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l乌托邦之后和技术科幻主义的艺术未来】--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在2020结束之际，人们开始讨论这是否意味着类似20世纪两次大战之后艺术变革的时代将要到来艺术不再以时代政治作为变革的依据，而是从艺术自身的历史为视角，观看世界的一切变化以及艺术自身的形式。即便艺术涉及政治，艺术亦被看作一种话语政治。

从1980年代之后，现代主义及其之后的先锋派开始衰退，迄今大部分当代艺术都停留在六、七十年代创造的语言模式。之后，艺术试图结束以艺术史自身作为动力，转向新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分支，即女权主义的身份政治和消费主义的符号批判。新马克思主义并不想将艺术政治退回到19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和左翼艺术，而是引入精神分析、符号学、文本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使艺术成为一种文学、哲学和文化理论的话语政治。

至此，从现代主义至1970年代的话语政治，艺术正面临两个资源的枯竭，即从形式主义到语言学的先锋派，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从女权主义、消费主义、同性恋到后殖民主义等的泛文化理论。从1980年代硅谷的兴起、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这一时代交替预示着乌托邦的彻底终结以及一个技术视角的高科技神话的到来。硅谷显然称不上一个替代性的技术乌托邦，它只是在乌托邦总体主义的神话破碎之后，人类通向未来的总体变革的一个技术破口。

但技术神话的新希望并未大规模出现于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各大国际艺术展以及新兴的博物馆和画廊内，倒是在好莱坞以及HBO、Netflix等系列的科幻影视剧中成为灵感来源，诸如量子力学、基因学、人工智能成为剧本的创意来源。但是以21世纪的新物理学和生物学为知识基础的科幻，并未构建一种高技术乌托邦，而是延续弗兰兹·朗（Franzl Lang）的《大都会》的科幻1984视角。

一切彷佛仍处在1984可能重来的后乌托邦时代，就像从《大都会》（Metropolis）到《黑客帝国》（The Matrix）的科幻1984中，正邪双方竭力争夺对主宰性的技术控制，以挽救人类未来的命运。2020年围绕5G市场争夺的中美贸易战，这一1984科幻史似乎显得更为真实。美国大选的危机、作为一种新型战争预演的新冠疫情以及中欧投资协议的签订，既暴露了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民主制的结构缺陷，又预示着中国的新列宁主义资本主义模式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

除了虚拟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克隆基因学的科技神话带来的科幻影视的时空和人体的重新定义，1990年代后殖民主义思潮下文化多元主义的国际双年展，此后20年当代艺术创新乏力，进入一种我称之为“高级的平庸”状态。当代艺术被学院主义化，所有在国际双年展上展示的作品都显得不错，具有学院主义的训练有素的品质，但又缺乏精神以及形式的活力。学院主义的问题，不是由于形式上的精雕细作，而是廉价而破烂摆放的“贫穷艺术”都成为了一种学院派美学和语言套路。

这是先锋派的语言危机以及从1980年代以来语言创新乏力的症结所在。新科技在科幻影视剧中提供了量子力学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基因学的克隆人的变种、人工智能对人类能力的替代以及1984控制的升级，但这只是提供剧情演绎的科幻叙事，在思想框架上依然是在1984、环保主义等现代性的常设议题之下。当代艺术的Video和计算机虚拟影像虽然吸收了网络、程控互动和虚拟视觉技术，但目前对艺术而言仍属于一种技术植入，并未在语言上转换为艺术观念。就如19世纪后期摄影发明之初一样，摄影只是一种纪实手段，这一媒介自身尚未变成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

先锋派最初的语言危机，即抽象艺术为核心的形式主义和战后的概念艺术，至1970年代暴露出艺术自身的悖论。首先，形式主义声称艺术的语言自足性，但其抽象几何主义实际上仍是哲学和数学的一个分支，无论是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纯粹美学”，还是纯粹抽象的几何主义的数学和几何学基础。战后的概念艺术，某种意义上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哲学应用。其次，形式主义和概念艺术在战后面临由“纯粹艺术”向社会性的转型，即艺术需要重建与社会、政治及日常性的联系。

其后是通过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等20世纪初德语区的索绪尔、佛洛依德发明的语言与潜意识的分析方法以及从女权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等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来重新定义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后者被定义为艺术是一种话语政治。从乌托邦理论到新马克思主义以及1970年代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脱离资本主义政治分析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乌托邦对人类预判的总体主义，先收缩为一种文化批判，并在《帝国》（Empire）一书的作者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后期立场中，退回到一种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左派改良主义。1980年代硅谷兴起之后，关于乌托邦的视角，仅剩下科技革命和技术科幻主义唯一的希望出口。

