章则写当时的民族关系；最后的七、八章，亦是该编的重点所在，写当时的学术文化(包括诸子百家、学术变迁、思想发展、融合趋势)、科技文明和文化艺术。如此匠心独运的编排，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后者如《秦》的第一编，其四章内容中，除第一章论秦政，第四章论秦亡之外，其余两章所论秦的经济和文化，则是从“经济管理”和“文化政策”的新视角来作考察的。无论是运用秦简材料对秦经济制度严苛风格及其军事化管理体制的阐述，还是关于《吕氏春秋》政治文化内涵、“书同文”的文化规则及焚书坑儒的剖析，均立意卓特，不同凡响，令人信服。再如同卷第二编中，为新莽单列一章，并把赤眉、绿林起义归入此章之内，这也是一种新视角，是一个大胆的新尝试。尤其同卷第三编论东汉经济的一章，把主题放在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重心的东移上面，更是对以往东汉经济史的彻底翻新。

特点之五，两卷教材均特别重视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制度的来龙去脉，突出重要历史人物的作用并力求写出其个性。通观两卷教材，可以这样讲，其关于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制度的叙述，是清楚、准确的；对于事件和制度来龙去脉的交待，是明确、清晰的。如《秦》第六编关于高平陵政变、“淮南三叛”以及通过这两次事件后臻于成熟的西晋统一形势的叙述，第七编关于“胡汉分治”制度的探索等，皆其适例。实际上，这些例子都是随手举来，并没有刻意寻求；但通过它们，读者足可以体会到全教材叙事件、述制度的简洁与明快。过去我们对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估价偏低，许多地方甚至不敢谈个人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先》、《秦》两卷教材一扫这种偏见，在突出历史人物作用、力求写出其个性方面，做了极为有益的尝试。像《秦》第七编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南北对立一章，仅其目录中出现的人物便有石勒、冉闵、符坚、司马睿、祖逖、王敦、苏峻、桓温、司马道子、孙恩、桓玄、刘裕、卢循等十多位，另还有行文中登场的众多人物，编写者就是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展现出该时期的历史面貌。大家知道，中国传统史学，是以人物传纪为主体的，从某种意义上或可称之为一种人物学。两卷教材突出历史人物作用并力求显示其个性的做法，应该说是对于我国史学重人传统的承继和弘扬。

(二)

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先》、《秦》两卷教材的成功，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它们除了前述之特点或曰成绩外，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兹据个人的肤浅理解谈点看法，以与编写者共商榷焉。

中国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其特殊性，但她毕竟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所以对于中国历史还需要从世界史的范围内去加以理解和定位，这样适度的中外对比在一部优秀的中国史教材中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我们注意到《先》的《前言》中有关中国古文明与世界古文明对比的论述，认为这是一段很精彩的文字，然而可惜在正文里却不甚见这样的对比，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缺憾。希望将来再版时，能将这个缺环补上。此其一。

第二，《先》、《秦》作为整个《中国历史》教材中的两卷，在体例方面基本上做到了统一，但其中仍有某些不一致的地方。例如社会生活部分在两卷教材中基本都置于每编内用一章的篇幅给以论述，然而对秦汉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却单独列为一编，这样就显得不那么协调。再如章的序次，《先》是以编排序，即每一编所属之章独自为序；而《秦》则是全卷通序，即从第一章直到第四十章连贯下去。这些虽是很小的问题，但若能严格规范，自然效果会更好。另外，个别编有标题与所述内容不符合的情况，如《秦》第八编标题为“南北朝”，但所属之第四十章却叙述有两晋之事。这种情形，恐怕也应该算是一种体例问题。

第三，个别地方有遗漏。如《先》论述春秋战国的制度演变时，缺少法律制度方面的内容。其实，从出土的云梦秦简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方面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再就两卷书的衔接而言，某些细节上似也略有疏漏。如《先》附录的《大事年表》云：“公元前238年，秦王政行冠礼，平定嫪毐集团。”《秦》第一编一节叙述此事却把“行冠礼”写作“行郊礼”。当然，这二者都没有错。“冠礼”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郊礼”说据同书《吕不韦列传·太史公曰》，史料依据皆“坚壁不可撼”。不过，这样的记述出现于同一部书相连两卷中，就不免造成前后衔接上的不一致。现在有些著作如《陕西通史·秦汉卷》则把《史记》中这两处相矛盾的记载综合起来，曰“秦政赴故都雍郊祭上帝，并举行冠礼”，这种做法或可借鉴。

第四，插图相对少一些，没有彩色图版。一部好的教材，应该是图文并茂的。《先》、《秦》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插有一些地图、线图及黑白照片图，但数量略少了一点，特别是没有彩照图版，是个缺憾。再版时如能适当补充，无疑将会大大增强教材的直观性。

秦汉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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