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崑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佛教与社会》（序言、目录及后记）

绪论 “四海一家”与“华夷之变” 

一 分裂与统一：从十六国到北朝

二 “胡骑南下”的“偶然”与“必然”

三 “徙戎”与“安边”

四 “中原文明”与“中国化”佛教

第一章 “大一统”与十六国北朝时代精神

第一节 “大一统”与“夷夏之变”

第二节 “五胡十六国”之前，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

第三节 十六国北朝文化及其特征

一 北方十六国文化及其特征

二 北朝文化及其特征

第二章 佛教促进民族融合、文化融汇的社会功能

第一节 佛教促进包容、和谐的理论特质

一 “众生平等”观念

二 顺时达变的“随方”精神 

第二节 中国佛教对促进北方民族融合、文化融汇发挥的作用

一 北方民族的佛教信仰

二 都邑佛教与“定居型”文明

三 佛法西渐与文化输出

第三章 政教关系视域下的佛教“中国化”与民族“大融合”

第一节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一 “尊王燕夷”与“以夷变夏”

二 佛教的政治理想

三 世出世法的统一

第二节 儒佛交涉对前秦国主苻坚的影响

一 道安与习凿齿的儒佛交涉

二 道安对苻秦统治集团的文化影响 

第三节 政教关系视域下的北朝佛教与民族融合、文化融汇

一 北魏时期的“灭佛”、“兴佛”与“佞佛”

二 东魏朝野的“三教”学养 

三 虚实失度的北齐佛教

四 西魏佛教的民族融合特性 

五 以儒为体、以佛为用的北周佛教

第四章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众佛教信仰与民族融合

第一节 民众佛教信仰类型及信仰行为

— 佛教信仰的盛行

二 佛教观念的流行

三 “护国”信仰的确立

第二节 民众佛教信仰组织及其社会功能

结语 “用夏变夷”与“用夷变夏”

参考文献

跋

后记

黄崑威是我多年前在苏州结识的朋友，山东人，与我同乡。2010年研究生毕业于苏州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以《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从2013年10月就职于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儒释道三教关系、佛教与民族关系的研究，多有成果。

笔者在参加各地举办的学术会议时与他常有见面的机会，他对我照顾有加。前些年他告诉我说申请到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北朝时期的佛教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最近他告诉我，课题已经完成并顺利结项，将以《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佛教与社会》为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希望我为之写篇序。

笔者多年从事中国历史和佛教史的研究，深知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一个由多个兄弟民族经过长期集聚、会通和融合而形成的崇尚统一和道德文明的国家。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和大发展，继春秋战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时期以后，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迎来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承继五帝三代华夏民族形成和初步发展之后，在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广泛发展交流中促成了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融合，在文化上促成了齐鲁、三秦、燕赵、荆楚等地域文化的会通融合，形成了以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为代表的学派，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比，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显著不同之点在于：一是历经秦汉已与法、道诸家密切结合的儒家在社会思想文化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在这次民族融合中儒家（思想、儒者）实际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自公元前后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已在南北朝普及，在社会各个领域影响日益增大，在这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中与儒家相辅相成，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西晋后期，伴随朝廷的腐败和社会的动乱，原来生活在经济滞后边远地区的所谓“五胡”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六国”，晋皇室被迫南迁建立东晋，从此中国进入南北分裂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内地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除了各族血缘的自然结合之外，还要适应并接受经过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社会制度、文化形态、道德礼仪、宗教信仰以及与农耕生产相应的生活习俗等，这些构成了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参与建立“十六国”和北朝的民族在制度上实现了封建化，实行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国家体制；接受以儒家为支配,以佛教、道教为辅助的文化形态；采取与以农耕为主,畜牧、渔猎为辅的经济相应的生活方式。于是，北方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得到迅速的发展，以致在北朝后期综合实力已超过南朝，最终竟由统一北方的隋朝结束南北分裂，再一次实现中国的统一。

