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概率（下）

一、唐代中日佛教交流

（一）日本大化改新时期日本学习中国发展佛教

“大化改新”过程中，孝德天皇重视对佛教的发展，仿照唐高祖时期任命高僧为“十大德”的方式，在日本任命十师教导僧侣。日本各地受到天皇尊崇佛教的影响，兴起了佛学之风，各地的贵族认为佛法具有保国安民，带来吉祥如意善果的作用，于是大力兴建佛寺、塑造佛像、讲经说法来积攒功德。佛教僧侣与日俱增，孝德天皇改新前后，寺院增加了将近五百座，僧侣增加了数千人。

日本善于学习唐的制度，面对着佛教在日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一情况，将佛教事物管理提上日程也成为“大化改新”的改革点之一。在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年），一位僧侣竟用斧子残忍袭击其祖父，这一恶性刑事案件使推古天皇意识到设置管理僧侣官员的必要性，于是她设置了僧正、僧都来约束管理僧众。这是日本对佛教管理的初步尝试，到孝德天皇时期，明确“十师”的职责，同时任命在俗人员担任寺司，管理有关该寺院的经营问题。日本的僧官制度又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改进，天武天皇二年（674年）又增加了僧都之下的佐官。此外，中央僧官成为“僧纲”，隶属于日本八省之一治部省的玄蕃寮，此机构掌管全国寺庙事物和僧籍，定期统计审查僧尼名籍。日本社会模仿唐朝典章制度，也决定将日本佛教纳入律令制国家体制内，于是模仿唐朝对道教、佛教人员管理的条例《道僧格》，制定了《僧尼令》，通过明文规定以行政力量规范僧尼行为。一系列改革下，日本佛教中的乱象减少，日本佛教置于规范下发展。

（二）中华鉴真东渡日本授佛法

自从佛教被日本贵族阶层视为大陆先进文化和载体置于施政施教地位而得到崇信时，中日两国以先陆路后海路的方式进行佛学交流。中国历经隋唐二朝，日本经过飞鸟、奈良直到平安时代，中国佛教宗派逐渐传入日本。奈良时期兴盛的佛教六宗学说，即“奈良六宗”，包括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

图3 鉴真东渡日本路线图

中国的鉴真和尚是日本佛教六宗中律宗的创立者，他六次东渡日本的故事千百年间传诵于中日两国。鉴真早年间先后在长安、洛阳学习佛法，他学习的是南山宗和相部宗的律学。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入唐请鉴真法师，他们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法师东渡传法。他们对鉴真说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尚东游兴化。（《东征传》）鉴真听完后，想到过去听说日本国长屋王曾派人送给中国绣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的袈裟，于是鉴真开始动员弟子前往日本传法。弟子们一开始担心前往日本需要横渡大海，行程凶险，但是当他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昔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东征传》）弟子随即被鉴真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前往。

鉴真东渡六次，前五次失败。第一次东渡于唐天宝二年（743年），当时唐王朝实行海禁政策防备海贼，禁止船只出海。五十六岁的鉴真谎称到天台山供养僧众，以便于准备出海。但是鉴真的弟子之间爆发矛盾，一个名叫道航的弟子嫌高丽僧如海年轻，在鉴真面前反对如海出海，如海一气之下跑到官府诬告道航私自造船出海，勾结贼寇。虽然此事最终判决较轻，但第一次东渡宣告失败。第二次东渡于第一次东渡的同年九月，但是老天爷似乎要考验鉴真，一场风浪击破船只，鉴真等人只得作罢。第三次东渡时间有同年底或天宝三年（744年）两种说法，鉴真等人修好船只后出海，但船只又一次被风浪击破，众人被迫上岸。不巧被人目击后举报给了明州刺史，他们便被安置在了县的阿育王寺。第四次东渡始于天宝三年（744年），准备过程中，越州等地僧侣担心鉴真东渡过于危险，生死难料。于是他们向官府告发鉴真东渡一事，最终鉴真一行被官府截住，第四次东渡失败。天宝七年（748年），鉴真准备第五次东渡。此次东渡，鉴真等人努力克服飓风和海上气候，到达端州时（今广东高要县）时，日本僧人荣睿去世，天宝九年（750年）日本僧人普照又与鉴真辞别，六十三岁的鉴真在炎热气候与内心忧伤之下双目失明。大约在天宝十年（751年）才回到扬州入住龙兴寺。唐朝尊奉道教，天宝十二年（753年），一心于佛教的日本使者在婉拒玄宗想派道士到日本去传播道教的请求后，来到扬州拜见鉴真，请求他去日本讲法。鉴真表示同意，然而消息的走漏使扬州龙兴寺周围防护严密，好在鉴真于当年十月十九日，离开龙兴寺，开始了第六次东渡。鉴真前往日本所带的物品中除了佛具外，还有王羲之的行书真迹。最终，鉴真和尚在公元754年阳历1月23日成功踏入九州北部太宰府的土地。

