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概略（上）

一、隋代中日佛教发展背景

佛教相传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作为外来宗教，佛教经历了与儒家、道家思想的碰撞，始终没有从中国消失或被融合，甚至一度壮大。下面我将分析一下佛教是如何从魏晋南北朝过渡到隋唐的，又是如何适应中国人的需求的。

（一）隋代中国的佛教发展背景

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与立国的过程中战乱不断，给中原地区的人民造成了无尽的灾难。恰逢玄学地位受到西晋灭亡的冲击，给了佛教发展壮大的机会。佛教利用这一时期思想的真空期，迎合了底层民众对于安定的向往，以其“忍耐顺从，因果来世”的思想理念为受苦受难的人民描绘了美好的幻想蓝图。同时，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在长期的厮杀中胜败不定，见惯了生离死别，内心的惶恐、不安、怯懦，使他们急需要佛教教义给予精神的慰藉，支撑他们度过艰苦的岁月。因此，全社会的精神需求给予了佛教生长的土壤。而江南地区以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陈后主陈叔宝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极度迷信佛教，以至于用“佞佛”来形容他们的事迹，以上三人都曾于在位期间到寺院为奴，竟然需要群臣去寺院花重金赎出。东晋到南朝，江南地区门阀士族掌握了权力的宝剑，他们对于佛教也极其的推崇。谢灵运属于名门贵族的陈都谢氏，迷信佛法，即使后来获罪被杀，临死前心愿竟是将胡须割下以便于塑造维摩诘像时作为假须，这种虔诚到疯狂的态度在那时不止他一人。在当时，佛教僧侣具有免除赋税劳役的特权，僧侣不在编户之中。因此很多百姓投入沙门，剃发为僧来躲避赋税徭役，并且许多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地，并且世俗政府无法对其收取租税。以上情况日益严重，干扰了封建国家的经济运作。当佛教对人的精神控制和对国家运转的干预到达顶峰时，统治者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以遏制，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两次毁佛灭法运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6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年），使僧侣“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虽然佛教经历了两次打击，但是并没有将其彻底消除在中国，佛教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发展至隋代，581年，北周的外戚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589年，隋文帝杨坚灭亡了南方的陈朝，中国经历了约300年的大分裂时代后，重新归于一统。在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与割据中，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渐南下，前秦，北魏等政权一度统一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交融，少数民族也经历了各方面的汉化。南方地区的人民在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下，也发展了相应的经济与文化。于是，隋唐时代，大一统的社会条件使南北双方文化处于中华文化的统一的格局下，必然会使文化发展出新的高峰。

同时隋文帝，敏锐地发现了佛教对于麻醉人民，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因此在隋初改朝换代之时，重新恢复佛法用来稳定人心。此时佛教经过数百年与中国人心地磨合，又经历了不同态度统治者对其的磨练，自身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周围邻国接触到佛教信仰，便会对中华文明产生向往，中国东方的日本正是这样。

（二）隋代日本佛教的发展背景

当中国由乱世重新归于一统时，东方的岛国日本局势突变，崇峻天皇被权臣苏我马子遣人杀害后，敏达天皇的皇后，额田部被苏我马子推举为天皇，即推古天皇，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天皇。推古天皇立圣德太子为皇太子，使其与苏我马子共同执政。从圣德太子开始的推古朝改制，日本积极向中国学习，引进了一系列隋唐的制度。圣德太子笃信佛教，听闻东方中华佛法兴盛，遂派遣一系列遣隋使与留学僧，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将隋唐先进文化与制度带回日本，推动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

六世纪中叶，佛教通过百济与日本之间的交流传入日本。进入日本之初，物部氏和中臣氏联合与苏我氏对抗，他们对权力的争夺也体现在了佛教的去留问题之上。苏我宿祢稻目认为西方的许多国家已经尊奉佛法，日本学习其他国家之际，必须尊奉佛教。而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的意见是日本已经有自身所信奉的神明，引进佛教，尊崇其他神祇，必然导致国神发怒。他们把国家内部流行瘟疫、人民流离失所等苦难归咎于佛教，他们采取行动破坏佛像并推入堀江之中。政见不同加之信仰的冲突，物部氏、中臣氏与苏我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苏我马子扫清物部氏对自己的障碍后，与圣德太子共同实行兴佛政策，虽然圣德太子去世、苏我马子被中臣镰足联合大兄皇子杀死。但是佛教的信仰也在日本扎了根，后世佛教在日本开枝散叶，离不开圣德太子的一系列与东方佛教交流的措施。

