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恶论改变中国

（本文作者为邯郸市荀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家一级编剧）

两千多年前在中国进行过一场人性恶与人性善的大辩论，这场辩论至今也没有结束。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者推崇人性善，性恶论被儒学的卫道士视为异端。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却是性恶论改变了中国。

荀子是性恶论的首倡者，他与孟子同是儒家大师。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是错误的。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不仅严重的障碍儒学发展，而且也使儒学脱离社会实践。

孟子以人性善为基点，谈人生，谈治国，谈理想。教导人要尽心、知性、知天，保守人生来就有的善良。在个人行为上有善心；在执政行为上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孟子?公孙丑上》）；在思考社会问题的时候“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沿着守善、行善、扬善的路径，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将儒学引入了一条脱离社会实际的空谈愿景，追求内心自省、外在虚荣的保守主义道路。

而荀子则以人性恶为基础，谈人生，谈治国，谈理想。揭示人因欲望而自私，导致社会混乱。教导人要“化性起伪”，用人为的办法改变恶的本性，用礼义约束恶的本性，用法度惩治恶的本性，引导人性走向善良和崇高。荀子把利益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沿着化恶、限恶、惩恶的路径，将儒学引入一条切合社会实际的积极进取的道路。

孟子像一位温和善良的高级画师，画出人心灵的自然美，呼唤人保护自然之美。而荀子像一位冷面的外科医生，用手术刀刨开人的心脏，让人看到与生俱来的顽疾，提醒人时刻关注这个顽疾，努力地铲除顽疾，走向健康完美的人生。

荀子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对儒学的危害太大了。它听起来很美，却背离了孔子，把儒学引入歧途。儒学之所以在战国末期走到几乎被社会抛弃、无人理睬的衰败绝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孟子的性善论。然而，孟子在儒家中的影响最大，威望最高，因而成为改造和提升儒学的最大障碍。要想让儒学重新兴旺起来，就必须摒弃孟子的性善论，让儒学从孟子引领的错误道路上调转头来。所以，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尖锐的毫不客气的向孟子公开宣战，掀起了一场人性善恶的大辩论。

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综合诸子百家的学问，取其精华，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方略。

国家安定，社会和谐，最基本的问题是正确处理“物”和“欲”的关系。诸子百家对此各有主张。杨朱学派主张“纵欲”，墨子主张“节用”，老子、庄子主张“寡欲”，孔子、孟子主张“均平”。荀子则认为这些办法都不可行。

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社会安定和谐的希望在哪里呢？

荀子解决“欲多而物寡”矛盾的办法是——“导欲”。

荀子认为，对于人天生的欲望，既不要无端的限制，也不要随意放纵，更不能人为的拉平。应该用正确的方法，引导人的欲望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但是，人之性恶，由于“欲多而物寡”，为了满足个人的物欲，人与人会像禽兽一样，相互争夺，自相残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面对这样激烈残酷的现实用什么办法去引导呢？

荀子的办法是——“礼”。

荀子所讲的‘礼’和孔子倡导的‘礼’大不相同。孔子讲的“礼”，是周代的礼仪。而荀子主张的“礼”，首先是“养”。一养人欲，二养人性，三养人境（环境）；其次是“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区分出贤能和愚蠢、能干和不能干的差别，使欲望有“度量分界”，无需再去争夺。最后达到“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这样，荀子所说的“礼”，和孔子说的“礼”就完全不同。它不仅仅是礼节和礼仪形式，而且是包括政治制度、规章、品德在内的一整套社会规范体系。用“礼”的实行将人按照出身、年龄、才能、贫富等等差异，区分出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用“礼”的实行将人组织成结构有序的和谐整体；用“礼”的实行将人的品德做出是非、优劣、高下的评判标准；用“礼”的实行，取得有差异的和谐，以维护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和秩序。

“仁”的理想境界，是儒家弟子追求的终极目标。如何走近这个目标？孟子为了推崇“仁”一生奋斗，他倡导的办法是“修心”。用“修心”立“仁德”；用“仁德”行“仁政”；因“仁政”而行“王道”，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走向天下大同。但是，孟子的这种内向化、心性化的道路，只能是一种道德说教，不能形成条律和制度，所以便不能用来治国。而荀子倡导的“礼”，是将孔子“仁”的崇高理想，化为可以操作的路径，用政治制度、规章，和服饰、仪式、音乐等手段构成一整套的内涵和形式，来展现“仁”的精神。让居于理想境界的儒学长出一双走进社会的腿脚；使孔子理想的“仁”迈开大步，踏入社会现实，将分裂数百年的华夏引入用“礼”建设起来的新的大一统的国家里。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道德经七十七章》）老子称赞天道的崇高，批评人道的缺憾。荀子倡导的“礼”，遵循的是“天道”，还是“人道”呢？