鉴真是促进中华民族与日本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以一颗虔诚且无畏的心与怒涛争锋，跨过沧茫汪洋远到日本传授佛法。他传授的不仅是佛法，还将中华文明中的无数优秀文化成果带给日本。鉴真初到日本，便开始向日本普及受戒仪式。（受戒即僧人出家时接受戒律的仪式）尽管在鉴真到达日本之前，许多僧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受戒不符合戒律规定。但是在鉴真传授戒律和受戒开始之时，部分僧人对过去受戒遭到否定表示不满。守旧的僧人感觉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侵害，开始抱怨鉴真的到来。但是毕竟鉴真获得了天皇的支持，有着在佛学界广大的威望，最终鉴真还是得到了日本佛学界的承认。如此，鉴真师徒等在东大寺、唐招提寺以及大安寺等地向日本僧人传授戒律和受戒仪式。鉴真在日本讲授《四分律》、《行事钞》、《四分疏律》、《镇国道场饰宗义记》等。培养出的弟子皆精通以上律学经典，因此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之祖。鉴真除了参与佛教相关事务外，在建造唐禅院与唐招提寺的过程中，使日本学习到了中国先进的建筑、雕塑、美术等。除此之外，鉴真通晓医学，留有《鉴上人秘方》，是鉴真医术与医药学的集中体现。

（三）日本高僧来华学习佛法

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是大唐佛教向日本的一次输出。文明是双向交流，日本也有众多潜心研究佛法的高僧前往大唐学习佛法。跟随同一队船只来到大唐的日本最澄和尚和空海和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最澄和尚来华求法

最澄（767年-822年），十二岁时便跟随行表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于奈良东大寺成为正式僧人。最澄主要学习的是天台宗的佛法教义，当他想要发扬天台宗之时，上表天皇，乞求入唐求法。延历二十二年（803年）四月，最澄与弟子跟随藤原葛野麻吕的遣唐使船队起航，虽经历风浪折回日本，但是在第二年成功出发并到达大唐。最澄和尚到达大唐后，来到了台州临海县，受到了台州刺史陆淳的欢迎，在陆淳帮助下，最澄向道邃请教了天台宗的教理。同时，最澄为了回国时能够证明自己的佛法是在大唐所学习的，请陆淳为其书写了一份证明，即《台州刺史陆淳之印记文》。日本的和尚来到中国往往会请中国的官员或高僧为其书写学习证明或者给予袈裟等物来证明，这种现象流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元代依然存在。最澄在唐陆续接受了天台宗、密宗、禅宗、大乘佛法后，于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跟随藤原葛野麻吕的遣唐使船队回到了日本。

最澄将大量的经文带回了日本，并上表天皇。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五年（806年），最澄上表天皇请求给予天台法华宗一定的度僧名额。朝廷应允了他的想法。天台宗与其他六宗并行传布，最澄的贡献使天台宗在日本正式成立。最澄以比睿山为天台宗传法中心积极开展传教活动，最终他于嵯峨天皇弘仁十三年（822年）于道院中去世。

2，空海和尚来华求法

另一位来到大唐学习佛法的日本高僧名为空海（774年-835年），他与最澄是同一时间来到的大唐。早年间的空海出身于日本的豪族家庭，幼年的学习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对中国的经史子集以及诗歌都有研究。随着中国佛教对日本影响越来越大，空海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开始研究佛教，二十岁时便在石渊寺出家。唐玄宗年间，印度密教的三位僧人，善无畏（637年-735年）、金刚智（669年-741年）和他的弟子不空（705年-774年）来到了大唐，他们翻译宣传密教经典，对大唐的密宗形成有重要影响，一般认为他们就是中国密宗的创始者，于是后世尊称他们为“开元三大士”。空海在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后，四处阅览佛经，对密教经典《大日经》产生了诸多的疑问，于是萌发了到大唐找高僧求解的愿望。此时唐朝密宗的权威僧人应当是“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的弟子，惠果。惠果和尚在唐朝影响力几大，尊为国师。当时身患重病的惠果听闻有横渡汪洋而来求法的日本日本僧侣空海，仍然愿意为其讲经说法。惠果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为空海解答疑惑，传授教义。惠果去世后，空海继续跟随其他大唐僧人学习。

当空海回到日本后，不负惠果和尚的期望。他仿效唐王朝开办了面向普通民众的学校名为“综艺种智院”，宣传儒释道三教，这一举措迈出了日本民间办学的第一步。当嵯峨天皇粉碎了平成天皇企图复辟的阴谋后，空海和尚奏请在高雄山寺以密教规定仪式诵经为国家祈祷，这一举措令嵯峨天皇赏识空海。从此，在嵯峨天皇的帮助下，空海在日本创立并传播真言宗十分顺利。因为空海的真言宗将东都东寺作为中心，所以他所创立的密教亦称为“东密”。

