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清 明 ——荀子的“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刍议

【内容提要】

荀子认为破除治国与修身蔽障必须做到“虚壹而静大清明” “大清明”就是君子、大儒在追求实现“礼义正道”的过程所表现来的一种神妙心境与高超智慧，能够做到“大清明”的君子才有可能成长为大儒或圣王；到达“大清明”的境界必须实现由“人心之危”到“道心之微”的跨越。“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与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王国”、“自由王国”相类相似，大清明、大学之道、中庸之道的基点与标竿即为“礼义正道”，大清明境界的追求与实现，可以贯通“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

2018年10月邯郸学院举办“荀子与道统”学术研讨会之时，有幸亲耳聆听到廖名春教授关于荀子《解蔽》篇“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之句的解读，同时又仔细拜读了宋金明硕士的《治心之道与学至圣王——〈荀子?解蔽〉篇新诠》，杨秀宮教授的《荀子以“诚”喻“儒家道統”的一个辨说》，王璇硕士的《荀子“道心”思想初探》等关于荀子讨论“儒家之道”的文章，在很受启发的同时，产生了一些思考，现将这些思考联缀起来，求教于各位荀学大家。

一、天下大治、大学之道、大清明、大儒

“大清明”这一概念是荀子的首创，出自《解蔽》篇：“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

 能够到达“大清明”境界的“大儒”或“圣王”面对天、地、人三才都能做到“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天道、地道、人道都能了然于胸，采取的应对措施都能恰入其分，恰到好处且运用自如。

荀子之“解蔽”在于破解“知”、“行”及处理“知行关系”三个方面的蔽障，目的就是探寻由君子不断自我提升为“大儒”的正确方法及认知路径。大儒在《修身》篇中叫“圣人”，《天论》篇中叫“至人”，在《解蔽》篇中叫“大人”。通《荀子》之书而观，“大儒”亦是修养达到最高境界（道德高尚，才干高超）的君子，也可以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些具体的人来指代。

（一）“大清明”是大儒在践行“礼义正道”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神妙心境与高超智慧

1、“礼义正道”是实现“人和”的根本遵循

（1）“人和”与“对立统一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体，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一旦统一关系丧失，这个事物就不复存在。所以一种事物的产生不仅要看构成事物对立面的双方，更要看对立的双方是否能够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的建立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的关键。这个统一关系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和”。“和”是有条件的，欲追求某种“和”，实现某种“和”就要创造相应条件，使之建立起对立统一关系。

这个思想就是庞朴先生所强调的“一分为三”的思维方法。庞朴先生的这个思想可以在《左传?鲁昭公三十年》中找到它的影子，出自史墨子回答赵简子关于鲁国季氏家族与鲁国国君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应答：“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従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所以，《老子》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祸尚福之所倚；福尚祸之所伏”；“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荀子在《天论》中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荀子虽然对万事万物之“和”进行了分析探讨，但他更看重的是社群之和——“人和”，他在《王制》篇中说：“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在《富国》篇中说“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

荀子在《王制》篇中对“人和”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有如下论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人和”与“人分”紧密相联，“人分”就是对立，就是实行“明分使群”的“礼”。“礼”的根本要求是“别异”，就是要把整个社群分出阶层等级，以利于治国者兼相临（从上到下逐级进行领导管理，即“维齐非齐”）。有了阶层等级必然派生出“阶层等级”之间的对立冲突，这必然对结成运转有序的社群整体产生不利影响消极作用，那么如何缓解弥和“阶层等级”之间的对立冲突呢？这就需要发挥“义”的力量与作用，发挥“义”的力量与作用才能形成“人和”。“义”是什么？就是社群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太公兵法》对此论述如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由此观之，“礼”离不开“义”，“义”离不开“礼”，“礼”“义”必须成为有机统一体，“人和”才能实现。所以荀子讲“不可少顷舍礼义。” 创造形成“人和”条件的关键就是努力践行“礼义”。所以，荀子在《王霸》篇中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治国平天下之“道”就是坚守礼义，讲求信用，反对权谋。所以荀子在《礼论》篇中说：“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治国如煎药，一副良药，首先配伍恰当适宜（必须符合中庸之道），这是医师的“清明”；一副良药需要恰当的火候煎熬（必须符合中庸之道）；一副良药需要甘草、姜等物作为药引，才能把药效发挥到极致。这三者缺一不可，这就是“维齐非齐”的“中和之道”。“人和”是天下走向大治的必要条件，这是荀子“明分使群”理论假设的目的所在。

