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惯常用巨物做比喻来讲历史，既是洪流长河，滚滚而来，又是巨轮大幕，呼啸而去。因为置身历史之间，人就是天地一沙鸥。子在川上尚且还要曰，逝者如斯夫，更何况绝大多数是凡夫俗子。夫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任何人面向历史，都是失控的。诸子百家的格局在先秦活跃了三百余年，入秦后，迅速归于静谧。尽管思想永远不会沉寂，但诸派争鸣的景象却已不复当初。而百家诸子的去向，竟成疑案。核心问题是要理解秦的统一，才能搞明白诸子百家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帝制变革的影响迅速触及所有人群，墨家的消亡、法家的勃兴、儒家的困厄、道家的蛰伏、农家的逍遥、杂家的彷徨，不过十余年，韩非子所谓的显学大宗都已销声匿迹。钱穆说，学术俯仰于权力。如何应对历史局势的更易，这是周秦之际所有学派团体共同的课题。先秦与秦以后的显著区别在于国体、政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先秦的国体是贵族共治体，中央由王室与诸侯共治，诸侯则由公侯与家臣共治。国家治理权主要在共治体内部进行分工，《左传》说卫献公“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就是此意。《孟子》说贵戚之卿对于君主可以“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废黜）。”听得齐宣王“勃然变色”，内心一万只草泥马呼啸而过。贵族共治的国体下，国家政体则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的核心特点在于有限责任，王室的责任止于诸侯，而诸侯的责任止于卿相。周王室通过让渡权责，实现了名义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王臣却不包括诸侯的家臣，这是一种哥俩好的统治关系。秦后的国体转为君主专制，政体随之变更为央地结构的郡县制。政令皆自上出，帝王口含天宪、乾纲独断。从结构上也很容易看出特征，封建制度是家国同构，因此，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才能顺理成章过渡到治国平天下。但郡县制度的特点是央地同构，政府架构的设置一以贯之。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集中组织化的体制。正是由于战国时代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极大地激发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进而提升了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治理成本的问题，才让君主及中央政府可以果断抛弃裂土封疆的贵族作为统治代理人。央地同构是一种无限责任政体，中央与地方具备政治责任上的一致性。而责任一致性的背后，一定存在组织一致性来承托，组织一致性建立的可能性则来源于组织成本得到了有效解决。这是很自然而然的推论。所以，先秦的陪臣执国命属于统治合伙集团内部各方势力的消长变化，而秦后的外戚权臣属于同一皇权附着主体的转移。表现形式差不多，但原理决然不同。一把秦火烧出两个世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同构异质，这算得上是第三新中国（第一新中国是夏启变家天下，第二新中国是商周革命去鬼事人，第三新中国就是秦的帝制统一）。总之，先秦与秦后差异的枢纽，主要是政治系统由合议共治的治理联盟变为集中领导的体制化组织。体制化是周秦之际国家社会层面现象级的特征，这是一种效率要求，也是对抗性竞争发展的自然规律。（拓展阅读：看了部片子，跟大家聊聊体制化问题）通过全社会的熵减革命，自此中华文明进入体制化时代，英雄及社会非体制化势力在体制化国家面前对抗无能，逐渐退出了政权层面的竞争，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但秦却不是一个特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由下而上的普世技术革命。所以，秦帝国只是全社会体制化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原因。在帝国出现前的数百年，中国历史就转进了体制化的普遍趋势之中。法家因此应运而生，儒墨也因此彰明昭著，但时代在进步不代表你也能躺着进步，大学毕业包分配的时代还要再等两千年。一刀劈开两分法，体制化的划分直接决定了后来诸子百家的存亡，你自己不体制化，落后了自然挨打。战国中期，中国的学者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以学术史的视角记录诸子百家的生存状态。从《庄子?天下篇》（前369年~前286年）开始，经历《荀子?非十二子》（前313年~前238年）、《韩非子?