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明法师：论太虚大师重建中国佛学与人间佛教

内容提要：人间佛教是太虚大师探索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向的时代命题，“重建中国佛学”是构建人间佛教的思想体系依据，人间佛教的提倡与思想创建是以主流中国佛教思想为底蕴，融摄旁流佛教而通于世界的佛学。太虚大师认为“禅”是中国佛教的精神与骨髓，中国主流佛教皆源于“禅”，未来中国佛教之重建必须居于“禅佛教”为基础，普遍综合融通贯持藏传、南传佛教；人间佛教是重建中国佛学的具体探索与策略，以本佛圆教思想构建人间佛教的菩萨行理论体系，融汇三系而成适应现代的世界新佛学。

一、禅与中国佛学精神

太虚大师提出“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这是对中国佛教思想底蕴、观行实践与僧寺制度深刻观察的结论，不过这个结论经历了从禅宗是中国佛教“纲骨”到“中国佛学的特质是禅”的思想转向。

太虚大师在探索、研究佛教改革与复兴运动中，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改革，教理改革是三大改革的核心，是提供重建中国佛学的理论支撑，涉及到人间思想的顶层设计，关乎佛教能否承担复兴与教化社会的需要。太虚大师在研究“寺僧佛教”到“人间佛教”的现代化转向过程中保持一种结构性张力，即在佛教教化社会功能之时，仍然保持佛教本身出世传统的“宗教追求”，同时能够完成人间佛教大众化弘扬教化的目标。那么，必然要从中国佛教特质当中寻找、探索这一思想源头。早在民国15年之际，太虚大师便逐渐认识到中国佛教的复兴非由密法咒术、法相唯识所能堪担其任，必须是禅宗方能促进中国佛教的大兴。

晚唐来禅、讲、律、净中华佛法，实以禅宗为骨子，禅衰而趋于净，虽若有江河就下之概，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

认为禅宗是中国佛教的“纲骨”所在，晚唐之后的佛教格局实为禅宗延续着中国佛教的命脉，禅宗是宋元明清中国佛教的代言人，并且形成禅寺的丛林制度、禅僧的谱系传承、禅法的典籍三大特点，因此，太虚大师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改革，实则是由禅宗为代表中国佛教所要面临着三个现代化改革转向的问题。禅宗衰则佛教衰，禅宗兴则佛教兴，把佛教的复兴寄托在禅宗的改革与复兴。太虚大师之所以将佛教的复兴寄托在禅宗的复兴上，是由于对禅宗影响深远的历史判断，于民国20年时在重庆华严寺讲座时说：

大抵宗门须是过量的英豪方有得入之分，因中国由唐、宋以来佛法之骨髓胥在于此，果能直参实悟，握得宗门真旨，方足以阐明教理，及行佛事而施佛化。

禅宗成为唐宋以来中国佛教“骨髓”所在，因此豪杰多进入禅门，而且多是真参实悟、禅教兼通，形成中国佛教特有的现象，认为宋元之后中国佛教界的“研究教理，修习止观，及念诵、拜祷等等法门虽然很多，直究根源皆摄在禅宗。”对中国佛教产生甚远的影响。太虚大师认为禅教兼通的禅者，方能行佛事而施佛教化之功。但是，明清以来中国禅宗丛林，虽然形式犹具，而其作为中国佛教骨髓的禅宗精神早已不在，“比来因中国佛教精神之禅宗不振，致僧伽沦散而不为人尊信；若能复兴禅宗之精神力量，以贯彻于各种应俗之教化，务令求者作者皆激发精诚以赴之，则禅门之念诵经忏安见不如喇嘛耶。” 太虚大师认为禅宗精神不振是导致中国佛教与僧伽涣散的根本原因，只有复兴禅宗精神，中国佛教方能应俗教化，挽回汉传佛教的尴尬境遇，树立汉传佛教的主体地位与尊荣。