从抽象艺术、贫穷现成品、观念艺术到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构成了一条源于希腊-基督教现代性的语言自足性的现代主义主线。这一主线之外，需要补充一条我称之为“现代主义的东方主义”的副线。包括日本的浮世绘对印象派的平面性影响，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诗章》（The Cantos）受中国儒家的《论语》、文人诗歌和历史文本的影响，巴厘岛戏剧对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的影响，抽象表现主义与中国书法的关系以及“垮掉一代”和约翰·凯奇的后观念主义的偶发艺术对禅宗的吸收。

哲学上，现代性与东方的关系可追溯到尼采与印度教的《奥义书》、荣格的精神分析与西藏的密宗、曼陀罗和中国的道教及炼丹术的跨文化对话。20世纪先锋派与东方主义的关系，主要在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自足性和纯粹艺术的诉求，即借助于浮世绘的平面性回归绘画本身，通过书法的笔触和线条结构补充几何主义的硬直抽象，吸收偶发的禅宗认识论将概念艺术转向一种随机主义的决定原则。

在现代主义将东方主义作为寻求语言自主的补充之外，埃兹拉·庞德和阿尔托是两个超越形式主义和纯粹艺术的伟大孤例。庞德试图将诗歌现代主义提升到一种儒家式的总体人文主义，使诗学成为一种人文乌托邦和人类精神史总结的史诗叙事；阿尔托沿着尼采对酒神精神的希腊主义阐释，试图将巴厘岛的祭祀舞蹈作为定义“纯粹戏剧”的现代主义原型，他超越了希腊戏剧的文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重新定义了戏剧的现代主义及纯粹艺术，即现代主义应复兴上古祭祀仪式中的神信、灵肉与形式的一体性。

中国在20世纪将希腊-基督教的先锋派作为一个艺术现代性的指标，但在过去一百年始终未能真正适应和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这源于中国从10-17世纪的文人艺术传统与现代主义的“纯粹艺术”的内在差异。文人艺术类似庞德理解的一种总体人文主义，即艺术不是单独的一种纯粹艺术，它是文化、哲学、诗学和历史等的总体人文主义的一部分。诗歌和书法是这个总体人文体系的艺术形式，艺术最终落实到语言的声韵、修辞以及书写的纯粹形式，但它不是一种语言自足的形式主义。就如文人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山水诗歌和山水画，它的修辞、声韵和笔法是文人对宇宙和自然观念的一种抒怀的诗学。接近于文人艺术的语言诗性和思想的感性化并超越形式主义，战后的意大利作曲家诺诺（NoNo）达到了这样一种综合，他将左派意识形态视角、文人的抒怀、先锋派的形式实验与语言的感性融为一体。

从形式主义到概念艺术，由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方法到结合文化理论来定义艺术与社会的话语政治，但当代艺术对于文化理论的倚重正面临困境。苏联解体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怀疑乌托邦的时代，尽管仍相信宪政资本主义要好于中国的新列宁主义模式，但在乌托邦终结之后，文化理论被抽空了总体思想基础，因此陷于一种思想资源的枯竭，不再能为当代艺术提供总体理论的框架。1970年代之后，科技和商业精英取代了文化精英主导了公共潮流，后者一直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思想源动力。

公共社会至今仍将艺术的创造和深刻变化看作时代的转型产物，而时代近40年没有颠覆性的思想和制度变化了，除了硅谷的科技革命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但后者的列宁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隐含着一种新1984的征兆。但毕竟看不到任何一个理想制度的未来，同时尚有更长的时日难以找到取代资本主义的更好的经济组织方式。唯一可以押注的希望出口是科技神话，但高科技并未真正被消化为一种21世纪的人文主义。

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的现代主义及其先锋派的自我的语言历史基本上告一段落。形式主义、符号学以及文化理论都在1980年代接近创造力的枯竭，迄今40年的艺术都在组合六、七十年代已有的先锋派方法。当代艺术的问题在于，当后乌托邦作为参照系的思想基础被抽空以及先锋派的自反性被自我榨干，而科技和艺术的结合尚处于一种单一技术植入，这一困境下艺术将会具有何种未来

显然，形式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技术科幻主义都不再能单一的定义艺术。艺术仍需回归一种总体的文人主义，而不是在艺术内部的自反性的先锋派，或者从话语政治的语言学孔眼去窥视政治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应该被看作总结人类的思想和精神史的一种个人化的表达手段。

2021年2月11日写于纽约Bro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