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朝中叶，心学开始兴起。心学者称“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又提出“致良知”学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要求人们“格物致知”、“去私欲，存天理”，发展了陆九渊（南宋哲学家）的主观唯心论学说。心学的创始人，就是王守仁，合称 “陆王学派”，门徒遍全国。因王守仁曾在阳明洞讲学，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王守仁（1472 - 1528），明朝大臣，理学家、教育家。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弘治进士，历任刑部、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上疏解救言官曾铣等，得罪了权阉刘瑾，受廷杖，谪贬贵州龙场驿丞。瑾败，任庐陵知县，擢右佥都御史，再巡抚南康、赣州。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叛，征兵卅万进剿，生擒朱宸濠，同时又镇压福建、江西等地农民起义。以功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自称平生所作两件事：一是“破山中贼”，即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二是“破心中贼”，即“心学”之传播。就其实际看，王阳明也是一个亲佛主义者。一生做官，每达一处，便遍求佛刹，寻拜高僧，而自身也有一段漫长的参禅学佛的经历。并对他的弟子“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超上乘，以为合乎良知之至极。”他的心学以“致良知”为宗旨，而“致良知”又是深受佛教“明心见性”思想的影响。因此，阳明“心学”，实际上是在吸收禅宗本体论、心性说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后来的僧人都对阳明致以礼赞，如智旭蕅益以为“王阳明超汉宋诸儒，直接孔颜心学。一生示人，惟有‘致良知’三字。良知者，性德灵明之体”。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等名僧还以阳明心学来驳斥程朱理学。
内阁首辅持诵《金刚经》 ——王锡爵
明朝王锡爵（1534 - 1610），字元驭，号荆石，太仓（今江苏太仓）人。为人谦恭温厚，广积阴功，位居内阁首辅，虽显贵终身，未改其本色。逝世后，加封为文肃，后世称为文肃公，有《王文肃集》行世。自幼聪明颖慧，愤发用功，年未及冠，就一举登进士，万历五年（1577）以詹事执掌翰林院。张居正当朝，锡爵不附，遂省亲归里不出。万历十二年，复召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要。见国事转非，遂奋而建言：上表疏奏、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均被神宗采纳。同时很体恤民情，凡遇饥馑之年，首创用官仓米粮，煮粥救济灾民，深受黎庶敬爱。随后，因立太子不得，借而乞归奉母，万历二十一年，又复召为内阁首辅，旋又因立太子之事，为朝官攻击，乃自弹劾乞请致仕归里。王锡爵，居庙堂首辅，然笃信佛法，归依三宝，每至黎明，即盥潄礼诵。从十五岁起，就这样持诵《金刚经》，垂垂八十老朽，亦不辍诵一日。所建梵宇，无论大小均书匾额予以护持。晚年命工匠以金银汁画大士像，亲书《心经》于其上，施人供养。据《现果随录》记载：同里孝廉陆允升，夜梦到一大寺，见六人挑豆到寺，黄豆中杂以蚕豆。陆见而问道为何，旁有一僧答道：“此皆锡爵翁前生所积善行也，大善记一蚕豆，小善记一黄豆，一共有六担”。孝廉醒后，将所历梦中之事告之乡里，于是撰《现果随录》才将这事记录下来。文肃公共生九子，孙子廿余人。子缑山，字衡，中榜眼；第八子王掞，亦登相位。
李太后弘法 人尊九莲菩萨 ——李太后
明神宗朱翊钧生母李太后（1567 - 1614），是皇后中信佛最虔诚者，据史载，她崩殂之后，人尊之曰：九莲菩萨。李太后，漷县（今北京通州）人。自幼俊俏聪明，父母视若掌上明珠，记忆尤佳，凡诵经史诗文，过目不忘。及长被选入宫，侍明穆宗朱载垕于官邸，后生明神宗，隆庆元年（1567）三月被封为贵妃。明神宗即位，年号万历，是年元月尊李后为慈圣皇太后。神宗对太后是为至孝。李太后课子甚严，穆宗崩时，神宗尚在幼年，方在读书，一切教授，悉由大学士张居正训导。大学士张居正为让幼主学习有成，躬请太后亲自关照起居，为之太后便从慈宁宫移居到乾清宫，关照幼主一切学习、生活和政务。太后为让神宗成为有为之君，教大学士张居正把我国历代帝王得失，书写张贴在宫内，以让神宗时时学习和记住。太后教帝颇严，帝设若荒废学业，动辄召致面前长跪。直至神宗大婚，万历六年（1578），太后才返回慈宁宫。李太后素信佛法，持戒诵经，日有恒课。太后深知，自明世宗朱厚熜提倡朱程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大力抑制佛教之后，域内正法颇显困顿。太后辅政之时，力扫旧风，大兴佛事，优礼高僧，创建梵刹，动辄耗费巨万，神宗亦助设无数。虽张居正，每每劝阻，而太后均听而无用。是其时，佛法隆盛，法门龙象辈出，高僧憨山名德清、紫柏名真可即出自此时代，李太后礼敬尤加。万历十一年（1583），憨山大师去山东崂山那罗延窟结庐安居，太后遣使赀黄金三千以助憨山建庵居住。三年之后，为延国祚祈福，便施印十五部《大藏经》，也派人给憨山送去一部。憨山大师与紫柏大师交谊甚笃，一次紫柏到京与憨山同游住于北京房山的石经山（又名小西天）的藏经洞，发现佛座下小匣子内装有隋代高僧静（晋）琬所藏的佛舍利三枚，引起轰动。李太后闻之，便请入宫内供奉三日，又出帑币重藏于石窟之中，并将一袭紫袈裟赐与紫柏。是故佛教史籍评道：“明末清初，佛法隆盛，高明辈出，塔庙庄严，未始非太后之力也”。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太后崩，人尊之为“九莲菩萨”，清人呼之为：“万历妈妈”，而且祭祀也不因世之有变而停止。
戏曲家的两梦因缘 ——汤显祖