那么，佛教在这一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之中到底发挥过什么影响，起过什么作用这是个值得学术界重视和应当投入力量进行深入考察研究的问题，也是值得社会广大读者关注的历史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以往学术界没有关心和研究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往从事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特别是从事佛教历史研究的学者对这方面已经做出过值得世人瞩目的成绩，在发表的相关论文、专著中皆有反映。但是，应当看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专题研究不多，将历史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也有待加强。

黄崑威鉴于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情况，立题侧重对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即十六国与北朝的佛教和社会进行专题考察研究，最后将成果整理成书，虽然极少涉及南方，但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作者在五年多的辛苦研究过程中，广泛搜集各种相关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在整体把握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源流的情况下，综合考察和探讨十六国与北朝社会流行的佛教传播情况、内迁的少数民族与华夏传统文化、社会体制结构之间的深层次互动表现及其实际影响，旨在揭示这次民族大融合、文化融汇的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在这当中，对佛教在促进北方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融汇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所涉及的佛教中国化、佛儒关系、政教关系等问题做了重点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结论。

应当说，这是对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社会历史、民族大融合大发展和佛教研究的新成果，是应予肯定和赞扬的。

笔者年过八十，有病缠身，近来视力显著衰退，但难却旧友求序之请，谨提笔写了以上文字以为序，并作为对本书即将问世的祝贺。

2020年10月17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4~6世纪的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北朝对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民族融合的时期，北方各个民族像走马灯似地不断在中原大地出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受到游牧民族的重视，马上民族“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儒家文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凡是要取得中国者，必须要以中原文化为主旨，并将政权设在中原地区。以北朝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北魏为例，北魏统治者是鲜卑民族，太武帝定魏为土德，承汉，表明自己是黄帝子孙。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往洛阳，教令鲜卑族说汉话，著汉服，用汉姓，又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培养鲜卑族后人，经过二百余年的时间，马背上的鲜卑民族最终融入汉文化中，游牧民族成功地完成了向农耕社会的转型。

佛教作为北朝社会宗教中的最大公约数，对北朝民族宗教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接触佛教，新疆考古发现了用吐火罗文、龟兹语和于阗语撰写的佛经。历史上记载儒家经典曾经被译成鲜卑语，但是现在还没有文本现世。中国佛典记载北周释法藏法师用鲜卑语向周武帝问讯，而用鲜卑语译解的佛经则在经录里面没有明确记载，现在存世的佛经主要还是汉语译本。南北朝时期中国四周都有汉传佛教流传，西陲敦煌与张掖是北朝佛教驿站，也是翻译佛经的重要地区。许多佛经在进人中原之前就已经被译成汉文，说明马背上的民族在佛教进入中原之前就开始受到汉传佛教影响，域外信仰佛教的民族进入中原，很快就找到因佛教信仰而带来的共同语言，并迅速转换身份，加入佛教命运共同体，融入佛教中国化进程。

虽然北朝佛学不如南朝佛学发达，妙玄之理的讨论也不如南朝佛教界深入，但是北朝佛教译经与南朝不相上，中国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竺法护等人都生活在北朝，他们译出的佛经文字畅达，传意准确，是中国佛教经典史上的名篇。史家称：“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再到唐代，各朝各代一共译出佛经5048卷，北明魏译出1919卷，占整个中国译经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以佛教信仰促中外文化交流，在北朝佛教界，已经做到极致。

文化是一个时代的国家与民族精神面貌之产品，反映了这个时代精神活动出现的种种情况。在中国，儒、释、道三家是传统文化的主干，此外，原始宗教形态的萨满教也在一些民族部落中流传。北朝是多民族与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但在精神领域里还是有所侧重，要讲次序，从国家角度讲，朝廷安排的位置是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国家意识形态由儒家主导，国之大事是祖先崇拜和郊祀。道教则在个别朝代受到了皇室尊崇，在民间有一定影响。佛教则是整个北朝势力最大的宗教，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儒道二家都不可比，对后世的影响也源远流长。虽然北朝社会也有因文化差别而发生的或以武力，或以行政手段，消灭及干预佛教的活动、但是这些很快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又一个崇佛的高潮。

