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一）荀子其人其书-廖名春

荀子是先秦儒学的殿军，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及其著作，对后来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影响极大。

一、荀子其人其书

荀子的姓氏、名字，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史记》称其姓氏为“荀”；《荀子》本书和《战国策》《韩非子》《韩诗外传》《新序》《说苑》《汉书》以及刘向《叙录》等都作“孙”。    

“荀”与“孙”是什么关系呢？唐人司马贞、颜师古、杨倞等人都认为是因为避汉宣帝刘询讳，才将“荀”字改写为“孙”。但证之于史实，难以成立。汉代不讳嫌名，而“询”之与“荀”，刚好是字形、意义不同而仅读音相同的所谓嫌名。

清人胡元仪又提出孙、荀并为姓氏说，认为孙、荀为两姓氏，就像陈氏改为田氏、荆氏改为庆氏一样。其实荀孙与田陈、荆庆一样，并非两姓，而只是由于方音不同造成的一姓氏的两种不同写法而已。由“语音之转”而导致书写有别，这就是荀子在先秦两汉古籍中既被称为荀氏，又被称为孙氏的原因。

荀、孙既为一姓之通假异文，那么二者何为本姓，何为借字？笔者认为，荀子应该姓孙而不应姓荀。因为从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除《史记》外，其他文献多作“孙”，鲜作“荀”。特别是《荀子》一书，都称“孙”，这即使不全是荀子亲手所写，至少也当是荀子弟子所记，他们的记载较司马迁说应更可靠。韩非为荀子学生，其著作《韩非子》称其师之姓为“孙”，这与《荀子》一书的记载是一致的。所以，不管根据“名从人”的原则也好，还是根据文献记载的时代先后、数量的多寡好，“孙”都应该为本姓。

《史记》、刘向《叙录》都说荀子是赵人。而据郑樵《通志·氏族略》所载，荀氏在春秋、战国时有两大族系：一是郇侯之后，以国为氏；二是晋大夫荀林父之后，以邑为氏。郇国辖地在今山西临猗县内，荀邑在今山西绛县附近，战国时均属魏国辖区即所谓“河东”地区。孙氏在当时有三大族系：一在楚国，出自芈姓，为令尹孙叔敖之后；一在齐国，出自妫姓，为陈敬仲四世孙孙桓子无宇之后；一在卫国，出自姬姓，为卫武公之子公子惠孙之后。《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383年，赵国“筑刚平”，从而开始大举攻卫。前372年，赵国继续向卫进攻，攻取了卫“乡邑七十三”个。后七年，又攻取了卫的甄地（今山东省鄄城县北）。于是，赵国就占有了原属卫国的大部分土地；原来的卫国人，自然大部分就变成了赵国人。荀子既为赵人，又为孙氏，合乎逻辑的解释他最可能系出自卫公子惠孙之后，是由卫入赵的卫国人。《元和姓纂》卷四“魂”韵“孙氏”条就说：“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 楚令尹孙叔敖及荀况并为孙氏。”这就是说，如果严格区分姓和氏的话，荀子应该是姬姓，为孙氏，也属于周文王一系血脉。

荀子的名字，古今也有异说。荀子名况，最早见于刘向《叙录》，并且已为世所公认。《史记》只称“荀卿”。对“卿”字的理解，世有二说。司马贞《史记索隐》认为是“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今人则一般认为“卿”为荀子之字。

《荀子》书皆称荀子为“孙卿”或“孙卿子”，这能否为荀子字卿之证呢？应该不能。“孙卿子”“孙卿”等称呼在《荀子》一书中只出现于《儒效》《议兵》《强国》《尧问》四篇中。前三篇明显系荀子弟子所记录荀子言行之作，《尧问》末尾一段驳世人对荀子的攻击，为荀子的遭遇鸣不平，其为荀子弟子之作的痕迹更清楚。先秦文献中，弟子在其作品中直称其师名字的，恐怕不多见，一般是尊称其为某子，如墨子、孔子等。韩非子、李斯为荀子学生，他们皆称荀子为“孙卿”，足见“卿”非字，当为尊称，其性质与称子同。“孙卿子”之称如同称“子墨子”“子宋子”。