显学》（前280年~前233年）、《淮南子?要略》（前179年~前122年）、司马谈《六家要旨》（前165年~前91年）到班固《汉书?艺文志》（前77年~92年，班志是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的节录本）（下简称“六篇文献”），六篇文献首尾相衔，从前350年前后一路讲到公元23年，四百年学术史恰好能够赖以成章。通读六篇文献，从《显学》开始，对于诸家评议的视角从基于学派转为基于政权，评议的目的从区分对错转变为有用与否的判断。到了班志，这个特征被展现得登峰造极。无一家不可无用，最后剩小说家无甚功用，于是虽然是一家，但却不能算一流。班固夫子自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种转变根本不奇怪，因为《显学》的作者是韩非。这老哥几乎一手缔造了秦帝国的建国理论，中心思想就是天下万物都要为帝国服务。而苗头当然在他老师那里，所以《非十二子》已经霸气外露。墨子当年不过非一非儒，荀子不愧为怼天怼地的大宗师，他要非十二子。先有大秦后有天，管你尧舜禹汤还是鸟生鱼汤，拿过来先问有没有用，这是一种体制化后的思路。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把体制化老是误解成搞学术体系。其实核心在于发问的基准点，你是站在真善美上问问题，还是站在有没有用上问问题，这才是关键。结构工程只是一种工具，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天下》篇就显示出浓烈的建构迹象，具体来说就是不厌其烦地帮老板们找吃喝拉撒的依据（《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系辞》也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相当于把“道术将为天下裂”换了一种说法讲出来。人性热衷于规范、简洁、一致，在古代这是美的定义，到了现代变成了科学的内涵，所以，都在强迫现实与理想满足这样的要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不承认无理数，柏拉图倾心于哲人王，其实无非先秦诸子的希腊式偏执狂翻版。秦汉以后，现实层面的国家一统变成了既成事实，于是学者们又把理论的同一性建构的努力用到了搞逆向工程上。费死命要变百家为一家，最终还原复初为太一大道。《吕览》的目标是，“凡十二纪者，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要略》则说，“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连司马迁也曾许下宏愿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恰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为马克思心证私箧所藏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坚实的佐证，秦一统的天下秩序，想来也为学者们能找到诸子百家的“统一场论”提供了谜之信心。从结构上看，各家的共识似乎趋于一致。即诸子百家都是源出一体，只是分工有别。但在体制化国家语境下，这一共识逐渐还是变了味。因为思想的作用就是辅助政权，文以载道，不允许你自我放飞。《要略》说《淮南子》著书二十篇最要紧的是“帝王之道备矣”，更过分的是毛诗序和班志对于九流十家的溯源，近乎强迫症病犯。六艺诸子以下，家家派派都能在汉朝政府那里领到一个差事。儒家是司徒，道家是史官，阴阳家是钦天监，法家是理官，墨家是清庙之守，纵横家是行人之官，农家是农稷之官，连小说家这不入流的都可以认领一个稗官的职位，好比天庭对着孙悟空官封弼马温。总之，要齐齐整整，老老实实，按头制帽，各归其位，一决于上，不逾规制。这当然不是班固个人的喜好，而是一种大一统秩序下的意识形态要求。集中组织化的体制需要意识形态这一工种来作为政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班志尊经贬子、尊儒贬诸子、尊文学贬方术，都是时事所需。可见“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样的认识，先秦与秦后在事实认知上同构，在价值认知上却异质。在先秦，它是一种辗转于诸子百家间的通识。就像尧舜禹的传说，是诸家共有的知识背景与观念底色，来源于久远的种族记忆。但秦汉以来，局面丕变，诸子皆出于王官变作大一统的标准配置被放置，早就貌合神离了。按照班志最后统计的结果，除去儒家六经、小学等103家，九流十家共流传诸子图书计189家，4324篇。其中墨家、名家二家举西汉二百一十年间无一新出，可见已亡。法家仅余一家，经七国之乱诛晁错，后继无人，亦亡。至王莽地皇四年，秘府所藏先秦诸子十家，纸面上看尚余七家。很多人受教科书误导，以为先秦诸子大多不富裕，个别还很穷。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为穷人搞不了学术，包括现在也是如此。