奥斯特罗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曾经写到：“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更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走完人生之路的时侯就会说道：我已经把我整个生命与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世间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哲学命题——“人——最为天下贵者”。荀子在《王制》篇中已经给出了理性的回答：“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哲人之思并没因为时空限制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奥斯特罗夫斯基与荀子相隔2000多年的时空，有着这样的不约而同，这足以让我们赞叹与景仰。

 “贵”与“和”紧密相联，“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与“人——最为天下贵者”的等价命题——“人和为贵”，通常称之“和为贵”。这样荀子又回到了孔子的高足有子那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见《论语?学而》）“求人和必用礼”，这是荀子礼治思想非常重要的发韧基点之一。

“义”虽然是实现“人和”的条件，但不是谁都能来践行“义”的，这个重任必须交给大儒才能完成。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大儒“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管锥之地，而明于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用张载的话说就是大儒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李大钊的话说就是大儒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那么以“礼义”为原则进行治国是谁的创造发明呢？荀子在《礼论》篇中给出的答案是：“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答案是先知先觉先悟的先代圣王。这种创造发明又被荀子定义为“大学问”，因为“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先王之遗言”就是今天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支点与基础。

人们经常用“政通人和”来形容“天下大治”，“政通”方能“人和”。“政通”就是治理手段管理措施设计得当、运转得当。治理手段管理措施设计得当、运转得当，即是“治国平天下”层面上的“中庸之道。”

撒开捕鱼之网，关键在于抖好网纲，因为网纲举而网目张；乐团演奏，关键在于指挥与领奏，指挥好、领奏好才能使整个乐团之配合如同一人，才会使旋律悠扬、乐章华美。治国如同撒网捕鱼，“礼义之纲（道）”不举不振就难以实现天下大治；治国如同指挥乐团，“礼义之主旋律（道）”不明快不响亮就难以挥洒天下大治的优美乐章。关于这个问题荀子在《劝学》中已经给出了绝佳的答案：“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

（2）何曰“礼义正道”

《修身》篇中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王霸》篇中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这是言“礼义之道”为“礼义正道”之根由。

《大学》的开篇主旨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中庸》的开篇主旨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但都没有指出到底什么是“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荀子则通过严密论证明确指出“大学之道”即是“礼义正道”，而评判治国平天下是否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也必须看其是否遵循了“礼义正道”。这是荀子礼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3）成功者在于遵循礼义正道，失败者在于违背礼义正道

荀子在《王霸》篇中说：“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愍、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势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什么呢？荀子给出的答案是：“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治国之“道”就是坚守礼义，讲求信用，反对权谋。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之道”、“大儒之道”就是“礼义之道”，符合“礼义之道”的就是“天下正道。”荀子强调依礼治国，说到底礼义是核心是标竿是正道。或曰：“人间正道是礼义。”到了荀子援法入礼，有时“礼义正道”也可以表达为“礼法正道。”

回到《解蔽》篇，治国平天下因受蒙蔽而失败的是夏桀、商纣，因为“桀蔽于妹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不受蒙蔽而成功的是成汤、周文王，因为“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通“域”)也。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

