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的东夷古史传说

帝俊是东夷先民原始宗教信仰中的最高神（天神），也是东夷部族公认的宗神（祖先神）。在《山海经》中地位之高，无其他人物可比，不仅子孙后裔众多，许多重要的发明制作也出自其子孙之手，如农业方面的播百谷、始作耕，交通工具方面的始为舟、始以木为车，手工业方面的始为巧倕、始作下民百巧，文艺方面的始为琴瑟、始为歌舞等。

在《大荒经》中提到的帝俊众多子孙之国中，都带有“使四鸟”或“使四鸟，虎、豹、熊、罴（或豹、虎、熊、罴）”之语。这一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帝俊与帝喾、帝舜三者之间的关系。《尚书·尧典》中说：“帝（舜）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与此大体相同。《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谓之八元。”这三者命名体例相同，可见帝俊、帝喾（高辛氏）、帝舜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即便不是一人，也应有同一来源。帝俊、帝喾、帝舜既为一者之分化，则《五帝本纪》、《五帝德》、《帝系》、《世本》中帝喾与舜皆为黄帝后裔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所反映的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无疑出于后人的附会伪造。 

对于四鸟与虎豹熊罴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四鸟即虎、豹、熊、罴四兽。但是先秦文献中并无以鸟称兽的用法，我们认为四鸟即四种鸟，四兽即四种兽，四鸟、四兽可以并列但并不等同。所谓“使四鸟”者，其形象同于王亥之“两手操鸟，以食其头”和《海内北经》中的“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其义为以此四种鸟为氏族族徽或图腾，就同少皞氏鸟名官一般。虎、豹、熊、罴四兽既与四鸟并列，自然也是图腾之象征。帝俊为东夷部族宗神，其后裔以四鸟为氏族部落图腾比较常见，但以四兽为图腾者则属少见。不过四鸟与四兽相加其数为八，或许即是《海内经》中的帝俊八子和《左传》中高辛氏八才子之所本。

少皞之为东夷集团传说中的上古部落首领或祖先神已为近世学者所公认，但一些古代典籍却将少皞归为黄帝后裔。

如《逸周书·尝麦解》中说少昊清因 “为鸟师以正五帝之官”而成为黄帝功臣，作注者多以清即青阳。《世本》上说：“青阳即是少皞，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号曰金天氏。”《帝王世纪》云：“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是为玄嚣，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号金天氏。”并且把少皞安排进五行系统中，作了西方金德之白帝。《山海经·西山经》上说：“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此外，《礼记·月令》、《吕览·十二纪》在论说秋季三月时都以少皞为西方之帝，并以五行中的金和五色中的白与之相配。《淮南子·天文训》云：“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史记·封禅书》云：“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我们认为这些说法与历史事实抵牾扞格，是不可靠的，出自后人的牵合附会，是黄帝一元古史系统的反映。东夷之少皞绝无可能属于黄帝后裔，本为东夷族崇拜之祖先神的少皞会成为西方之神，实与赢秦先祖西迁及五行说兴起相关。

前文第二章第一节中已经提过秦人本属东夷族系，主要证据有二。

其一是秦人的鸟图腾崇拜，秦人不仅有祖先吞玄鸟卵而生子的神话传说，而且秦人之先祖也具有鸟图腾之遗迹。秦人先祖柏翳即伯益，益即燕，实为玄鸟化身。除此以外，柏翳长子大廉为鸟俗氏，大廉玄孙孟戏、中衍皆为“鸟身人言”，中衍之后蜚廉（亦作飞廉）传说为神禽善走，也都带有鸟图腾之遗迹；并且《海内经》中也有“有赢民，鸟足”之说。

其二是赢姓发祥地是古嬴邑，即今山东莱芜一带。春秋时期嬴邑就已存在，秦时在其地置赢县（属济北郡），可以说是对嬴邑作为赢姓祖居地的一个官方认可。益为赢姓之祖，此赢姓即《逸周书·作雒解》所说居于淮水的“徐奄及熊盈”之盈，赢（盈）姓由于周公东征讨伐而西迁为秦。司马贞《史记·秦本纪索引》也说：“《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赢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