二、圣德太子对发展佛教的贡献

（一）对外派遣遣隋使

圣德太子时期采取了发展佛教的诸多政策。伴随隋朝与日本恢复邦交，圣德太子就为学习佛法派遣使节来华。即《隋书·倭国传》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西海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拜朝，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末处天子无恙，云云。”这份国书虽然使隋炀帝格外不悦，因为国书中将隋炀帝称为日末处天子，但是隋炀帝并未禁止日本使节来华。以上记载中明确指出了最初遣隋使来华时以引进佛教为主要目的，将佛教交流作为两国恢复邦交的起点，足可以说明圣德太子对于佛教的重视，随行派遣的沙门僧侣有数十人，在海上交通运行全凭自然气候的时代，敢于将几十人通过海运运往一个国家学习佛教，一是说明了此时中华佛教的吸引力足够强大，二也证明了圣德太子在新政中弘扬佛教政策所占的巨大分量。

图1 圣德太子像

日后隋朝方面派裴世清作为使节来到日本，日本表示希望了解学习中华的“惟新之化”，表示希望学习隋一系列的新政，包括佛教等文化内容。当裴世清回国时，日本派出使节小野妹子随裴世清返回隋朝。日本方面随同使节团到达隋朝的有八位留学生以及学问僧。其中包括中国移民的后裔，懂得汉语，这便于了他们在中国学习交流文化。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朝，专门学习佛法的数十名沙门，虽然回到日本后的情况缺少记载，但是可以推知他们对日本佛法的促进在当时是前沿的。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曾做过统计，日本派往隋的学问僧占访问团的62%。可以说明，在推古朝派遣的遣隋使活动目的主要就是学习佛法。

图2 小野妹子像

（二）对内推动佛教发展

圣德太子利用外交来吸收佛法，同时在国内大力引进佛教人才、修建寺庙、兴修佛像。圣德太子制定了《宪法十七条》，提倡“笃敬三宝”，将佛法视为治国之本，要求臣民信奉佛教。他接纳高句丽僧侣慧慈与百济僧侣慧聪，圣德太子被二人“弘涉内外，尤深释义”的精湛佛法所深深吸引，遂拜二人为师，据说圣德太子在学习后的佛学水平能够做到“闻一知十，闻十知百”（《圣德太子传历》）。在推古朝，圣德太子向僧侣学习《维摩诘经》、《法华经》等经文，并且组织对佛教著作进行注释。此外在这一时期，圣德太子兴建佛寺，营造了众多佛像。推古天皇四年（596年）建成飞鸟寺，形成日本兴隆佛法的中心。随后推古天皇五年（597年）于摄津（今大阪）建成了四天王寺，四天王寺的建造是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讨伐物部氏过程中向菩萨祈求保佑而许的承诺。推古天皇十三年（605年），圣德太子等共同建造铜制及绣造丈六佛像各一躯，奉于飞鸟元兴寺。佛教顺利融入日本社会，在日本宗教文化中独具特色。

三、唐代中日佛教发展的背景

（一）唐代中国佛教发展背景

进入七世纪，隋朝的统治者隋炀帝暴虐无比，征发民力，导致隋王朝民变四起，逐渐走向了灭亡，最终隋炀帝于公元618年在江都被权臣宇文化及所弑杀。隋末群雄逐鹿，身为关陇贵族的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称帝，定都长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极盛的大一统王朝，唐王朝。在战乱期间，中华文明与日本的交流减少甚至中断，而当中国重新归于唐王朝一统后，双方之间的文明交流顺理成章地重新恢复，日本与唐朝佛教交流的文化成果比隋代更加璀璨。

到了唐代，虽然皇帝不信仰佛教，唐代李氏皇族自诩为老子李耳的后人，信奉道教，但是唐代皇帝认识到了佛教对于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等到唐玄宗时期，今天中国存在的佛教宗派基本在中国形成了。即使佛教经历了唐代的“会昌毁佛”运动，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是唐宣宗以后，随着政策再次倾向佛教与社会动荡的加剧，佛教个宗派整体呈现复兴趋势。

（二）唐代日本佛教发展背景

在圣德太子去世后六年，推古天皇逝世，日本又经历了舒明天皇、皇极天皇二朝。朝廷中的苏我氏与皇族以及其他贵族矛盾日益加深。当舒明天皇之子中大兄联合中臣镰足等发动政变，打击苏我氏，拥立了中大兄舅父轻皇子即为，此即孝德天皇。孝德天皇仿照中国年号制度，建元“大化”，此时日本内部面临着落后的奴隶制性质的氏姓制与部民制带来的巨大社会危机。为了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巩固封建政权实力，大化二年孝德天皇发布革新诏书，开启了日本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改革之一，即“大化改新”。改新历时五十余年，日本积极向唐朝派遣留学僧和遣唐使，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带回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