原因一是学术不事生产，除非家里有矿，否则要考虑生计问题。二是学术存在竞高性，拜师学艺、周游列国是刚需，这笔费用极其巨大。先秦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知识太贵。不书于简，则书于帛，而且藏在深宫内苑。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可有几个人能入太庙？加之先秦社会生产力有限，普通民众的基尼系数想必很高，免于饥饿的风险敞口显著扩大，预期收益还要受制于阶级固化。从投产比看，搞学术的经济效益不佳，绝非普通人所能痴心妄想。以各家巨擘为例，孔子是王族后裔，后来当过鲁国宰相级别的高官，其弟子非富即贵，甚至有子贡（端木赐）这种首富级别的徒弟。老子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按级别属于正部级，居于深宫，衣食无忧。墨子和宋襄公沾亲带故，是宋襄公之兄目夷的孙辈人物。后来还做了墨家组织的巨子，从物质生活方面考察，艰苦朴素主要是自我要求。庄子的落魄属于行为艺术，其朋友圈是宰相圈子。孟子是鲁国三桓孟孙氏的后裔，见君王如烹小鲜，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邹穆公都是老交情。动辄说一方诸侯望之不似人君，相当傲娇。荀子曾三任战国最大的大学稷下学宫校长，后来倒了霉也都是春申君的座上宾。其余大名鼎鼎的各位诸子先生，如邓析、申不害、李悝、商鞅、韩非、惠施、邹衍、晏婴、公孙龙、孙武、吴起、苏秦、张仪、尉缭子、尸佼，无一不是拜将拜相。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是马克思一家所专美的道理，而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六篇文献中各家兴替，可以从其财务基础的逻辑上先看小征候。毕竟秦火遭遇与否，只是各家不可控的大环境，在此之前及之后，自身如何周旋发展才是眼前的实际问题。如果财务可持续性很糟糕，恐怕不待秦火，就已经自身难保。反之，诸家学派也绝非只可能遭受秦火一次打击。比如儒家，孔子去世后，鲁国的实际权力归属者、孔子的政敌、三桓之一的叔孙武叔就企图通过攻击孔子打击儒家。现代人虽无可能找到各派各家的账本来搞财务分析，但不妨碍从财务可持续性的原理上发掘和推演问题。过去的学者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诸子百家的学术理论异同演变的研究上，但对诸子百家的运营形态不甚在乎，于是留下来一堆难解之谜。《显学》篇所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墨既然能够侧身显学，声势既大、门徒众多，其财力保障从何而来？墨家既为显学，且盘踞秦、齐、楚三个超级大国，相互同气连枝，为什么入秦后却极速消亡？儒家在西汉建国百年间，是如何隐忍度日？后来又凭借什么翻盘？自老子、关尹、文子之后，三百年间，道家是否存在嫡系传承？庄子《天下》篇为什么谈的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纲领？晚出的法家如何做到异军突起？秦帝国资产负债表的崩溃，为何与法家无关？名家发展出一套“苛察缴绕”的理论，其真实意图究竟为何？阴阳家选择与儒家合流，槲寄生与宿主各取何需？道家一变而为道教，是否有所师法？先简单回顾一下九流十家的情况，十家中，农家及小说家是例外，农家除重农主义曾在各派间被广泛议论，没有更多的论点称显于世。所以诸子百家，最后被总结归类后，就是儒、道、墨、法、名、纵横、阴阳、杂家八家。最早兴起的是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与老子同时，则有函谷关内强留《道德经》的关尹，以及老子弟子文子。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执掌王室典籍。老子的离去是百家溯源王官之学的源头，也是道术将裂时刻最后的象征。儒家祖师孔子曾问道于老子，后世有学者否认老先于孔。但近二十年所出简帛壁画，大概不支持这样的说法。自孔子始，私学纷起，六艺流播。孔子歿后，则有孔子弟子的七十子。班志因此形成“仲尼没而微言绝，诸子之言纷然殽乱”的经典观念。换言之，自孔子之后，七十子分散开来，才迎来了诸子争鸣的时代。“墨翟，宋之大夫”，“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子的学生、继任巨子禽滑釐“受业于子夏之伦”。可见，以学术谱系论，墨子和子夏、子贡是同辈人，禽滑釐等人则是子思同辈人。名家邓析为郑国大夫，子产铸刑鼎，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之政”，“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邓析之后，名家滥觞于公孙龙、惠施，各家皆深厌之。《天下》篇说“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非十二子》说“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纵横家在班志中最远仅追及至苏秦，按《史记》记载，苏秦师从鬼谷子，则上限可追到战国中期。