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威：《中古王权与佛教》出版

绪论

一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其中就包括与王权之间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佛教之适应王权

以异质文化面目进入中国文化土壤的佛教，为了在这里生根、发展，需要当地社会的主导力量，即王权的接纳、包容与护持。东晋道安法师于公元4世纪提出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命题，反映了刚刚进入中国、立足未稳的佛教的一种普遍要求。这种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成为佛教的种基本态度。比如，在中国佛教走向鼎盛时期的唐代，佛教界依然认为，“自五百余年已来，寺塔遍于九州，僧尼溢于三辅。并由时君敬信，朝野归心。像教兴行于今不绝者，实荷人王之力也”。

然而，佛教对王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攀附和依赖，它既要寻求王权的保护，给予自身一定的特权和发展空间，又要保持其出世的基本特征和政治上一定的独立性。于是佛教对王权便表现出一种微妙的态度，而且佛教界内部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教团，在此问题的处理上也出现一定的差异，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如南方以慧远为代表的佛教人士，努力塑造佛教“高尚其迹”“道德所居”的出世形象，并表现出与王权不即不离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种“南方”传统，这种传统在从4世纪到7世纪初的数百年间，一直被佛教界的一部分僧人延续传承着，直到唐朝高宗时代，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们奔走朝堂、为维护自身的特权而激烈抗争的身影。

同时，中国北方区域在五六世纪正处于民族交互融合、政治错综变化、社会剧烈变迁的历史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时的佛教对待王权便又生发出另一种样式，即体现为北魏法果和尚提出的“皇帝即如来”的观念。在佛教界看来，这不是对王权的完全屈服和主体性的丧失，而是乘势御时、方便弘法的一种形式而已。我们发现，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随着王权与佛教关系的演变，此种佛教样式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佛教界本身朝着科层化的方向发展，其中的一部分融入王权的集团，佛教也逐渐成为王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间是如何看待王权的，其态度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变化的，基于态度的变化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模式，诸如此类问题，便构成了很好的研究主题。

（二）王权之影响佛教

面对外来的佛教，特别是随着佛教力量的逐步成长、壮大，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判断和回应。王权对待佛教，相比于佛教对待王权，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自4世纪至7世纪初，在华夏大地上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个政权，其中有汉族主导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这些政权长者百余年，短者十余年。从帝王的角度来看，这期间有近百个帝王，他们对待佛教的态度与政策又呈现出不同的样式。有崇奉佛教者，如苻坚、姚兴、梁武帝、隋文帝等。这些帝王都善待沙门，鼓励和支持佛典翻译，热心佛教事业，甚至亲自讲经说法，参与法事活动，其中尤以梁武帝最为热衷。如果从国家政策的层面进行考察，这些帝王对佛教的热情和扶持态度，又不简单地是由于个人的信仰或者兴趣，而是有着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和制度设计原因，即将佛教作为有助于王权统治的意识形态而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发挥佛教的教化作用，甚至接受印度佛教的“法王”观念，将王权与佛法相结合，塑造“皇帝菩萨”或者“转轮圣王”的政治宗教形象。我们往往可以从这些帝王对佛教的表白中，看到他们引用“佛灭时付嘱国王”的经典，来确认和证明自己的代言人与监护人的身份，由此表明其控制、管理宗教的合法性，或者为王权干预佛教事务而找到神圣的理由。这种“付嘱”（授权）的形式，是佛教“法王”理论的核心内容。一些以奉佛著称的中国帝王显然受了这一观念的影响，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政治实践。

同时，也有些帝王对佛教是持反对态度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发生在北朝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毁佛灭法事件。对这两起令后世佛教徒刻骨铭心的“法难”做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位帝王起初对佛教也不是全然反感的，而是曾经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佛教，并试图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只是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以及政治上的权衡考虑，才对不幸卷入其中的佛教采取了残酷的压制措施。不过，虽然灭法对后世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但从时间上看，这两起事件时间短，加起来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仍然未曾改变中国大多数帝王善待、接纳佛教的主流局面。

自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断发展壮大之后，对于中国古代大多数帝王来说，他们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即：如何认识和判断这种外来的思想观念如何将其放在社会教化体系中进行定位特别是面对组织化和实体化的佛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佛教政策，以及怎样平衡其与其他方面的利益分配