荀子生于何年？文献没有记载。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提供了线索，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刘向《叙录》说得更清楚，道是“齐宣王威王之时”。以此推算，荀子之生年至少当在公元前368年左右。但《史记》又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春申君死于公元前238年，荀子此时还活着，这样，荀子至少得有130来岁。显然，司马迁和刘向的记载，必有一家的某一处出现了错误。

目前，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史记》和刘向《叙录》的“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有误，应按东汉应劭《风俗通?穷通》篇的记载改“五十”为“十五”，即荀子“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这种说法有两个毛病：一是以后出的孤证否定前人的通说，以东汉人的一家之言否定西汉人的一致记载；二是前后文不好解释。“始”是“才”的意思。它说明了荀子年长而来齐之晚，与“五十”具有逻辑联系，如改为“十五”，文意就不好理解。所以，将“年五十”改为“年十五”是不足取的。

我们认为司马迁和刘向的“年五十”之说没有错，但刘向说的此时在“齐宣王威王之时”却有误。按照战国时田齐诸王的次序，应该是齐威王之后为齐宣王，齐宣王之后为齐闵王，不应该将齐宣王列在齐威王之前。再说刘向所说的“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号曰列大夫”与事实有相违之处，列大夫之号始自齐宣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因此，刘向原文应非“齐宣王威王之时”，而是“齐宣王闵王之时”。这样，既合乎田齐诸王的次序，又能与《史记》关于以稷下学士为列大夫的记载相吻合。

因此，比较各方面有关荀子的记载，将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的具体时间可定在齐闵王十五年，即公元前286年。这样，就可推出荀子的生年是公元前336年，正处于战国中期。 

公元前316年，荀子才20来岁，就已经在燕国从事政治活动了。《韩非子·难三》记载：“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这就告诉我们，早在燕王哙把君位禅让给子之时荀子就来到燕国了。韩非子将“孙卿”与“子之”并提，而且将“非孙卿”列为燕王哙“身死为僇”的原因，这暗示荀子当时在燕国身份非同一般，而是子之反对派的代表。而燕王哙之所以“非”他，冷遇他，主要就是因为荀子反对禅让。

史家大多不信荀子曾游说过燕王哙，其理由是欠充分的。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他所记载的有关其师的事迹，是很难不信的。《荀子·正论》篇反复批判尧、舜禅让之说，认为“老衰而擅（禅）”说是错误的，“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又说“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畏事者之议”。总之，“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这些话，尽管没有点明时代背景，但显然是荀子早期的言论。我们只要把它同其晚年之作《成相》篇对尧、舜禅让的赞美一比较，就能发现两者有着相当大的时代差异。所以，我们认为这些话是荀子早年对燕王哙的规劝、对子之等人的批驳，应该是有理据的。

在燕国的游说失败后，荀子的行踪共有二十多年不清楚。但至公元前286年，即齐闵王十五年左右时，荀子年已五十，以“秀才”即才学卓异见称于世。此时齐国稷下之学正盛，齐闵王继齐宣王之后，招集天下贤才而“尊宠之”。田骈、慎到、接子这些著名的学者，齐聚齐国稷下学宫，都号为列大夫，享受优渥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不治而议论，作书以刺世。荀子此时到稷下来游学，虽属姗姗来迟，但他对诸子之事，都有所批评，认为“非先王之法”。前286至前285年，齐闵王灭掉了宋国，夸耀武功，不尚德治，荀子曾进行劝谏，但不获采纳，于是他就离齐赴楚。桓宽《盐铁论·论儒》篇记此事云：“闵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这一段话与《史记》说正可互相发明。由于荀子是“年五十始来”稷下，其声望、地位显然不如慎到、接子、田骈，故桓宽列其为最末。齐闵王不听荀子等的劝谏，一意孤行。结果前284年，燕上将军乐毅率燕、赵、韩、魏、秦五国之师，一举攻下齐城七十余座，陷齐都临淄，齐闵王逃窜到莒国，被其相淖齿杀死。