由上可知北朝佛教很有个性，但我认为重点是在民族与佛教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入手，就能看到佛教对民族和解所起的作用，回应了历史上夷夏之争提出的问题，对我们现在促进民族团结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黄崑威博士是我国佛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学识渊博，知识面广。近年来他通过综合分析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少数民族与华夏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次互动，系统阐释了“佛化”和“汉化”是民族融会、文化融汇的双重动力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特点，论证了少数民族“汉化”、政权的“封建化”以及汉人“胡化”与佛教的民族化、本土化交融在一起的理象，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文化大融合必然伴随民族大融合的观点。这个研究视角与进路很有意义，将北朝民族佛教真正置于广大的社会背景与大文化框架下做出全面考察。“民族化”、“本土化”、“中国化” 这三个北朝民族佛教的主题词，在本书的研究中得到深入阐释，弥补了以往学界研究的不足，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黄崑威博士与我交往多年，他的成果即将付梓，嘉惠学林，为之高兴。吾不揣简陋，妄作简序，以飨学界焉！

回溯到1600余年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原王朝的情形：思想上虽称独尊儒术，实际上又崇尚玄学清谈；政治上门阀盛行，等级森严，朝政愈加腐败；经济上刚经历了八王之乱，百业俱废，民不聊生。这些都使得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弥漫着毫无生机的萎靡之气。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突然有了一种新的力量侵入中原，给当时的华夏族群以一种新的外部刺激，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信仰上乃至种族血统上，都产生了一种新的巨大变化。这种力量的注入就是信仰佛教的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开始了二百余年的割据统治，后人以“十六国南北朝”称之。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及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值得我们回味和认真思考的一个特殊时代。

一 佛教初传与北方多民族的关系

回顾中国佛教的传播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它首先与历史上的西域诸民族，以及北方民族有着直接的因缘。诚然，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但其传播途径大体是印度→中亚西域→河西走廊（敦煌）→中原。公元前3世纪后，印度佛教逐渐向国外传播，由印度西北传到安息、大夏，逾葱岭经历史上的西域、今天的新疆逐步沿着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传入喀什、于阗、龟兹、吐鲁番等地，进入甘肃境内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河西走廊境内，进而传入陕西、宁夏、山西、河南、河北和四川境内。而生活在古代西城及北方的少数民族最先接触到了外来的佛教文明，接受了佛教信仰，并积极推动了佛教向内地的传播。大多数佛经也是先由印度的梵文译为西域的民族文字，再由民族文字译为汉文。沿着西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向东而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佛教石窟寺的开凿路径：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云冈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等，它们大多是从少数民族边缘地区进而逐渐扩大到中原内地的。可以说，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向中原内地传播的过程中，古代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佛教才有可能于汉魏之后，在中原地区得以逐步地发展并开始广泛传播。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各政权大都扶植佛教，例如，其中羯人建立的后赵、氐人建立的前秦、羌人建立的后秦、匈奴人建立的北凉，都以佛教信仰为治国理念。北朝的佛教信仰盛行朝野，开窟造像供养蔚成风气。尤其是河西走廊石窟寺的营造方式和风格，即著名佛教考古学者宿白先生总结的“凉州模式”,直接影响了中原石窟寺开凿与造像的风格，并由此造就了灿烂辉煌的石窟艺术。

二 佛教与华夏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数千年来，东土传法、西行求法的佛教文化传播者，域外的高僧大德和译经师及中亚商人往来于西域、河西走廊及中原各地。供养护持佛教三宝的中亚商人，通常被称为“胡商”，其中以粟特商人最为著名。自汉魏始，除了把商品与信仰带入中国，这些僧侣和商人自己也逐渐转化成生活在中原华夏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讲经说法、译经演教、商贸交易等，逐渐改变和影响着中原的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习俗。史料显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大同、洛阳、长安等地都有不少的域外胡商。而作为丝路重镇的河西走廊，如瓜州、甘州、凉州等地，胡商的人数甚至都超过了本地的汉人，如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突厥人、粟特人、吐蕃人、西夏人、回鹘人、蒙古人等。作为佛教信仰者的胡商，可谓对佛教的传播和护持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

