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富国篇》是最能体现荀子治国理念的论著之一。该篇文献并不单讲经济政策，而是以之为主线，穿插了许多治国、用人、为政之道，可谓较为全面地体现了荀子的治国、富国、强国、保国及卫国思想。这些治国理念，主要源自儒家、法家及其他一些先秦诸子的思想。研究《富国篇》，对我们今天实现“中国富强梦”尤具借鉴意义。
《荀子》是记述继孔、孟之后儒家又一代表人物荀况思想的一本著作。荀卿一人，虽具传统儒家的一些特性，比如说也高举“礼制名分”的大旗，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情况下尽驳其他各家学派，并一直以孔子儒家继承人自居等；然而他的两大门徒韩非、李斯却在日后成为法家的两大代表人物。再加上荀子的思想比较复杂，有些主张更是有别于传统儒家，具有特见，因此后世对荀子及其著作怀持一定偏见，导致重视不够。其实我们若认真审视《荀子》一书，其内容之丰富，涵盖之全面，说理之透彻，平心而论，不在《孟子》之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荀子》也越来越重视，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繁盛，联想到近些年全国对“中国梦”理想的热议，本文拮取《荀子》中可资今世的较具代表性的一篇《富国篇》，简要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浅见。首先，关于《富国篇》一文是否为荀子所作，自古以来学术界争议颇多。但无论是荀子亲笔，抑或是门人弟子托名，该篇文献所体现出的思想理念都与荀子本人平素的主张相合。因而本文对此成书问题先不做探讨，姑以荀子所作论之。《富国篇》一文，倘单从题目上看，是专讲富国之道的，其实不然。作者巧妙地以富国及其主要的经济政策为主线，将其贯穿于全篇的始终；但同时也不露痕迹地糅入了许多治国、用人、为政之道，可谓较全面地体现了荀子的治国、富国、强国、保国及卫国思想。因为对荀子来说，富国是一项涉及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1]（P155），既富国库又富民，国家和百姓的财富都多得无处收藏，这才叫做“富国”。而要达此目标，需要人伦秩序而和谐地存在、君臣的节用裕民及其上下一心、共同努力等等。如果说荀子的治国理念是构成荀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富国篇》便是最能代表荀子治国理念的论著之一。下面就此做一下具体的剖析：荀子之所以被称为儒学大师，是因为从学理特质上，他一向是赞同儒家创始人孔子倡导的礼乐教化与道德名教的。孔子所要兴复的礼乐文化，其实质与核心是等级制度，即尊卑有别，上下有别，长幼有别。荀子在《富国篇》，也首持此观点：“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1]（P141），并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社会需要等级礼制的维护。他说：“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1]（P138）并接着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人分贤愚九等，若是素质高的人与素质低的人职位相同，则前者便不能管束后者，后者定然会为了一己私欲踵行不法。没有人与人的高下相制，等级就无从存在；没有等级，又何来君臣之分。如此近似无政府的状态只能使社会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也许正是从这点出发，荀子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名”的思想，提出了“明分使群”的命题的概念。在他看来，“明分使群”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富国与足天下的根基；而在这一命题中，“明分”是“使群”的前提，“使群”是“明分”的目的与仁君贤臣的职分所在。?因而，其先提出“分”的概念。荀子“分”的概念是与儒家的“名分”分不开或者是二而为一的。他指出，“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1]（P139）。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群居的过程中若是没有名分等级，便是将人们置于同一水平线上。这样每个人认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定位，会为了私欲去盲目抢夺本不属于自己，或自己即使得到了也无福去享受、支配的事物。人心平静不下来，社会也就稳定不下来，没有秩序可言。荀子又以婚姻为例，提出若没有夫妇之分，婚姻之礼，男子们婚后定然都出轨去争夺美女了，所以圣人才制礼作分。他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使强不胁弱，知不惧愚，民下不违上，少不陵长；才能以德为政；才能使老弱无失养之忧，壮者无分争之祸，所谓“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P139）。继而，荀子又对“明分使群”，推出以下几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社会是由不同的人，按照分工组合而成的，其最基本的两大群体——君子与小人，其职分不同却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不过，在富国上，荀子更为强调圣王“使群”之功用：“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1]（P145）只有明确其各自职分与责任，才能达成：“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1]（P145）这里的：“……待之而后功；……待之而后和；……待之而后聚；……待之而后安；……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之“待之”，显然是指后文的“圣人成之”、“先王圣人”，说到底就是用国之仁人甚至是明君贤臣。显然，“明分使群”的主体是君主。君主的修行与品德是“明分使群”的关键：“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将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视可，午其军，取其将，若拨麷。