空海之所以受到嵯峨天皇的赏识，不仅在于他政治上倾向于嵯峨天皇，更重要的是他与嵯峨天皇兴趣相投。空海精通诗书画，经常收到嵯峨天皇的邀请与其谈论艺术。空海擅长草书，是日本草书之圣，他与嵯峨天皇、橘逸势被称为“日本三笔”。足可以说明嵯峨天皇与空海二人书法造诣之高。

图4 空海草书书法图

佛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种外来的宗教，都会在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民族化的影响。中国的佛教收到本土化的形象，逐渐与儒家、道教相结合，在隋唐时宗派得以形成。隋文帝热爱佛法，在隋代恢复佛教的氛围下，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宗等宗派形成。事实上，隋唐佛教宗派形成，是佛教与中国本土各种文化交织碰撞的产物，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

二、日本佛教的民族化

日本佛教的民族化围绕着《法华经》展开。《法华经》是大乘佛教初期的经典之一，在传播到中国后有了本门和迹门之分，这二者的区别是佛身观，所谓“迹”指的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释迦牟尼佛，而“本”指《法华经·如来寿量品》所说的“久远实成”的真实的释迦牟尼佛。日本佛教界对于本门与迹门的态度则侧重于本门立场上。

据最早记载推测，《法华经》在圣德太子时期就已经受到了日本佛学界的重视。后来，鉴真带入日本的天台宗学，就是以解释《法华经》为中心，而真正建宗立派将其发扬光大的应是最澄和尚。最澄人生中为宣传佛教经历了两次论争，第一次论争是与南都僧纲辩论是否建立大乘戒坛；第二次则是与法相宗僧德一论争教理。而就在第二次论争中，最澄以“天台法华宗”的立场围绕《法华经》为中心进行论争。

《法华经》在日本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给予了日本极大地影响，在与中国佛教的比较下，可以看到日本佛教的特点。在理论方面，最澄在接受《法华经》中的二者择一的思维模式，重视一乘思想和众生悉有佛性的学说，由此推动了日本佛教世俗化和现实主义倾向，例如今天日本的僧人可以娶妻生子与吃肉。在实践方面，日本不同于中国，有多部经典受到重视，《法华经》在日本的地位是其他经典无法超越的。不仅在天台宗盛行，而且它具有的咒术性，忏悔—灭罪的思想与日本本土宗教有相似之处，容易被民众接受。当日本佛教本土世俗化被限定于《法华经》被接受这一问题的范围内时，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三、中日隋唐时期佛教特点

（一）唐代中国佛教特点

我们梳理了中国佛教在隋唐前的发展，中国隋唐时与日本进行佛教交流的概况，概述了日本佛教在中国隋唐时期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国的佛教因为其发展历史悠久，与本土文化融合，产生了诸多的特点。中国的佛教是道教、玄学、儒家思想和印度大乘佛教以真如、佛性为本体的宇宙本体论相结合的一种佛教哲学。尤其是论争佛性涉及到心性论时，便会具有儒家人性论的影子。中国的佛教又依据大乘佛教“真俗不二”、“烦恼即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世间，生活日用即为佛道。中国古代存在着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佛教始终受政府的管辖，寺院经济一旦发展就会被扑灭，僧兵武装也被抑制，所以在思想上中国佛教的僧俗信徒宗派意识弱，各寺院受到宗法制度影响，建立了师徒间嗣法和等级制度。

（二）唐代日本佛教特点

日本佛教有强烈的佛法护国观念，各个阶层的人都认为佛法可以保佑国家。在佛教传入之初，日本本土神道依然不够成熟，因此出现了神佛同体论，认为佛是日本原有神灵的本体，日本神灵是佛的化身。日本的佛教具有鲜明的宗派意识，有传承世系，甚至世袭制的土地财产，大的寺庙拥有实力雄厚的僧兵。日本佛教盛行念佛唱题，并且具有明显世俗化倾向。这些古代日本佛教的特点，对近代以及当代日本佛教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总结与展望

当今佛教已经成为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东亚、南亚等地信奉人数又是最多。很大程度上就是古代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作为强国进行辐射的结果。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生产力较低，并且长期分裂割据，无法使佛教进行大范围的传播。而中国自东汉佛教传入以后，使佛教首先在本土影响扩大。随着中国对周边、对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四方仰慕华夏文明，在交流中中国的先进文化之种撒向国外，中国化的佛教也进入了其他国家，并继续吸收这些国家的特质而本土化。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是佛教交流史上的典型缩影，也是中华文明交流史上的一抹精致的色彩。在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今天，文明如何积极正向交流，使文明交流带动四邻友慕，共同发展，是中华民族今时今日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