信仰是一种文化历史传承，也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十六国是一个政治力量崛起的新时代。执政者为北方少数民族，执政思想被确立为外来的佛教，这一执政理念打破了中原汉族政权独尊儒术的思想，北方胡人的入主中原给一个时代带来了创新的希望。换句话说，“蛮族”的入侵给当时的中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极大地促进了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合与互补。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众生平等、慈悲等佛教观念也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唤醒了“夷狄诸夏礼则诸夏之，诸夏夷狄礼则夷狄之”的文明观念，可以说是佛教弥合了南北文化的对立，调适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态，使以往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得以转换和调适，使族际间的认同成为现实，使民族融合成为可能。诸如，佛教初传时期，中原朝廷有“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的禁令。可见佛教的出家修行、无顾父母家庭和传宗接代的戒律和价值观念，与儒家的人伦理念形成了激烈的对立冲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从对立冲突到逐渐适应进而调合着华夷之间的种族矛盾、胡汉之间的民族差异，佛教成了沟通华夷之间共同信仰文化的基础。后赵皇帝石虎说，“佛是戎神”，不分胡汉，境内的老百姓都可以信奉。姚秦崇尚佛教，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崇信佛教，他们共同的信仰理由和基础是，佛是“胡人”，自己也是胡人。故此，胡人信仰胡神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许倬云先生讲的“我者”与“他者”：外来人侵的异族“他者”，与中原华夏“我者”的对立。但只经过了短短数年，最后成就了民族的、文化的、信仰的多元融合。此时，佛这位外来的“胡神”“戎神”，成了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信仰纽带。

三 佛教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随着魏晋北方民族政权的建立，历经十六国北朝融合发展，至隋唐盛世时期，从边疆入主中原，或杂居在华夏边陲之地的各少数民族，已逐渐处在华夏文化的大熔炉中，“华夷之辨”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性的中华民族，既体现出华夏的风韵，又不失本民族的元素。而佛教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正是由于北方多民族的佛教信仰，才使得中原汉人与边地胡戎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以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如羌、氐、羯、匈奴、大月氏、鲜卑、粟特、突厥、吐蕃、党项、回鹊、蒙古等种族逐渐融合进人华夏文化的大熔炉之中，使得“华夷之辨”的观念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进而形成一个包容的、多元的,且相互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转化影响了后期华夏文明的进程。正是华夏民族接纳一切外来文化的心胸，使得他们接受了佛教这个巨大的礼物，尽力地将其介绍研究，慢慢地咀嚼融通，而隋唐帝国的形成和新的佛教本土化、民族化过程，都是从这个时代酝酿而演化出来的。大唐皇帝唐太宗（626 ~649年在位）认为自己是汉族皇帝与突厥可汗的合体，而他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政策则体现了大唐帝国积极进取、有容乃大的大国心胸和文化自信。他曾同各国首领和华夏诸多民族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放眼数千年中华历史,在历代统治者当中，没有一位皇帝能够提出如此平等、尊重、理性的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政策。这种文化政策既是华夏文明包容的体现，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的自我彰显。从大唐的时代背景来看，突厥等族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也可以说是认同中国，而不是视中国为南北对峙的敌人。大唐帝国，由此成为整个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呈现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可以说，佛教是历史上维系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纽带。佛教传入以后，在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这一因索的推动之下，很快成为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佛教的教义和宗旨深入人心。各族人民在佛教信仰这一共同背景下，密切了相互间的关系，减少了民族间的隔阂，从而促进了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崭新格局。