秦人既为赢姓之族，而赢姓又为少皞之后，那么秦人自然奉祀少皞为其祖先神。秦人先祖西迁，随之把奉祀少皞之俗带至西陲，长久之后当地土著也以少皞作为上帝或祖先神来祭祀而忘其非本土所固有。

当战国时期五行学说兴起之时，阴阳家之流以为秦人主祀的少皞为西方固有之天神，因而按着五方帝观念将其分配到西方作上帝，而在五行系统中，西方主秋、五行为金、五色为白，因此以少皞为西方金德之白帝。因此上文所引《封禅书》的记述才会本末倒置，说秦襄公因为自处于西陲而认为应当主少皞这一西方的天神，并且以白帝代上帝之称。然而《秦本纪》和《六国年表序》记此事皆不言白帝而径称上帝。之所以用白帝之称，钱穆认为“这是以后人东方青帝西方白帝的观念，来追写前代的史迹。其实前人只知道祭的是上帝，并没有说祭的是五帝中的白帝。”

《山海经·海内经》中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帝颛顼”；《大戴礼·五帝德》《帝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与此大同小异，惟在黄帝与颛顼中间少韩流一世，以颛顼为昌意之子、黄帝之孙。由于两者都有“昌意降居若水”的说法，并且后者又说昌意是娶蜀山氏之女而生颛顼，因此论者多认为若水位于今四川境内，而颛顼属于西方之民族。我们认为颛顼本为东夷部落传说中的古帝王，与少皞集团有着极深的渊源，绝非出于黄帝之系，颛顼与黄帝发生关系出于战国秦汉之际的人为附会。 

《吕氏春秋·古乐》中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路史·后纪八》引《尚书大传》中说“穷桑，颛顼所居。”可见若水、空桑（穷桑）实是颛顼部落活动范围的中心地带。但旧说受前引《海内经》、《大戴礼》、《五帝本纪》中黄帝—昌意—颛顼或黄帝—昌意—韩流—颛顼世系的影响，多到西方寻找若水的影子，以为若水即今四川金沙江支流雅砻江，实属缘木求鱼，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实，若水之名，来自若木。《海内经》中说“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吕思勉即以若水为若木之水，并引清人王筠说断定若水当作桑水，亦即空桑之水。

王献唐认为“若水、穷桑，似在一方，当为东地之水，不应为蜀。……桑水即若水，以字形相近为讹。桑、泗音转，疑为今之泗水。泗水流经曲阜，与穷桑地域相合，生于泗水，正可处于穷桑。”即认为颛顼所处之空桑（穷桑）地在曲阜。傅斯年也指出，曲阜一带，即空桑之地。不仅少皞氏的大本营在空桑，东夷部族中其他一些氏族的中心也在这里。《左传·定公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预注云：“穷桑，地在鲁北。”《史记·鲁世家》亦云：“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可证穷桑位于鲁地，本是少皞之墟曲阜一带的说法不误。

颛顼出生地及活动范围为少皞氏之墟曲阜一带，这是其与少皞同属一系证据之一。《大荒东经》上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即便是把颛顼归属华夏集团的徐旭生也认为这可以证明颛顼与东夷集团的关系，他说：“按孺与乳二字古义相通假。这里大约是说颛顼幼稚的时候曾经在少皞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帝王世纪》所说‘颛顼生十岁而佐少皞’，也同《大荒经》所说不背谬。”颛顼幼时曾被少皞氏养育，这是其与少皞同属一系证据之二。《大荒西经》上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是以重为颛顼之子孙；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上所说的少皞氏四叔中也有重，是以重为少皞后裔。那么重既属于颛顼部，又出于少皞部的合理解释是颛顼与少皞有前后相继的血统关系，此为其与少皞同属一系证据之三。因此我们认为颛顼出于东夷少皞部是绝无可疑的。 

上引以颛顼为黄帝之后的文献中都以颛顼即高阳，《楚世家》中也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也是认为二者为一人。但颛顼是否为高阳，这是很有问题的。