作为辅佐的社稷之臣因受蒙蔽而失败的是唐鞅、奚齐，因为“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奚齐蔽于欲国而罪申生，唐鞅戮于宋，奚齐戮于晋。”不受蒙蔽而成功的是鲍叔、宁戚、隰朋、召公、吕望，因为“鲍叔、宁戚、隰（音xí）朋仁知(同“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禄与管仲齐。召（音shào）公、吕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

作为学者因受蒙蔽而失败的是墨子、宋子（宋鋞）、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惠子（惠施），因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因不受蒙蔽而成功的是孔子，因为“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

因此，成功者在于遵循礼义正道，失败者在于违背礼义正道。

“大清明”是紧紧围绕实现天下大治这个目标展开的，实现天下大治的正确道路就是沿着“礼义正道”前进，“礼义正道”自然成为“大清明”的基点与标竿。

荀子讨论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总是着眼于全天下，对追求与实现全天下人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路径与目标进行顶层设计，并为之奋斗终身。所以他的弟子们评价说：“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见《尧问》）

《中庸》上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是遵循，二是引导感化），修道之为教”，“率”即驾驭，“率性”即驾驭天性，驾驭好了天性就可以由自然人进步到转化为君子、大儒这样的社会人。“修道”即修养与教化，既需要个体的努力修为，也需要人际环境的熏陶与引导，所以荀子在《礼论》篇中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能够担当“教化引导”这个重任的必须是君子、大儒或圣王，“涂之人”受教受导才可以成长为大禹那样的大儒或圣人，这就是“大学”。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一代代君子、大儒的培养，这是君子、大儒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劝学劝学再劝学，劝学不已；那些想成为君子、大儒的人则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不已。

2、“大清明”是在追求与实现“礼义正道”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神妙心境与高超智慧

（1）大清明的目的就是“未得道而求道”（见《解蔽》）

（2）荀子为践行“礼义正道”划分的三个认知层级

第一层级，将须道者之虚则入（要想认知礼义正道就必须虚心学习感悟）；第二层级，将事道者之壹则尽（要想奉行礼义正道就必须做到专心专一认真践行）；第三层级，尽将思道者静则察（要想探索礼义正道就必须做到心态宁静进而洞察世间万物）

（3）“虚壹而静”之“虚”

“虚”主要是指“心”具有记忆能力，但不只记忆一种知识，而是可以记忆无穷多的各种知识。

现代心理科学证明，人的大脑相当于一台超级计算机，人的大脑皮层中每个神经元有1000到10000个突触，约有10的15次方个之巨。一个神经元大约相当于一台大型计算机，一个突触的作用大约相当于计算机的一块芯片，整个大脑相当于上千亿块或上万亿块芯片。根据研究大脑每天能记录生活中大约8600万条信息，累计下来，人的一生能够凭借记忆储存100万亿条信息。如，中国第一位成功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杨利伟仅在记忆航天词典及操作要领两项任务上就完成了300多万字的记忆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脑又有脑海之说，即是形容大脑记忆能力的。

（4）“虚壹而静”之“壹”

一是道德操守的坚定不移，也就是坚持“礼义正道”能够“权利不能倾，群众不能移，天下不能荡。”

二是能够在认知与践行时做到注意力高度集中，这是《劝学》中的“结于一”。

三是不以此一害彼一。万物莫不相为蔽，所以必须学会破除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遮蔽，不能因为对此事物的全神贯注而妨碍对彼事物的全心全意。这就要学会排除干扰，需要做好“慎独”的功夫。

（5）“虚壹而静”之“静”

“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 （见《解蔽》）。“静”与“壹”相近，是注意力集中的一种方式。关键是如何保持心态平静，心静不下来，是无法到达“大清明”境界的。所以，诸葛亮说“非宁静无以致远。”

3、“大清明”与“真诚”

《中庸》对真诚的论述：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著 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至诚如神”说明了出神入化（大清明）的境界与至诚（真诚）是紧密联在一起的。