荀子说，他所设计的“礼”，是“断长续短，损有馀，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荀子·礼论》）也就是说，荀子创建的“礼”的目标是“损有馀，益不足”，和老子的思想是一致的，行的是“天道”。所以，荀子指出礼是治国的根本，是“人道之极”，“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荀子·礼论》）

为了保证礼的实施，荀子将一贯反对儒家的法家思想吸收到他的治国体系中来，提出:“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荀子认为法制，是国家治理的开端，没有法制，国家就无从治理。

同时，荀子又说：“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君子者，法之原也。”有了君子，法律虽然简略，也足够在一切方面实施；如果没有君子，法律虽然完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足够形成混乱。不懂得法治的道理而只是去定法律的条文的人，即使了解得很多，碰到具体事情也一定会混乱。所以英明的君主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愚昧的君主急于取得权势。在这里，荀子既强调法的重要，同时又强调实行法治需要能够执行法律的人才。

君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的权力从哪里来？夏商周三代都相信“君命天授”，孔子孟子墨子也都主张“君命天授”。“君命天授”思想已经在社会上根深蒂固。然而，荀子破天荒的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主张把天和人分开，否定“君命天授”。荀子从“礼”的“分”的功能，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也就是说，君王是因为人民有需要才设立的，君王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荀子又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君王为民办事，君王就可以稳坐在舟上；君王不为民办事，百姓就会倾覆君王之舟。

有人问荀子，君主怎样治理国家？荀子回答说：我只听说君主要修养自己的品德，不曾听说过怎样去治理国家。荀子认为君王和百姓一样，本性都是恶的，必须修养好自己的品德才能够治理好国家。

我们可以把荀子的治世理念概括为这样几个要点：

第一，“性恶论”是荀子治世理论的哲学基础，君王与百姓都要不断的改变恶的本性，社会才会有善良，国家才会有仁政；

第二，“立君为民”是荀子治世理论的政治体制，君王不为民，人民就可以将其推翻；

第三，“隆礼重法”是荀子治世理论的施政方略，德主刑辅，缺一不可。

此三者结成一体治理国家，就会使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我们还可以将荀子的治世理论简化为这样一个公式：

性恶论＋立君为民＋隆礼重法——→（走向）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荀子的学生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将荀子的治世理论付诸实践，成为秦国的政治制度。荀子的学生张苍，先后担任过汉王朝的代相、计相、丞相，为汉王朝理政数十年，他也将荀子的治国理论付诸社会实践。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的汉代的礼乐制度《礼书》和《乐书》，几乎全部是荀子的《礼论》和《乐论》。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从秦汉开始有两大改变。

第一，改变了夏商周三代数千年实行的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和诸侯乱政、分裂中华的局面。建立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同时，将荀子的“礼”付诸实践，建立社会的“差异和谐”。又用“法”建立社会的制约体系，保证社会体制的正常运行。

第二，改变了孔孟儒学的理想主义空谈和儒学在百家争鸣中的衰微困境，使儒学成为中华大一统国家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

中国社会的这两项巨大的改变，都是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建构的理论体系的成果，而不是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的成果。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性恶论改变了中国。

可惜的是，荀子的思想并没有被封建统治者完全接受。虽然汉武帝采用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汉文帝设专职博士讲授《孟子》，却没有设专职博士讲授《荀子》。到宋代，理学家程颐、苏轼、朱熹等人把荀子的儒学看做是儒学的异端，有“悖于圣人”（《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荀子的书不让学子读，荀子像也不能进孔庙。

这是为什么？因为荀子有两个观点让君王和正人君子们都讨厌。这两个观点一个是“明于天人之分”，一个是“人之性恶”。

古代的君王都标榜自己是天帝的儿子，他是代表天帝来治理百姓的，所谓的“君权神授”。（《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这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记载。周代的铜器“毛公鼎”铭文记载：“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明确地宣传“君权神授”思想。）

荀子的文章《天论》，讲“明于天人之分”。呼唤人把天和人区分开来，人是人，天是天，不能混淆在一起。言外之意，什么天帝的儿子，什么“君权神授”，全是假话，骗人。

荀子的这个观点，对于君王来说是釜底抽薪，戳穿了他们的骗人把戏，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统治地位。对于这样一个学者，尽管学问很大，名声很高，历代的封建君王能喜欢吗？所以，无论荀子说的道理多么正确，无论荀子讲的治国办法多么可行，君王们只会在实际行为中运用他的办法，却不会推崇荀子这个人。

