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一段特殊的岁月，一般人皆不愿过多地触碰，因为那大小算是共和国的一快伤疤。但作为一个大饥荒的亲历者，留在记忆深处的痕迹却总也无法抹去，于是便有了这篇文字。
1958年，我12岁，记忆中，那一年可谓少有的风调雨顺，庄稼长得特别好，是一个大丰收年。但是丰收却没有丰产，原因之一是秋收出现了“丢、烂、糟”。“丢”就是扔在地里的庄稼无人收割，当时人们都在疯狂地大炼钢铁，根本无暇顾及地里的庄稼，把好端端的庄稼都丢在了地里；“烂”就是不收割或不认真收割，让庄稼白白烂在了地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年秋天，家乡一带的红薯长得特别好，但却没人刨，或者是刨出来不往回收。“糟”就是不爱惜粮食，任意挥糟蹋。
农办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1958年秋冬吧，农村兴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热潮。所谓公共食堂，就是废止延续了几千年的一家一户按家庭为单位起灶的老传统，改为以生产小队为单位集体办伙食。在我的家乡，每个生产小队有二十多户人家，上百口子人。在农村，这么多人一块起伙做饭，那可真是前无古人的事儿。
为了办好公共食堂，当时政策规定，各家各户的粮食都要全部上交到食堂，一点也不能留。谁家如果偷着留了粮食，那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查出来是要被批斗的。当时，农民们响应党的号召，大办食堂的积极性十分高涨，把家里不多的老底尽数上交了。
所谓食堂，其实就是随便在谁家找几间闲置的房子，支上锅灶，购置起一应炊具的大伙房。炊事员由本生产队各户的家庭妇女轮流担任。刚开始，粮食比较充足，食堂变着法地改善伙食，花样翻新：馒头、包子、面条、烙饼……。一到开饭，人们放开肚皮，大吃特吃。大家只有一个想法，不吃白不吃，谁吃少了谁吃亏。平时糠菜半年粮，省吃俭用的农民们，这下子算是彻底放开了肚皮。
这种吃法，没过多长时间便难以为继。从社员家里收上来的粮食吃光后，食堂很快就办不下去了。于是，饭不能再随便吃，开始按人头、按定量分配。而随着粮食的紧缺，可分配的食物越来越少。到食堂解散前，每家从食堂打回的饭就只有稀糊糊的红薯面粥了。
公共食堂总共也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大概有几个月吧，因为最后因粮食耗尽而办不下去了。于是国家不得不调整政策，全国性的大办公共食堂运动宣告结束。公共食堂的寿终正寝，也就是大饥荒的开始。 公共食堂挥霍掉了农民家中几乎所有储备粮，各家再重新起火时已经基本上是无米下锅了。
从1959年开始，又不幸遭遇连续三年的严重灾害，粮食连年严重歉收，农民的日子可谓雪上加霜，大饥荒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
大饥荒的1959年，我正在上方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对于中学生，当时国家有商品量供应，每人每天的定量好像是8两，粮食品种是一种杂豆面。8两粮食分到一日三餐是，早餐2两，午餐和晚餐各3两。那种杂豆面，只能蒸饼子，除此之外别的花样做不出来。即便如此，我们也是百吃不厌，因为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噜咕噜乱叫。
吃不饱的另一原因是副食太差，一日三餐都是菜汤。说是菜汤，其实就是干红薯叶子加白水熬成的黑褐色的汤。干红薯叶子本来是喂猪、喂羊的，而在那个年代，那东西也变成了饭桌上的美味佳肴。
老百姓可就惨了，许多家庭基本上处于断粮状态。公共食堂后期，为保证能把食堂办下去，农民家里的粮食被搜查一空。村干部经常派人挨家挨户去搜查，发现谁家有那怕一点点粮食都要拿走。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母亲也偷偷地隐藏了一点粮食，好像是十几斤玉米。为了不让人发现，母亲今天把它藏进鸡窝里，明天把它藏进夹道。全家人整天提心吊胆，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生。但后来，那点可怜的粮食还是被搜出来，上交了。
有一阵子，人们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凡是可以充饥的东西都拿来食用：谷糠、玉米芯、棉籽壳、茄子叶、树皮、草根……。 我就曾和母亲到大沙河挖过一次草根。
大沙河离我家十来里地，河道里长有一种叫蒲草的水草，其根密且粗，晒干后能碾出粉来。至于到底有多少营养价值，鬼才知道呢。听说人们都在挖蒲草根充饥，母亲决定也去一次。谁知，一到那里才发现，河道早已经被人翻过多少遍了，哪里还有什么草根可挖。那天，我和母亲空手而归，返回途中的失望和沮丧，至今记忆犹新。