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将修大小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圭璧将甚硕，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1]（P157）“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也。”[1]（P144）只有明君圣王为国，才能使群下一体：“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1]（P152-153）二是要做到“明分使群”，必须对不同的人群施以不用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贵族与庶民分别以礼、法待之。“礼”，是适用于士以上阶层的，他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1]（P141）。而对于庶民百姓，他建议统治阶级进行控御的方法则是“法数”。而要做到合乎“法术”，在役使下民时，统治者必须先做好预算，支出几成，收入几成，这是其一；其二，必须依照百姓个人的能力来安排工作，使每个人都能称职，进而能有绩效产出，同时百姓领到的薪俸也足够养活自己，做到衣食无忧。在这里，荀子尤其强调要控制下民的收支，使其能大致平衡，以强迫他们养成攒钱过日子的习惯，并说要将这一习惯一直上推至天子。最后他大声疾呼，通过礼法交用，做到朝野无散人，朝廷没有侥幸升官发财的，民间没有混吃蒙喝的，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有活力、有前途的！三是要做到“明分使群”，首应注重的核心是礼制。对荀子来说，古圣王所制订的礼乐文化，不仅是现实人伦之反映，也是社会先分后群之必需：“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1]（P143）另外，荀子还补充了一点，即认为“明分使群”尤其是“明分”也是一条“兼足天下之道”。对这一点的阐释，荀子主要是从社会分工上展开的。他力主按照每个人的“分”，也即社会属性进行分工。若农民，则力田；若将帅，则督促百姓生产；若君相，则怀抚万民。人尽其职，每个人能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天下才能兼足。在“明分使群”的基础上，荀子又进而提出了足国之道的富国手段：“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1]（P140）。其具体措施：节用以礼。表面上看，荀子与墨家一样，都主张“节用”。但两者有本质区别。荀子将“节用”与“礼”挂钩，主张“节用以礼”。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1]（P141）“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1]（P143）因此，他以“隆礼”和“明分”为节用的精髓，尖锐地批判了墨子关于“节用”“非乐”的概念，指出其所造成的“赏不行”、“罚不威”的消极后果，主张通过节用以“赏行罚威”、“进贤”退“不肖”，从而又显示了其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独到之处。①那如何能做到“节用以礼”呢？仍是要靠以“礼”治国。“礼”本身有一层“规范”、“限定”、“约束”的内涵在里面，但这里荀子并非如上文泛泛而谈，而是特指经济消费层面上对国君和臣下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要求。君上要按法度向下民征收赋税，臣下则要按社会规范去节约自己的用度。裕民以政。在倡导国家与社会“节用”的同时，荀子还主张要“裕民”，也即不能一味地追求节俭而置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于不顾。国家要想使人民真正富裕起来，这就需要“政”，也就是能造福于民的国家政策。在这里，荀子主要指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轻徭薄赋，重农抑商”八字施政方针。这一点与墨家不同，因为墨家在号召“节用”的同时，又抛出一个“非乐”的主张。荀子认为：“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1]（P148）为了证明墨术之诚不可行，他推导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实一言以蔽之，便是“赏罚不行”四字。荀子认为，墨家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门派，很多方面的主张和做法都太过，落实到“节用”上亦然。墨家若是能得到上台执政的机会，便会“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1]（P148），这种过分之举，完全违背了“节用”的最终目的是“裕民”，是让老百姓过得幸福美满这一初衷。百姓没有衣食之忧，才会想到去满足自己的一些高层次的欲望，进而产生相应的追求；若是生活太过寒酸，脑子里都想着解决温饱问题了，谁还会去追求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呢？如此一来，国家也就评选不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去奖赏。其实若认真论起来，一个过分尚俭的墨者国家恐怕也拿不出太多的国家收入用作奖励。此为“赏”之不可行也。接下来荀子又暗中把“礼”搬了出来。他指出，墨者当政的话，“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1]（P148），这样就等于模糊了君上与臣下之间的“分”。愚民一般都是凭直观所见进行思考的，见君上仆从寥寥，会认为无甚威严而产生轻蔑；君上与下民同甘共苦，上下等级之间的界限便更不再明显，百姓也更不容易对统治者心生敬畏之心。这种情形导致的后果便是国君不能有效震慑住臣下，因而所谓的罚罪惩处也就无从进行，宵小之徒会更加肆无忌惮。此为“罚”之不可行也。在这一点的基础上，荀子虽未将“礼”明确提出，但却进一步阐发了“礼”的作用。他说，古时的圣帝明王“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1]（P149）。