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常态”与“变态”——读阎步克的《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全文共7500字，阅读需10分钟）

“恰当运用的理论是锐利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思考和论述更清晰、更系统，而不是散漫含糊甚至自相矛盾。”

每每读阎步克老师的著作，笔者都能感受到内心的震撼：出其不意的切入视角、丝丝入扣的逻辑分析、工整严密的史实考证、融会贯通的理论应用……阎老师的著作总是让人感到有一种强大的“科学性”，从纷繁复杂的史事中进行分类归纳，恰当地运用概念与理论，从历史中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线索，从而能够体现历史学内部理性层面的高度。

阎步克老师虽然称本书是一本“普及读物，对此期官僚政治制度提供一个轮廓而已”，但是业已将作者数十年的研究心得灌输其中。细细阅读，我们不难从书中发现诸多结论分析早在作者的诸多代表作（如《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品位与职位》等）得出，但是本书却是用简练的文笔极为流畅地将这些心得与结论都和谐地统一了起来，这着实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

繁琐的考证与高深的理论固然体现一个学者的职业水平，然而能够用如此简练精悍的语言将如此复杂漫长的历史呈现出来，才真正能体现一个学术大家的风采。

本书就是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出发，理清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变迁。秦汉是中华帝国第一个高峰，建立起了空前的统一帝国；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空前混乱的时代，然而纷乱的表层背后是各项制度的演进；隋唐则是中华帝国第二个高峰，其政治制度之完善、疆域版图之辽阔、文化思想之精深又超出了秦汉时代。换言之，秦汉和隋唐是历史演进的“波峰”，魏晋南北朝则是陷入“波谷”，贯穿其中的则是一条轴线：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作者对此总结道：“所谓‘两千年一贯制’，并不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进程，然而在各种事象的沉浮动荡中人们看到了一条‘轴线’，他最终呈现为各种上下波动、左右摇摆所围绕和趋向的东西。这个变迁的‘中轴’，就是我们所说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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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帝国的“常态”

什么是帝国的“常态”呢？作者认为自战国以来，中国的政治主旋律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秦汉之后运作在这三大原则之上的大一统帝国就是常态。

秦汉帝国是中国首次出现的大一统帝国，纵向来看，其制度当然不如后世隋唐宋明清那样精致，但横向来看，却已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集权帝国。“帝制两千年的政治制度，在大多数时间中保持着其最基本的结构性特征，而秦汉帝国有垂范奠基之功。”而且，尽管秦汉帝国许多地方稍显原始粗糙，但是其不少地方的行政效率反而还在后世之上，或许其背后有着“大道至简”的奥秘吧。

君主专制即皇帝君临天下，理论上没有任何权力能够制约。不过，事实运作中，总是有不少显性隐性的因素对其有所制约，这是中华帝国的一大特点。过去的研究总是认为相权是制约君主专制的杠杆，相权对独裁专制的压制手段。但我们仔细想想，秦朝设丞相，王绾、李斯又怎能制约得了秦始皇、秦二世？同样，汉武帝独揽大权之后，身任丞相就意味着家破人亡，身家性命都在所难保，又怎么能让他们去制裁汉武帝？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秦皇汉武奉行“文吏政治”。作者认为，文法吏与皇帝结合，往往能产生一个刚性的专制皇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绝对专制。秦汉帝国极重视吏，这是后世少有的特点。“以文法吏治天下”正意味着吏在这一时期的强势。翻阅史书，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汉宣帝、光武帝都是严刑峻法、注重吏事的皇帝。

“得一利就会生一弊”。这样的文吏政治固然可以让制度高效运转，然而却天然存在不利于政权长治久安的成分，其原因有三：其一，文法吏是辅助君主绝对专制的工具，而且有着不断严酷的趋向，极容易助纣为虐，导致国家崩溃；其二，文法吏以法而行，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法令繁多，人员剧增，行政成本极高；其三，法治虽能行于一时一地，但广大的帝国疆域与复杂的民族构成都不适合过于严厉的法治。正因如此，中国才发展出了一套士大夫政治，皇帝与士大夫政治相结合，形成一种弹性皇权专制。“‘士大夫政治’却塑造了另一种富有弹性的专制皇权，学者或称‘儒家专制’或‘父家长专制’。这是最能体现中国政治独特性的地方。”

其实，我们虽然一贯强调中国政治是“外儒内法”，但是法治的限度在绝大多数时间中都是是相当有限的。笔者观察晚清时代的诸多地方官员日记、奏章，在他们看来，若是事事依法，事事将会“窒碍难行”。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此人情政治、官官相护、蒙混过关、但求无过等一贯是基层政治常态，这可能也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正因这一特色，中华帝国本身就蕴含着保守性与自我老化、难以革新的特点。换言之，这样的国家全方位改革是很有难度的。

