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真

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府情况。说到宝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贾雨村感到很惊奇,认为贾宝玉来历不小。贾政试贾宝玉将来的志向,便把“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贾宝玉只把脂粉钗环抓来,贾政很不高兴,说贾宝玉“将来色之徒耳”。冷子兴说贾宝玉“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好笑不好笑?将来色无疑了!”

关于“女儿是水作的骨肉”还是“女儿是木作的骨肉”,各个抄本文字有异,在此不做辨析。贾雨村认为冷子兴和贾政都错看了贾宝玉,如果贾宝玉能多读书识事,再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将来他究竟成为什么样的人到那时才能知道。并且由此而引发了贾雨村著名的“正邪两赋论”: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地则同之人也。”子兴道:“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
贾雨村这一番高论文字不多,信息量却很大,从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到正史记载的历史名人物,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应该说贾雨村把天下之人分为大仁、大恶和正邪兼有这三类,是作者借贾雨村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成则王侯败则贼”的结论属于贾雨村个人的认知,这已经得到学界的共识。那么,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传达给我们什么信息呢?

第一、作者以中国传统哲学元气论为理论根据,从人性的角度把天下之人分为大仁、大恶和正邪兼有三类。中国古代哲人认为,“元气”是产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元气的运动变化是宇宙万物生成、发展、变化、消亡的根本原因。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元气学说又运用到对人类生命起源及生理病理的解释,于是成为中医学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哲人还把元气学说用来解释人性,认为人的禀赋有“正气”和“邪气”。正气,即清明灵秀之气。邪气,即残忍乖僻之气。孟子把正气称之为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意思是:“它作为一种气,最为盛大,最为刚强,靠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塞天地之间。它作为一种气,要和义与道配合;没有这些,它就会萎缩。它是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如果行为有愧于心,气就萎缩了。”
战国时期的道家代表人物韩非子,阐述了邪气产生的根源以及带来的祸患。《韩非子·解老》:“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奸起,则上侵弱君;祸至,则民人多伤。然则可欲之类,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祸莫大于可欲。'”意思是:人有欲望,计算就混乱,计算混乱,就更有欲望;更有欲望,邪心就占上风;邪心占上风,办事的准则就没有了;准则没有了,灾难就会发生。由此看来,祸患灾难产生于邪心,邪心产生于欲望。可引起欲望的那类东西,进一步说可以使好人为奸,退一步说也可以使善人遭祸。奸起,就会侵害削弱君主;祸至,就会伤害百姓。既然这样,那么可引起欲望的那类东西,就会向上侵害削弱君主向下伤害百姓。这样削弱君主伤害百姓的人,是犯了大罪。所以《老子》说:“祸患没有比可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了。”
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淮南子·诠言训》,对正气与邪气的表现进行了阐述:“圣人胜心,众人胜欲。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意思是:“圣人凭心处事,众人以物欲行事。君子施行正气,小人施行邪气。内心观念符合本性,外在行为符合义理,遵循事理而行动,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叫正气。热衷于滋味、沉溺于声色,喜怒无常,行动不考虑后果,这就叫邪气。”
东汉哲学家王充认为正气就是仁气,邪气就是凶猛之气,并且提出怎样培植仁气,抑制凶猛之气。《论衡·率性》:“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残则受仁之气泊,而怒则禀勇渥也。仁泊则戾而少慈,勇渥则猛而无义,而又和气不足,喜怒失时,计虑轻愚。妄行之人,非故为恶,人受五常,含五脏,皆具于身,禀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西门豹急,佩韦以自缓;董安于缓,带弦以自促。急之与缓,俱失中和,然而韦弦附身,成为完具之人。能纳韦弦之教,补接不足,则豹、安于之名可得叁也。”意思是:“小人与君子是禀承的天性不同吗?人禀受的气有厚有薄,所以德性有善有恶。凶残的人则承受仁的气少,而容易发怒的人则承受凶猛的气多。仁气少就凶狠而缺少仁慈,凶猛的气多就凶暴而没有情谊,再加上阴阳协调和谐的气不足,变得喜怒失常,考虑问题轻率,愚昧。行为胡乱的人,并非有意作恶而是生性如此,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包容在五脏里,都具备于人体,只因禀受的气薄而少,所以他们的操行不如善人。人性的善恶,是同一元气形成的。从天承受的气有多有少,所以人性有贤有愚。西门豹性情急燥,就系上皮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和缓些;董安于性情缓慢,就佩带弓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急促些。急促与缓慢,同样是失去中和,然而皮带与弓弦附着在身上随时提醒自己,使他们成为了性情完美的人。如果能接受系皮带与佩弓弦的教育感化,补充上自己性情的不足,那么与西门豹、董安于齐名的就能有第三个人。”
北宋理学家程颐在人性论方面主张“气禀”说,他认为,人有善恶之分是由于“才禀于气”不同,“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南宋理学家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他认为,“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性如水,流于清渠则清,流入污渠则浊。气质之清者、正者,得之则全,人是也;气质之浊者、偏者,得之则昧,禽兽不远矣。”“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