明朝初期“心学”伊始，其创始人王阳明，而王则是一个亲佛主义者。心学创立之后，士大夫文人倾向佛学日众，特别是万历以后，晚明“四大高僧”的出现，此种倾向更加突出。比如莲池祩宏的弟子有数千人之多，其中居士又多于僧众，当时士大夫、社会名流，都主动投拜、问道、交往。当此之时，正因为佛学界高僧的化引、士大夫的亲趋，使嗜禅谈佛成为一时盛尚，而且也直接给文艺界带来生机。比如戏曲家汤显祖所创作的“两梦”—— “南柯梦”、“邯郸梦”即是。 汤显祖（1550 - 1617），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苦士，别号清远道人，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幼年拜罗汝芳为师，文才优绝，万历年间考中进士，任南京太常博士、礼部主事。汤为人正直，不阿谀逢迎，因弹劾贪官，遭贬，在任遂昌知县时，又因压抑豪强、触怒权贵，又被免官放回故里。汤对官场的失意本已料及，在为官之时，常与高僧往来，探讨人生本源，研究佛学奥义，早有出世之心。比如早年游南昌西郊云峰寺时，题诗：“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虽为头上物，终是云水心。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该诗为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师看后说：“未出仕即有归隐之心”。两人交谊日笃，过从甚密，汤显祖对佛教深受感 染，颇有领悟。故在归隐临川之时，精研词曲和传奇，专事著述，用体现佛教义理从事著述，所著《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世称《临川四梦》即是征验。这四梦中的《南柯梦》、《邯郸梦》，巧用“梦”来阐述人生实质的空性，借用人们熟悉的“梦”来阐发佛教理论，独具匠心，影响很大，巧妙至极。细看两梦的内容，足见汤显祖对佛教理解之深，用心之妙。 《南柯梦》，描写书生淳于棼在梦中到槐安国，被招为驸马，任南柯太守，后拜丞相，骄纵弄权，被遣回家。梦醒，老僧指点，才知是庭中槐树洞的蚂蚁王国，因而醒悟，遂归依佛门。汤在戏中写道：“人生的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邯郸梦》，描写卢生梦中娶美妻，中状元，当宰相，列鼎而食，最后身亡。一觉醒来，才意识到“六十年光景，原来釜中黄梁未熟。”
成为禅宗余脉的尚书 ——董其昌
禅宗传到明朝紫柏真可，已到顶峰，实际上已到衰微颓废之日。紫柏是明末四大高僧中像貌魁伟，舍金出家，又混俗和光，文才出众，机锋联珠，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据书载他像貌奇特云：“旋尺之面，合围之腰，坐如熊蹲，行如象步，士大夫得晋见者，不言而意已消，未施棒喝而魂虑已摄”，故不少上层和社会名流都仰慕他的禅风，拜倒在他的麾下。比如湖北公安派三袁及董其昌、黄慎轩、吴观我、王性海等都受极大影响。并与李贽、汤显祖、陶望龄等人结成挚友。明神宗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也很敬重，故引起朝廷警觉，欲以“异端邪说”加以迫害。 万历廿三年（1595），明神宗不怕得罪母后，先将紫柏的道友德清（即憨山）以私创寺院下狱，后发配雷州半岛。再将李贽下狱致死。最后于万历卅一年秋（1603），借京城散发神宗改立太子传单的事，诬为“妖书”，紫柏尊者坐化狱中，生前嘱侍者南下，找董其昌，续弘禅法。 董其昌（1555 - 1636），字元（玄）宰，松江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年间登进士后，充东宫讲官，后督学湖广，为势家所恨。光宗即位，升为太常寺卿，撰《神宗实录》，天啟五年（1627）书成，成为南京礼部尚书。董是明朝大书画家，时人称为“三绝”，更以首倡“南北家论”震惊画坛。他既是江南有名的才子，又是佛门著名的佛子，号“香光居士”，有《香光集》传世。董其昌在官场虽混了十四五年，然他无心，将其余时间，大多告假在家，读书作画，是名符其实的乡宦。同时也是参禅的老手，他曾拜紫柏真可为师，是在家弟子。董其昌博览大乘，力究“竹篦子话头”，遍参诸宗门之要。一日，乘船过武塘，因想起香严击竹之因缘，又以手张帆敲竿，遂猛然省悟。后读《华严合论》，乃作偈： 帝网重珠遍刹尘，都来当念两言真。 华严论主分明举，五十三参钝置人。 将偈送到紫柏面前，紫柏不以董其昌曾参过沩仰宗、华严宗有杂，反而欣赏他无有门户之见兼收并蓄的学风，点头印可。所以，当紫柏在狱中，自知不能生还，想到李贽已死，余者作鸟兽散，眼看禅风狂潮趋于覆灭，便寄希望于董其昌。因之，临终前，吩咐侍者田性，打来热水，沐浴更衣。小和尚田性啜泣不止，而斥之日：“跟我廿余年，难道还不知生死如一?生又何欢，死又何愁！今我归家，应当欢喜，但我归家之后，务必到南方找到元宰，弘我禅法！” 后董其昌闻其遗命，抚膺拜受，摒除所学，执身佛门，撰了不少弘法书籍。
囹圄之地 学道之所 ——吴中彦
明万历卅一年（1603）秋，一代高僧紫柏真可被涉嫌 “妖书”而下狱，慑于紫柏道威，法官和牢狱吏卒，不仅没了尊严，反而敬重起来。不得已，神宗亲自审问，紫柏以 “沙门不敬王者”之态对待，神宗怒起，以手指着紫柏说：“你敢慢朕！有什么值得自负?” 紫柏回答：“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所说憨山不归，乃神宗以 “莫须有”的罪名把憨山逐放雷州半岛；所说矿税，乃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征收矿税的诏书而入狱，夫人自缢，以示抗议。紫柏一生旨在度生弘法，今被下狱，抱负何施！他想起道生“顽石点头”的公案，便把囚牢当法坛，对同一牢房两个狱友开示佛法。一位狱友叫曹学程，乃全州的一个儒生，万历十一年登进士，后升为御史。不料，在朝鲜外交事务上触怒龙颜，明神宗令锦衣卫抓捕，交刑部问斩。群臣保奏，方免一死。紫柏在狱中收为俗家弟子。万历三十四年（1606），获释，自此皈依佛门，潜心修佛。另一位叫吴中彦，是因“妖书”入狱。之前就十分羡慕紫柏道威，听人传说冷峻，不敢贸然亲近。经一度观察，面威心慈，即虔心向紫柏求道。紫柏见其真诚，先说半偈令其持诵，偈曰：“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并释其要旨说道：“是身无从，合由四大。是心无从，起因前境。试推四大及境，更何所从乎?凡夫不知性变为情之旨，随情起执，生死浩然，圣人以理析情，性斯复矣。性复情空，何生死之有哉。”（《续藏经第一辑》）。吴中彦是一介儒生，很容易接受“性理”之说。加之他身处狱中，又有断臂求法的决心，一点即通。紫柏用有别于朱熹“性即理”和王守仁“心即理”的观点开导之后，又进一步地说：“天下皆知富贵与贫贱，有而不无者也。何天堂之与地狱，或者决以为无，殊不知富贵与贫贱，既有而不无，奚独天堂地狱，无而不有也哉。” 接后又说：“大凡逆境，生则不过遭毁谤骂詈，死则不过相杀相戮，能观身非有，观心如幻，则骂詈杀戮，何损何害?”吴中彦听后，更加心领神会，顿忘牢狱之苦，仿佛已闻万劫出苦之因，不觉对人生有悟，对大道有觉。获释之后，杜绝俗事，足不出户，数十年如一日。
状元刺血写佛经 ——冯梦祯