虽然禅宗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太虚大师对禅宗在中国佛教历史地位给以很高的肯定，甚至将未来佛教复兴寄托于禅宗精神振兴，但毕竟禅宗不能全部代表和含括中国佛教，因此在民国32年秋，在汉藏教理院讲授《中国佛学》时，太虚研究中国佛教系统，并从三大佛教系统的判摄对比，总结出南传佛法的特质在“律仪”，藏传佛法的特质则在“密咒”，而汉地佛教即“中国佛学特质在禅”三系佛法的差异性。用“禅”来含括中国佛教的特质与精神，这是指“定慧一体”的禅，自然包涵之前所说的禅宗，同时又将具有中国佛教特质的天台、华严、净土三宗融摄到中国“禅”的初传、发展、融合与衰落的历史脉络。

太虚大师认为“梵僧的风化”与“华士之时尚”是形成中国佛学特质是禅的两大因缘。中国佛教早期传播弘扬过程中，就是重视禅经的翻译、禅的实践传播以及形成禅寺和禅僧系统，在教外别传的禅宗出现之前，太虚大师将其判摄为“依教修心禅”，并以禅经、禅僧的不同归纳为四种，以安世高所传为代表的“安般禅”，佛陀扇多系统的“五门禅”，支娄迦谶、慧远禅师系统的“念佛禅”，还有由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经典、慧文禅师所传系统的“实相禅”。这些早期禅学的兴起、实践、传播，促成南北朝佛教尚禅的佛学风气，并奠定了二千年中国佛学特质是禅的基础。

教外别传的禅宗则经历了悟心成佛禅、超佛祖师禅、越祖分灯禅和宋元明清禅四个宗门禅历史时期的嬗变。悟心成佛禅以达摩开始，传至六祖慧能，即中国禅宗的初传与形成阶段。超佛祖师禅则是从六祖之后至五家出现之间，强调“佛之一字，吾不喜闻”，“惟以祖师意为中心”，此时宗风大畅，祖师所传的禅成为当时参学者所崇仰。越族分灯禅，即一花开五叶的五家分灯时期，是禅宗达到鼎盛时期，形成各自不同的禅风、禅寺和禅僧谱系系统，是禅宗的完成期，中国佛教几乎是禅宗的天下。宋元明清禅是由盛而衰的时期，沩仰宗至唐末已不传，从北宋末年开始至明清只剩临济、曹洞两支，这个时期的禅宗形成了公案拈颂、参话头、禅净合修、宗教和会、跑香坐香等修学情况，尤其是从明清以来禅宗受到中国社会宗法制度的影响，形成了禅宗的禅寺、禅僧、禅系等制度，还有受明代推行的禅、讲、教的寺院制度影响，以及受到宋明理学的长期的模仿与批判，致使禅宗发展不论从政治空间、文化环境、社会组织，还是僧团形态都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禅宗经历了初传、祖师禅、分灯禅和宋元明清禅的守成合流、衰落过程并维系着中国佛教的命脉。

作为在教观理论和行持方法具有中国佛教显著特色的是天台、华严、净土三宗，和禅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禅观行的实践是这三大宗派初期的共同特点，太虚大师把禅与此三宗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为“禅观行演为台贤教”和“禅台贤流归净土行”。天台、华严的理论学说是“中国创兴的佛学”的宗派，虽然两宗依据印度传来的经典，但思想却是“在中国所传的印度佛学上为一孤起独唱的学说,”而且“台贤皆以禅为源”。天台创始人慧文禅师其思想虽出于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却不是承传其说的学者，而是从“自修禅观功力之所得，而印证于智度、中观”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的思想，即太虚大师所说的“实相禅布为天台教”，慧思承其教，智者成为集大成者，并著有大、小、渐次、不定等四部止观，形成天台教观并举的特点。华严的杜顺禅师著有《华严法界观门》，“以自证得华严三昧创建华严宗，”即“如来禅演出贤首教”。太虚大师认为天台、华严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重要的两个宗派，将两宗在思想上的创建与成就赞誉为“大乘佛教思想史上的两个特异的奇峰”。其思想皆来源于“自修禅观内证三昧”，并引用大乘经典为印证以开发创建宗派，两宗教观学说初创时期皆以“修禅为源泉”。不论是宗门还是教下，“从宗出教的路径则一，即以证法为教法的神圣性源头，又以证悟为实践教法的归宿。”作为最具中国佛教特色的禅、台、贤三宗，皆是以禅的实践为思想的源泉，禅、台、贤三宗构成中国佛教的圆顿思想底蕴与禅观行特质，太虚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认为“中国佛法之骨髓，在于禅。”如此，太虚大师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便不难理解其真实含义。

