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指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称自己虽“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论著，往往推挹佛教”。梁启超所言及的佛学，大抵上指的是佛家唯识学。他涉及唯识学的著述有：《惟心》（1900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1903年）、《佛教心理学浅测》（1922年）、《说无我》（1925年）等。

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部分，以政治倾向为分界点。前期从戊戌变法（1898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他的佛学主张主要围绕着维新变法，走社会改良的道路；后期是他游历欧洲回国后（1919年），他的佛学主张发生了变化，批判当时新兴的民主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

故而，如若讨论梁启超的维新派哲学思想，实际主要指1900年所作的《惟心》和1903年所作《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这两篇文章。梁启超对佛学、唯识学颇感兴趣。1922年，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期间，曾专门定期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在《复季常书》中说：“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方知有真佛学。”在他给孩子们的家信中也说：“每日读极深奥的《成唯识论》，用尽心思，一日读三、四页，还是勉强懂得一点罢了。”并说自己的信仰是“我笃信佛教”。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陷入低谷。由此，梁启超于1900年作《惟心》篇以示激励，他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亦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文中出现“奴隶”、“豪杰”词语，说明梁启超壮心未灭，对社会改良运动并未放弃。一方面，他向维新变法中牺牲的革命志士表以敬意；另一方面，他试图借佛家所云心的力量以继续激励自己。

就在戊戌变法那一年，梁启超写了一篇短文叫《说动》（1898年），使用“大无畏”、“大雄”等佛家用语，意思是说国家富强，要进行变法，就要有佛教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该文《惟心》篇中“三界唯心”语，源出于《华严经》。他以颜色为例来说明，“戴绿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因此，事物之绿和黄，“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唯心。这也是来自于《华严经》的“心如工画师”一说。关于华严学，在上文探讨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中就有交代。谭嗣同对唯识学的理解沿袭了明末以来以华严解唯识的一贯思路。《华严经》属于唯识学六经之一，广义地说，华严学也属于唯识学探讨的范围。

一般而言，“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连在一起讲的。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第七节“论进取冒险中”说：拿破仑所历至难之境正多，讷尔逊所遇可畏之端亦不少。而拿、讷若行所无事者，无他，其气先足以胜之也，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吾以为不能焉，以为可畏焉，斯不能矣，斯可畏矣；吾以为能焉，以为无畏焉，斯亦能矣，斯亦无畏矣。

此其理真非钝根众生之所能悟也。《新民说》是梁启超在1902年至1906年，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从报》上的系列文章。文中以拿破仑和讷尔逊为案例，来说明进取冒险的精神。并联系到佛家所云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激发国人改造社会所具有的无畏的、能动的精神。--《20世纪中国唯识学史要》（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