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三）《荀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荀子是先秦儒学的殿军，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及其著作，对后来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影响极大。

三、《荀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对荀子的评价从荀子死后就已经开始了。《荀子·尧问》篇的最后一段显系荀子弟子之作。它记载当时就有人说“孙卿不及孔子”，荀子的弟子们反驳说这是“不察其实，乃信其名”，认为“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汉书·艺文志》载有《虞丘说》一篇，班固自注：“难孙卿也”。其书早已佚，姚振宗说，“《志》列吾丘寿王、庄助之间，则武帝时人”。《虞丘说》 是否系难“孙卿不及孔子”，不得而知，但关于荀子的争议，至少从西汉早期就已发端，这却是事实。

司马迁作《史记》，认为“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其《礼书》《乐书》，几乎全文照录《荀子》的《礼论》和《乐论》。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孟子》《荀子》都当作“七十子之弟子”以后的代表著作，列入“儒家类”，其《刑法志》还照抄一大段《荀子·议兵》。如果说，《史记》《汉书》足以代表两汉时期人们的思想，那么，荀子在两汉正处于与孟子并尊的地位。

可称为荀学第一功臣的当属西汉末的刘向。他不但以为战国诸子中“惟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而且认为“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而战国诸侯一一“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就是因为背离了荀子的政治主张。因此，他认为荀子“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于是首次全面系统地整理、校定《荀子》著作，定为《孙卿新书》三十二篇以流传至今。

魏晋时人也是均以孟荀并称。其中徐干的评价直追刘向，其《中论》尊荀子为“亚圣”，认为：“荀卿生乎战国之际而有睿哲之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明拨乱之道。”俨然以荀子为“孔门嫡传”。

中唐学者杨倞可称是荀学的第二功臣，他第一个为《荀子》作注，对荀子思想的流传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认为荀子是“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荀子》一书，可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与他同时期的韩愈写了《读荀子》一文，认为《孟子》是“醇乎醇者也”，《荀子》则“考其辞，时有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因此，韩氏给荀子之学作了一个“大醇而小疵”的断语。此说得到皇甫湜、陆龟蒙等学者的响应。从此，引发了宋代以后愈演愈烈的尊孟抑荀思潮。

宋代学者一般都视荀子为儒门异端，他们对荀子的攻击主要集中在性恶论、非思孟以及因李斯“焚书坑儒”而罪及荀子。从性恶论方面反对荀子的有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但特别突出的要数理学家程颐、朱熹之辈。程颐曾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熹对学生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理。”理学家们的“性即理”说，实即孟子性善论的翻版，而荀子的性恶说，恰是对理学家“大本”的否定，所以理学家尊孟抑荀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宋人对荀子的批判是相当武断的。他们认为，孟子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荀子批评孟子，就是“悖于圣人”，“喜为异说”，“敢为高论”，这种缺乏历史眼光的观点，是没有任何理论价值的。苏轼《荀卿论》的逻辑最为荒唐，他说：“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这种推论，就是朱熹也觉得不妥，他说：“世人说坑焚之祸起于荀卿。荀卿著书立言，何尝教人焚书坑儒，只是观它无所观藉，敢为异论，则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但还是将间接责任归之于荀子。

明代随着王学的崛起，有不少人对宋人评荀之说又提出了异议，例如杨慎、何良俊、归有光、王世贞、董其昌、邓元锡等等，其中对荀子肯定最力的还是李贽。他认为荀子的历史地位应高于孟子，“故曰荀孟”。在《藏书》中，他将荀子列为“德业儒臣之首”。在《荀子传赞》中，他认为“荀与孟同时，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而扬孟轲也”。明人的这些议论，尽管在影响上难以与宋儒之说相抗衡，但也引起了思想界对荀子的广泛重视，于是《荀子》的注本、刻本也逐渐多了起来。这就为清人的荀学研究埋下了契机。

明清理学家对荀子的评价大体不出宋儒樊篱，而熊赐履、余廷灿辈，所论则更为迂腐。他们认为《性恶》篇这样的文章，“铲烧之可也”。但随着宋明理学的没落，清代一些著名学者掀起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研究荀学的高潮。

这一高潮发端于清初的傅山。傅山不但在其《霜红龛集》中对荀子思想有许多精到的散论，而且他还作了一部《荀子评注》。该书最后的总评极为精彩，其发明有三：一是认为《荀子》“不全儒家者言”，“但其精挚处，则与儒远， 而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此说虽本于朱熹，但评价则截然相反。二是肯定荀子的《性恶》篇，“立义甚高”，一反自王充至宋人的定评。三是认为《荀子》书中的“‘伪’字本别有义，而为后世用以为诈伪，遂昧从人从为之义”，这是对朱熹说的激烈批评。

戴震最为得意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此书认为“性”是指“人物之本能”，“性之欲，自然之符”，这与荀子所谓“欲不可去”“性者，天之就也”的观点实际是一致的。所以，戴震尊孟而不贬荀，认为：“孔子之后，异说纷起，能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异于老聃、庄周、告子而为圣人之徒者，荀子也。”