冯梦祯（1546 - 1595），字开元，明朝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万历年间，一举而登龙虎榜，状元及第后授编修，次进国子祭酒。为人豪放，崇尚气节，时与名士屠隆、沈懋学相善，以文章砥砺气节，不以名利为意，故尔官场很不得意。随后，借中流言之机，辞官归里。好收藏，其收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故将其堂，名之为《快雪》，撰述有《历代贡举誌》、《快雪堂集》、《快雪堂漫录》。冯梦祯向来信奉佛法，乐于与禅僧结交，吏部尚书陆光祖（名五台）在禅学上很有研究，融通儒释，冯与之交游论谈。先从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祩宏受菩萨戒，礼敬有加，持诵无懈。后又拜紫柏真可大师修念佛三昧，针刺身血和墨，书写佛经，其虔诚之心足见一斑。家虽薄积，亦出资刻印大藏经典，咸共流通。辞官既归，更是日日持诵《楞严》，根据他的心灵感悟，撰述《释钞》行世。万历卅三年（1595），预知时至，称念佛名而逝。
明代医学家王肯堂（1549 - 1613），字宇泰，金坛（今属江苏）人。自幼聪明，博闻强记，文才出众，一举而登万历龙虎榜，由庶吉士授检讨，官至福建参政。王肯堂嗜书成癖，博洽经史，精研医道。其医术和医德称于朝野。在朝堂之上，公署衙门之中，坐堂为官，疏理刑狱，审决政务；退班下堂，未稍休歇，便为人诊脉处方，疗治病人；为除病痛，常常是三餐并二，夜以继日。无论是官是民，凡来求治者，莫不解痛而去。凡有闲暇，总枕肘书房，不是阅经即是参研医籍。他曾搜集历代医书，编成《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又著《证治准绳》，分为杂病、类方、伤寒、疡病、幼科、女科，故又称《六科准绳》，为后世医家所宗仰。王肯堂不仅医道精通，而且博通教乘，尤精于唯识相宗。他初拜明昱（字高原）为师，研究唯识。是时， 明昱法师给讲《成唯识论》，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使王肯堂颇有领悟。王肯堂是一个学术忠实钻研者，老师随讲随记，若有不明和疑难，寻根到底，不致明暸，决不掩卷。在学懂悟通的基础上，将其记录，整理成《成唯识俗诠》，顾名思义，此书乃为初学唯识者人门手册。此稿编成，自费刊刻印行。与之同时，还有《相宗八识要解》、《唯识证义》十卷、《因明入正理论集解》一卷等。这些书籍均由后世参修唯识，提供人门方便。此外还有《郁罔斋笔尘》传世。
僧舍中的状元 ——张元忭
《古文观止》有篇《徐文长传》，乃明代“湖北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所写。徐文长是一个狂放不羁的才子，后虽为官，但官声不如他的文声。而他有个状元同学叫张元忭，却鲜为人知。 张元忭（1538 - 1588），字子荩，号阳和，明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乃张天复之子。少年之时，勤奋好学，寓居香炉峰寺中，足不出户，埋头十载，后在隆庆年间高中状元。然在高中之前，却有一段奇趣的故事。 张元忭，一夜作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长者彬彬有礼的向他施礼后讲：“我是山里的龙，已修炼千年，去年一天就该出去，只因你座位在我头上，你是大贵人，若伤了你，影响我的道业。后天正午又是我出头之期，错过了又要等三百年，乞你把座位移一下，助我成道，定当后报。”张点头同意，但提出两条：一要给寺里一口泉水，二不要伤害村民。老者点头应允。张元忭，醒后只觉是梦，也未在意。不料隔日正午，密云四合，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这时，他猛然一惊，想起前夜的梦，随即将座位移动，座位之地，立冒一股清泉，一条若蚯蚓的小蛇随水而出。到了山门，被拦住，张用手掏开一洞，蛇随水而出。顿时，霹雳一声，蛇变成带角巨龙腾空，龙旋又入地，旋又腾空，向张频频点头。此时村民惊动出房观看奇景。虽大雨滂沱，却秋毫无犯。张元忭看见，龙钻的地方，变成一眼清泉，这泉到了清代还存在。张元忭后于1571年高中龙虎榜，头名状元。张为纪其事，树碑泐文泉旁。张后来官翰林侍读，著述甚丰，成为明代文学家。晚年喜佛，参究有省。
由斥佛到学佛的总督 ——李文进
蜀人李文进，明朝嘉靖年间任宣大都御史。好理学， 初任都御史，便以佛教之学为异端邪说，上奏朝廷，帝未准，回到府第，郁郁不乐。时有方外之和尚，见问何故。李公答道：“我在幼年时，读孔孟圣贤之书，即知道释氏之佛教，是圣道的蛀虫，便欲除之，因未发达不能遂愿，今已发达为官，应当可以铲除蛀虫，仍亦不能，将奈何?” 和尚乃说道：“此之用心真大丈夫也，心虑孔孟圣道之贼，成为万民之害……，请问夫子，今欲除灭释道，必阅其典籍，方可说明释道是孔孟圣道的蛀虫。” 李文进答道：“我听朱晦庵言：佛教乃虚无寂灭之教。依此虚无寂灭之说，岂不为仁义忠信之贼又是什么呢?” 和尚乃曰：“夫子有自知之明，怎么可以被他人一两句话蒙蔽聪明呢！我知道，释迦牟尼有万德，普贤有万行，岂止是虚无寂灭耶！今夫子欲除，应当熟读释氏之书，果然无一善可取，当尽除之, ，则天必助其成功，你也不会被天下人取笑。” 李公觉得有理，便决心阅读佛经，刚三月便对和尚说：“承蒙你的教诲，得见大圣人之心法，与我孔圣人不仅不异，而更加深邃明智。佛所说众生心者，亦名如来藏，义有空与不空。所谓空者，从本以来，无私欲之染，无有外物之所累，广大之心，淡处于物欲。所谓不空者，真体无妄，中实灵明，净德充满。然空与不空，并非两极，唯在吾人之一心耳。朱晦庵所谓虚无寂灭，只是空理，而不知空性一面的众德实性。昔有程子理学，提倡以仁义礼智四德为性之本具，又说是天之所赋予。今观佛教之宗旨，如来藏中，本具之德有如恒河沙数，岂只那仁义礼智四德呢！天地万物，固然是我心现，则天理本我之心，非我心乃天之所出。大哉，佛教！若非是出世之大圣，何能达到如此境界啊！过去我认为，我是天地生，而今知我生天地也！” 和尚叹曰：“夫子今破凡夫之格了，尔后见道固不难矣！” 嘉靖辛酉，文进虽任总督，但修佛之心日切。他想，要欲启开佛智，必造访有道高僧，便上五台山，参拜楚峰大和尚，并邀请到云中，开讲于公馆。李公便以昔日之悟，告之和尚。楚峰和尚答曰：“噫！李公已见佛影了，如若我佛法王之心不见，犹如梦醒其境亦失矣！”李公闻之，惊诧道：“法王之心，怎么可见呢?”楚峰和尚说道：“你若要参究法王之心，必究竟空理，而后可以契合不空之万法妙智。不然，则为物欲所闭塞，情爱所阴蔽，杂念纷纷，此起彼伏不断，憎憎懂懂，杂念都未除灭到没有了时，岂可说见法王之心呢！”公于是修观空三昧，闭关六识，目不受色、耳不受声、鼻不受香、舌不受味，六情悄然，运动如偶。一日，闻秋风落叶声，忽尔念尽，廓然大空。楚峰见而问曰：“公于此道信乎?”李公曰：“只是个李文进，更信阿谁！”峰曰：“夫子信矣！”
一师三徒 同心念佛 ——李贽、袁氏三兄弟