四、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

西晋时期大量游牧民族内迁，史载“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这是对当时各个民族混杂情况的真实写照，也为以后的文化交融变迁奠定了基础。公元304年李雄和刘渊分别在蜀和中原建立成汉、汉赵政权，自此拉开了近二百余年动荡的帷幕，民族之间、信仰之间、文化之间就必然进行激烈的碰撞，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文化。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纷纷在中原大地上建立政权，华夏一统被彻底颠覆。而且入主中原后，各族统治者为强化其统治，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都利用佛教作为神化自己统治的工具。如北魏太祖拓跋珪“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尽礼，遂常致拜”，主张拜天子等于拜佛。又因为汉地百姓信佛者日众，提倡佛教还能赢得更多百姓的支持，—些政权在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也对佛教传播采取了大力扶持的政策，极大地冲击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一些帝王甚至自称是弥勒转世，可见当时佛教地位之尊贵。自汉代随着佛教的传入、经过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正统观念受到佛教的挑战和冲击。尤其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统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时代的发展需要。正统儒家失去活力，至多抱残守缺，延一缕香火而已。这时的主流文化，毋宁说是外来的佛教，及与佛教相应的本土宗教——道教。两者之中，佛教尤其兴旺。鸠摩罗什等胡僧将佛经译为汉文，至今仍是佛教文献中的巨著。佛教僧侣自由来往南北，传播教义，也与汉人学者交流切磋，他们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最活跃的文化人士。为此，许倬云先生认为：若以佛教与儒家相比，我们竟可以说，外来的佛教虽然本来是客，却占了主流地位。儒家本来是主，却在讨论的议题上沦为被动的地位。这一外来宗教文化导致的主客移位，反映出中原华夏文明对外来佛教文化的重新思考与价值认定。例如，公元471年前后制作于长安的一个佛教石碑画像，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完美融合的美好图景，石碑描绘的故事是：历史上佛陀最早的化身——善慧婆罗门，经过数次轮回，成为一个泛世转轮王，并且成为最终的过去佛。构成这个故事的场景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首先，释迦牟尼最后的诞生地被设计成中国，当故事的核心人物以善慧婆罗门的身份出现时，他身着鲜卑族服饰；当他成为转轮圣王时，他的长袍则是汉式的；当他在兜率天宫等待最后的重生转世时,他又穿回鲜卑族服饰。与此相反，故事中的两位女性，一个是兜售鲜花的善慧婆罗门女人，另一个则是佛祖的母亲，他们都穿着汉式的长袍。其次，在石碑底部有捐助者的图像，大多数男人穿着鲜卑服饰，而女人则穿着汉式服饰。这个图像故事把融进中国文化元素的印度当作故事背景，主人公在鲜卑身份和中华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不同的性别也被分为“汉人”或“外国人”。这也表明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将更多的人容纳在一个美妙的佛国世界中。同时，也表明一种佛教的价值观，即无论胡汉，无论哪个民族，无论官员或百姓，农耕民或游牧民，他们死后都会去佛国的净土世界。又如，公元495年，一位姓周的女性供养雕刻了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像，这是为了她的“亡夫故常山太守田文彪、亡息思须、亡女阿觉”，她祈求他们在来世的生活中都能“遇见三宝，来到未来佛弥勒佛的世界。如果他们堕入三恶道，希望他们可以快速地解脱轮回”。在此，我们深深地感到博大精深、和平圆融、慈悲济世的佛教在化解世俗矛盾，在引导信众弃恶扬善、摆脱轮回、往生净土等方面所具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融合功能。总之，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时期，就传统文化而言，我们可以看到的特征有三：第一，少数民族建立了多个地方政权，打破了华夏一统天下的政治文化建构；第二，外来的佛教成为当时社会民众的主要信仰；第三，儒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被动摇和逐步打破。从印度、中亚、西域、中国佛教文明史及华夏文明的传播发展看，佛教对中亚、西域，以及华夏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佛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融合功能，同样也是这种功能成就了怫教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