荀子在《不苟》篇中对“真诚”的作用有如下论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换成今天的话来说，不真诚就无法了解实际，无法了解实际，就不能做出正确合理的计划与决策，无有正确合理的计划与决策，就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真诚”离不开“慎独”， 《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荀子在《不苟》篇中论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没有真诚就不会有独善其身的坚守，没有独善其身的坚守，治国理政就不会举重若轻，就不可能到达运用自如出神入化的“大清明”境界。 

（二）从“明”到“神明”到“大清明”

《大学》的开篇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这一范畴运用到修身治国上虽不是从荀子开始，但“大清明”这一范畴却是他的首创。

“明”字在《荀子》一书中共用242次，与“神明”、“大清明”相类之处有如下分布：

《劝学》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修身》篇：“齐明而不竭，圣人也。”

《不苟》篇：“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

《荣辱》篇：“穷则不隐，通则大明”。

《非相》篇：“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

《非二子》篇：“合大众，明大分”；“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

《儒效》篇：“此其道出乎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治之谓神，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管锥之地，而明于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王制》篇：“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者谓之圣人。”

《富国》篇：“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王霸》篇：“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蠭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一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因受篇幅限制，治国如射箭不再展开）

《君道》篇：“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

《强国》篇：“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天论》篇：“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乐论》篇：“君子以钟鼓道(同“导”)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故曰：乐者，乐也。”

《解蔽》篇：“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勉之强之，其福必长”；“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故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

《尧问》篇：“既明且哲”；“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 

…… …… …… …… …… …… 

在《论语》中，“明”字的使用率极低，与“神明”“大清明”之义相类的只找到了《颜渊》篇中的：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为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为远也已矣。”

在《孟子》中，“明”字的使用率同样极低，与“神明”“大清明”之义相类的只找到了《离娄章句（下）》篇中的：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

（三）“大清明”之“大”

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会产生运用自如，出神入化的情境。这就是熟能生巧。如开汽车开久了，进退就会自如；写毛笔字写久了，笔画就会适宜；键盘用熟了，就可以盲打等等。但这些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只是具体的、局部的、眼前的，属于“精于物”的范畴，还不是“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的“精于道”。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既然是具体的、局部的、眼前的、阶段的，那就会可以相互为蔽。因为“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事物本身可以相互为蔽，就是对它们的认识也会相互为蔽。所以对具体的、局部的、眼前的、阶段的事情能够做到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并不等于对宏观的、整体的、长远的、全过程的应对处理就能做到运用自如。

“大清明”不是解决具体的、局部的、眼前的而是在如何实现天下大治（宏观的、整体的、长远的、全过程的）过程中所要达到的那样一种境界。

具备“大清明”素养的大儒可以做到：“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见《儒效》）

（四）“大学之道”当指帝王“治理天下之道”

《大学》中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对君子、大儒们的终极目标已经做了明确界定，那就是天下大治、天下太平。人言荀子善为“帝王之术”，必然精于“大学之道。”

荀子在《儒效》篇中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大学之道”即是君子、大儒之道。

荀子在《王制》篇中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

朱熹老夫子认为荀子“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看来他所言之“大本”与荀子所言之“大本”是有相当差距的。

天下大治必须由大儒来担当，大儒治国必须坚守“大本”，坚守“大本”必须具备“大清明”的素养，“大清明”的素养基于“大学问”（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大学问”必须由“大学”传授。

（五）中国古典哲学中与本文相关的几个范畴的现代思考

为了更好地理解“大清明”，本文尝试着把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它科学理论进行关联，论证如下。

1、中国古典哲学之“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律之关联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规律虽然是客观的，但对规律的认识却是主观的，正确的做事原则必然是符合规律的正确认识。规律从总体上有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与思维规律三大系统。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属于探究社会规律的范畴，正心诚意的学问则属于探究思维规律的范畴。

通过《天论》篇中“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之句的推判，荀子之天应当是指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大自然。由于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唯圣人不求知天”，所以荀学中更多关注的是对社会规律与思维规律的认识与利用。