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李贽（1527 - 1602），号卓吾，又号笃吾、宏甫、温陵居士等，回族，晋江（福建泉州）人。嘉靖领乡荐为举人，授共城教谕，后升南京国子监博士。万历五年（1577）任云南姚安知府，喜与僧和大善知识游，比如与王龙豁、罗近豁辩难，抉择真伪，发明本心。即使判案处理公务亦在寺庙。居三年，以病告归，上不许，乃入鸡足山闭关阅读经藏。言官弹劾，客居黄安麻城，楚发披缁，登座说法，风动一时，男女从学者万人。士大夫狂噪，按以左道逐之，遂复旧衣。御史马输往问道学，深为钦服，事以师礼。御史北任，李贽随往住于通州，言官又以侮辱儒学，意欲下狱，李贽不服，自刎而死，御史乃葬之。李贽为学不羁，出入佛儒之间，而以空宗为归。湖北公安派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影响较深，均从其受教。后三兄弟认为空论有失偏颇，弃而更辙，究心净土。长兄袁宗道（1560 - 1600），号香光居士，亦署名香光子，万历会试第一，授编修，官终右庶子。母龚氏，笃信佛法，幼承母教，宿解经论，长于禅法，受教李卓吾，参究有省。未几又感空谈，遂改修净土，礼诵持念，精进超人。其二弟袁宏道（1568 - 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进士，任吴江知县，听讼敏快，公庭鲜事，终官稽勋郎中。性聪慧，工诗文，厌古人窠臼，倡主清真自然，人号公安体，时号大家。辞归之后，城南筑围，植柳万株，号曰柳浪。与诸禅人，游宴其中。初学李贽，以辩才著称。后回向净±，晨夕礼诵，严持禁戒。更博采群经，作《西方合论》，圆融性相，人不二法门，为四众所乐诵。论成，其兄袁宗道为之写了很长的序言，力辟禅人空疏之失，重阐净土普度之理，世推为佳论。三弟袁中道（1570 - 1623），字小修，号上生居士，睿敏聪慧，尤在诸兄之上。十岁能撰赋，十二尽穷经史，万历登进士，历官府学教授、国子博士、礼部郎中。初与二兄就学李卓吾，习禅法，未几感到空谈，又改修净土，精进异人，屡见瑞祥，后坐逝斋中，有《珂雪集》行世。
谏官学佛 《四训》传世 ——袁黄（了凡）
明朝吴江（属江苏）人，袁黄，字坤仪，初号为学海，后改为了凡，嘉善人。因为先前他相信宿命论，后遇云谷禅师，受其指点，广作善事，积极改造了命运，他深谙作凡夫之道。于是将其一生学佛、做善事、改造命运等四点写成书，作为家训，传之子孙，于是世称《了凡四训》，在信众中广为流传。该书述道：了凡幼年丧父，依母志弃学就医。在慈云寺遇着深谙邵康节皇极数的云南孔先生为之算命，说他有官运，县考14名，府考72名，提学考9名，俸禄91石，某年任宝坻知县，三年半辞归故里，53岁无子寿终。先是不信，后每次考试，如其所言，便信：“升官发财，迟速有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理数。从此心灰意冷，淡然无求。一次，到南京栖霞寺拜访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三夜不眠，了凡竟不起杂念。云谷奇怪，而问其故，了凡将孔算命之事讲了。禅师却不以为然，用六祖慧能“一切福田，离不开自心，从心而觅，无不感通”，以及佛经里“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的道理对袁了凡讲了，并告知以积福造命的功过格法，让了凡作善事，而且还传授了准提咒法。了凡发愿要作三千善事，日日用功，结果孔先生所算之命就不灵了。隆庆四年考中了进士，放任宝坻知县，有善政，擢兵部主事。日本侵略朝鲜，随经略使宋应昌军往征倭寇，多所策划凯旋，因功升拾遗（谏官），并育一男，而且也进士及第。到了五十三岁那年，安然无恙，写《了凡四训》时，已69岁，实际寿高74，官居五品。反观一生，他认识到《书经》里讲的“天难谌，命靡常”和“惟命不欲常”的道理，即是天命之说虽可信，但不是一成不变，积福可以造命，“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他在书中特别讲到云谷禅师对他的开导。说：“云谷禅师所赐给我的为生民主性命的大义微言，就是最精微、最高深、最真确、最正大的大道理”。云谷禅师圆寂之后，了凡还为之写了碑铭。袁了凡博学多才，凡天文、数学、水利、军事、医药无不涉猎。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凡四训》外，还有《两行斋集》、《历法新书》、《皇都水利》、《评注八代文宗》、《袁了凡纲鉴》等。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 - 1587），字元敬，号南塘居士，晚号孟诸，明未定远（今属安徽）人，又说山东蓬莱人。嘉靖中，世袭受职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卅四年（1555）调浙江充参军，召募金华、义乌兵三千，以镇守三江（指太湖下游的吴淞江、东江、娄江），教以战法，数败倭寇，时号“戚家军”。 戚继光，虽出身将门，世袭受职，但信奉佛法，持诵《金刚经》，即使军中，亦不忘持诵。正因为持诵不辍，故尔在镇守三江之时，出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夜有一阵亡士卒给戚继光托梦说：“明天遣妻到你军营，乞请戚公为我诵经一卷，以资冥道。”果然翌日，有一妇人悲泣求见，诉说夫君托梦之事。二梦相合，戚将军应允，诵经。是夜，亡卒又前来致谢说：“荷公大恩，然仅得半
卷，原因是诵经之时夹杂‘不用’二字。”梦醒戚公思之，盖因夫人在诵经之时送茶与饼，远处看见，挥手示意“不用”‘次早，戚公又闭门诵经。是夜亡卒又来致谢：“已获超度。”自是戚公深感佛法之妙用，自后每早持诵《金刚经》不辍。
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犯闽，奉命往援，大获全胜。明年，再将兵入闽，与巡抚谭纶、总兵俞大猷会兵大败倭寇于平海卫，升都督同知，遂代俞大猷为总兵。嘉靖四十四年与俞剿灭广东残寇，东南倭患悉平。隆庆二年（1568），以总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兵事，在蓟十六年，边备修饬，节制严明，军威大报，冠于九边。
护持佛法的进士 ——陶望龄
明朝会稽人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居土。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悟，少年之时，名冠乡邦，万历年间连科及第，一举而登进士榜，受职编修。陶进士身虽在宦海，心向佛门。时常与同榜状元同授编修的焦豌友善，文人相敬，彼此倾心倾慕，立誓共同鞭策，探讨性命之学。一次回家省亲，遇到“湖北公安派”三袁中的袁宏道，字中郎，讲经论道，谈论十分契合，并参谒周海门，力持不懈，有所省悟。随《又读方山》合论，遂贯通佛儒。明朝末年，当时有四大高僧一蒲益、莲池、憨山、紫柏，名冠当时上流社会，影响极大，引起朝廷的警觉。特别是紫柏真可，上层和社会名流，如“三袁”、董其昌、黄慎轩、吴观我、王性海、李贽、汤显祖、陶望龄等结成挚友，就连明神宗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也很敬重。明神宗意欲铲除，多次受到母后的阻拦，万历廿三年（1595），不怕得罪母后，先将紫柏道友德清（即憨山）以“私创寺院”之罪名下狱，而发配雷州半岛。进而再将李贽下狱致死，最后于万历卅一年秋（1606），借京城散发神宗改立太子传单为“妖书”，先拘捕后杀害了紫柏。此事影响很大，波及甚众，许多缁衣白衣都被卷了进去。陶望龄不顾个人安危，以身犯险，奔走呼号，解救危难，无数无辜因而幸免于难。事平之后，陶望龄辞归乡里，布衣素食，诵经不辍，不辞路途遥远，往诣云栖祩宏受菩萨戒。自是之后，早参晚拜，持念不忘，并与诸善友结放生会，共修福业。于万历卅七年（1609），在诵念中迁化。