第一，本书作者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收集资料十分详实，多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各方面之珍贵文献：不但有诸如《北史》《资治通鉴》等这样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而且有《大正藏》《道藏》等大型宗教文献；既有《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等金石考古文献，也有《气候改变历史》《竺可桢文集》等自然科学文献。范围不可谓不广，内容不可谓不精。可以这样讲，该书收集的资料是一张研究华夏文化史的地图，是一座研究该时期各方面所需的资料库。

第二，系统剖析了大量国内外近、现代的经典著作，方成此著：既有埃米尔·杜尔干、勒内·格鲁塞、米尔恰·伊利亚德、许理和、三崎良章等国外大师各时期经典理论的研究著作，也有陈寅恪、汤用彤、唐长孺、孙昌武、葛剑雄等国内大家近现代不断发展的研究成果。正是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作者通过研究得出了极具意义的结论，同时也填补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空白。

第三，“以铜为境，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总是发展的，人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是为了更好向前，正是因为善于借鉴历史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才有了延续几千年的华夏文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族际关系、宗教本土化等问题都是关乎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的大事。该书虽分析的是1600多年前的特殊时期，但其研究的民族融合、佛教中国化等问题对当今社会各方面都有着毋需多言的深远意义，还望诸位读者重视。

这本小书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朝时期的佛教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4BZJ006）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书得以顺利问世，首先要感谢杭州净慈寺常住的慈悲资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清湘老师的编辑、统筹以及杨曾文先生、戒清大和尚、黄夏年老师、桑吉扎西老师欣然惠赐序、跋等各种因缘和合。

特别是杨曾文先生以耄耋之年，借助老花镜、放大镜，将电脑字体放大，撰成序言，第二天就旧病复发，不得不卧床休息。我和先生1999年结识于在苏州召开的“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二十多年来，虽然不能亲炙于前，然每得言传身教。忆昔，当我考取研究生的时候，先生见了我说：“你能走上这条路，我也感到很欣慰。”当我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的时候，先生见了我说：“你终于‘成手’了，我也感到很欣慰。”当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先生见了我说：“你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也感到很欣慰。”先生在不同时期、场合对我说的三个“很欣慰”，使我铭记终身。先生又曾讲：“崑威是个典型的山东人，山东人的特性在他身上都有。”我想，这一定是“双关语”，是在善意提醒我，还要在“待人接物”方面取长补短，不断提高、完善自己……弹指一挥间，一路走来，还要衷心感谢王继如先生、纪华传老师以及不便一一具名的诸多师友一直以来的鼓励、帮助、支持。

2010年，在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有一个夙愿，即能够在魏晋南北朝领域继续探索。2013年负笈西安以来，除了本课题以外，我还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攻关招标项目“三教关系史研究”（项目编号：11JZD005）的独立子课题“魏晋南北朝三教关系史研究”。我是把这两个课题作为“姊妹篇”同时进行的，虽然推进的速度很慢，但是于2020年上半年先后都顺利结项了。

历史是一条“河流”，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在黄河、长江流域展开。使我终身难忘的一幕场景是，1996年的某个子夜时分，当我第一次从南通乘轮渡横渡长江，彼时的江流无声般静谧，江水绸缎般柔顺，航标灯在江面一漾一漾的……如果不是突突的马达声，真不知道这是波澜壮阔的“母亲河”，还是天上灿烂斑斓的“银河”。此情此景，让我突然想到《三国演义》里面关羽“单刀赴会”一出。关云长指着长江对鲁肃说，这是一江滔滔的“英雄血”……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也是一条“河流”，无数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

“水以智流”，“静水流深”，“向我扔脏物，向我扔石头。我是河流”。我要成为那样的河流。

人生有得必有失。耄耋之年的父母于异地年老体衰，我无法汤药传奉。内子于另一地既要辛勤工作，又要独自教子、持家；小宝贝也于2014年呱呱坠地，如今课题结项了，他也上小学了，而我却没怎么陪伴他……同时，愿这两项研究成果化为两束清香，燎告岳父常熟戴建平先生、姑姑北京黄福麟女士。

本课题从结项到成书，未及细针密缕，难免粗株大叶，恳请方家批评指正，以往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