前279年，齐国即墨守将田单乘燕惠王用骑劫代替乐毅为将之机，向燕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齐襄王复国后，吸取齐闵王的教训，又招集亡散的学士，重整稷下学宫，“修列大夫之缺”。这时，荀子在楚国，正逢秦将白起攻楚，陷郢都，烧夷陵，举国大乱，楚人仓惶迁都于陈。荀子时年五十七岁，在战乱中离楚而来齐，参加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由于田骈等老一辈的学者都已死去，慎到、接子等稷下旧人又不在齐国，荀子凭他的学识和才德，在复办的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成为最受欢迎、最受尊敬的先生；一直到他最后离开齐国，曾经“三为祭酒”，多次担当学宫领袖的重任，作为稷下“列大夫”之首。《韩非子·显学》篇所谓“孙氏之儒”，即儒家中的荀子学派，其“聚人徒、主师说”，应该主要形成在这一时期。

公元前266年，范雎相秦，封为应侯。荀子时年七十。这以后，荀子曾应聘到秦国活动。刘向《叙录》说：“孙卿之应聘于诸侯，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荀子·儒效》篇记载的秦昭王与孙卿子的问答之语，《强国》篇记载的秦昭王与孙卿子的问答之语，就是这次入秦言论的记述。

荀子入秦究竟在哪一年呢？有人说一定是在秦赵长平之战以前，不能晚于公元前262年。这是有道理的。秦、赵长平之战从前262年持续到前260年，最后赵军战败，秦军坑赵降卒四十多万于长平，接着又乘胜进军，攻陷了赵之太原郡。这次战争的规模之大，死人之多实属罕见。而荀子作为赵人，在入秦后对父母之邦的这一场惨祸竟无半点反应，反而对秦国的政治形势、自然条件大加赞赏，并向秦昭王宣传“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实在有悖常情，这只能说明其时长平之战尚未发生。

有人又说荀子入秦的时间是荀子在楚国作兰陵令以后，实不可信。前257年，秦军遭邯郸之败，范雎在秦国的政治地位发生动摇，不久罢去相位，公元前255年因王稽事坐罪死，此事云梦秦简《大事记》有记载。而荀子正是此时入楚为兰陵令，在这以后，他决无可能再见到范雎。所以荀子入秦的时间，应在前266年与前262年之间。再具体一点，就可能在前264年左右，因为这时齐襄王正好死了，而荀子是很受齐襄王尊宠的。秦国于此时聘请他入秦，正得其时。

荀子入秦，对秦国的政治、军事、民情风俗以及自然形势等都进行了考察，认为秦国“形胜”，自然环境优越；风俗淳，“百姓朴”，是“古之民也”；其吏治肃然，士大夫“莫不明通而公”；其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出于必然。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深感秦有所短，就是统治者过于强调霸道，即“其生民也狭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狭阨，忸之以庆赏，鰌之以刑罚，使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尽管其“兵强海内，威行诸侯”，但“非以仁义为之也”，是“所谓末世之兵”（《荀子·议兵》）。因此他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实行“王道”，“力术止，义术行”，以达到“得天下”而“天下应之如欢”的境界。秦昭王虽然称“善”，在口头上被荀子说服了，但是由于他们君臣正忙于兼并战争，事实上正在攻韩并准备侵赵，所以荀子之说在秦国不可能得到采用，于是荀子又只好离秦而往游他国。

游秦，只是荀子“应聘于诸侯”的一站。前264年至前259年的几年里，荀子在什么地方活动，文献没有记载。但前259至前257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荀子肯定到过赵国，其证据就是《荀子·议兵》篇的记载。