状元弘法 撰著宏富 ——焦竑
明朝焦竑（1541 - 1620），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江宁（今南京）人。自幼不仅聪睿，而且刻苦好学，除师授业所学之外，博览群书，尤好佛教经籍。在乡人推誉之下，于万历十七年中进士第一，按惯例当地有司应当为之建立状元牌坊。焦竑力辞，有司决意要建，不得已焦竑恳请将此之款项，移用于赈救灾民。随又升任修撰，东宫讲官，再迁升司业。焦竑为官，淡泊名利，勤于职守，正直无私，直言犯谏，皇帝恶之，上司不乐，借故罢职，返归故里。既罢归，心安理得，潜心悟道，先拜师耿天台、罗近溪研习佛法。随之又笃信李卓吾，力事参究，有所省悟。居家之后，用己所学开导后学，跟从焦竑学习佛法者甚多。晚年修念佛三昧，日持不辍。同时，将修学之悟，奋撰弘法书籍，焚膏继昝，笔耕不辍，比如有《笔乘》、《频林》、《易筌》、《老子要》、《庄子要》、《焦弱侯问答》、《楞严经精解评林》、《楞伽经精解评林》、《法华经精解评林》、《圆觉经精解评林》等，都是数十卷至百卷之巨，这些书刊行于世，为后学提供了方便。
知县率众念佛 却敌护城 ——黄翼圣
明朝末年太仓黄翼圣，字子羽。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喜释教，及长跟从云栖株宏修学佛教，精修净业。后应科考及第后，授新都（今属成都市）县令。黄翼圣既任县令，勤于政务，体恤民情，深受黎庶拥戴。他虽为一县之长，却无县太爷之尊，恰似缁衣无异。县署大堂，有事是大堂，平时却成为僧堂，县境僧人常来此接受供养，讲经说法，听众缁白满堂。每逢斋僧，亲呈食具，奉斋布施，顶礼膜拜。是时，崇祯年间，朝政腐败，加之天遭大旱，饥馑之年，农民不断起义。张献忠率众起兵，占据四川，进兵新都，扰害百姓。为避张献忠的侵扰，黄翼圣亲率军民防御守城，千余僧人感黄翼圣之德，相率登城，扬幡击鼓，助防守卫。其僧齐称圣号，威声震天，献忠士卒，不知就里，旋急退去。黄翼圣因而升任吉州知府。明朝灭亡，黄翼圣亦弃官归里，隐于印溪。闭关精修净业，数年如一日，圣号不断，诵经不辍，人不知其姓氏，只知莲蕊居士。后自知时至，沐浴更衣，面西而坐，奄然而化，世寿64岁，著述有《莲蕊居士诗钞》。
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一段佛缘 ——郑成功
郑成功，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是抗清名将和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却鲜为人知他与佛教有一段不解之缘。郑成功（1624 - 1662），原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又名森，泉州南安人。南明隆武（1645）年间，受唐王朱聿键宠遇，赐姓朱，改名成功，时称“国姓爷”。顺治三年（1646），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遂起兵反清，自称招讨大元帅，以南澳为基地，联合张名振、张湟言等多次在浙闽粤沿海抗击清军。桂王朱由榔政权，封为延平郡王。永历（桂王第一个年号）年间与张湟言联师北伐，白崇明沿江而上，据有四府三州廿四县，一时震动东南；后因未纳湟言建议，孤军深入，又中清军缓兵之计，旋败，退回沿海。整顿军务，加紧训练，蓄备粮草，养精蓄锐，以应时变。郑成功在与清军作战失利之后，于永历十八年，率部南渡台湾海峡，于鹿耳门（今台南市西北）登陆，在台湾人民支援下，击败、大挫荷兰侵略者。康熙元年（1662），发动总攻，进攻台湾府城（今台南市），殖民主义头目揆一被迫出降，自此收复了祖国神圣领土——台湾。随后着手建立政权，整顿法纪，安定社会，实行屯军，推广大陆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郑成功遂成为反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人们不太了解他还是一位与佛教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这主要表现在他与隐元禅师的交谊上。隐元禅师，是福建福清市人，廿八岁母亲去世后才剃度出家，成为黄檗宗的重要传人。62岁时，应日本教民的恳请，在郑成功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抵达之日，京都朝野各界人士如云，瞻礼膜拜隐元，连德顺幕府的高级官员也先后归依禅师座下，使黄檗宗在日本扎根传播。现存日本兴福寺郑成功写给隐元的一封信，足见郑成功诚信佛法，修习有省。现将原信录于后：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之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信归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昧，不然不必淹留风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殷勤，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无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惟大师慧熠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西辞，至次早闻知，甚然眷恋，愈以失礼为歉，嵩贴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慎。”
医生学佛 谈笑而逝 ——崔应魁
