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361窟千手千钵文殊变

 关于千钵文殊的研究主要有松本荣一《敦煌画之研究》一书中“千臂千钵文殊菩萨图”一节；吕建福的《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其影响》；孙晓岗的《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一书“密教艺术的千手千钵文殊”一节 ；刘永增的《敦煌石窟中千臂千钵文殊经变的研究》等。松本荣一的《敦煌画之研究》中“千臂千钵文殊菩萨图”一节关于千钵文殊的内容，主要选取了敦煌千佛洞第6窟（现行编号莫高窟第14窟）、敦煌千佛洞第72窟（现行编号莫高窟第99窟）以及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幅绘有千钵文殊的绢本着色《药师净土变》进行了描述与探讨，对千钵文殊图像中除文殊外其他人物的身份进行了确认。文中认为不空所译《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是千钵文殊图像的本经，同时也提到《历代名画记》中慈恩寺关于尉迟乙僧画千钵文殊的记载。在关于《药师净土变》中出现千钵文殊及千手观音图像的问题上，他认为此二图像的出现是为了填补空隙。孙晓岗在其《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之“密教艺术的千手千钵文殊”一节中对敦煌莫高窟中出现千钵文殊图像的洞窟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梳理，并列表显示，通过这种梳理他发现千钵文殊与千手观音经常以对称的形式出现。在千钵文殊的本经问题上孙晓岗与松本荣一观点一致，但他并不认为大英博物馆所藏《药师净土变》中千钵文殊的出现是为了填补空隙的说法，并举出多利文殊（不一定是千钵文殊）与药师佛同时出现的例子，认为“在敦煌艺术中，文殊菩萨最初到最后都与药师如来有着密切的关联。”文中他还提到此千钵文殊与五台山的关系，认为是不空译《千钵经》后，千钵文殊的图像首先在中原出现。至建中元年（780）其汉译本送五台山乾元菩提寺，慧超对其再释，之后由五台山传到敦煌，中唐开始在敦煌佛教艺术中出现。孙晓岗所构建的这一千钵文殊的流传过程主要依据的是《千钵经序》的内容，但《千钵经》是一部伪经，目前在学界是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刘永增和吕建福分别在他们的文章《敦煌石窟中千臂千钵文殊经变的研究》及《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其影响》中有详细论证，只是刘永增之文侧重对《千钵经》序文部分的考证，吕建福侧重对经文本身的考察，他们共同的观点正如刘永曾在文中所总结的那样，认为《千钵经》“实乃华严、梵网与金胎二部之杂糅。因此，该经既不是由不空三藏翻译，亦非菩提三藏所出，实乃五台山文殊信仰高涨之时为迎合大众需求的一个伪作。”此外刘永增在其文中对敦煌千钵文殊的图像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梳理，对每幅作品的保存状况及画面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文中刘永增亦注意到千钵文殊与千手观音往往相对出现，在莫高窟17幅千钵文殊的对面有15幅是千手观音。并且通过图像对比指出，千钵文殊的正大臂的数量在40个左右，明显是受到千手观音的影响。更举出五代时第99窟千钵文殊图像的例子，文殊两侧条幅状的故事画内容不仅与文殊菩萨无关，相反却与另一侧的千手观音相关，为观音菩萨救济诸难之场景，认为《千钵经》的形成及其经变的流传都与千手千眼观音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点上，刘永增与吕建福观点一致。吕建福在其《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影响》一文中说：“出现在敦煌壁画中的千钵文殊告诉我们，文殊身上出千臂千钵，直接受到千臂千手观世音菩萨形象的启发”，其例证也主要是基于千钵文殊与千手观音两两相对出现的例子。只是刘永增所做的图像分析更为细致。

敦煌莫高窟144窟唐壁画千手千钵文殊经变

 千钵文殊，也叫千臂千钵文殊，其形象类似千手观音，只是千手观音每一只手的手掌心是一只眼睛，而千钵文殊的千手中则拿的是佛钵。莫高窟有千钵文殊的洞窟有17个，中唐5铺：238、258、288、360、361 窟 ；晩唐4 铺：14、54、144、338 窟；五代4铺：99、120、205 窟，西千佛洞16 窟；宋代2铺：172、380窟；西夏2铺：30、460窟。刘永增认为保存千钵文殊像比较早的五个中唐窟，时间为吐蕃统治的后半段的前期，即9世纪初叶至 839年之前。莫高 361 窟的千钵文殊是时间较早且较有代表性的一铺。

左：莫高窟361窟千钵文殊像  右：千钵文殊示意图

敦煌361窟中唐壁画：千臂千钵文殊图

千钵文殊所持的钵也叫佛钵，形状类似一个大碗，在佛教中是僧侣们吃饭的用具，特别是早期佛教，僧侣们实行托钵乞食的生活，用的就是这种大碗。释迦佛亦不例外，他住世时也是使用这样的一个钵进食的。但根据佛教典籍，释迦的钵颇具神异色彩，如成道时四天王献钵，四钵共成一钵；释迦以神道力降服火龙，将其化至钵中，收服迦叶及五百弟子皆成沙门；又如教化鬼子母的故事，这是后世佛画《揭钵图》的由来。凡此种种，关于佛钵神奇事迹的记载佛教典籍中不少，其能独立发展成一种信仰，此类神异事迹当为一重要原因。关于佛钵信仰大约在2—5世纪时在西北印度形成中心，并影响到中印、南印以及我国新疆等地，在犍陀罗佛教艺术遗存中常常能看到供养佛钵的画面，且佛钵供养常常与未来佛弥勒菩萨组合，这反映出当时犍陀罗地区的佛钵信仰状况。在中原虽无明显佛钵信仰，但佛钵信仰是作为一种潜流意念存在，成为传法思想发展的依托形式。中外学者均有相关研究，此不赘叙。

《佛说放钵经》今天看来有些生疏，但在唐以前，在梁代《僧祐出三藏记集录》下第四卷及唐代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第十二卷里都记录了该经（经名为《释迦文放钵经》），这说明约在中唐时千钵文殊的创造者对该经是熟悉的。而且与该经同时记载的还有《佛袈裟经》《佛钵经》《佛大衣经》等，这都与佛的衣、钵有关。那些经典有些现在虽已不传，但至少在中唐以前佛学家们对它们是熟悉的。汉地虽无明显佛钵信仰，但至今人们仍用“衣钵传承”来代指佛法或法脉传承，这一现象应与那些译经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