有清一代真正对荀子进行了全面研究而又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则是稍后于戴震的汪中。汪氏集前人关于荀子事迹考订之大成，写成《荀卿子通论》。他一反宋以来视荀子为异端的“道统心传”，从荀子对经学传授的贡献的角度，肯定荀子为儒学正统。他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考证出《毛诗》《鲁诗》《左氏春秋》《谷梁春秋》都是荀子之传，《韩诗》是荀子之别子，《曲台之礼》是荀子之支与余裔。他认为：“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其评价之高，实为汉人以来所罕有。

随着宋学的衰退、汉学的兴起，清人翻宋儒贬荀之案的人越来越多。其热点主要有二：一是折衷孟荀人性理论，认为“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持此说的有徐养原、钱大昕、严可均、吴德璇等人。二是肯定荀子礼学对后世礼教的贡献，认为“荀氏言仁，必推本于礼”，“其与圣人节性防淫之旨，威仪定命之原，庶几近之”，“后人尊孟而抑荀，无乃自放于礼法之外乎” 。持此说者有凌廷堪、方宗诚、蒋彤等。此外像郝懿行、谢墉、王先谦等人，都对荀子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与这种重估荀子思想价值的思潮相呼应，清人在《荀子》的版本考订、文字校勘、词义训释等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为以后荀子研究的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像惠栋的《荀子征言》、谢墉的《荀子校》、卢文弨的《荀子笺校》、刘台拱的《荀子补注》、郝懿行的《荀子补注》、王念孙的《读荀子杂志》、朱骏声的《荀子校评》、俞樾的《荀子平议》和《荀子诗说》等，都是有功于后人之作。清末王先谦集诸家校注之大成的《荀子集解》一书，则是可与刘向校、杨倞注并称的杰作，至今仍为研《荀》者的案头必备之物。

十九世纪末，信奉今文经学的维新派为了打破汉学对学术的垄断而进行思想启蒙，以荀子为封建思想文化的代表而发动了一场“排荀”运动。这一运动由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发起。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中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梁启超指出：“二千年政治，既皆出于荀子矣，而所谓学术者，不外汉学、宋学两大派，而其实皆出于荀子，然则二千年来，只能谓之荀学世界，不能谓之孔学世界也。”夏曾佑不但集中抨击荀子的性恶论，而且还公开向孔子问罪。他指出，秦始皇及后来的历代统治者都是“本孔子专制之法，行荀子性恶之旨” ，这就为后来五四时期的反孔倡了先声。    与维新派对荀子的猛烈抨击相反，属于古文经学派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却对荀子思想大力褒扬。章太炎评荀并不以孔、孟的是非为是非，而是善于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孔、孟、荀之间的同异。章太炎《訄书》的第一篇便是《尊荀》，他甚至写了批评孔子的《订孔》篇，说“荀卿学过孔子”。对于荀子的逻辑思想，章太炎是第一个作了深入研究的人，他认为荀子是战国“名家最得大体者”，“其《正名》也与墨相挟持，有所言缘，先于西来桑门之书” 。即说荀子不但是名、辩逻辑思想的集大成者，而其学说还早于从西方传来的因明逻辑。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荀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一些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置荀子思想于显赫的位置外，还发表了大量的荀子专论和著作。这一时期荀学研究的特点有二：一是富于疑古精神，开展了对《荀子》书真伪的研究。胡适、梁启超、吕思勉、杨筠如、张西堂等先后提出了《荀子》部分有伪或大部分属伪的观点，这些论断虽然不免过头，但也加深了对《荀子》著作的理解。二是能系统地以近代西学来分析荀子思想，研究荀子思想的方法由“古典式”基本变为“现代式”。其中杜国庠“荀子的宇宙观(《天论篇》)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富于唯物主义因素的”， “荀子不但”“把礼的观念发展到几乎和法的概念一致的地步，而且他也谈法术，——有些见解，简直和法家的说法没有什么两样”等论述对后来的荀子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大陆的荀子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历程。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的普及，许多学者开始以哲学上两大阵营的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荀子，使荀学别开生面。一般而言，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人们对荀子的评价愈来愈高，人们认为荀子是我国战国时代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本体论是唯物论，在认识论上他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其方法论的核心是朴素的辩证观。在学派的归属上，荀子被视为与儒家对立的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政治观被视为“站在当时新兴势力一方面”，是“地主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反映”，其历史观是反对法先王 ，主张法后王。打倒“四人帮”后，人们对荀子的评价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般来说，人们都不认为荀子是法家了，不再认为荀子反对法先王。一些人提出荀子所要维护的是周代的礼制，因此他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其政治观是反动的。他的本体论肇于客观唯心主义，终于主观唯心主义，即使偶尔有一点唯物主义，也消失在唯心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对于荀子的认识论，有人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有人认为他虽然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但他把认识论混同于道德论，因而造成了严重的缺陷，结果把一些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光辉命题也给窒息了。对于荀子的方法论，有的认为荀子只承认认识论的反映论，不承认认识论的辩证论，他从唯物主义上偶然失足，跌入了形而上学的循环论；有的认为荀子的形而上学循环论不是从唯物主义上的偶然失足，而是与他的唯心主义形影相随，互为因果的。最近几年，人们多强调黄老思想、管仲学派、齐学对荀子的影响，甚至认为荀子是一个黄老思想家。    