清朝初年，北京永平有一位远近闻名的中医，名叫崔应魁，他更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因为他临终之时遍邀知己，与之谈论，在谈笑之中，奄然而逝，人们传为佳话，激励更多的人向往佛道，故崔应魁之名不因医道之名而名也。崔应魁，累世医业，其父不但习医而且熟文，故崔应魁还在年少之时，蒙受父亲文学、佛学、医道诸业的教诲。其父在临终之时谆谆嘱道：“为人医者，不能当庸医，而要当儒医，更要有医德，否则为人所不耻。”故崔应魁独立门户之后，本着“求医无类”行医。凡有延医者：贫家不弃，富家不捧，贵者不阿，奉资随主人之意，从不强索。若遇瘠贫之家，分文不取；若遇饥馑之年，布施医药，救人无数。到彼求医者，远近都有，常年门庭若市，家里雇了多人烧汤煮饭，接待病人和病人家属。崔应魁不但医艺精湛，而且勤于学佛。家乡高山之上有座名刹，隐居着许多高僧，他虔诚拜谒，与之结成金兰之交。常独自一人沿着盘山小路，到寺请求高僧讲法，若有疑难亦请解答，这样十八年如一日，终于有所省悟。平日里除了行医治病之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参禅学佛之上，故尔有所成就。康熙廿七年（1688）秋，身感小恙。预示化期，崔应魁遍邀相知，环坐室中。他言道：“我今邀请至交到此，是为给我送行。”于是与众友如平日一样探讨经论，笑语相交。良久，崔应魁起坐，展卷提笔写了一偈，落笔而逝，在者莫不叹服。
知府持戒念佛 ——王文治
王文治（1730 - 1802），是清朝名冠南洋的大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晚年受戒，法名达无，字无余，祖籍丹徒（今江苏镇江）。自幼颖悟，乾隆时进士及第，受翰林院侍读，出为云南姚安知府。王文治工于书法，秀逸天成，为文崇尚瑰丽，诗自成一体。尤工音律，曾买僮教之度曲。一时名声与袁枚并重。后不乐官场腐败，辞官归家后，住在宋代科学家沈括“梦溪园”旧址。他的书法得董其昌精髓，后周游琉球，名扬海外。同乡画家潘恭寿，每次作画、当画成，请王为之题诗作跋，时人称“潘画王题，珠联璧合”，文集《梦溪集》传世。王文治早年奉佛，为官之时，常以慈悲度人之心处事。受戒之后，持戒甚严，日食蔬果，念佛洪名。眷属亲朋，皆受其感染教化，尽皆归依念佛。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世寿80，预知时至，作书别众后，沐浴更衣，结跏趺坐，化于室中。
禁烟名臣 虔诚佛教 ——林则徐
清末政治家林则徐（1785 - 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埃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林则徐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承蒙家教，勤奋好学，思想解放，意识正统。嘉庆年间，登进士，入翰林院。从嘉庆廿五年（1820）起，曾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务、漕务、盐务、河工、水利等，重调查研究，干练有绩，由道台迁升至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卓有成效。次年上表道光，力主禁烟，遂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合力严缉走私烟犯，惩罚受贿官吏，迫令英、美烟贩交出鸦片237万余斤，四月廿三日（公历6月3日）在虎门当众销毁。同时，又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筹划海防，倡办义勇，屡挫英军武力挑衅。1840年任两广总督，六月英军发动侵略战争，因广州防守严密，遂北上攻占定海，陈兵大沽；因投降派诬害，被革职。次年五月，复受命往镇海协办海军事务，又遭残害，流放新疆。1845年起，又被任为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辞职回乡。时英军侵略者强占福州掠地筑城，他联合士绅上书闽浙总督刘韵珂，力主将侵略者赶出城。1850年，受命为钦差，讨伐洪秀全赴广西，途次广东普宁县病故。林则徐思想开放，在广州任职期，向西方学习，便设立译馆，翻译外交书报，编成《四洲志》。并译外国律法、军事技术等著述，开创了近代研究西方的风气。同时对沙俄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察觉，晚年曾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林则徐不仅是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佛教信奉者。他虽然身居要职，系封疆大吏，公务旁午，但还是坚持每日早晚功课。他将《金刚经》、《佛说阿弥陀经》、《心经》、《往生咒》等佛经，写在四寸见方的小本子上，便于他公务之暇，或在旅途之中坚持早晚课诵。鸦片战争前夕，他还针对世风日下的弊端，于1839年9月巡视澳门时，在前山写下了《十无益格言》，其言曰：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作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 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巧取人财，布施无益；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
周梦颜和《安士全书》 ——周梦颜（安士）
《安士全书》印光大师十分推崇，并为该书写序和著者写传，其著者乃明末周梦颜。周梦颜江苏昆山人，字克复，亦名思仁，号安士，自号怀西居士，约生于明神宗万历末。据传降生前，其父梦颜回手持兰花人室，醒来其妻遂生，故取名为梦颜。稚童之时，博闻强识，即难念难记之书，只要过他之目，即能背诵，塾师莫不称奇。天敝三年（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即1623年）即人县学读书。1656年即甲申年，顺治进占北京，改国号为清。国家处变，满人统治，周无心功名仕途，心灰意冷，决心栖身佛门，虔诚事佛，潜心钻研经论。在阅读经论之时，读到莲池袜宏大师宏论，归心净土，执持弥陀圣号。为弘扬净土，遍研经教，遍览史籍及诸家之论著。针对世人对净土法门认识之实际，经年累月，写成《安士全书》。旁征博引，劝诫世人戒淫止杀，济人利物，深信因果，归心极乐。此书对后学启信修行起到策发作用。印光大师深谙著者之心源，为之写传，现录于后： 印光大师曰：“安士先生，姓周名梦颜，一名思仁，江苏昆山诸生也。博通三教经典，深信念佛法门。弱冠人泮，遂厌仕途，发菩提心，著书觉民。欲令斯民，先立于无过之地，后出乎生死之海，故著戒杀之书，曰《万善先资》；戒淫之书，曰《欲海回狂》。良以众生造业，唯此二者最多，改过亦唯此二者最要。又著《阴骘文广义》（三卷），使人法法头头，皆知取法，皆知惩戒，批评辩论，洞彻精微，可谓帝君功臣，直将垂训之心，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使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训受训，两无遗憾矣。以其奇才妙悟，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之义，而以世间事迹文字发挥之。使其雅俗共观，智愚共晓故也。又以修行法门，唯净土最为切要，又著《西归直指》（四卷）一书，明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大事。良以积德修善，只得人天之福，福尽还须堕落。念佛往生，便入菩萨之位，决定直成佛道。前三种书，虽教人修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此一种书，虽教人了生死，而又须力行世善。诚可谓现居士身，说法度生者，不谓之菩萨再来，吾不信也。” 后人于是将四种书合集，故名《安士全书》，策发后学，深信净土，功德非凡。梦颜先生于乾隆四年（1739）正月，预知时至，与家人说道：“吾将西归。”家人请以香汤沐浴，拒绝说：“我香汤沐浴久矣。”在谈笑之中，寂然而逝。其时满室异香馥郁。世寿84岁。