 中国古典之“道”与现代意义上的“正确原则”紧密相联。“正确原则”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知，但由于思辩之限，所以“道”这个古典范畴既可以指规律本身，也可以指对客观规律的认知。

2、中国古典哲学之“性”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关联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以其自然属性为基础的，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

单纯的自然属性并无善恶之分，产生善恶之分，则是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来考量的。人的言行符合人类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要求者乃为善，反之则为恶。这样的话任何人都是善于恶的对立统一体，都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统一体。因为无论善恶之产生都是以其自然属性为基础的，进入社会以后既可以向善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恶的方向转变。“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见《修身》）

荀子在《性恶》篇中对善与恶的形成作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人的天性不加约束引导就会趋向邪恶，有了师法之化，礼义之道且能出于辞让、合于文理才会趋向善良。

所以荀子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同样是人，之所以会产生君子、小人，是因为人生追求所遵循的取向与践行道路的不同。这就有了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

3、中国古典哲学之“心”与现代心理学之关联

现代生理学表明，大脑是通过神经系统来指挥各个器官进行认知与实践的，大脑、神经系统、器官都是因为心脏不断地把新鲜血液输送到各个器官，才使得大脑、神经系统、器官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成为人认知与实践的最基本物质基础。所以，古典范畴的“心”应归于现代意义上的心、脑统一体。但为了阐明心、脑统一体的意义与作用，还必须借助于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动力定型”这个范畴。心、脑统一体与动力定型紧密相联，才能科学地理解古典之“心”。

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长期稳定地从事某一活动，完成这一活动的各个次序与环节就会在神经系统中自动形成一个条件反射链索系统，这就是动力定型。条件反射链索系统是自动产生并发挥作用的（这属于荀子所讲的“天之就也”，即人的天性或本性），所以动力定型又称自动化了的条件反射系统。但长时间不再从事这种活动，条件反射链索系统就会自然消退。这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熟能生巧与运用自如的生理学基础

通过长时间的科学训练，人可以同时具备不同的动力定型，如形成书写记录这种动力定型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就可以集中到听讲之上。书写记录这种“动力定型”，是现代人必须养成的最基本的一种能力，受益是终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是通过养成动力定型来完成的。

形成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自己的良好动力定型既需要自身努力，也需要社会大环境的熏陶与影响。所以荀子讲：“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见《劝学》） “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见《儒效》）

但一些不良的动力定型（嗜好、习惯等）一旦形成，却对人是祸患无穷的。但由于动力定型的自然消退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所以，改掉不良嗜好与习惯一是需要具备者的自我克服，二是需要外在的强制。如对吸毒、赌博这些不良嗜好习惯的矫治，就需要外力的强制，消除不良动力定型，建立起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自己的良好动力定型。所以荀子讲：“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 （见《劝学》）

二、“大清明”在荀学中的其它表达

（一）能定能应

《大学》中的“能定能应”——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劝学》篇中的“能定能应”——“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君子符合礼义要求的就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不论怎样发展变化，都能应对自如得当。

《荣辱》篇中的“能定能应”——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非十二子》篇中的“能定能应”——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僈，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儒效》篇中的“能定能应”

——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谪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王制》篇中的“能定能应”

——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无过，非君子莫能。……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

——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

——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

——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富国》篇中的“能定能应”

——万物得宜，事变得应；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

《解蔽》篇中的“能定能应”—— “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

（二）知通统类

《非相》篇中的“知通统类”——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 

《儒效》篇中的“知通统类”——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

《王制》篇中的“知通统类”——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

（三）与时迁徙，与世偃仰

《儒效》篇中的“与时迁徙，与世偃仰”

——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 

——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

（四）与天地同参

《中庸》篇中的与天地同参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不苟》篇中的“与天地同参”——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