除此之外，作者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秦汉帝国官员的爵禄与吏禄，并认为秦汉帝国“这种爵、秩分立的等级秩序，适应了残余贵族政治因素和新生官僚政治因素两立并存的历史局面”，并且由于官僚政治的不断巩固，“官僚行政是帝国大厦的顶梁柱，官僚是社会政治的支配者，所以‘爵禄’的退缩和‘吏禄’的扩张，势所必然”。同样，官僚队伍的来源有文吏和儒生两大群体，其选拔则通过三大途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及以文取人。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三种方式内在合理性之间竞争，“魏晋以下察举，考试环节就越来越重，举荐环节越来越轻了，‘以文取人’最终主导了察举制发展，并进化为科举制。”毕竟，考试虽然最为死板，相对而言却是最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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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的“变态”

自汉末黄巾以来，天下大乱，海内鼎沸，“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大一统帝国分崩离析。经过三国鼎立，西晋短暂实现了帝国统一。然而紧接着“五胡乱华”，晋室遭遇“永嘉之难”，天下混乱程度比汉末还要大、还要广。汉末群雄虽各自称雄，但尚不敢轻易觊觎神器，但晋末以来的政局彻底应验了曹操所言：“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中国政治进入了作者所言的一个“变态”状态。

当然，“事未由不生于微而成于著者”，中国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呈现种种“变态”特点，其产生缘由还是要上溯到秦汉时期。

关于官僚阶级的士族化、门阀化问题，诸多大家早已论述备至。相当长以来，国内外学者相当程度上关注汉代尤其是东汉以来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豪强大族因此大为发展，从而导致中古时期的士族政治。不过作者并不认可经济因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形态是一个巨大权重”。古老的农村结构所能形成的豪强并不是中国官僚士族化、门阀化的关键。后者的形成还要从官僚制度与文化形态方面去研究。“‘官场’中滋生着‘世家’，而且能在独立于‘乡里’的条件下滋生‘世家’，而且是更有影响力的‘世家’。”大名鼎鼎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都不是先成为大地主再成为世家，而是先身居高位，拥有巨大的权势才在乡里拥有了巨大的权势。”换言之，在中国，拥有权力很容易拥有财富，拥有财富未必能够获得权力。除此之外，士大夫文化也能形成学门，从而形成士族。当然，豪强、官僚、学者看似是分离的三种身份，其实往往是三分归一的。不少家族既世居高位，又世传家学，同时在乡里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声望，门生故吏遍及天下，这些家族便是未来门阀政治的基础。

当然，只要大一统帝国尚且存在，皇帝就依然能够压制这些家族，像是西晋王朝，士族政治已经大大发展起来了，但是晋武帝依旧能够君临天下，压制群臣。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就精辟地指出：“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那么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阎步克老师在本书则论述道：“西晋政局其实处于一个微妙的关口，它可能维持优容士族的现状，但也可能逐渐回归集权官僚政治的‘常态’。”不过历史的发展却是让华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胡人入侵，晋王朝只好渡江南下，保守江左。东晋由此出现了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并非脱离士族政治，而是士族政治发展的最高峰。士族政治自身无论是选官用人、品位特权，还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都产生了一系列迥异于前的特点。

过往占据优势的“文法吏”越来越局限在底层，士人在中高职位越来越占据优势，官僚人员也越发强化起了“贵—贱”、“文—武”和“士—吏”之间的区别。士族大大削弱了君主的权威，国家力量大幅下降，官员数量却大幅度增长，原因无非是靠这些官帽子去拉拢士族。“州郡之大量增殖，跟冗官散号的大量增殖，其原因颇有相近之处：在那个动乱年份，多送出一顶官帽子，就等于多了一名朝廷的拥戴者，政权的风雨小楼多了一根柱子。”君主不再是靠着祖宗之法或是故事来统治，反而是靠着千方百计的私人性效忠来维持政权，作者将之称为“退行性政策”。