帝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人物，王权是世俗权力的集中体现，这种权力从本质上说是要无限地扩展其边界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种权力范围的生动宣示。而佛教作为一种出世的宗教，就其根本的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来说，是要批判和超越世俗社会的。然而就其传承这种思想学说的人及其所依赖的物质居所来说，它又是必须存在于世俗社会中的。因此，现世的王权与出世的佛教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碰撞和冲突，同时又因为在某些方面利益的一致性，而出现妥协、融合与相互为用。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王权与佛教之间的双向互动，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本身远比我们今天所能够推演和想象的要更加丰富。因此，基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与学术研究，就有着足够的空间。

二

从东晋到隋唐，佛教作为一种主张出世的宗教与现实政治发生联系，两者之间产生了深刻而又久远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多层面、全方位的研究。

大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最早应该是在中国佛教史论著中，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吕瀓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任继愈主编的三卷本《中国佛教史》皆有所涉及，而且他们的观点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佛教与政治关系，深有启发。同时，亦有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整体研究的，如谷方的《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封建政治》、严耀中的《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等都从佛教与政治关系方面进行了梳理。

就历史上某一时期王权与宗教的关系的研究，也有许多论著涉及，如刘精诚的《魏孝文帝与宗教》、张元林的《冯氏家族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佛教》等对北魏皇帝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同时，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佛教与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加，排佛、反佛成为北魏时期的重要现象，如施光明的《北魏僧侣起义及其性质初探》专门探讨僧侣起义的原因及其经过。刘淑芬从民族史的角度反思了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强调了盖吴反叛事件的民族因素对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影响。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崔浩与寇谦之》两文中，对于道教对北朝政治以及佛教的影响做了精辟的论述，这对本书相关章节的思路有不少启发。

日本学者对南北朝时期的政教关系有着精细而审慎的研究，他们对历史资料的把握和运用，对今天的研究而言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如塚本善隆、诹访义纯对南北朝皇帝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值得参考。野村耀昌的《周武法难の研究》运用大量的篇幅对北周武帝及其佛教政策展开了专门的研究，迄今尚没有人能够超过其对此专题的研究水平。

梁武帝与佛教的关系，是佛教与政治关系的热点，亦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很多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如方立天在《梁武帝萧衍与佛教》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梁武帝的佛学主张和政教观，对相关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杨曾文在《梁武帝与佛教综论》中从整体上考察了梁武帝的佛教信仰及其主要活动。潘桂明的《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侧重讨论了梁武帝的三教思想，皆有许多真知灼见。关于梁武帝的研究也出现多部专著，如赵以武《梁武帝及其时代》一书以梁武帝的生平为重点，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叙述了梁武帝传奇的一生，提出隋唐文化承接六朝文化传统，其实主要是继承梁代的成果的观点。

日本学者诹访义纯《中国南朝佛教史の研究》一书，将梁武帝的佛教信仰活动做成编年并加以考证，而且考察了梁武帝所作的《制旨授菩萨戒仪》，利用敦煌的卷子进行了复原。台湾学者颜尚文《梁武帝》一书描述梁武帝一生如何在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突破重重困难，创造出“皇帝菩萨”的新理念，并分析根据此一新理念而进行“佛教国家”之心灵改革的成败因素，这给有关梁武帝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应该说，历来的相关研究多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而最近李晓虹《圆融二谛——梁武帝思想研究》则以魏晋南北朝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背景对梁武帝的思想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至于隋文帝、隋炀帝与佛教的关系，除了汤用彤、郭朋等学者在通史中论及外，台湾学者蓝吉富的《隋代佛教史述论》专门对隋文帝复兴佛教的背景、原因进行了论述，对文、炀二帝的佛教事业进行了归纳整理，并比较了梁武帝与隋代文、炀二帝之奉佛态度的异同。总的看来，有关隋代佛教的论著远不如此前南北朝时期以及此后的唐朝为多。