《儒效》篇中的“与天地同参”——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王制》篇中的“与天地同参”——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

三、“大清明”的现代拓展

——“精于物”与“精于道”的辩证统一

荀子认为“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在“精于物”与“精于道”之间做出如何选择呢？这就需要掌握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

荀子那个时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者。”作为“劳力者”的农民生产的粮食好、粮食多，商人的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工人制造的工具精良耐用，在荀子那里叫“精于物”。如何把农民、商人、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交换这，是劳心者（管理者）的事情，当好劳心者，就是“精于道。”转换一下说法，“精于道”，就是“精于帝王之术（精通国家管理社会治理）。”

荀子认为“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精于物”的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生产技能来更好地利用“物”，“精于道”的人善于对“精于物”的人进行组织管理，虽然他没有直接从事生产与交换，但通过对“精于物”者进行组织管理这个中间环节，也等于参加了生产与交换。荀子研究的重点是“精于道”，但也没有放弃“精于物”，不然就不好理解《天论》中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这就是“精于道者兼物物”。这是因为君子能够“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 （见《解蔽》）

其实，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道”（生产与交换有规律可循，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同样有规律可循），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可以说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该是“精于物”与“精于道”的有机统一体，既是他所在的研究制造领域的行家里手，又是他所在的那个团队的优秀管理者。

2019年1月3日，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坑的预选着陆区，嫦娥四号成功着陆，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这是一个团队成功合作的典型案例。中国探月工程的各个层级、各个子系统的领导人，既是“精于物”的科学家，也是“精于道”的管理者、组织者与领导者。

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项目执行总监张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航天人在工作中，最基本的要求是“零缺陷、零故障、零疑点，高标准、高安全、高可靠”。航天器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旦发射，基本不可修复。不像汽车能召回、飞机有定期维修，航天器发上去，看不见摸不着。如果有任何疏忽，很难补救，大家几年的辛苦就都白费了。航天人尤其强调质量文化，即把所有的风险都要事前识别和控制，强调一定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一个型号大概需要三、四年的研制时间。流程有系统和单机的设计、研制、收回、总装、测试。以嫦娥四号为例，着陆器有200多个设备，巡视器（玉兔）有100多个设备需要测试，每次遇到问题时，大家都在一起讨论和分析症结所在，夜以继日地测试、修改，再测试、再修改……（见2019年2月1日中国网）

这个事例说明在现代科技工程中，“精于物”与“精于道”二者不可偏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路历程亦是交叉往复进行。

物质利益是人生活生存的首要基础，生活生存就是对欲望需求的适当满足，所以，荀子在《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任何人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都会在内心深处进行是索取占有还是奉献辞让的选择，这种矛盾与斗争就是“人心之危”，但能做到“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就是“道心之微。”内心进行选择的过程是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付诸行动时，人们才会知道他的动机。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过程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由于“隐”通“微”，所以这个选择过程可以称之“微”或“隐微”。其实违背“礼义正道”的选择同样是“隐微”。但不能因为“隐微”就否认“道”的存在，礼义正道、礼法之道、中正之道、君子之道是不可更改的，因为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四、“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与“必然王国、自由王国”的关联

（一）“人心之危”与“必然王国”的关联

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类在没有正确认识与自觉利用规律之前而必然受到规律的强制约束（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这就是“必然王国”。当人们能够正确认识与自觉利用规律之时，就可以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改造安排，进而造福人类，这就是“自然王国”。回到荀子那里就是“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宫室可得而居也。”

人处在规律的强制约束之下，而又无法找到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所以就产生了许多猜想，给出了种种答案，这些猜想与答案因为不符合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有的就是胡思乱想，臆想天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如果与中国“古典心性说”相关联，那么主观能动性的发动机就是“古典之心”，为了便于表述与综合，我们就把此统称为人心能动性。

人心能动性与任何事物一样都有其两面性，能做到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会产生有助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反之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与影响。