那些看起来繁文缛节的礼乐制度，并非如今人认为的那样的芜秽无用，或只能起到点装饰的作用，而是一种帝王御下的权术。没有这种大排场给人眼造成的威严肃穆的观感，统治者便不足以彻底慑服人心。人天性都是崇拜强者的，没有隆重的礼乐仪式，臣下就不能认识到自己国家和君主的强大，万民也不会对统治上层产生震惧和依赖感。所以说君主在音乐上讲求钟鼓齐鸣、鼓瑟吹笙，在器物上讲求雕琢刻镂，在服饰上讲求黼黻文章，在食物上讲求刍豢稻梁、五味芬芳。然后做到仆从渐众，官职渐备，赏赐渐隆，刑罚渐严，老百姓也就会慢慢感觉到对自己的生杀予夺都牢牢掌握在国君手里。似此一来，统治者的赏罚方能真正行得通了。最后，荀子自己做总结道，若是赏罚得行，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1]（P150），也就是做到了“人和”。所以说儒家“节用裕民”的足国之道可以使“天下大而富”[1]（P150），而墨家“节用非乐”的足国之道却是“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1]（P150）。总之，荀子认为“节用”和“裕民”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两部分。国家节用，不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是使生民能富裕起来的一个政治前提和保证；百姓节用，才能有资本的积聚，才能有希望富起来。而下民变富有了，才能真正的“有用可节”，手头上才能有更多的富余资产贡赋给国家；国家只有收入增加了，才能真正变得富强，所谓“足国之道,节用裕民”[1]（P140）也。《富国篇》的上述富国理念及其相关治国思想，溯其源，首先当是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一，“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克己复礼”更是孔子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荀子将“礼”这一命题回环穿插于《富国篇》的始终，无疑是继承和发展孔子“复礼”主张的表现。其二，荀子大力提倡“仁人用国”，这点在孔孟的学说中已可慨见。1、（1）孔子倡导“德政”，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P11）。孔子又有“先富后教”的思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论语?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2]（P136-137）这些在《富国篇》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是荀子治国思想的主轴。（2）除此之外，孔子还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P4）关于“敬事而信”，荀子在篇中多次提及“忠信”，并说“已诺不信则兵弱”[1]（P155）。关于“节用爱人”，荀子在把“节用”作为富国的重要措施的同时，也提出“上不爱民则兵弱”[1]（P155）。关于“使民以时”，荀子则提出“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1]（P155）。（3）荀子还提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1]（P155），这更与孔子所言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P127）高度吻合。2、孟子则从孔子一系列关于“仁”的理论出发，将孔子的“德政”主张发展成“仁政”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较为复杂，《富国篇》中与之相合者亦颇多。（1）《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3]（P10）这里孟子提出施“仁政”要对百姓“薄税敛”，荀子则在《富国篇》中强调“轻田野之税”[1]（P142）是“以政裕民”[1]（P142）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孟子提出施行“仁政”可使弱国反制秦楚强兵，这也与荀子祈盼的“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1]（P159）及“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失丧之，我按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1]（P157）暗合。（2）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P328），此种民本思想与荀子在《富国篇》中所涉及的“本末源流”理论，即“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1]（P155）所体现出的重民思想具备某种一致性。（3）此外，孟子认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3]（P171），荀子则相应地提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1]（P155），各自将得民、富民作为得天下、富天下的手段，也体现出了这种一致性。（4）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3]（P172），荀子则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1]（P145），各自将“仁”和“德”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从这点说两者也是相通的。其次，荀子是承儒启法的一个关键人物，所以说他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早期法家的影响。这里以《商君书》为例，简要作一下说明。荀子《富国篇》里的治国理念与《商君书》中相合的主要有“赏罚”这一点，两者都表现出了对赏罚的高度重视。1、《商君书》中《一言篇》言“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4]（P88），《错法篇》言“行赏而兵强”[4]（P94），荀子则在《富国篇》中亦相应地提出“庆赏不渐则兵弱”[1]（P155）。