 唐朝王权与佛教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除上面已经涉及的论著之外，另外还有几部著作也是必须要提到的：美国学者外因斯坦的《唐代佛教——王法与佛法》按照唐朝皇帝的顺序，逐步阐述了王法与佛法之间的演变关系，可以作为研究此类问题的入门参考。日本学者道端良秀的《唐代佛教史研究》、滋野井恬的《唐代佛教史论》中都有相关章节论述唐朝的佛教政策，其引用的大量史料可以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日本京都学派代表性学者砺波护曾以《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蜚声国际，其几篇关于唐初佛教与政治关系的论文也是颇具参考价值的，特别是他对唐初沙门法琳事迹的考察和唐高宗时期僧尼拜君亲问题的研究，对于在这方面研究尚显薄弱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唐太宗开创了千载以来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而其对佛教持怎样的态度，其佛教政策对于大唐文治事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历来是治唐朝佛教史的学者所关心的，但可惜的是有分量的研究不多。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对此有过简短而深刻的揭示，似乎也就为此定了基调，后人的研究尚没有超出他的理论框架。唐太宗与玄奘无疑也是佛教史上一段千古传颂的公案，对此，杜斗城、杨富学在《唐玄奘的理想》一文中有过较为深入的研讨，这使我们对于玄奘信仰的坚定性及其毕生孜孜不懈的使命意识，都会有新的了解。

过去，我们仅仅以为，中国古代王权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的核心理论，即使是那些对佛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忱的帝王，也不外乎如此。但新加坡学者古正美的《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即一些中国古代帝王实际上是以佛教为基本的意识形态，以佛教思想治理国家的。此外，与我们以前的认识有所不同，历史上不仅一些非汉族政权以佛教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且汉族政权中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古正美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以汉族文化为中心去了解中国文化，的确无法全面认识及了解中国文化。过去，中国学者常为了突显中国儒学及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在不清楚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性质及状况的情况下，做了许多对佛教影响性的负面论断，从而影响我们对中国文化及历史的真实了解。尽管我们不一定赞同古正美在该书中的一些观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其理论思路对于王权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是颇有启发意义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政教关系，也必然要涉及僧尼名籍的管理和僧官制度。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借鉴的实在不少。如明复的《中国古代僧官研究》，谢重光、白文固的《中国僧官制度史》，白文固、赵春娥的《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等，都是基本的参考书目。如果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王权与佛教的关系，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当然离不开法国学者谢和耐的名著《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以及何兹全教授的相关研究。另外，谢重光的《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也是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总体上看，关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期间佛教与王权的研究，前人已有许多积累，这成为今天开展进一步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相较于日本和台湾地区而言，起步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中帝王与佛教的关系，包括帝王关于佛教的思想、政策和措施，以及佛教方面对政教关系的思考、因应王权的思想及其实践，无疑是中国佛教史和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仍须深入研究。另外，由于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动乱和分裂状态，特别是南朝和北朝之间的对峙，导致二者在佛教与政治方面产生巨大差异，对此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不多，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

王权与佛教的互动、交涉，无疑是中国佛教两千多年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近代以来佛教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较宏大的题目之下，有一系列的学术论题值得探讨和研究。比如，一方面，佛教是如何看待王权政治的，其传入中国之后如何适应中国历史上各代王权的需要，而进行自身的调整、改造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王权又是如何认识佛教的，在此基础上又制定和采取了什么样的佛教政策为什么有的政权崇佛，有的却废佛在处理王权与佛教的关系方面，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规律诸如此类问题，无疑都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应该说，前人对这些问题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书将在此基础上，带着对这些问题的观照，对历史上一些典型事例做进一步的梳理与探究。

本书的研究范围从东晋至唐朝初年，时间跨度为三百多年，主要通过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论述和分析。第一章主要介绍评述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与佛图澄、前秦苻坚与道安、后秦姚兴与鸠摩罗什、东晋桓玄与慧远等几个典型的王权与佛教人物关系，以此说明佛教传入早期王权与佛教之间的选择与互动。第二章以梁武帝为主要案例，分析南朝政教关系的模式和特点，揭示王权主动统合佛教，借以化解政教冲突的努力。第三章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次灭佛事件为核心，论述北朝政教关系从冲突走向极端的演变规律。第四章主要阐述隋朝两代皇帝在大一统条件下是如何处理王权与佛教关系的。第五章重点研究唐高祖唐太宗为寻求政教关系的平衡点而审慎采取的佛教政策，以及唐初在沙门法琳与傅奕之间开展的佛道之争和三教平衡问题。第六章对中古王权与佛教关系的特点与规律进行总结。

知古可以鉴今。研究中国历史上王权与佛教的关系，特别是对丰富的历史经验进行归纳与总结，有助于加深对当今中国佛教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有益于为政府制定合理的宗教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有利于建构和谐的政教关系。

来源：世界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