正因为人心具有能动性，所以对待任何一个问题都要给出一个解释与答案。一些宗教就把诸如“阴曹地府”“来生转世”“羽化登仙”等人世间一时无法证明的、貌似正确的解释与答案作为他们蒙蔽群众、役使群众的依据。这些貌似正确的东西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就会产生阻碍甚至是破坏社会发展前进的消极作用（但不排除在人类的童年或幼年时期原始宗教曾经发挥过的有限度的能够形成社群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人心之危。”“人心之危”从属于规律的强制约束，或者说从属于“必然王国”的范畴。

（二）“道心之微”与“自由王国”的关联

人心能动性的另一面就是能够给出正确的解释或合理的答案，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对策，这就在一定程度把“必然王国”对人的强制约束转换成为人们继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铺垫与基础。这种转换就是“自由王国”的开始。随着正确解释、合理答案与正确对策的逐步积累，就会以动力定型为基础，再辅以创造性思维、创造性实践的作用（有法者以法举，无法者以类举），天道、地道、人道（世界万事万物及其发展变化规律）都能了然于胸，采取的应对措施都能恰入其分，恰到好处。越是向“自由王国”逼近，人心主动性就能愈能洞察整个世界，应对措施就愈能恰入其分，恰到好处，这就是荀子的“大清明”或“道心”的微妙、精妙或神妙之处——“道心之微。”正如荀子在《儒效》篇中所说：“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君子对隐藏在客观事物背后的真理揭示的越多，他的名声就越显赫；对细微的东西分辨的越真切，他讲的道理就越简捷明了；越是“劳苦之事争先，饶乐之事辞让”，他的行动就越能超出常人。这就是俗话讲的“大道至简。”一语中的，一句话就能让人明白（醍糊灌顶，茅塞顿开），这也荀子所主“君子必辩”的根由所在。所以，荀子在《劝学》篇中讲道：“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那一闪的灵光对于接近“道心之微”的“自由王国”是关键的一跃。于是朱熹老夫子接着说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溪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半亩方塘一鉴开”仍然没有超出“大清明”的边界。

（因受篇幅所限，“德輶如毛、举重若轻”之于“大清明”在此不再展开）

（三）“人心之危”（必然王国）与“道心之微”（自由王国）的参稽（对照、反思）、辩合（分辨对错、省察）、符验（检验、验证）

我们知道人心能动性还具备一个特殊功能，那就是能够对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对比对照反思反省。在荀子那里叫做“参稽、辩合、符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劝学》篇中的“参稽、辩合、符验”——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非十二子》篇中的“参稽、辩合、符验”——知而险，贼而神，为(同“伪”，虚伪)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

《王制》篇中的“参稽、辩合、符验”——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者谓之圣人。”

如何判断由“人性之危”（必然王国）到达“道心之微”（自由王国）的境界，同样需要“参稽、辩合、符验”。

五、追求与实现“大清明”，

方可贯通“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的气脉

我们先来看荀子在《儒效》篇中对“中庸之道”的论述与定位：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若夫谪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

——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

综合以上所论，荀子所讲君子之道、大儒之道、圣王之道就是“中庸之道”。这是“大清明”贯通“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的依据之一。

（一）“大清明”必然是“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

1、通常状况下的“中庸之道”

我们所设定的通常状况下的“中庸之道”，是指不从治国平天下这个层面上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中庸之道”。这类似于“精于物”者。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其变化发展规律，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也要按这个门类的特殊规律办事。这是具体的、局部的、眼前的、阶段的“道”，这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依据。具体的、局部的、眼前的、阶段的“道”不是荀子所主张的“治国平天下之道。”

通常状况下的“中庸之道”是指处理事情有条不紊，恰到好处。如孟子所说：“无过无不及”，宋玉所说：“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施之粉则太白、施之朱则太赤。” （见《登徒子好色赋》）