但据《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比之鬼谷子的纵横捭阖，尤更胜之。法家成型于吴起，“受业于子夏之伦”，后继者有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史记索隐》说“伯阳立教，清净无为。庄蒙栩栩，申害卑卑。”意思说老子分出庄子与申不害两支，为道家别宗，韩非子有《解老》《喻老》。杂家汇通百家，“通九野，径十门”，思想驳杂，属于稷下学宫的产物。《管子》《吕览》为先导，而《淮南子》殿后。儒、道、法、阴阳都能沾上边，《管子》还搞经济学（拓展阅读：驭国之术——齐联储主席管仲同志评传）。阴阳家的流行已晚近至战国末，以邹衍为大宗师。但有意思的是《非十二子》批评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到现在，学者们也没搞懂孟子养浩然之气，怎么养出了“五行”。所以，齐国稷下的学风大抵如是，阴阳五行是各家的时髦话。八家可分为两类，较早的一批是道、儒、墨三家，其余五家都是这三家的歧出或者别支，年代稍晚。老三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道家的老子、关尹、文子，儒家的孔子、子贡、子夏、子游，墨家的墨子、禽滑厘等，时间上限在前570年，下限不超过前400年。至汉兴，三家均已维持不少于三百年，传承已达六七代。如《公羊传》自子夏之后，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五代，而到汉初胡毋生。又如《易》，《史记》载“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六世至齐人田何，而汉兴”。这样长的传承维系，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汉高祖刘邦杀项羽之后，重兵包围了曲阜，“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司马迁感叹说，“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可见战国末期至汉初，在这三四十年大混乱的时局中，儒家依旧维持了颇具规模的学社团体。墨家也是如此，《天下》篇说，墨家弟子“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淮南子》的记载更令人震惊，“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除墨翟外，墨家可考的钜子还有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腹?等四人，按《吕氏春秋》的说法，腹?曾居秦国，和秦惠文王很要好。可见迟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不足百年的时候，墨家在秦地已经是庞然大物。到了秦帝国建立前夕，韩非子再次确认，墨家为当世显赫的学派。换言之，以儒家的规模规制、墨家的显赫风行，当然可以认定，这两家早已完成了体制化改造。换言之，战国后期两百年加速的社会体制化发展趋势，不独能在各诸侯国身上看到，在儒、墨这种组织社团身上也能看到积极响应。体制化趋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趋势，只不过最后是由秦国实现了对于全国政权的褫夺，完成了中国体制化的终极改造。正是体制化赋予了儒、墨传承不绝的组织力量，里面自然也包括源源不断的财务支持。从文献上看，墨家的组织力主要来源自宗教结构的社团组织。墨家是典型的因信称义价值型团体，尊奉大禹原教旨道德主义，通过理想驱动行动，用组织纪律为聚合纽带。由于墨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看在大禹的面子上，战国诸子各派虽然都不赞同墨家的主张，但也不大会口出恶言。《天下》篇一方面评议墨家“备世之急，自苦为极”，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墨子真天下之好”。墨家理论以“天志”的不可辩性为基石，形成价值超越，然后桥接以“明鬼”，将天道通过鬼神这个中介接引至人间。并由此展开社会组织主张（尚贤尚同）、程序主张（墨辩、三表法）、艺术主张（非乐）、社会风俗改革主张（节用节葬）等庞大的国家治理理论。由于存在价值指向上的终极属性，墨家强烈的宗教性与约束性特征显得至为突出。儒家的组织力主要来源于政权及资本赋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相比墨家现实得多。对于政权的控制，基本方式就是培育“王者师”。孔夫子为“圣之时者”，儒家也历来实用主义至上。既因时而变，又急于用世，“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加之垄断六艺、布宪春秋，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权合法性解释权。