较早提到高阳的先秦文献有《左传》、《墨子》和《离骚》、《远游》。《左传·文公十八年》中提到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而颛顼氏有不才子梼杌，是把高阳与颛顼并列。如果二者算作一人，难道会言及才子之美称则称为高阳，言及不才子之恶称则称为颛顼吗？这是以二者为一人的不合理之处，可见《左传》中的颛顼与高阳并非同一人。

而在《远游》中，先说“高阳邈以远兮”，后又说“从颛顼乎增冰”。是以高阳邈远难寻而颛顼却能够见到，这也是把二者并列而不以其为一人。即便在《墨子》、《离骚》等先秦文献中也都未将颛顼与高阳合为一人，二者连名而称，是在战国秦汉之际的《世本》、《大戴礼》中逐步出现的。而以颛顼为黄帝之后所依据的多是春秋至战国时期的记载，而在春秋初年之前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出现一个众多不同民族共同的始祖。

何浩认为“将众多氏族部落合并串连成一个世系，是在春秋中期以后开始的。而这些材料正是这一时期的史家关于传闻中的古帝王世系的观念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把颛顼归于黄帝世系多半出于古人的想象和后人的附会，也是对黄帝一元古史系统的反映。

颛顼在《山海经》中的事迹最为显著者莫过于“绝地天通”，《大荒西经》上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卭下地。”《尚书·吕刑》、《国语·楚语》、《史记·历书》《太史公自序》中对此也都有记载，其中以《楚语》所述最为详备，而且“重寔上天，黎寔下地”一语的句型结构也与《大荒西经》相似。对于“绝地天通”的性质，对此作注的古代学者多着眼于官制，强调重黎执掌天地之官；今人李零也认为“绝地天通”讲述的是祝宗卜史一类的职官，特别是史官的起源。而现代学者多从神话学、宗教学或哲学、天文学等途径加以阐释，或者理解为神话时代的结束，或者理解为原始宗教或巫史文化的开始，或者理解为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滥觞，或者理解为上古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历法改革。

考虑到《大荒西经》中又有“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之语，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祝融与黎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绝地天通”的天文学意义。

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详述的五行之官中，颛顼氏之子犁为火正祝融。是以我们知道在这里祝融为职官之称，并非是人名或氏族名。

对于何为火正，《汉书·五行志》解释说：“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即认为火正为火德之神，这显然是受五行说的影响，实为附会臆测之言毫不可信。实际上，《五行志》所引《左传·襄公九年》的内容中已经明确说出了火正的职司，“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

这个大火（也单称火）并非火星，而是指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这颗赤色的亮星，而火正就是负责观测大火从而确定农时。每年当大火在傍晚时分出现于东方天空中的时候，便宣告了新一轮播种季节的到来，这便是引文中所说的“纪时”，也即“授时”。因此火正实际上是观测星象以定农时从而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官，并非什么主掌水火之火的火官、火神。《楚语》上说的  “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与此正相符合，不失火正之本来含义；而《太史公自序》中为与南正对应把火正改为北正，或许是在司史迁之时，火正已失其本义而演变为火神之故。

《海内经》中以祝融为炎帝之后应该是受五行说的影响，在五行系统中炎帝与祝融都居南方而同为火神，这正是不了解火正之火为大火而非五行之火的缘故。这也可反证《海内经》资料之晚出。 

前文中我们提到少皞氏之时以凤鸟氏为历正，以玄鸟、伯赵、青鸟、丹鸟四鸟分司分至启闭八节，反映的是一种观察候鸟以明时令的物候历制度。而到了颛顼之时，则以观测大火星的方位来确定农时，这在天文历法史上是一大进步。以相对发达的天文历取代原始的物候历，而天文历不像物候历那样要因地而异并且普适性与精确性较高，使历法摆脱了对地域的依赖，进而使国家地域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自此以后天文与地理，天与地分家，从而形成“绝地天通”之情形。由物候历到天文历，既符合事物由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规律，也说明少皞与颛顼是前后相承的。 

文字：张永圣，《山海经》中的东夷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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