2、“大清明”必然是“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

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禹”，“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圣心备”的前提是“神明自得”，“神明自得”与“大清明”属于同一个范畴。也就是说不论治国还是修身，不论认知还是践行，“大儒”或“圣王”都能做到从心所欲、出神入化（运用自如），也就是后人所讲“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见《宋史?岳飞传》）处理问题能够从心所欲、出神入化，也就是不论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都恰入其分，恰到好处。其实，这就是“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

（二）“礼义正道”是荀子为“大学之道”与治国平天下层面上的“中庸之道”设定的基点与标竿

“礼义正道”是荀子为“大清明”设定的基点与标竿，同样也可以说“礼义正道”是荀子为“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设定的基点与标竿。

结合治国平天下必循“礼义正道”的论述，可以说天下大治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人和”，而创造形成“人和”的关键条件就是努力践行“礼义正道”。这是荀子为“大学之道”与治国平天下层面上的“中庸之道”所设定的基点与标竿。所以，《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之“庸（用）”就是着眼于“和”，“和”才能“天地位”，“万物育”。中和状态下，天、地、人及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万事万物都能被大儒或圣王安排到最恰当的位置，发挥起最充分的作用（人尽其材，物尽其用），这就是天下大治，就是大清明，就是大学之道。

至此，荀学“道心之微”之“道”，即是“礼义正道”之“道”。客观之“礼义正道”与“人心”之能动性相互作用，才会产生运用自如出神入化的微妙、精妙与神妙的智慧境界。套用程朱理学之“天理”，陆王心学之“良知（良心）”，“道心之微”就是“礼义正道”这个“天理”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良心”的尽善尽美的高度统一，达到尽善尽美才能破除各种蔽障，进而实现对“礼义正道”的运用自如，对“礼义正道”的运用自如，即是“大清明”。

（三）“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

如何从“人心之危”（必然王国）走向“道心之微”（自由王国），这中间不是一下子就实现的，是需要一定时间与一定过程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真理的认知与践行的过程应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所以，荀子多次讲到涂之人能够成大禹那样的圣王或大儒，必须重视“积”。当“积”到一定程度，“神明”或“大清明”的“自由王国”境界才会出现。每次尝试从“人心之危”（必然王国）中挣脱都会有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这是“有为”，把经验、教训进行积累、进行参稽、辩合、符验这也是“有为。”没有这些“有为”就不可能到达从心所欲的“道心之微”（自由王国），从心所欲地认知与践行“天下大治之道”。在外人、他人看来轻松自如，好像什么治国良策都没发布，什么治国举措都没实施，这就是常说的“无为而治”。但他背后却是无数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有为之作”——探索与尝试，而每一次次的探索与尝试都是一次次的“解蔽”（破除蔽障）。

（四）“大清明”与“美善相乐”

《乐论》篇：“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故曰：乐者，乐也。”

人到达“大清明”的境地，他所追求的理想能够转化为现实，这是人生价值的真正实现。周公集大儒与圣王于一身，应当属于这样的人。在周公那里治国平天下宛如他在指挥一个乐队演奏一曲美奂美轮的乐章，治国平天下的所有汗水与付出都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都转化为一串串轻松快乐的音符，这是最大的奖赏与激励，是人世间最大的快乐与慰籍。所以荀子称之为“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因受篇幅所限，关于“大清明”与美身、美政、美俗，礼别异，乐合同，中和之美等问题在此不再展开）

人可以成大儒，但大儒未必都能成为圣王，这就有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说，但这还不够，还要有历史眼光，要把自己由“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境界的方式方法传授给下一代，使绝学得以薪火相传。历史上许多大儒、圣贤因岁月的无情、机遇的稍纵即逝，往往是空怀壮志饮恨而亡，要想使他们归于平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孔子、荀子、司马迁等人虽然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能见用于当世，但他们并不灰心丧气，而是把自己的思想宝库“藏诸于名山”而俟后者。这是更进一层的“大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