江左政权身为华夏正统，其律法反而落后于北方的夷狄政权。究其原因，那是因为士族之间官官相护，君主缺乏独断纲常的权威，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之下，君主只好放纵这些世家大族以保证其对自己的效忠。王导之流整日“镇之以静”，无为而治。说白了，不过是对门阀士族这些权贵不追究、不问责。此辈若在汉武帝、汉宣帝统治下，恐怕早就诛三族、兴大狱了。对此，司马光曾痛心疾首地批评道：“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禄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文化上，衣冠士族更是突破礼教，道法自然，甚至个别人直斥君主制是灾难与罪恶的根源。此辈坐而论道，谈玄论法，“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极大地消耗了行政资源，不但腐蚀了行政体系，还让自身走上了腐朽之路。门阀士族开始还有王导、谢安这样的出将入相的名士人才，往后就逐步丧失了行政军事能力，再往后连世传的家学也无法掌握，彻底成了不学无术之辈，门阀政治自然就走到穷途末路了。

虽然严格的门阀政治只在东晋一朝，但是广泛的士族政治却在整个东晋和南朝。南朝的开国皇帝往往是征战沙场的武将，皇权自然大有提高，门阀士族重新屈服于皇权之下。但是他们依然把控着相当多的朝廷职位，更是社会文化的引导者。皇帝可以任用寒族执政，但是不能改变社会的主流风尚。作者对此评判道：“南朝的最大困境，就是各阶层、各势力互相纠结抑制、缠腿绊脚，最终没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新兴政治力量从中崛起，进而带动全面的政治复兴。”更何况，南朝自刘宋之后，疆土日蹙，侯景之乱后彻底局限在江东一隅，编户人口不敌北方十分之一，南朝是难以走出历史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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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历史出口

早在民国年间，国学大师陈寅恪和钱穆就对北朝历史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评判。陈寅恪论述道：“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钱穆则论述道：“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

在作者看来，北朝的希望就在于它有一个强大的军功贵族与专制皇权，作者将其归纳为“以异族皇权、军事贵族和国人武装为主干的体制”。北朝同样有北方士族，但是相对于南下民族的君主来言，他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小，类同奴仆。崔浩辅佐太武帝东征西讨，剿灭群雄，智谋不在良、平之下，然而稍一不慎，就惨遭灭族之祸。游牧民族天生就是注重武力，强者为王，极具有原始性与野蛮性。北朝的政治文化就是重军功、重吏治、重法制。在这种环境下，江左士族那种无为而治的思潮根本不可能流行于北方。正是在强大异族皇权之下，北方政权又不断汉化，学习魏晋南朝体制并最终胜出了南朝整体。“考课、选官、文教、法律、监察、中央官制和地方控制各方面都显示，北朝集权官僚政治，全面复兴而蒸蒸日上，甚至青出于蓝。”江左和北方同属于一种政治上的“变态”，但终究是北朝的政治更类似于秦汉的专制皇权，而且更为其注入了新鲜活力。

北方既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又在政治制度上日渐完善，“北朝提供了众多官制、法制甚至礼制进步，并为隋唐所采”，并且在数百年的混战兼并中逐步实现了民族融合和华夏化。尽管其中充满着血腥的杀戮，尽管这一过程中也有六镇之乱这样的反复，但历史的进程终究是走到了隋朝，再次走到了大一统帝国。北朝政治就是历史的出口，当然南朝也在历史演进与回归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作者最后极为精辟地总结道：“南北朝都不代表‘常态’，但又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回归’。北方异族政权具有政治复兴的更大能量，在经历了政治低谷之后，帝国以北朝为‘出口’而走向隋唐盛世，历史的轨迹回归于它‘常态’的中轴线，并继续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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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历史是否“演进”？

通览全书，我们完全可以掌握阎步克老师的历史线索。坦言讲，阎步克先生不愧是田余庆先生的高徒，其论述风格、历史脉络与其师可谓一脉相承，在理论的总结与分析更有青出于蓝之处，无愧于北大历史系的代表人物。七年前，笔者第一次听其讲课就产生了对历史研究以及魏晋南北朝史的期待与热情。当然，历史发展是演进的吗？“倒放电影”式的讲述是否存在问题呢？历史是否存在规律？这些问题已经成了近年来的讨论热点，笔者对此进行极为简要的介绍并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侯旭东先生在其《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曾对田余庆先生提出了这样的批评：“隐性“线性历史观”支配下的实证研究，表面看不到“规律”与“必然”，却并未从根本上与其决裂，以追求“历史线索”及“历史的深度”等提法改头换面，暗中将“规律”与“必然性”招回学术殿堂。这样的研究，仔细分析其标题、史料的选用与剪裁、史料与史料的拼接、引证与叙述安排，还是可以捕捉到贯穿其中的线性史观。