因此，在俘获王者方面颇有心得。“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孔子去世后，这一方针率先由子夏实践，实现了对霸主魏国政权的渗透。孟子曾加以总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矣。”另一方面，对于资本的掌控则借重于子贡集团，孔子在世时，子贡就“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去世后，子贡“与时转货赀”，“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闲”，“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已然成了大财阀。关键在于子贡赚了大钱之后，并不无度挥霍。而是“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儒、墨两家正是顺应时势，精心构筑各自赖以存续的组织基础，才有三四百年不断发展壮大的累累硕果。到法家急用世时，虽然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但儒墨仍然是当世显学，有着呼风唤雨的力量。而与儒墨同期的道家却显得甚为落寞，老子、关尹之后，道家近乎于分崩离析。鬼谷苏秦分离成纵横家，申、韩脱离为法家，尹文匿迹于名家，杨朱自成一派。只有庄子、列子差强人意，可也是睽违两百年的后学，上下百年内，不见师承，更不见弟子。在体制化组织改造的进程中，道家是缺席的。比之老三家，晚出的是名家、纵横家、法家、杂家和阴阳家后五家。主要取法道墨或附骥儒墨立派，时间上限不超过前四世纪，绝大部分人活跃在前350年至前220年这百余年间。代表人物是名家的惠施、公孙龙、尹文，纵横家的苏秦、张仪、庞煖，法家的申不害、慎到、商鞅、韩非，杂家的尸佼、尉缭、吕不韦，阴阳家的邹衍、邹奭、南公、闾丘等。与“老三家”初创发展的环境不同，“后五家”活跃的时代，社会竞争愈发激烈，社会财富生产领域基本被“先进”的体制化组织所瓜分。垄作法、杂交种植、轮作法迅速普及，生产资料产出快速提升。青铜弩机、钢铁冶炼技术被发明，武器攻击力得到实质性改善。桂陵之战后，魏国衰落，退出争霸格局，战国时代进入齐秦争霸。前318年山东五国合纵攻秦失败，前312年楚国强国地位瓦解，至前260年长平之战，赵国退出了争霸格局。整个局势快速演变，促使各国进入效率对抗性竞争阶段，各国体制化力量得到快速加强，作为非建制力量的后起者各家已无暇建构自己的组织体系。只能依附于官学系统，如稷下学宫，或者分散入借力于各国政府，如法家在各国陆续变法。体制化革命的规律从来如此，非建制力量的组织化机会只存在于有限的时间窗口之内，一旦公权力量完成体制化，其他非建制力量就不会再被允许自发建构组织。后五家由于其后进，从可能性与操作性上，都已不存在高度组织化的可能。这既是战国诸雄较为一致的政策选择，也是各家参与现实政治的现实途径。另外，后五家的理论及师承，几乎全部来源于老三家。墨家是儒家的镜像，阴阳家是儒家的依附。法家、名家、杂家、纵横家皆是道家的余绪。既缺乏如儒家那样穿越历史周期的资源积累与获取能力，也不具备如墨家、道家这般对终极价值的眼界与执守，所谋者急功近利，不论是理论内生的活力还是现实运作的能力，都不具备高度组织化的基本条件。因此，诸子百家结局问题的本质是体制对于其合作者甄别的问题，甄别的核心在于匹配效率。其形式在于要么与体制化国家对撞，要么与体制化国家合作。对撞你就是陨落，合作还能再谈一谈。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体制化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的标配。所以，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就紧接着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思想流派竞争匹配的过程。复杂之处在于，九流十家不是都有资格参与意识形态的竞争，但却都要接受体制化改造。所以，有的学说就面临要找一个宿主寄生。而竞争的过程就是抱大腿的过程，参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去抱体制化国家的大腿，不参与竞争的也要抱那个成为意识形态流派的大腿。谁抱大腿的觉悟高，抱得快、抱得紧，谁就能活下去。九流十家中，农家与小说家始终盘踞在技术与艺文领域，早早地退出了意识形态的竞争。小说家。班志记载，“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至前后汉为赋，魏晋则为志怪，隋唐则为传奇，宋元则为话本，明清复归本名小说。农家。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诏请“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可见医药、方术、农学均未遭秦火，班志记农九家，汉代独占六家，反倒是发展壮大了。