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追怀篇霍韬晦：正见与悲情——写在“太虚法师诞生百年”会议之前太虚大师诞辰130周年纪念专刊

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物，一个热情的佛教改革者——太虚法师，已经下生一百周年了。他在生的时候，佛教界对他有很多争议，学术界对他亦未有足够的重视，一般人则视他为有政治兴趣的和尚，疑誉莫一，然而在他往后的四十年间，中国佛教的新事业，基本上是沿着他所开创的道路前进；在主要规划上，甚至未能走出太虚的规模。（如“人生佛教”观念）作为佛教发展的先知人物，太虚当之无愧。

太虚的佛教改革事业能够揭著，首先得力于他的正见。他生于晚清，成长于辛亥革命的热潮中，他已经看出：不但中国的政治需要革命，“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但佛教的革命，并非著眼于夺取寺院的领导权而已；太虚指出：最重要的是思想的开新、僧人质素的改善，和改变过往佛教只替死者服务的形象，重新参与社会、关注现实、承担人生的苦难。这是一个极弘远的理想，为此太虚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对当时残缺的佛教，产生了无可估计的冲击。太虚的事业就是这样开始的，应人心、应时代，这不能不说是太虚的正见所致。

太虚正见的进一步发挥，是在教理革命方面明确主强“人生佛教”，认为佛教首先要关心生人，即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再由此出发，讲大乘精神、讲菩萨善行、讲契时契机、讲科学、讲实证，努力为佛教开拓与现代社会沟通的领域。这些课题都十分艰巨，太虚以个人之力，纵横驰骋，写了不少回应文章，赢得了社会的称赞，获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太虚亦发现：佛教的改革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真正要佛教新生，必须发展为一种运动，使改革全面进行，不止在思想上开新，还要在体制上落实，同时还需要大量的能推行改革的僧才。于是太虚著《整理僧伽制度论》，提出改革体制的理想蓝图，规定苾刍的正学、参学年限，以提高僧人质素，跟著成立佛学院，以训练肩负新事业的人材。由“佛教亦须革命”的自觉，到著眼点于建僧，这是运动形式的内在要求，没有同道、没有后继者，任何一种运动者不可能成功。太虚的正见使他看出了问题的关键，中年以后全力投向于建僧的工作，他所说的“三佛主义”（佛僧、佛化、佛国），第一个“佛僧”，就是要建立理想的、高质素的出家僧团。从今天看来，太虚的佛教改革运动也许并未有太多的具体成效，但他所建立的几个佛学院，如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学院，开辟了新的佛教教育方向和研究方向，都足以使他名垂千古！

太虚的佛教改革运动能够锲而不舍，还得力于他的菩萨精神。菩萨精神的特色是具有强烈的悲情，对理想有无穷的向往，对痛苦有无尽的同情，由此而生出无限的动力，以济人所急。太虚早年读谭嗣同的《仁学》，便“爱不忍释手”；知友圆瑛被拘，而“侠情喷涌”，这都可见他的原始性情。及后佛教改革运动屡仆屡起，视野亦愈开愈阔，佛教协进会失败之后，再组中国佛学会、世界佛学苑，事业亦由中国佛教的改革，进而联击世界，成立“世界的佛学”；思想亦由早年的中国佛教的“八宗平等”，进而统合南方的小乘教理与西藏的密宗，平等比观，各安其位，而给予全面的整理。愿力过大，而现实条件不备，这可能是太虚的佛教运动终归失败的原因，但他对佛教前途的关怀与献身，正如他自己的诗句所写：“如有精魂呼欲出，白云黄叶意悠悠”。留在历史的，将是公平的纪录，永远不会埋没他所作过的努力！

今天，在太虚法师下生一百周年的日子，在海角的一隅——香港，发起纪念他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太虚法师往生后尚为首次。这并非表示太虚法师的学问、人格与事业在这数十年中为人所忽略；相反，他一直在产生作用，他的远大的正见和菩萨的悲情一直在透射光芒。只是历史的原因使中国佛教仍陷艰难，欲脱胎而不能换骨。然而时代毕竟是向前举步，世界性的视野已经到来，我相信今天我们回顾并总结太虚的贡献，正是我们中国佛教明天开步的资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