《议兵》篇结尾有这样一段话：“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上党原属晋国，三家分晋后，赵、韩两国各占上党地的一部分，都在那里设郡。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与秦国相邻。公元前265年，秦军大举攻韩，占了韩国的少曲（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北）、高平（即向，今河南省孟县西）。次年又攻取了太行山南的南阳地，以断绝韩本土和上党郡之间的通道。到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取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这样，就完全截断了韩国上党郡同韩国本土之间的联系。韩国当政者非常恐惧，想献出上党郡向秦求和。由于韩的上党郡守靳不肯听命，韩桓惠王就派冯亭去接替靳。但冯亭到任后也不愿降秦，就将韩国的上党郡十七县献给赵国。这就是《议兵》篇所谓“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的过程。但至公元前259年时，秦军又乘长平大胜赵军之机，从赵人手中夺走了上党。《战国策·秦策一》记载此事说：“代县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领一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这就是《议兵》篇所谓“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两年之后，即至前257年时，局势又急转直下，上党又为韩国所收复，重新成为韩国的一个郡。这样一直过了十年，到前247年４月，秦军才又全部攻取了韩国的上党郡，平定了赵的晋阳，重新建立了太原郡。故《史记·韩世家》说：“二十六年（即前247年），秦悉拔我上党。”

根据韩国上党郡先后易手的这些历史事实，验证《议兵》篇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推定荀子在赵孝成王面前与临武君议兵的时间。

在公元前257年以前，秦人并没有攻下上党，而荀子议兵时却谈到了“韩之上地”、“秦夺之”这一事件，可见将荀子议兵的时间定在前259年以前的种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议兵》篇又载有“陈嚣问孙卿曰”“李斯问孙卿子曰”等语，可知荀子到赵国还带有陈嚣、李斯等学生，与临武君议兵时他们也在。而《议兵》篇很可能就是由荀子的这帮弟子根据当时辩难、答对的内容记录整理而成的。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欲西入秦，辞于荀卿，……至秦，会庄襄王卒”。秦庄襄王卒于公元前247年５月，李斯此时已抵达秦国。也就是说，自公元前247年５月以后，李斯已入秦，不在荀子身边了，当然也就不可能参与议兵。因此，将议兵的时间定在公元前247年５月以后的种种说法，与《议兵》篇的记载也是相悖的，都不可信。

那么，议兵会不会发生在公元前257年以后到前247年４月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呢？决不会。道理很简单，因为这十年时间上党郡又属韩国所有。如果在此段时间内议兵的话，荀子决不会说出“韩之上地……秦夺之”这样的话来。因为从荀子的话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出当时上党已落入秦人之手这一事实。

将议兵时间定在公元前247年的说法虽然较以上各说为优，但同样是不可靠的。从《史记》之《六国年表》《韩世家》《李斯列传》等记载来看，秦军重新占有上党是在前247年的４月，而李斯辞别荀子而抵达秦国的时间是同年５月，中间仅余一月。如前所述，在４月以前，荀子是不会说“秦夺”“韩之上地”之类的话的，因为上党郡仍在韩人手中。在５月以后，李斯已到秦国，不会参与议兵。所以如将议兵定在前247年的话，那也只能发生在４月到５月这一段时间内。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荀子就将上党易手的最新情报融入自己的论说之中，作为说服临武君与赵孝成王的论据；李斯参加议兵后辞别老师，就从赵国赶到了秦国。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笔者认为，荀子议兵应定在公元前259年至前257年之间。其理由如下：第一，在这段时间内，韩之上党刚好为秦人从赵人手中夺去，符合荀子所说的“趋赵”“秦夺之”这两度变化。第二，在这段时间内，李斯尚未“入秦”，仍陪侍在荀子身边，有参与议兵的机会，符合《议兵》篇关于“李斯问孙卿子”的记载。第三，在这段时间内，荀子尚未居楚为兰陵令，正是其携带李斯等门人“应聘于诸侯”之时，符合《史记》、《叙录》关于荀子事迹的记载。

荀子议兵，尽管以“王兵”折服了“诈兵”，使得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不得不称“善”，但处于“争于气力”的当时，赵王“卒不能用”，所以他只好离赵而另谋出路。