近六十年来，台湾研究荀子的著作也很多。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大陆学界迥别，绝口不谈唯物、唯心之分，不谈荀子的阶级属性。一般都强调荀子是儒家而非法家，其学“大醇小疵”。认为其思想的核心是礼治主义，其基本原则是天生人成。由于荀子只显示客观精神，主体精神与绝对精神不显，所以其“礼义之统”失去了内在的价值，本源不透。此外，陈大齐认为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说“不但不相反对，且竟不妨认为大体上两相符顺，纵有不同之点，其不同亦甚微细”；黄彰健、徐复观认为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此性即理、即道之说，都颇有特色。 

已往的荀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是强荀以就我，为了自己的主观需要不惜歪曲荀子思想。这种现象以19世纪末维新派的排荀和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最为突出。维新派不满现实，主张变法，但又不敢公开向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子宣战，只好站在今文学家的立场上，以荀子为替罪羊，作为二千年之学的代表。这是很不公正的。事实上荀子长期以来被目为异端，他的认知精神一直被排斥于传统文化的主流之外，怎能将封建专制之罪归之于他呢?评法批儒中某些人为了反对“共产党的儒”而任意编造儒法斗争史，硬要将荀子的礼讲成是韩非的法，硬要讲荀子法后王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法先王，硬要将荀子打扮成与孔子相对立的法家代表。尽管这不是真正地研究荀子，但事实上给荀子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所以，要深入地研究荀子，必须要“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冶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者之僻辞”（《正名》），不能因为一已之私利而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搞庸俗的古为今用。

第二是执其一端， 蔽于一曲。这种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价荀子思想标准的简单化。过去是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今天或是只谈两大阵营、阶级立场，或是闭口不谈。二是片面认识荀子的思想。朱熹看荀子，只看到性恶一点，就不及其余。这不仅对荀子整个思想缺乏认识，就是对荀子人性论的解也是肤浅的。今天人们论荀子，有的说他是奴隶制度的维护者，其政治思想毫无可取之处；有的说他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其政治思想与孔孟一样，都重视人的内心道德自觉性的培养；有的说荀子是唯物主义者，有的说他是唯心主义者；有的说他是儒家，有的说他是法家，有的说他是黄老思想家。这些截然相反的观点都只看到了荀子思想的一面，忽视了荀子思想的复杂性。因此，皆非对荀子思想的真实反映。

第三是宏观的思想分析与微观的考证脱节。宋人抨击荀子性恶最烈，但疏于对其特有概念的辨析。朱熹将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之“伪”就理解成“虚伪”、“诈伪”，以此来批评荀子的“性伪之分”，就显得十分好笑。今人将荀子的“天人之分”说成是“天人相分”，一字之差，对荀子思想作出了迥然有别的解释，是严重违反荀子原意的。一般说来，今天搞文字训诂考证的，都极少深入地去钻研荀子思想；谈荀子思想义理的，都不太注意利用现有的考证成果，鲜有将考证与义理分析融为一体的论著。  

第四是对荀子思想只作静态的平面分析，不注意对其思想的发展演变作动态的研究。荀子年寿高，跨越了战国的中期和末期两个阶段；游历广，足迹遍赵、燕、齐、楚、秦。其学以杂驳不纯著称，其思想不乏互相矛盾之处，这与他思想的变化是有关的。比如荀子对禅让说的不同态度，对子思学说的不同反映，对征收工商税的不同说法等等，这些都需要从其思想的变化上去加以认识，不然就会各执一端，得出矛盾的结论。人们之所以对荀子思想只作静态描述，鲜少作动态分析，原因就是在《荀子》各篇的断代上工作做得太少，分不清哪些是荀子哪一个时期的作品。因此，揭示《荀子》各篇的时代特征是认识荀子思想发展轨迹的一个迫切问题。

《荀子》的版本，现存最早之刻本为南宋浙北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有文物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又有《古逸丛书》本，虽系清刻，但保存了原宋台州本之旧。还有明世德堂刊顾春辑六子书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荀子写本即以此为据。清卢校谢刻本也很流行。世所公认，有清一代荀子整理、校释的集大成之作为王先谦《荀子集解》。近年来这方面的有得之作则要数王天海的《荀子校释（上、下）》、萧旭的《〈荀子〉校补（上、中、下）》以及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的《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