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焕珍主编《契理契机的时代佛教——太虚大师圆寂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因应时代的变局（代序）

释明舒

2017年11月，纪念太虚大师圆寂七十周年研讨会在宝鸡恒源酒店召开。此次盛会由宝鸡金顶寺主办，佛教义学研究会、青海北海禅院、美国洛杉矶玄奘寺、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宝鸡文理学院关陇宗教文化研究所协办。五十余位国内法师及知名学者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发表论文约60篇。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令人耳目一新，讨论内容全面而深入。会议分设太虚大师思想与印度佛教史两个专题。在太虚大师专题讨论中，与会法师与专家学者全面探讨了太虚大师在佛教教育与佛教改革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大师在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为佛教的发展所作出的不懈推动与探索，提出应以太虚大师为榜样，始终立足佛教本位，继承大乘佛教传统，正确思考人间佛教思想，坚持佛教的中国化。这部论文集就是这一专题部分论文的结集。

佛法自印度传入中国两千多年，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太虚大师处在近现代这个空前剧烈的变动和转折时代，一生都致力于因应时代的变局和危机，探索佛教的全面复兴与面向时代的新开展之路。在那个时代，中国正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国力衰弱，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佛教也是如此。佛教被视为保守落后而受到很大的压制，各地查抄庙产以充兴学之风越演越烈，佛教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而佛教界僧团素质低下，且因循守旧，不知适应时代而有所变动。据说当时著名的金山寺三百多僧人，竟没有一人能写明白一篇三百字的文章。国家正处于动荡之中，无论是社会还是宗教都需要变革，亟需寻求新的出路。面对这三千年未有的变局和危机，太虚大师开始了他拯救佛教危亡的探索，毅然肩负起了延续佛法、改革佛教，使佛法在末法乱世中求得新的发展的重任，并一生都在为之努力。他很早就提出了“教产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义革命”等三大革命的口号，后又在各地办起多所佛学院，大兴佛教教育。他说：“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就是要怎样根据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1]虽然大师的三大革命佛教界有其异议，尤其是教产革命因为不合律制而受到圆瑛大师为首的东南丛林的强烈反对，具体这个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可再作讨论，但始终无疑的是，太虚大师一直在为佛教适应新的时代而积极地探索。正如太虚大师所表白的，看到当时中国佛教由于外族入侵、国力衰微，而佛教界内部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衰败，面临教难，他并未独善其身，而是凭借自身的努力，奋力投入到挽救整个佛教的道路中，八方奔走，兴办佛学会，办佛学院，并到处讲法。在这个过程中，太虚大师力主以释迦内证为教源，始终站在正信的立场上，而且大师个人的实际证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因而他毕生的探索都没有偏离过信仰和实证的基础，始终坚守着大乘佛教的传统理念。太虚大师的这种精神及其留下的经验和思想，无疑是极为珍贵的，值得我们后世深入学习与反复探讨。这部论文集正反映的是与会者学习和研讨的部分阶段性成果。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近现代和当代社会中，兴起了违背佛教本位，否认大乘佛教传承历史，否认大乘经典为释迦佛亲说之风。太虚大师对此多有批评。这也是我们现今还需认真反思与应对的。这股风潮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当时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派遣了大批留学僧侣奔赴西方学习。他们用西方学术方法进行文献研究与历史考证，探究大乘佛教、小乘各部派、传统印度教《奥义书》思想，希望找出佛教起源与发展的“真实事实”。殊不知，西方最早进行佛教研究的主要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们本身就是以基督教徒的眼光来看待佛教的历史的。受其影响，日本佛学研究者开始对大乘佛教有“新的看法”，并提出了“大乘非佛说”。日本佛教界和学术界接受这些新方法和新观点后，逐步影响中国佛教界，主要是严重影响了台湾佛教界和学术界，然后通过台湾开始对大陆佛教界和学术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些新的观点，总的来说基本上是对中国佛教界传统的一些认识和观念的否定，而这样错误的观点几乎已经在学术界成为定论。而反观我们现在国内的印度佛教史研究，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观点。基本上是一味受台湾佛教影响，也就是间接受到日本和西方研究者们的影响。这中间违背大乘佛教传统理念和去中国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学术界进行佛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不一定需要佛教的信仰，不能要求他们按照佛教的本位来进行研究，他们有独立的观点和方法是很自然的，我们应当理解和尊重。但是，现在的学术研究界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完全以世俗的经验主义来看待佛教，佛教自述的传承历史、佛陀宣说大乘经典的奇异境界，都因为超越了世俗经验而不被采信。这样，很多问题就要以世俗经验去推断，产生新的看法和结论。有的学者认为研究中宗教经验是不可取的，都被看成神话、传说或譬喻、象征，这样的观点其实有问题。其一，如果说佛陀的宗教经验不可靠，那么学者个人的世俗经验难道可靠吗佛陀说一钵清净水有八万四千虫，现在我们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但在古代就超越了我们的世俗经验。现在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研究，不是也早已颠覆了我们的世俗经验吗其二，释迦如来的果证流出了大小乘佛法，整个佛教，无论大小乘经典哪一样不是佛陀的宗教经验如果彻底否定宗教经验，那所有宗教研究不外乎简单的宗教否定而已。而佛陀的这些宗教经验站在现代物理学的角度反倒是容易解释和理解的，暂时不能被现代科学证明，不能说将来也得不到证明，毕竟科学的进步还远未达到究竟。科学远未彻底认识宇宙的真理，本身还在进步中，还需要不断自我超越。所以，我认为学术界的朋友虽然不一定要信仰佛教，但对佛教超越世俗经验的自述，不要一味采取否定态度。如果先否定再去研究，很可能就会偏离历史的真实。例如，有些小乘部派其部主是佛世的阿罗汉，在雪山或龙宫住定，而后在佛灭后数百年出世弘法，有人就以世俗经验判定，他们弘法在佛灭后两三百年，因此不可能是佛世的阿罗汉。其实，禅定中住世几百年是佛教常许可的，以科学的眼光来说，延长寿命到几百年，也不是真正的禁区。而以这样狭隘的眼光，佛教的大小乘经典，都需要否定了。