1961年，我到县城读高中，年龄虽然长了，但粮食定量并未增加，仍是每天8两。粮食品种比初中时好了点，能吃到白面了，但副食仍然是没有任何油水的白菜汤。正值生长期的高中生，那点东西根本填不饱肚子，学生们一天到晚饥肠辘辘。
由于饥饿，学生们有时从家里带点零食到学校，作为补充。所谓零食，也就是一些红薯干、红薯粉、蔬菜干之类的东西。最常带的是红薯面，因为它易储存。
红薯粉必须弄熟了才能吃，于是学生们自己发明了一种用开水冲熟红薯面的方法：把二两左右的红薯粉放进大一上儿的搪瓷缸中，先用用少许温水搅拌成糊状，然后将开水的龙头开足，对准搪瓷缸中的面糊急冲，同时用筷子快速搅动，一缸红薯面糊糊就算做好了。学校只有一个烧开水的锅炉，每到打开水的时间，锅炉前便会排起冲面糊糊的长长队伍。
还有一件事，至今忘不了。在我们学校，学生就餐是以班为单位，每个班10来个人。每天2个人轮流做值日，负责打饭、分饭、刷洗餐具等。有一天，我和一个叫刘和云的同学值班，我们打回全班的馒头，按每人2个分给了大家。等同学们吃完各自的馒头，喝光饭桶里的白菜汤，扔下餐具走后，饭盆里居然还剩下了2个馒头。我们意识到，肯定是食堂管理员发错了，多给了两个。怎么办呢？按理说应该是送回食堂去，但是，对于急需营养的我们俩来说，那两个馒头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先吃了再说吧！于是我们两个便一人一个，狼吞虎咽地把馒头吃下去了。
多吃了一个馒头，肚子肯定是高兴了，但内心无论如何也安定不下来。几天后，我们俩商量了一下，终于一块向班长坦白了这件事。当然，班长也没有在这件事上作啥文章，因为他很清楚，要不是为了那个咕咕叫的肚子，谁会“贪污”那个小小的馒头呢！
上高中时，我和班里几个同学，还发生过一个为填饱肚子而犯规的故事。
我们行唐中学有一个几十亩地的菜园，位于距学校二里远的城南。菜园主要种冬储白菜，用于补贴学校伙食。菜园没有围墙，每到秋天，为防止附近村民偷菜，学校每天晚上都要派几名学生去看菜。
有一次轮到我和几位男同学看菜。到了半夜，大家又冷又饿，实在睡不着，于是有同学建议干脆煮白菜吃。一位同学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煤油桶，用水简单冲洗了一下当锅用。没有柴火，大家就四下里检些干树枝和干草。然后把煤油桶架起来，从地里拔来最好的白菜，剥去老叶直接放入桶里，点火煮起来。不一会儿，一锅热气腾腾的煮白菜就做好了，大家迫不及待地用木棍夹着白菜吃将起来。由于煮菜桶的煤油味难以洗净，加之缺油少盐，那白菜的滋味别提多难吃了。但为了填饱肚子，也就顾不了许多了，一桶白菜顷刻一扫而光。尽管吃得肚子很不好受，但毕竟比空着舒服多了。可惜的是，这样的机会三年中我就摊上过那么一次。
也许与营养跟不上有关系吧，我直到高中毕业时身高也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如果发育正常的话，至少应该是一米六左右吧。
1964年，我考上了大学，从此挨饿的历史才划上了一个句号。当时大学的生活费是每月15.5元，粮食定量每月30多斤。更重要的是副食品充足了，能够吃上豆腐、肉、鱼等好东西了。极度缺乏营养的我，由于营养得到了补充，大学第一学年，身高一下子增高了近20厘米。一年时间，我从一个一米五左右的小个子，成长为一个一米七还多的大汉了。
再以后，我大学毕业、参军，随着国家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就再也没有体会过填不饱肚子的滋味了！
对国家而言，三年大饥荒肯定是个坏事。但在一定条件下坏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正是由于这场大饥荒，才促成了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以及尔后一系列农村和农业政策的调整。
就个人而言，大饥荒的岁月里，虽也饿了几年肚子，但如果从积极方面看，也不全是坏事。古人不是说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起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姑且把三年大饥荒看作是一次“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磨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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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饿其体肤”的特殊岁月发布于2023-11-14 21:3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