而孔子和孟子是相信“君权神授”的。“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礼记·表记》）这样的话，君王们看了，听了，能不高兴吗？能不抬举吗？所以，从秦汉到唐宋明清两千年间，封建统治者都推崇孔孟之道，高调讲“君权神授”。他们认为，这样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再一个，荀子的性恶论更让许多人讨厌。君王既然认定自己是天帝的儿子，君王就是品德的楷模，百姓们只能效忠，谁也不能和他相比。那些正人君子也标榜自己是道德的传扬者，自然也高人一等。

可是荀子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无论是君王、君子、圣人、农夫，天下所有的人都一样，没有哪个人天生下来就品德善良，人的善良品德是长大以后经过学习才有的。而且“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每一个人都必须终生学习，遵守法律，修养身心，不断改变恶的本性，才能完善地走完一生。

荀子人性恶的观点，太刺耳，太尖锐，太难让那些君王、君子们接受了。宋代理学家程颢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荀子的一句性恶，就失去了大本。程颢说的“大本”是什么？不就是孔孟之道吗？不就是孟子的人性善吗？

因为荀子提出人性恶的观点，就否定了他的一切，可见那些正人君子们对荀子痛恨之强烈。

有人说，孟子是道德教化，荀子是道德批判，这话有道理。孟子讲人性善，谁都爱听。荀子讲人性恶，惹得人心烦。

一个“明于天人之分”，一个“人之性恶”，使得历代的君王和君子都要贬低荀子，排斥荀子。

由于这些原因，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者在治国的哲学基础和国家的基本体制上都和荀子的思想背道而驰。他们鼓吹人性善，鼓吹“君命天授”，只把荀子的礼法治国作为统治手段搬过来使用。

他们实行的治国模式实际是：人性善＋君命天授＋礼法治国。

但是，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哪一个朝代也不能长治久安。都是开始时举义旗轰轰烈烈，而后是重蹈覆辙被推翻。这种封建轮回一再重演。

原因在哪里？

按照荀子的治国理论，中国的历史之所以有封建轮回的厄运，第一是哲学基础的错误，大力鼓吹人性善，把君王与君子作为道德的榜样。但他们是伪君子，假道学，做不了榜样。所以，整个社会就成为一种道德欺骗；第二是国家的基本体制错误，君王是授命于天的天子，坐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痛苦不堪，自然会揭竿而起，推翻他们。第三，在这样的哲学思想与政治体制下，实行“礼法治国”，“礼法治国”就不再是社会和谐的调节剂，而变成愚弄人民、欺压人民的统治工具。

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正是因为缺少像荀子一样“敢为异说”的思想家，为儒学的封闭保守所困，没有理论突破，所以中华大地才陷入封建专制朝代更迭之循环，不能前进。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解放时代，从清朝末年到如今的一百年，又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这一百年里，许多志士仁人多方探索中国社会治理的道路。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还有人倡导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所有这些理论都不是社会的长治久安之路。一批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国际歌唱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毛泽东将马克思的理论中国化，揭露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榨农民的丑恶本质，高举革命的旗帜，创建了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之后，在全社会开展思想教育，将个人私心称之为“万恶之源”。号召学习张思德，学习雷锋，“狠斗私字一闪念”。中国社会从政权性质到思想境界改换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我们的国家形态，简单来说就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礼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制度自信。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以法治国。习总书记告诫当权的人不要“任性”，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习近平的思想都说成是性恶论。但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荀子的治世之道是相通的。他们在思想上强调警惕个人私欲泛滥，危害社会；在政权性质上强调执政为民；在治世的方略上实施礼法结合，此三者，是使当今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保证，也是荀子治世理念的现代延伸。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摘引过黑格尔的一段话：“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

  有学者写文章，说荀子的思想与孔孟的理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是的，荀子与孔孟的思想有许多相同点，比如同样主张实行“仁政”，理想的社会目标同样是“大同”。正因如此，他们才同属儒家。但是，荀子的思想与孔孟有质的不同，孟子主张人性善，要人之一生守善。荀子主张人性恶，要人之一生“化性起伪”，改恶从善。目标同是一个“善”字，然而一个是“守”，一个是“化”；一个认为“善”是本性，一个认为“恶”是本性，岂能混为一谈？孔子主张的“礼”是恢复“周礼”，荀子主张的“礼”是创建礼义规范制度；一个是复旧，一个是创新，怎能一样？

否定荀子与孔孟的区别，就是否定荀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伟大贡献，也是否定在封闭保守的儒学之外还有一个开放进取的儒学。

荀子的治世理论和孔孟是两种儒学，两种世界观，指导的是两种社会实践，形成的是两种治世模式。荀子与孔孟既有共同点，更有天壤之别。有句话叫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在孔孟的著作里找不到像荀子这样能够和现今建设民主政治相通的治世理念。只有独立于正统儒家之外的“荀学”才能够称之为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民族文化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