接下来，既然以“后五家”为“老三家”之源流，因此，欲解决名家、纵横家、法家、杂家和阴阳家的问题，就要先解决道家、儒家、墨家的问题。道家。道家最古，但没能顺利向体制化转型。错失体制化的原因，大概率是受王子朝之乱的影响。前519年，周王室王子朝为乱，占领王城，自称周王。迫使周敬王流寓在外，退守王城东郊狄泉。双方混战三年之久，才由赵简子率领晋师平定王城。“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既然周王室的典籍悉数被洗劫一空而被掠到了楚国，那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想必也只有下岗一条路。《庄子》记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可见老子确实已经失业。换言之，王子朝之乱使得道家完全丧失了学派所需的基本资料，这与儒家保有六经的境况真是天壤之别。要等到祖师爷老子西出函谷关“莫知其所终”之日，《道德经》才姗姗现世，根本谈不上发展壮大。老子之后，道家分崩离析，正源委顿，散为纵横、刑名、杨朱、庄、杂五脉。好在儒家帮忙存下了《易》，《道德经》也没有散佚，加上《庄子》。汉初七十年，承接法家，推出道法调和的黄老之术为意识形态，主要人物是陈平、黄生、安丘生等。东汉时，又师法佛教和儒家，利用宗教结构得以还魂，黄河九曲最终完成了体制化重建。道教建立后，以三玄为中心，玄学义理在魏晋时兴盛一时，代表人物有王弼、向秀、郭象、陶渊明等。体制化则依托宫观仪轨系统存续，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人物，如葛洪、寇谦之、魏华存、黄初平等。儒家。儒家建制悠久、积累深厚，是体制化国家首要收编改造的对象。秦帝国建立时，以法家为意识形态，儒家为其最强劲的争夺者。因此在秦统一后，儒家受到法家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乐经就此失传，其余诗、书、礼、春秋诸经文本纷纷湮灭，靠老儒生背诵记忆存续，章句失漏无算。《尚书》传自伏生，传书时已九十高龄，口授由大小夏侯所记29篇，另有古文出孔壁。《诗经》四家，齐诗出自辕固生，鲁诗出自申培公，韩诗出自韩婴，毛诗出自毛亨。《礼》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又有孔壁出书和河间本，后经大戴（戴德）礼、小戴（戴圣）礼而为今文学派。《春秋》五家，《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后两种亡佚。西汉时，依据各家所传，西汉政府分别立五经博士。东汉为经师，如董仲舒、何休、郑玄等，唐宋为高官，如孔颖达、韩愈、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等。又为大儒，如朱熹、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等。明清为学者宗师，如王阳明、戴震等。但儒家入秦遭受重创，政商两失，与法家争而一败。汉初，与黄老争而二败。汉武帝时，董仲舒以“王者师”的旧路，起衰复振，但已时过境迁，不得不受制于皇权，不能再如战国时代那样自如显赫。汉宣帝曾挑破其中的利害关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种以仁德为表来粉饰刑名的实质，自然不会让儒家满意。所以，借手谶纬预言干预政权，以神道设教下搜民财，春秋制宪上掠国帑，加快自身财力的补充。随着佛教内传，道教扩张，谶纬神学的财路才逐渐萎缩。直至隋炀帝禁绝谶纬，前后居然延续五百余年。两汉时期，儒家身挟政权合法性解释权、最终司法审判权、豪族财团、宗教结构等诸多建构，持续强化体制化力量，与皇权的合作始终处在角力博弈的过程中，且打且和，强时共治，弱时牵制，随时调整姿态。先是造天人之说，又大兴谶纬之术。入唐后，在朝则利用体制化国家的制度便利，开创科举制度培育文官集团，壮大相权，形成文官建制力量。在野则以南北朝家族家训、规训为依托，客观上取得了基层政权，从而实现与皇权长达千年的权力合作与博弈。不过随着通讯、交通、治理等技术的进步，中央化权力集中的趋势终究无可逆转，到了满清一朝，文官集团彻底落败，皇权炽盛。这个时候体制化力量就显示出它的强大，武装到牙齿的儒家当然不会对实际权力的落空任人摆布听之任之，在帝制覆灭转向共和国体的时候，居然突发奇想，假《公羊》而论革命、借《孟子》而倡民权、用《大乘起信论》转出自由民主，对帝制致命一击之余，还想在新国体新政体里继续占得一席之地。这种历数千年而斗争不坠的韧性与生命力，不唯九流十家，恐怕揆诸全世界的学派，也是独此一份。墨家。墨子死后，墨家分为齐墨、楚墨与秦墨，以钜子为核心。按照《显学》提供的线索，战国后期，儒家、墨家都已发展成了显学。显学声势广大而门徒众多，墨子曾受学于儒家，其理念与儒家针锋相对。儒家罕言天道，墨门阐发天志；儒家不语乱神，墨门明鬼；儒家讲礼乐，墨门讲非乐；儒家讲尊尊，墨门讲尚贤；儒家讲亲亲，墨门讲兼爱；儒家视死同生，墨门节用节葬；儒家法先王，墨门三表法。作为最具备实体特征的组织，按照何炳棣的研究，墨家深度参与了战国中后期各国的图强运动，以充分张扬他们非攻的理念。