(共工怒撞不周山)

第二、用“正气邪气论”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治乱,这是《红楼梦》作者人性气禀思想在历史观、文化观、国家治乱观上的运用。作者借贾雨村之口列举了从上古时代到宋代几个“应劫而生”的大恶之人。蚩尤、共工是上古神话中的两大反贼,蚩尤曾攻伐黄帝,兵败被杀。共工争夺帝位失败,怒触不周山造成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洪水泛滥、生灵涂炭,后为大禹所驱逐。桀、纣、始皇,是夏、商、秦著名的暴君。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是历史上著名的奸臣贼子。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建立短命的“新”朝;曹操篡夺东汉政权;桓温阴谋篡夺东晋政权,未成先死;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秦桧勾结金国诬杀岳飞。在文本列举这几个大奸大恶之人处,甲戌本有侧批:“此亦略举大概几人而言。”批书人在提示我们,在历史上大奸大恶之人绝不只这几个,但是列举的这几个人具有代表性。根据作者对大奸大恶之人的定性标准,宋代以后的元朝、明朝,以及截止成书时代之前的顺治、康熙初期,肯定还有作者认为的大奸大恶之人,不过作者就不能再明写了,而是要我们自己判断。
我在《〈红楼梦〉中的“末世”是从何时开始?》一文中,根据“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这句话,论证了《红楼梦》所说的“末世”是从明世宗嘉靖皇帝开始,其实这也是《红楼梦》时代背景的开始时间,作品从明嘉靖朝开始隐写历史。我们宝钗红学红学研究红学家红学专家学者的文章论述了贾敬、秦可卿黛玉等书中的人物对历史人物的影射,解读了“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四月二十六”、“三月十九”等重大的历史日期,还破解了“南直召祸”、“螃蟹诗”、“姽婳将军林四娘”等重大历史事件。从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对历史上大仁、大恶和正邪兼有三类人的归纳,以及书中隐写的明末清初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红楼梦》是以一个大家族盛衰故事作掩护,即书中明示的“假语村言”,来隐写朝代盛衰更迭的史实,即“真事隐”。
作者列举的几位“应运而生”的大仁之人,是从尧舜开始的,而没有“三皇五帝”中的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而且“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都是儒家崇尚的人物和儒家代表人物,这说明《红楼梦》作者秉承儒家思想,这也是考证作者问题的重要信息。《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意思是:孔子继承尧舜,以文王、武王为典范,上遵循天时,下符合地理。就像天地那样没有什么不承载,没有什么不覆盖。又好像四季的交错运行,日月的交替光明。万物一起生长而互不妨害,道同时并行而互不冲突。小的德行如河水一样长流不息,大的德行使万物敦厚纯朴。这就是天地的伟大之处啊!
尧舜禹时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也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开创时期。尧舜盛世,传贤不传子的“让”,令后世称颂不已,被后人奉为楷模。尧舜对华夏民族精神的塑造,对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尧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帝王个人的天下。从尧至舜,民本思想一以贯之,是天下大治之根本。尧舜设立“谏鼓”、“诽谤木”(即后世的华表),深得人心。尧舜的仁爱治国之道、五德礼教、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选贤任能的用人原则等,成了后世儒家思想的核心,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利用。舜帝的“孝感动天”位列二十四孝之首。
《红楼梦》作者把儒家崇尚的人物和儒家代表人物列为“应运而生”的大仁之人,是在告诉我们,《红楼梦》这部书在揭示朝代盛衰更迭原因的同时,把治国理念也蕴含其中,并且呼唤着尧舜那样“应运而生”的大仁之人出现。然而,我们从书中并未看到这样的大仁之人出现,也没有力挽狂澜,解救危局,济世救民的豪杰人物。在《红楼梦》作者看来,历史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也许有人认为作者排斥异族统治者,有汉族本位思想。作者列举的应劫而生的大恶之人有桀、纣、始皇,他们都是黄帝的后裔,炎黄子孙,由此可见,作者是以统治者是否实行仁政为评价标准,如果异族统治者实行仁政,不搞杀戮和民族歧视,那么作者肯定把这些统治者称为大仁之人。