2、《商君书?错法篇》还谈到“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4]（P94），荀子则指出要“严刑罚，以戒其心”[1]（P150）。3、《商君书?赏刑篇》中提出：“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4]（P183）对于其中的“壹赏”“壹刑”，荀子则指出“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1]（P152）。对于其中的“壹教”，荀子则倡导“明礼义以壹之”[1]（P152）。《商君书?赏刑篇》中的这个“教”，主要指的是“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4]（P145）这么一种全民向战的社会导向，与荀子“明礼义”的社会导向可谓途径不同，但两者最终都要达成“壹”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其实，“壹”在《商君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在数篇中都曾出现。如《壹言篇》中说：“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4]（P89）“故圣王之治也，慎法、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4]（P91）《赏刑篇》中曰：“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4]（P147）《农战篇》则云：“壹务，则国富。”[4]（P31）“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4]（P36）这个“壹”便是指统一全社会的思想，使之达成行动上的高度一致。这正与本文论及的荀子在《富国篇》中所倡导的通过“一人之道”[1]（P159）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1]（P159）相吻合。最后，荀子的《富国篇》以“富国”二字冠名，其贯穿全篇始终的富国、富民思想，也受到了先秦其他诸子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主要有：1、传说是春秋时齐相管仲所著的《管子》中，即已出现“治国必先富民”这种思想，如《管子?治国篇》中所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5]（P256）2、荀子在《富国篇》中批判了墨子的“节用”“非乐”主张，必然是参照过《墨子》中的《节用》《非乐》二篇，所以其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也是理所应当的。3、在上引《商君书》中，也不乏这类语句，如《说民篇》“贫者富，国强”[4]（P58），《农战篇》“国富而治，王之道也”[4]（P31）等等，因受篇幅所限，于此不再赘述。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这一寄托着中华民族千千万万子孙美好心愿的伟大构想，催人奋进。其首要内涵，便是“实现国家富强”。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一词也列居首位。知古鉴今，在面向现实构建这一核心价值时，必须向历史上的先哲们汲取智慧。荀子在《富国篇》中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念，虽是建立在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主义制度上的，但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去芜存菁，学习借鉴的有价值内容。譬若“礼分”，则提醒我们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调整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譬若“节用”，则提醒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打造节约型政府。譬若“赏罚”，则提醒我们既要时刻不能忘记奖励慰劳奋战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人、农民、战士和科研人员，更不能放过对任何一个不法分子与渎职官员的惩处。譬若“上下俱富”，则提醒我们在政府可支配的国家收入越来越多的今天，更要落实惠民政策，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还必须加强重视并着手解决“贫富差距”这一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譬若“仁德”，则提醒我们要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譬若“一人”，则提醒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使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总之，除了上述种种外，荀子《富国篇》中可资借鉴的治国理念还有很多，此处亦不胜详举。吾侪须站在前辈巨擘的肩膀上，高瞻远瞩，再接再厉，则距“中国富强梦”的实现，庶几不远矣！[1]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3]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4]石磊译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5]李山译注.管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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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浅论荀子《富国篇》 蕴含的治国理念及资世意义发布于2023-03-19 22: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