何先生甚至认为秦献公曾启用墨家“从事”派广泛参与秦国各级军政组织的建设，为政府所汲取利用，却无力对抗“统一集权中央化的政治洪流”。墨家是否参与了秦国的建设，是件不确知的事情。但墨家毁于秦手，恐怕是比焚书坑儒更加隐秘而确实的事情。究其实在秦朝立国当时，儒家只对法家形成意识形态威胁，而在政商两处，却都可堪大用。不然也不至于帝国建立八年后才动手清理儒家，而墨家则完全不同。墨家的力量来源于组织力量，对新兴帝国又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正是帝国的肘腋之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墨家最大的失误，恐怕是没有能够在乱世之中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不能与战国诸雄共逐周鼎，否则未必没有南越国那样的境遇。《非十二子》对墨家的评价中有一句看得人后脊发冷，荀子说墨家“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荀子虽是儒家大宗师，但在政治观上，却是统一集权的拥趸，不然也教不出韩非、李斯这样的学生。墨家所讲的尚同，结构上也表现为权力集中，但墨家的集中却需要经过“组织程序”。上要符合天志，下要满足三表法，过程还需要由里入乡、由乡入国，然后由国进于天下，这是一个层层传递的代议制系统。与荀子所指的“国家之权称”同构异质，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对于墨家的清剿恐怕是一个预谋甚久、布置甚密的行动，甚至比处置六国遗民的优先级还要高。也有可能是七雄的联合行动，六国乞和于秦的条件。但无论怎么说，迟至始皇三十四年，墨家已经完全湮灭无闻。墨子成了道教的神仙，班志记载《墨子》七十一篇被悉数归入道藏，东汉以降亡九篇，宋以来再亡九篇，今本尚存53篇。王学泰研究的游民、游侠，与墨家干系寥寥。墨家之亡，是墨家整体体制性灭亡，因此，其他学派也就无从依附。最后，处理后五家的问题。有了老三家的答案，后五家就简单得多。法家。由于战争需要，战国时代的军工、农业、商业、手工制造等行业的生产效率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这为诸子百家中唯一持有进步观的法家提供了后来居上冒头的机会。秦政的组织化有赖于法家的助力，但秦帝国建立的基础却是基于对各国资产的吞并。前者是个分蛋糕的事情，而后者是个做蛋糕的过程。法家只能解决帝国内部权力配置的需要，却难以理解帝国建立的财务原理，随着帝国财政失衡，法家也无法阻止帝国崩溃的结局。（拓展阅读：秦始皇的大麻烦：帝国负债崩亡史）秦帝国覆灭后，经济规律自动纠偏，让帝制终究存活了下来。而只要一天存在集权，权力分配就是永恒的刚需。不论是外儒内法还是外法内儒，法家终究选择了原始宿主之一的儒家寄居了下来，被儒家建制所吸收。代表人物有晁错、桑弘羊、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名家。名家源自郑国，辩难成文法而生。其意图在于夺取各国立法的解释权，从而介入各国政治系统。秦汉易代后，成文法被视作“秦苛法”，全国司法系统以废除秦法为风尚。汉武帝独尊儒术，诉讼以“无讼”为目标，司法春秋以决狱，裁判原心以定罪。至此，名家已无用武之地，被体制化儒家所吸收。班志所载名家，无一出自秦汉。阴阳家。阴阳家比附五德始终，又论太一。西汉时，先是附儒术以传，及至东汉，甘为儒家马前卒，神道设教，大放异彩。东汉扬雄、北宋邵雍等人肢解阴阳家为己所用，作为一个学派，阴阳家至此完全被体制化的儒家吸收。阴阳家的理论，如今还在兴盛，多散落到了堪舆、风水之中。纵横家。国家一统，已经没有了使者往来奔走的空间。班志所载秦汉以后的纵横家，如蒯彻、邹阳、主父偃、徐乐、严安、聊苍诸辈，已经变成了政府内设官僚，纵横家群体被政府建制所完全吸收。后世能比附纵横家的，只有类似大忽悠沈惟敬之徒。杂家。杂家“兼儒、墨，合名、法”，李零说属于先秦时代的百科全书派。如果采用这个说法，那这一派恐怕是九流十家中最显赫的。其后世的代表作有魏文帝曹丕所编《皇览》、梁武帝萧衍诏编的《华林遍略》、唐高祖李渊《艺文类聚》、唐高宗李治《文馆词林》，还有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御览》、宋真宗赵恒《册府元龟》。自然更少不了大名鼎鼎的明太宗朱棣《永乐大典》、清圣祖康熙《古今图书集成》和清高宗乾隆《四库全书》。这么一排列，杂家拥抱体制是最彻底的，可以改名叫皇帝派。
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海论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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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入秦火：诸子百家的体制化覆灭发布于2021-05-10 14:5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