离开赵国后，荀子又回到齐国。这时齐王建当位，但朝政由“君王后”（襄王后）控制。荀子向齐相进言，论述齐国内外大势，劝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并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弊政进行了批评。结果，“齐人或谗荀卿”。荀子诤言进谏反而受到谗言的攻击，因此他在齐国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转而赴楚，正碰上楚灭鲁，新得兰陵之地，因而就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这是公元前255年之事，荀子时年八十一。

荀子在楚为兰陵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任职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进谗，于是他不得不去楚而往赵。《战国策·楚策四》详细记载了这段经过，说：“客说春申君曰：‘汤以亳，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籍之以百里之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进谗之人将荀子治兰陵与汤居亳、武王居镐相比，并以此动摇了春申君对荀子的信任。这至少说明：荀子的卓越才学，此时已为世所公认；而春申君对荀子的信任，此时也还有限，不然，何至于因一人之言而怀疑荀子？

荀子在赵国，受到了较高的礼遇。《战国策》、《韩诗外传》都说“赵以为上卿”，《后语》说他为“上客”，措辞有别，但实质相同，都是指“致禄甚厚”，“礼秩如卿，不治事”。而楚国，不久又有人劝谏春申君：“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贤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何辞之？”春申君接受了意见，“于是使人请孙子于赵”。荀子对离职尚不能释怀，他致信辞谢，对楚政多所批评，其内容许多都是影射春申君的。他还为之作赋，说：“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无异是指责春申君良莠不分，听信谗言。春申君得信后，很后悔，又一再坚请荀子。荀子可能是为春申君的诚意所动，“乃行”，春申君又复任他为兰陵令。

前247年，李斯“至秦，会庄襄王卒”，作了秦相吕不韦的舍人。此时荀子已有八十九岁。 

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李园伏死士杀死春申君。《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这时他年已九十八岁。

荀子废居兰陵后，“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他卒于春申君死后何年？文献缺载，难以确考。

有人根据《荀子·尧问》篇中“孙卿迫于乱世，鰌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一段的说法，认为荀子活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其实，所谓的“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特别是下文的“诸侯大倾”，正是说的战国争雄的景象。

反映荀子生平事迹最晚的一条史料是《盐铁论·毁学》篇的记载：“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人多以为此说不可信，如梁启超就认为：“《盐铁论》云云，或因李斯述荀卿‘物禁太盛’一语而增益附会之。”梁启超说“物禁太盛”是李斯述荀子语，这是正确的。但怀疑《盐铁论》之说是因《史记》语而增益附会之，则缺乏根据。李斯相秦的时间，人们一般都说在公元前219年至213年间，如果荀子生于前336年的话，那么他见到李斯相秦而为之不食，至少就得有一百一十七岁以上，自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史记·李斯列传》又记载了李斯被杀前在狱中曾上书给二世皇帝，说：“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这是秦二世二年，即公元前208年之事。当时李斯正被治罪，他要渲染、夸大他对秦王的贡献，以打动二世，本属人之常情；但此事若无一点根据，恐怕二世也不会承认。本传先前说：“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这是说秦始皇二十几年称始皇帝时，李斯就任丞相了。但《秦始皇本纪》又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前219年）立琅邪石刻，上书“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这是说秦始皇二十八年时，李斯还与二十六年一样，仍为卿，即廷尉。本纪和列传的这几处记载，不无矛盾。我们认为，李斯为丞相，确实是秦始皇二十八年立石以后事，本纪记载不误。但李斯在秦始皇时代，早在他未当丞相，还是为卿时，就主持朝政，“人臣无二”，实际上已充当了丞相的角色，这恐怕也是事实。李斯将其为“假相”，任卿的时间加在一起，故说“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如以此为据，从李斯下狱上书上推三十年，那么李斯相秦当在前237年左右，正是秦免除吕不韦相职，也是荀子废居兰陵之时。