由儒道而回归净土的进土 ——彭绍升（际清）
佛教史籍评述近代净宗弘传状况时，称述：“晚近莲宗昌盛，超迈诸家，绍升实有以啟之也。”此讲的绍升即彭绍升。彭绍升，字允初，号尺木，又号二林居士，法号际清，江苏苏州人。家世清贵，其父乃兵部尚书。绍升幼年聪颖，十六岁为诸生，乾隆年间中进士。他虽中进士，却不慕功名，崇尚名节，砥砺志行，倾慕贾生，意欲赫赫然而树功烈。初不信佛，为成功业。遂读先儒之书，喜陆九渊、王阳明之心学，继而习道家丹术，三年无效。中年偶读明高僧憨山、莲池、紫柏之书，并阅读了佛教典籍，焕然心解，遂归依正道，自号曰：知归子。他日常以礼诵为务，阅大藏经，受菩萨戒，断绝房事，茹素绝荤，杜绝尘事纷扰，潜心参习佛法。更从学道兼俱的定公德基受净土之教，在家乡的文星阁，修一行三昧。彭绍升，平生致力于净土的弘传，曾建念佛道场，设放生会，撰著净土法门的论述，有《一乘决疑论》、《华严念佛三昧论》、《净土三经新论》等融汇儒释，发挥净土宗义。又有《居士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等行世。嘉庆元年（1796）正月，预知时至，在念佛声中，奄然而化。彭绍升平生致力于净土的弘扬，著述宏多，故佛教典籍称说，“近代净宗之昌盛，有赖于绍升弘传之力。”
富商巨贾遗产尽资佛寺 ——吕碧城
吕碧城，安徽旌德人，父吕凤歧，清光绪皇帝时任山西学台。碧城幼年之时，有奇慧，人谓之曰：奇才。其父怜爱，教授诗文，凡有所授，悉皆通晓，兼且博览经籍，研究释典，才辩无碍。及长，参受西学，通晓英、法、德、日等国语言。名冠乡邦，士夫称赞，年满二十，即聘任为《大公报》编辑，移年，改授北洋女子学堂总教习之职。民国初年，移居上海，弃文经商，善经营，会管理，很快累积家资巨万，于是环球旅游，先游欧洲，随游美洲。这时吕碧城的声誉大彰，旋又归居香港。 吕碧城居香港之时，除撰文、经商之外，还喜读佛教经籍，常与缁衣交游。一次偶然机会读了《印光大师文钞》，顿发正信，尽弃奢华，持戒茹素。同时开始翻译工作，他用英文翻译经论多种，并付梓出版，流布欧美，这在近代碧城着力良多。民国三十五年（1946）元月，身染微疾，逝世于寓所。临终之时，遗言：所遗留的巨万家产，悉数送于太虚大师，用于佛教事业。其著述有《梦雨天华室》丛书。
开创中国佛学院之先河 ——杨文会（仁山）
中国佛教到清末显现重兴之势，不是表现在各宗派之再起及单纯地对各宗派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主要表现在一批很有造诣的居士和僧人，钻研佛学，著书讲经，校勘佛典，培养人才，从而推动近代佛教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杨文会，典籍上称为“开中国佛学院的先河”，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称他为中国近代佛教的“中兴之祖”。 杨文会（1837 - 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家世业儒，幼有异趣，不愿人仕。及冠之后，栖心经世实用之术，颇涉泰西格致文哲之学。曾国藩曾闻其名相与交谈，大奇之，命其子与之交缔。太平军起，避乱杭州，偶于书肆得《大乘起信论》，读之豁然有省，遂虔心佛教。文会初与郑学川于同治五年（1866）在扬州成立江北刻经处，随又在苏州、常州、杭州、如皋四处建立，杨文会积极支持并募捐襄助。是后杨文会约同道十余人，募捐资金，在南京极北阁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和校刊事业。自金陵刻经处成立之后，杨文会就专业从事佛经的出版事业。1878年，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清未外交官）出便欧洲，邀杨文会同往，在英国伦敦结识锡兰居士达摩波罗、日本佛学者南条文雄等，相约携手共同恢宏正法。自唐宋以后，散失的佛典章疏，多数存在日本。杨文会归国后，即托南条在日本搜购古逸经论底本，如《唯识论》、《因明论疏》等三百余种。对此精加勘校，刻版流通，前后计刻成经典三千六百余卷，并图像多种。在其一生中“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件，印刷经像至十余万张。”大大丰富了佛教大藏经的内容，启发了学者研究，遂使多宗学说得以广播。1897年，杨文会为发展刻经事业，又将南京延龄巷私宅献给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场所。杨文会对佛教的教制大胆设想，撰《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就中提出仿教育而设大、中、小三级学校，还把设僧尼学堂作为振兴之策。1907年即在刻经处开设佛学堂，取名祗洹精舍。一时高僧如月霞、谛闲、晏殊等均前往助之；而太虚、智光等列门墙；欧阳竟无、梅光羲、李政罡等叉手讲经，执弟子礼。1901年又与他人在刻经处建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讲经一次，很受欢迎。他在精舍与研究会，讲学40年，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知识份子，如谭嗣同（善华严）、桂柏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以及章太炎、欧阳竟无、太虚、李政罡（均善法相唯识），都各擅专宗，有独到的造诣，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印顺法师讲：“为佛教人才而兴学，而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
政治维新化 佛教现代化 ——谭嗣同
