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要读知的100本书零壹柒封建专制的哲学化身——宋明理学学说--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中】董仲舒

推荐理由

宋明理学，向来素有 “道学”、 “性理学”、 “新儒学”、 “宋学” 等几种不同的称法。究其实，即是宋明时期以研究儒学的义理为特点的义理之学。它以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为核心，既不停留于孔孟，又否定董仲舒的粗糙的神学目的论；既承袭了道家的基本思维结构形式，又运用了佛学的思辨色彩和佛性学说，从理论的高度上加以批判和继承。宋明理学自成一家，对宋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深刻的影响。

学说发起人 朱熹。

学说发起时间 南宋。

搜索背景

理学的产生和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成熟的历史条件。首先，它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韩愈对于佛教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并且自己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 “道统”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以一种复兴儒学的意识。李翱的 “性情说”以 “性善情恶”论为儒家性善论作出的新论证、“复性”的思维方式和把儒学当作 “性命之学 ”的观点，以及融汇儒佛的做法，使理学家们深受启发。柳宗元以 “阴阳元气 ” 为 “天道”、以 “仁、义”为 “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 “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会 “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经由以 “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正式实现。

其次，理学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由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注重发挥义理，并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各派学者相互辩论，相互启发。学派之多，成果之盛，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的学风，才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

第三，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果实。早在魏晋，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老二家的压力。理学的产生即是在回应佛老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老入儒的成果。

第四，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自汉末以来，国事纷乱，纲常松弛，道德式微。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家学者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的主观努力。

南宋·男戏瓷俑。出土于江西鄱阳。

学说内容

按照各学派在理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可以分出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所谓主流派，是指在理学中居于正统地位的道学一派，以及在南宋和明代影响甚大、与道学相抗衡的心学一派。所谓非主流派，是指在当时影响虽著于一时，然在理学流传发展中未能居于中心地位的其它学派，比如说王荆公的新学、二苏的蜀学、陈龙门和叶水心的功利之学、吕东莱的婺学等。

宋·十八学士图。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理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流派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以及现代的研究惯例，又可以分成道学、心学与气学三派。气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种意义，广义的气学指中国传统哲学中所有讲气的哲学，狭义的气学指宋明理学中以气作为哲学基本范畴的哲学。我们这里所说的气学是狭义的气学，它本来是从属于道学，后来从道学中分离出来。

儒学如何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存在与发展，如何确立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和落实儒家思想价值，是道学、心学和气学三派共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三派哲学的解决方式和侧重点不同：道学侧重于从哲学上论证儒家伦理纲常的永恒性和至上性，在实践上强调对于儒家伦理纲常价值的认识和内化；心学侧重于说明道德的内在根据与道德主体性，在实践上强调道德的外化和践履。气学的立场则接近于道学，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周敦颐、邵康节是性理学的开创者，对道学、心学、气学都有影响。在道学的发展过程中，程颐、程灏兄弟是道学的奠基者，朱熹则集道学之大成。王阳明是心学一派的创立者，则集心学之大成。气学的开创者是北宋的张载，经王廷相、吴廷翰、方以智等人的发展，至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而集大成。下文将重点介绍道学和心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和王阳明。

一、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

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婺源人，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 1130年），卒于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出身于 “婺源著姓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等。

朱熹的“理”有四种意义：

第一，“理”是精神性的。这个“无人身的理性”赋于人身即为人心中的 “性”，而 “性”与 “理”是同一的东西。朱熹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因此，万物即为 “理”的体现，它无所不在：“天下无性外之物，有此物即有此性，无此物则无此性 ……性即太极之全体。”

第二，“理”是最高的毫无具体内涵的抽象，也可以说是“数量的逻辑范畴”。朱熹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只是一个实理，一以贯之。”

宋·刘松年·博古图。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三，“理”是先于物质存在的实体，是产生万物的神秘的根源。朱熹曾反复地说 “太极”是 “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 ”，例如：“原 ‘极 ’ 之所以得名，盖取枢纽之义，圣人谓之 ‘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