中国佛教的重心一直在禅，由禅而有台、贤二宗，但是在宋元之后禅、台、贤三宗衰落，中国佛教由此转向汇归净土，即太虚大师所说的“禅、台贤流归净土行”，融合了天台、华严、禅宗的圆顿思想，致使念佛禅的净土行思想圆顿，而且行持简易，出现了禅宗、台教、贤教之净土思想，到最后出现夺禅超教律之净土行，取代禅、台、贤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从而也使中国佛教走向衰落。因此，未来佛教之希望必然寄托在以禅融摄整体佛教，并重建为禅佛教推动整体复兴。

二、禅佛教与中国佛学的重建

太虚大师以“禅史而统领整部中国佛学史，而以禅学统领中国佛学的现实归趣，即着眼于中国佛学的重建，”重现中国佛教的精神。在重建佛学的思想理论时，以“行之当机与三依三趣”和《佛学大纲》思想为中国佛学重建的理论框架，提倡中国佛教的主流与旁流佛教相结合作为重建中国佛学的历史依据，以禅的教观理论融摄中国佛学并作为重建中国佛学的观行所依与具体路向。

“三依三趣”以时间节点作为大乘菩萨行的三个不同进路，即正法时期依声闻乘行果趣发大乘心，像法时期依天乘行果而趣获大乘果，末法时期则依人乘行果趣向佛乘，第三期依人乘进入佛乘修行的思想是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理论依据，而重建中国佛学思想必须依据对佛法三宗判摄思想为指导，即以“圆教”思想作为中国佛学重建的思想内核，而中国佛学的重建目的在于推行其人间佛教建设与弘化，如此“圆教”思想便是人间佛教神圣性的思想依据。

《佛学大纲》的三宗理论是将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融会判摄为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与法界圆觉宗。法性空慧宗，即以般若经为主，为龙树学一系；法相唯识宗，以法相唯识经典为主，即传无著、世亲学一系；法界圆觉宗，即圆教思想，是依据《华严经》《楞伽经》《涅槃经》《圆觉经》《楞严经》《起信论》，强调佛性、一心等理论，天台、华严、禅宗皆以理论为根本，因此中国佛学是依一心、佛性而建立法界圆觉思想，中国佛教思想特质所在“圆教”。并且强调“大乘以佛为本”，即所谓的“佛法界”，而“佛法界”的建构必须以佛性思想为根基，“此佛性是心、佛、众生三法中的心法”大乘佛教的心、佛、众生无差别思想使一切有情界依据佛性而建立，发菩提心而进入到佛法界。而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与法界圆觉宗是进入大乘佛法界的三条途径，太虚大师认为“法界圆觉宗”是直从佛法界及约众生可能成佛之佛性而言，“法性空慧宗”是侧重于如实而无可取之空的角度而说，“法相唯识宗”则是约极空而无可舍之识思想而说。三宗理论虽有差别，但整个佛法皆以佛性为中心，佛性又有理佛性、事佛性和隐密佛性等三种以安立一切众生皆以佛性、皆可成佛的理论依据，为适应不同根机的众生而有三宗教理之说。众生接受佛法熏习，便能发生信解行证的心行，而进入到大乘“菩萨道”的实践，太虚大师把这种思想和实践方式依据中国佛教历史经验的观察，将以“法界圆觉宗”判为中国主流佛学，其余两宗为旁流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