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冽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日本的画家常常说：“西洋人虽嫌日本画的色彩过于强烈，但若日本画没有那种刺目的强烈色彩，那里还成为日本画！”我们在文化建设上，也需要有这样的认识。 要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我们应在这三方面尽其最大努力。 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曾占过很重要的位置。从太古直到秦汉之际，都在上进的过程中。春秋战国形成了我们的希腊罗马时代，那真是中国文化大放异彩的隆盛期。但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停顿了。宋明虽然还有一个新的发展，综合了固有的儒、道和外来的佛学，然而并未超出过去文化的范围，究竟是因袭的东西。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动。巨舰大炮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带来了威胁中国步入新时代的警告，于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动摇，我们乃从因袭的睡梦中醒觉了。曾李的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和“声光化电”的重要，完全是技艺的模仿。康梁的维新运动在于变法自强，不过是政治的抄袭。这都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随在当时也自有其除旧布新之历史的使命，然毕竟是皮毛的和改良的办法，不能满足当时的要求，于是有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以把中国固有的“从根救起来”，把人家现有的“迎头赶上去”为前提，主张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作彻底的改造。 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的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中，一般人以为政治不足以救国，需要文化的手段，于是就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经过这个运动，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 新的觉醒要求新的活动，引导辛亥革命的中华革命党遂应时改组，政治运动大为展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遍于全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国民革命。其间虽有种种波折，但经过了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 这时的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但将如何建设中国的文化，确是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有人以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地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决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 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难道能让他们去混战么 不，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1、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 2、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 3、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4、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 5、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设中国，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要而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认识。 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 把握现在， 创造未来。 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是要清算从前的错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附：“十教授宣言“价值
在“十教授宣言”提出以后，大多数全盘西化论者和中国本位文化论者都对它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即把其主张的“中国本位文化论”理解为了“中国文化本位论”。进一步说，在十教授那里，其基本主张是“中国本位·文化论”，在误解者那里，其基本主张则成了“中国文化·本位论”。这一误解实在是非同小可，几乎的颠倒了“十教授宣言”的本意。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在宣言中，我们曾由中国文化之史的发展去检讨西化东渐后中国文化动摇的原因，指陈以往种种运动失败的症结，主张今后的文化建设应以中国为本位，并断言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这已明白指示我们所主张的中国本位，不是抱残守缺的因袭，不是生吞活剥的模仿，不是中体西用的凑合，而是此时此地整个民族的需要和准备为条件。分析地说，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是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亦即中国当下场景的现实需要为基础、为前提、为标准而不是以某种已然的、本有的、现存的文化为依据、为法则、为模式去建设文化。这一主张，突出的是时为大、势为大，根据时势，根据中国最急迫、最真实、最主要的需要，去甄别选择和建设陶铸文化。进一步说，这种主张是“需要”在先为主而“文化”在后为次，是以“需要”为“体”而以“文化”为“用”。然而，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却说：我们今日必须明白“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袭，他们也正是要一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很不迟疑的“检讨过去”，指出八股、小脚、鸦片等等为“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他们苦心苦口的提倡“维新”，也正如萨何诸先生们的理想，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胡氏的发言，是误解十教授主张的典型代表。分析地说，在误解者眼里，“十教授宣言”的主张成了以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已然的、本有的、现存的价值理想、文化模式等为基础、为前提、为标准去引导变化现实和控制规范人的需要，亦既成了“中国文化·本位论”。这种主张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只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并且它只能按照既有模式和路向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改良，而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进一步说，“中国文化·本位论”突出的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绝对性、固定性、优先性，是“文化”在先为主而“需要”在后为次，是以“文化”为“体”而以“需要”为“用”。