朱熹也经常谈“气”，“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是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进处便是阳，退处便是阴；长处便是阳，消处便是阴。只是这一气之消长，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来。” “天只是一气流行，万物自生自长，自形自色，岂是逐一装点得如此？” 这里的 “气”可解释为物质，但朱熹的 “理”与 “气”不是并列的， “理”是第一性的，而 “气 ” 是派生的。“理 ” 与 “气 ” 的关系，是 “形而上 ” 与 “ 形而下 ” 的关系，换言之，即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本体固然不离开现象，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但现象终是虚幻的，本体终是根本的实体。

宋·刘松年·博古图。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四，“理”是在万物之上的主权者，主宰着万物，而且有能力自由自在地为世界构造各式各样的法规。“理”是宇宙如此存在以及如此变化的神秘的最初原因。朱熹曾解释 “太极”为 “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并说：“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 “理”是 “气”的决定者， “理为气之主”，也就是说绝对精神为物质之主。

在朱熹看来，理是天命的代名词，作为理，当然是善的性，而生之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会有恶的性呢？这是由于人禀的气是浊气，是后天造成的。人生的来源是善的，之所以有恶的行为，是因为有人欲，人之所以有恶的行为，是因为欲望的诱惑，二程甚至把人们生活的最起码的物质要求也看成是人欲，提出了“去人欲，明天理”的主张。后来，朱熹把它发展为 “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统治中国数百年的一个中心话题。

二、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子，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 1472 年），卒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

王阳明的一生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于一方面 “破山中贼 ”与另一方面 “破心中贼 ”。前者的意思很明白，即指镇压农民战争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后者正是破“人欲”（凡人的追求）。

二程虚构了一个普照万物的“天理”，又设定了“心即理”的命题，陆象山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提出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王阳明对程颢和陆象山备加赞扬，认为他们才是孔、颜、孟的真传。他又自述，他是以发挥陆象山思想为其职志的：“象山辩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篇实为己之道，其功宁可得而尽诬之……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

北宋·彩釉瓷俑。出土于山东曲阜。

王阳明的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即他提出的 “心外无物”、 “心外无理”，一切都是从 “心”派生出来的。这是陆象山的 “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 “道无有外于吾心者”的发展，也正是禅宗 “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的再版。

王阳明进一步又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既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宋·刘松年·斗茶图。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阳明认为“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肯定了自满自足的 “天理”是合于 “礼”的。这样，封建道德便被说成是 “天理”的本然之性，是先验的、神圣的。他这样说：“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楚辞》书影。朱熹注，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冯绍祖观妙齐刻本。

在王阳明的哲学词汇中，天地间的诸种事物，如“五常”、仪式节目、文章、言行等等通统都是 “天理” （或称之为 “心 ”）之流露而已，因此，他所谓“物”并非客观存在，而只是先验道德律的体现。

王阳明的哲学，主要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两个学说。“知行合一”主要是针对当时士大夫和文人学士知行不一的恶劣风气提出的。他把 “笃志力行”、 “表显一致”作为判断一个人优劣的主要标准。王阳明提出 “致良知”主要是把人们的思想纳入封建伦理纲常的规范之内，即“为善去恶”。

王阳明认为， “心即理”， “良知即是天理”，良知即能辨别是非善恶的“是非之心”。因此，为人做事，要达到为善去恶的目的，就应该独立思考，以自己内心的 “良知”作判断标准，不必拘泥于孔孟的经典、程朱的格言。王阳明提出的 “致良知”学说，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他的 “知行合一”和 “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的“知先行后”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的学说，具有很大的反传统意味。

影响与传播

理学经过宋明两代的发展，人才辈出，著作浩繁，盛极一时，对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可以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来分析。就其消极方面来说，以理学为标注的儒家独尊地位确立之后，其他的学说都遭到了压抑和排斥，学术界墨守成规，众口一词，千篇一律，思想受到严重的桎梏。四书五经成为了科举的标准答案，人们以之为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大大有利于统治阶级实行封建文化专制。

专家点评

理学的繁荣，与宋代的积弱积贫，形成鲜明的对比。理学著述之丰，人才之盛，学派之多，远远超出先秦 “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子之学。对这些浩如烟海的著述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理学的发展有其清晰可见、易于把握的历史脉络。

然而，宋明理学也逐渐转化为束缚人民的绳索。以“三纲五常”为主要链条的封建宗法制度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后果是，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杀人毁书不计其数，一方面节妇、节烈之事愈演愈烈。这充分说明了理学的消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总而言之，对宋明理学要进行认真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其有利的方面，为建设现代文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