第三、作者在“正邪两赋论”中巧妙地隐写了乱世的开始和即将发生的战乱。灵秀之气遇残忍乖僻之邪气,“正不容邪,邪复妒正,既不能消,又不能让”,这就必然会发生战争。“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搏击:奋力斗争、冲击,搏斗。掀发:翻腾。那么正气与邪气斗争的结果谁胜谁负?作者未说。根据《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局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是邪气战胜了正气,社会进入了黑暗时期。我们薛宝钗红学会红学研究红学家红学专家学者的文章解读过作者设计薛宝钗、贾蓉、贾蔷等人物影射清阵营,薛宝钗的“热毒证”因邪气入侵导致。薛宝钗争夺贾宝玉,暗喻清人争夺华夏江山。薛宝钗最终嫁给了贾宝玉,暗喻清人窃据了华夏江山。作者设计贾环、赵姨娘这两个人物,明写家乱之源,暗喻李自成逼死崇祯帝,断送华夏江山。查抄大观园时,探春的一席话振聋发聩,也是贾家内乱导致败家结局的谶语:“好端端的,非要抄家,可知我们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就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抄家,明写抄贾家这个“大族人家”,暗喻抄皇家,抄国家这个大家。抄皇家,抄国家,就是要经过战争血腥的厮杀。
第四、“正邪两赋论”也是作者塑造人物的原则。在冷子兴介绍了元春、探春、惜春、王熙凤、贾琏之后,贾雨村说:“可知我前言不谬。你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这就已经点明了书中的人物都是遵循“正邪两赋”的创作原则。高论“正邪两赋论”的贾雨村本人,批书人说他“是莽、操遗容”。王莽和曹操位列应劫而生的大奸大恶之人,贾雨村的行为完全都是禀赋邪气。完全禀赋邪气的还有薛宝钗、袭人、贾环、赵姨娘、马道婆、夏金桂等。而书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禀赋正邪两气,有的人物的邪气表现为邪恶,比如王熙凤;有的人物的邪气表现为愚顽,比如贾宝玉。因为我们看到的《红楼梦》是只有前80回的残本,书中的一些人物性格行为会有所转变,甚至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而贾宝玉这个人物的结局在前80回有很多伏线、谶语暗示,我们可以推断他的转变。在贾雨村的高论开始之前,他就对贾宝玉做了预示,贾政说贾宝玉“将来酒色之徒耳”,冷子兴说贾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而贾雨村却罕然厉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

在后面的第五回,作者就写警幻受宁荣二公之托,用种种方法警示开悟贾宝玉,并且希望贾宝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将谨勤有用的工夫,置身于经济之道。”这里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民之意。秦钟在临终前也遗言贾宝玉:“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在此处批书人也说“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观者至此,必料秦钟另有异样奇语,然却只以此二语为嘱。试思若不如此为嘱,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凿。读此则知全是悔迟之恨。”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贾宝玉最后必然“改悟前情,复归孔孟之道”。否则被批书人誉为无一句闲文的《红楼梦》,前面大量的有关贾宝玉结局的铺垫预示都是赘语。这也就给所有的红学研究者提出一个问题,《红楼梦》是残书,很多人物的结局不完整,仅依据前80回就连篇累牍地论述人物如何,常常是不确切的,有的论述甚至南辕北辙。
关于“正邪两赋论”有很多红学家解读。有一位红学大师说:《红楼梦》“正邪两赋”的理论是作者观察思考了很久以后对宇宙人生、地灵人杰的一种哲理的总结,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异说”。这种“异说”的提出,将开头所设的神话障眼法尽行扫净。曹雪芹真正关心的是“人”的事情、“人”的素质、“人”的际遇和“人”的作用。这些人,作为情痴情种、高人逸士、奇优名倡,贫富贵贱不同,而本质则俱为抗俗离尘,怪诞乖僻,不为人解,不为世容的悲剧性人物。有一位红学家说:正邪双方斗争的结果,而且形成以后,就不能分辨出何是“正”、何是“邪”,“正”与“邪”已经完全融合,所谓“正中带着邪,邪中也带正”,不能截然分开。
这样的解读是否靠谱?还要广大读者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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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薛宝钗红学会红学研究红学家红学专家学者,高端学术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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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透露了什么信息?发布于2021-06-02 10: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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