再者，对于佛教典籍的理解，不加抉择地直接引用日本的研究成果也是很有问题的。比如本次会议讨论到的大天五事问题，在传统上，汉传佛教的典籍对大天五事都是否定的态度，甚至包括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对此问题一般也持否定态度。可是现在的新观点，尤其日本人一吹捧，大天转而成了改革派的代表，甚至有说大天的思想和活动是大乘佛教的起源，这严重与佛教经典上所述事实不符。可如果分析查找佛教原典中对大天五事的描述，明显可以看出不符合教理，也根本不是某一个部派的代表。如果三大语系、大小乘典籍都是对其持批判态度，也没有任何文献依据说明大天比丘是后世哪一大乘宗派或小乘部派的祖师或思想源头，那么就意味大天思想在印度时期就已被摈弃，现在有的人却说他是大乘佛教的起源、改革派或大众部的代表，立论有何依据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主观臆断，或者说是日本佛教在明治维新别解脱戒松弛废弃之后塑立的思想“偶像”而已。我们中国佛教学者一味追捧没有道理。事实上，在不少问题上，有时候学术界有一些潮流性的说法，大家都跟风。在辗转引述之后，人多了就形成气势，最后成为定论，认为这个观点都不用讨论了。这种学术盲从不是严肃的研究态度，需要我们反思和纠正。

所以，我觉得一个学者，对佛教典籍的阐述，在以个人经验难以理解时，要考虑到这种可能，即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宗教经验用现代科学的方式是可以理解的，或者科学即使没有发展到证实的地步，但都已经有类似的前瞻性猜想了，将来也许会证实。所以不要以世俗经验急切地否定，然后便进行分别和推断。哪怕我们有所怀疑，提出或然性的疑问和推测，也可以说是一种正确的学术研究态度，但断然下结论则失于草率，也许这种态度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认知的进步，最后可能会沦为一个历史的笑话，就如同古人否定清水中的微生物，或当初罗马教廷否认太阳中心说。