田余庆先生对东晋政治史的研究便是如此。《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不少章节的标题就有体现，如“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以及“后论”中的“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与“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这些标题，便是在利用今人的认知优势（换个角度讲，则是脱离了历史现场感的劣势），从结局的角度为门阀政治定性，进而依据这一定性来反观其如何形成、发展与结束，忽略或压制了其间看似与此后见之明不相关的事实，使其对门阀政治形成过程的分析成为“线性历史观”的曲折表达。”

无独有偶，仇鹿鸣先生在其《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一文中这样谈到：“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时，往往处于‘后见之明’的地位。由于史家早已知晓了历史变化的种种后果，所以更容易倾向根据事件的结果来建立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从而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合理的解释，因而形成了‘倒放电影’的论证倾向。但真实历史人物可能更接近‘雾中人’的形象，历史发展并非是线性的、带有目的性的，历史人物面对复杂的政治迷雾时，并无成算，只能摸索前进，而基于结果与后见之明的角度展开的逆推式研究往往容易忽视、抹杀历史演进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史家与历史本身认知维度上的不同，往往容易将史家导向歧途。”

仔细阅读二位的诸多书籍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捉摸性、偶然性，批判从历史结局出发去主观构建历史规律的线性史观，他们都认为若是从历史最终结局去按图索骥势必会失去诸多的历史可能性。其中，仇鹿鸣先生还认可历史存在演进，侯旭东先生则根本不认可“演进”这样的词汇。

那么历史究竟是不是“演进”的呢？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呢？田余庆、阎步克与侯旭东、仇鹿鸣这些史学家究竟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呢？

其实，讨论历史是否存在规律、是否是演进的，这自然涉及到观察历史的不同维度，然而细细思考，这样的论证背后其折射的是历史学另一种目的，或者说一种野心，这种目的和野心关系到历史学存在的生存价值：研究历史是否可以预测未来？

笔者以为，历史的结局早就注定，现在的结局却在尚未来临的未来。每种结局都来源于人的抉择，这种抉择在过去是选择过的，但是在现在却是正在或者尚未进行的。因此，现在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在过去同样存在，只是过去的可能性已经变成了确定性，可选择的道路变成了一条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分强调线性史观与历史演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研究历史的偶然性与可能性。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现实中的抉择不可能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它势必要受到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则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难道我们的抉择不正是受到一系列历史结果的影响吗？

同样是遇到大规模的疫情，中西方的处理方式难道不是大相径庭的吗？

同样是面临最高程度的核泄漏，苏联和日本的处理方式难道不是天差地别的吗？

同样的事情，截然不同的选择，但是这些选择不正反映了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以及长久历史发展形成的“民族基因”吗？

那么放眼历史，我们固然不能够过分强调历史的结果，从而“倒放电影”，最终形成历史必然论、历史宿命论。如果说历史发展是绝对的，人类必然走向某种命运，这种说法就很难说是历史学，而应该是神学了。但是历史的选择同样受到种种隐性显性的制约，其背后同样是长久历史传统的影响，这就使得历史人物的选择可能性和偶然性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人和事来观察，命运属实是无常的，不可捉摸的。许多雄才大略的人一步走错，当场结束；一经挫败，不可复振。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事件又有着或多或少的规律性。中国古代许多杰出人物坚持循环史观，难道能是全部荒谬的吗？

石勒、苻坚都是夷狄之人，然而当他们入主中原后，心中总是对统一全国念念不忘。石勒晚年业已平定北方，但每每担心不能平定东晋，后代史家不以自己为中华正朔。苻坚所辖的疆土不逊色于秦汉帝国，但仍要征调四方来吞并江左。这难道不是历史文化的强大力量吗？无论是如何分裂，总有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想要一统河山，唯我独尊。更何况，中国还一直保有着传统的官僚政治、士大夫文化以及主张统一的历史文化。这都屡屡驱动着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这难道不能证明中国历史举世无双的连续性背后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吗?

更何况，如果我们放弃使用概念与各种分析法，仅仅着眼于历史事实与各种可能性，某种程度上将会导致历史研究失去方向，无法从纷繁复杂的史实中凝练出较为系统的观点。历史学某种程度上仅仅变成了编年史、人物史与事件史。这种史学岂不只能反映历史表面的现象而不能进一步深入思考了吗？

可见，历史研究总体来说要执两用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大的方面，善于从宏观层次去把握问题，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中总结出较有条理的历史结论或者脉络、趋势；另一方面则要注意历史发展中的可能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不至于陷入历史决定论、宿命论的陷阱之中。恰当地运用史学理论，让其帮助史学分析而非是将“挤压”历史事实去适应某种理论或范式，最终努力让历史呈现出其本身复杂面貌与作者自身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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