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论战参与者都误解了十教授的本意。常燕生在《我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简单意见》一文中就说：“我所谓‘中国本位’就是一切文化建设都须以中国这个国家有机体的利益为前提，有利于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国粹或欧化都应该保存接受；有害于中国本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无论是国粹或欧化都应该打倒拒绝。”刘絜敖在《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一文中也说：“我自己的‘本位’解释很简单，我认为凡是‘不忘自己’、‘为的自己’的行动，便是‘本位’的行动。所以所谓‘中国本位’，就是‘事事以中国利益为前提’的意思。因此所谓‘中国本位文化’，也就是‘在中国的利益前提之下，以从事文化活动’的意义。”常刘二氏对“中国本位”的理解大体符合十教授的本意。但这种意见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整个论战基本上被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激情所笼罩。而且，十教授在受到别人责问什么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时仓皇应战，勉强在《我们的总答复》里概括了三条。而这三条又过于简单和笼统，且不合时宜，从而引起更大的批评。然而，正如王新命在《全盘西化的错误》一文中所言，十教授自己也还没有具体弄清到底那些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时，批评者就拔刀相向，横加指责了。王氏的意思是说，“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是一个开放性的、兼容性的命题，是可以经过大家讨论汇总而成的。而且仅仅让十位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明确果断地论定“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是哪些，也是勉为其难的。然而，没有明确说明“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是什么或者说明不当，并不等于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为基础、为前提、为标准进行中国文化建设的命题和原则没有合理性与重大价值。有人斯有社会，斯有文化，斯有历史；没有人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存在；人先于文化而不是文化先于人而存在。这是至为简单的事实和道理——尽管人与文化的这种关系在事实上是很难分开的，比如，人一生下来就必然受到某种文化的熏陶化育与影响规制。但是，人先于文化而存在的命题，从历史（人类与文化的起源、行程）还是从现实（人作为文化的承担体）的角度来看，其所揭示的含义乃在于人（包括族群和个体）的生命生存生活生长，是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在创造和涵育、继承和发展、变化与更新、鉴别与选择文化，而不是其他。进言之，文化是人的利益与需求的表达方式，人是文化的必要条件，人的利益与需求是文化的实质内容与根本载体，而表达方式只不过是外在形式与辅助工具而已。当然，人的利益和需求，有可能而且事实上常常是造成了某种压抑甚至是扭曲。压抑是因为自然人的自然的、本能的欲望必须加以规范，才能使之成为社会人，以便使自然人组成社会，从完成族群的延续与发展，这其中自然也包含有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在里面。扭曲是因为一旦形成规范社会和族群的某种文化，这种文化就必然含有某种强制性和自为性，正如胡适所说的，文化具有一种惰性。或者说，文化与人的利益和需求，并不是同步的，而是相对来说较为弛缓的。从理论和事实上来看，人的利益和需求遭到某种已然的文化的压抑甚至是扭曲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是因为人的利益和需求受到压抑甚至是扭曲，才使人产生了变革文化的动力，进而推动着文化的丰富与发展。这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十教授宣言”的重大意义与价值，正在于它揭示了文化发展的这一动力来源，并将其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础、前提和原则。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为标准，也就是以当下中国的族群和个体的利益与需要为标准。在这种标准的审视下，无论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还是作为舶来品的西方文化，如果压抑和扭曲中国的族群和个体的利益与需要，而不能有效地满足、调护和表达这些需要和利益，则是不可欲、不可信、不可为的文化，就必须要么拒绝抛弃，要么变化革新。反之，则可以吸收容纳。“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从时间性上来看，既然不是中国古人的需要，就不必守旧复古而适应满足古人，因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古人和今人的利益与需求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从空间性上来看，也不是西方现代人的需要，就不必全盘西化而迎合满足西人，因为每个国家民族都会有不同的利益与需求。当然，如果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或者西方文化，能满足“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则可以去建设它以为中国文化。部分能满足，则部分地建设；全部能满足，则全部地建设。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能满足，则建设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能满足，则建设西方文化。如果两者都能部分地满足，则分别给予鉴别地吸收和建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十教授宣言”声称自己不是顽固复古的，也不是盲目西化的，而是惟“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是急的。“十教授宣言”提出的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为标准来建设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和根本途径。何止是我们中国文化，这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进行文化建设的必然和通则。难道美国、俄国、日本的文化建设不是以其国家民族的彼时彼地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为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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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1935】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布于2022-01-21 12:5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