如果对学者而言这只是一个学术观点是否“合理”和“正确”的问题，是可以探讨和商榷的，但作为一个法师，则还有一个“品德”和“人格”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法师，理应在教言教，理应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实修，而不应在“研究”过程中完全否定了自己的信仰。我对此有两点感想：其一，作为一个研究者可以持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但作为一个菩萨戒比丘或比丘尼则不可以。当他（她）穿着释迦佛的法衣，却宣称一切大乘经典都非释迦佛亲说，宣称净土经典是后人编辑，是受外道影响的结果，这是如法的吗我认为从道德上讲，他们还是脱下佛的法衣，放弃菩萨戒比丘比丘尼的称号和身份，再去说那些话才好。如果仅仅是站在小乘的立场，认为大乘非佛说，因非菩萨乘人，这还不影响他（她）比丘比丘尼的身份，可是有些人连《阿含》、《律藏》，甚至佛的五眼六通，乃至因果都要否定，那就只好说是“贼住”之人了。其二，如果他们采用有些学术研究方法，如考据等，常建立在一个不信的基础上，即对大乘经典的传承历史，对佛在三千大千世界和无边世界的广大境界中宣说大乘经典，不仅仅是怀疑，甚至是不信。先做了否定，再进行考推，在考据推断的过程中，往往有很多没有逻辑必然性的臆想，史料的应用也有很多不规范的现象。那么，既然你不信，就不必再披上法师的外衣，这样起码无论观点怎样，也只涉及学术问题，不涉及其人品了。

无论学界还是教界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在我们这个变动的时代，这个科学进步、经济发展、人类的认知迅猛地超越过去的时代，因应时代变化而进行的探索中出现的现象，因此也可以说有其产生的时代必然性，但未必正确和合理，未必不会又被时代的进步再否定。对这些，太虚大师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智的态度。他针对性作出的种种应对和探索，值得我们学界朋友，尤其教界同道的珍视，应予深入研究和积极思考。（周贵华整理）

参考文献：

【1】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文丛，02史传，06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出自网络资料《太虚大师全集》，中华佛典宝库2008年2月制作。

编后记

2017年11月25-27日，由陕西宝鸡金顶寺主办，佛教义学研究会、青海北海禅院、美国洛杉矶玄奘寺、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宝鸡文理学院关陇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协办的“契理契机的时代佛教——太虚大师圆寂七十周年纪念研讨会暨第三届佛教义学研讨会”在宝鸡顺利举行。

此次研讨会共收到有关太虚大师思想主题的论文43篇，本文集最终仅录用了25篇。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因研讨会主题要求，有些与主题关联不大的论文无法入选；二因论文集篇幅有限，为照顾太虚大师思想的不同面向，不得不割舍一些质量并不差的论文。在此，本人谨代表编委会对未能入选文集的论文作者深表歉意。

本文集分为“思想通论”与“专题探赜”两部分，前者虽然都是从总体上把握与诠释述太虚大师的思想，但各学者的问题意识不同，所受熏习各异，观察角度不一，故有兰菊齐芳之美，而无重复枯燥之弊；后者既有对太虚大师思想各面向的专题探究，也有对其代表著述的深入诠释，还有对大师与并世大德关系的平实论衡，几乎涵盖了大师思想与生活的各个侧面。同时，绝大多数作者都从佛教本位立场研究太虚大师思想，令文集独具一格。

尽管研讨会结束後组委会便委托本人负责编辑会议论文集，并随即组建了审定论文的编委会，无奈世事无常，加上事务繁多、编务不易，现在始付梓人，实感惭愧。文集编好不久，本书副主编明舒法师圆寂，不胜感怀。文集即将出版之际，首先对陕西宝鸡金顶寺方丈明舒法师与该寺两序大众当年的倾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愿明舒法师乘愿再来，愿金顶寺法运亨通。周贵华教授和明贤法师尽心策划组织研讨会，各位高僧大德积极参加研讨交流，石观音寺慈悲布施出版经费，耀芸法师和熊文文、郑利锋等同学辛勤张罗会务，熊文文、詹嘉玲、陈源鸿、刘在仁、王觐等同学尽心协理编务；宗教文化出版社慨然接受文集，王鸣明女士细心董理编务。凡此种种，都是文集顺利出版的善缘，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本书等待出版期间，从2020年初开始，新冠病毒性肺炎流行全球，人类的生活与生命都遭遇罕见的危机，由此更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争执和倾轧，令良善者不忍见闻。祈愿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人类减少自己的贪嗔痴三心。

冯焕珍

己亥仲春—庚子孟秋于广州客村梵音阁

来源：万古寒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