清朝末年，有识之士的谭嗣同，既在政治上主张维新化，同时又在佛学意识上主张现代化，其所撰之《仁学》，即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作。 谭嗣同（1865 - 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其父乃广东巡抚谭维洵。在家父的影响下，少怀大志，通经史，能文章，好剑术。1884年被新疆巡抚刘锦棠召为幕府，游历西北、东南，考察民情，结交名士。1895年在家乡设立强学会，集合维新志士，图变法救亡之道。中日甲午战役，奋起救国，寻以候補知府赴南京。其间他会见了许多佛教学者，对佛学有了认同。此之时， 他觉得“平日所学，茫无可倚”，对佛教进行了系统的钻研，“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少不间断”，“渐渐自能人定，能历一二点钟，始出定”。同时与石埭驰名的大善知识杨文会相善，得闻华严性海之理，大为倾服。乃欲以大乘菩萨道，汇通儒家王道大同之说，以为兴革施政之本，遂撰《仁学》一书。他“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而成《仁学》一书。”又在《金陵听说法》诗序中讲：“吴雁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该书一出，影响晚清政治思潮甚为巨大。在学术上，他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适用性上，佛学有舍身救世的大无畏精神，“善学佛者，未有不奋勇而雄猛者也”。他对佛学解行并重，大雄无畏，就表现在后来变法献身之上。故梁启超评道：“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到长沙创办新政。先后设立时务学堂、《湘学新报》、《湘报》、南学会、武备学堂、保卫局等，并筹办了内河轮船、湘粤铁路、开采矿产等。1898年，由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戊戍变法，为袁世凯出卖遇害，世称“戊戍六君子”之一，时年34岁。身虽殒殁，然其仁学思想，在佛教界和世人心中影响极深。
蔡元培极赞佛教无战争 ——蔡元培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1868 - 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商人家庭出身，1892年中翰林，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1902年与章太炎发起组织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创办《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不仅积极提倡民主，鼓吹支持革命，力主崇尚科学，并积极研究佛教，相信佛教对社会服务的积极性。他在《佛教与科学比较研究》一书序里，极力称赞佛教的积极作用。他在序里讲：“回教之穆罕默德，左手执古兰经，右手执剑，不从其教者杀之。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军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亦亘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他是一个学者，从历史上没有发现，也无法举出因佛教而引的战争，无论是中国与外国。他又是一个科学家，在他眼里，并未把佛教看成是反科学的，相反他在上述文中又说：‘佛法的宣传，随顺众生的根器，本无定法。欲为科学家说法，应用科学方法作积极的证明。”
国学大师章炳麟（1869 - 1936），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父亲浚“中年颇好禅学”。太炎少年即从俞樾、黄道周学经学，俞樾历来茹素念佛。章太炎在青少年之时，就受到了佛教的薰陶和感染，这为他日后研究佛教扎下了根基。虽处于这样的环境，但章太炎还是倾心社会，那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我国战败，民族危亡，立志救国，遂参加维新运动，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1902年与蔡元培共创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未几，因《苏报》案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复与蔡元培发起光复会，复又被捕。出狱后被同盟会迎入日本讲学，主办《民报》。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枢密顾问。二次革命，参加讨袁，随之参加护法运动，任军政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后，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教育工作，同时潜心研究佛教。
章太炎亡命日本之时，接触佛教，阅读大量经论，认识到：佛教“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万法唯心”、“缘起性空”的理论，能使人“勇猛无畏”，激励意志，能树立民族自信心，可图自强自立。佛学可增强国人道德观念，“制恶见，清污俗”，“欲兴民德，舍佛法其谁归?”他还认为佛教可以团结社会各阶层，改变中国一盘散沙，他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所以他选择佛教，钻研佛教。在他看来，佛教非宗教，佛的本意是“求智”，西方哲学原意是“爱智”，其理相通，故他说：“佛学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在日本期间，正值清室藉兴学而毁佛教，佛教四众哗然而不知所措。章本以佛教作为行止的借鉴，要救国救民应以佛教救心为要，于是不顾自身之安危，愤而发表《告佛弟子书》、《告白衣众书》等。待后便与太虚大师在上海、苏州等地弘法，或临坛讲说，或操笔缀文，
均能使士林钦佩，奉为圭皋。民国廿六年六月殁于上海，世寿69岁。著述有《五元论》、《建立宗教论》、《无我论》、《大乘佛教缘起论》、《大乘起信论辩》、《国学概论》、《章氏丛书》等。 【资料整理编辑：谢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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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历代名人与佛教【五】发布于2021-05-08 13:16: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