司马迁、刘向都说荀子废居兰陵后，“著数万言而卒”，即荀子在死前还过了一段写作生活，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不能说荀子的所有著作都写于此时，但他确在此时写下了一部分著作，例如《成相》篇中有“春申道缀基毕输”一语，说春申君的政策被废止了，基业完全被毁坏了，这显然当写自春申君被杀以后，很可能就是荀子废居兰陵时的最后之作。我们假设荀子在春申君死后又活了两年，即至公元前236年才辞世，那么，在这两年里，他既见到了李斯相秦，也在兰陵写下了《成相》等著作。其年寿高达一百岁。《庄子·盗跖》篇说上寿百岁，《礼记·曲礼》称百年曰期颐，荀子弟子张苍享年百有余岁。依此看来，荀子寿达百岁，也是可信的。

总的说来，荀子出生于赵国，年轻时曾到燕国游说过燕王哙。五十以后至八十岁左右，他主要在齐国活动，是稷下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中间，他也到过楚、秦、赵等国，但逗留时间都不太长。八十岁以后，荀子主要居住在兰陵，一边从政，一边从事著述。春申君被杀以后，荀子废居兰陵，不久去世。

根据以上的考证，我们可知荀子生活于战国中期和末期。荀子的思想和学说，就是在这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荀子著作已知的最早整理者是西汉的刘向，其《孙卿书叙录》云：“（向）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汉书·艺文志》于儒家类中记录：“《孙卿子》三十三篇。”又于赋家类载：“《孙卿赋》十篇。”《隋书·经籍志》于子部儒家类载：“《孙卿子》十二卷。”又于集部别集类载：“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并附注曰：“残缺，梁二卷。”唐人杨倞是第一个为《荀子》作注的，其《序》云：“以文字繁多，故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卿子》，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使以类相从云。”

这些关于荀子著作的记载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荀子书应当正名。从上面的考证中可知，荀子应为孙氏，将孙卿称为荀卿是一种错误。其著作的名称也是如此。从刘向到班固，从《七录》到《隋书·经籍志》，荀子的著作一直被称为“《孙卿书》”、“《孙卿子》”，一直到唐元和年间的杨倞，才将其“更名《荀子》”。所以，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我们应该以刘向、班固说为是，应将荀子书称为《孙卿书》或《孙卿子》。

其次，从刘向《叙录》来看，早在刘向校定《孙卿书》以前，荀子的著作就已编定。由于荀子弟子众多，所以编定的《孙卿书》并不止一个本子，至少当有十个以上。刘向所做的工作，一是校雠，二是去除重复，三是编定三十二篇之次序。这即是说，早在刘向之前，现存《荀子》的各篇都已经形成了，它们并不是刘向拼合调整而成。

第三，刘向所见到过的、整理过的荀子著作，基本上都没有散佚。这在先秦诸子中，也是很难得的。

《荀子》32篇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荀子亲手所著；二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三是荀子所整理、纂集的一些资料，其中也插入了弟子之作。这里的第一类和第二类都是研究荀子思想和学说的主要依据，第三类则只是间接材料。

属于荀子亲手所著有：《劝学》《修身》《不苟》《荣辱》《非相》《非十二子》《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天论》《正论》《礼论》《乐论》《解蔽》《正名》《性恶》《君子》《成相》《赋》等。它们尽管不免有错简等问题存在，但都是荀子围绕一个论题而撰写的论作，都真实地反映了荀子的思想。

属于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的篇目有《儒效》《议兵》《强国》《仲尼》等。它们虽然经过了荀子弟子之手的整理，但其思想却基本上是荀子的，其价值就好像《论语》对于研究孔子、《孟子》对于研究孟子一样。所以，也应视为研究荀子研究的可靠史料。

《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杨倞注认为“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这是非常正确的。具体说来，除《尧问》篇末尾一段“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云云为荀子弟子评论其师之辞外，其余都是荀子所纂辑的一些历史资料。这些材料如果没有经过荀子的整理，或者没有被荀子反复利用过的话，荀子后学是不会将其与荀子联系到一起的。因此，对于研究荀子思想也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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