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的“乐山时期”（上）

在武汉大学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国难当头，日寇进逼，三镇危急，刚刚跻身全国名校之列的国立武汉大学，被迫痛别珞珈，举校西迁，流落至祖国西部边陲地带的四川乐山（旧名嘉定、嘉州），并在此弦歌不辍，坚持办学长达八年（1938－1946）之久，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艰窘环境下，却迸发出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甚至取得了比战前的珞珈山时代更加丰硕的办学成就，不可思议地创造出自身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上篇  苦难岁月里缔造的辉煌成就

 

20世纪30年代，新兴的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郊外的珞珈山一带大兴土木，辟山建校，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便将这片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与此同时，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也蒸蒸日上，被时人高度评价为“全国大学中的后起之秀，将来有无限的希望”，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甚至对一位美国外交官称：“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

 

然而，不幸的是，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及高等教育事业正常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日寇有意识地破坏和摧残中国的大学等重要文化教育设施，使中国本就基础薄弱的高等教育事业蒙受了巨大损失，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死考验。

 

为了躲避战火，让饱经劫难的中国高等教育不致因抗战而中辍，以保存和延续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和文化火种，地处东部沿海战争第一线地区的大部分高校，纷纷开始向内陆偏僻地区迁徙，一场大规模的高校内迁运动，就此在抗战的烽火中全面展开。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时，国立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新校舍建设工程只完成了全部规划的三分之二左右，随后便被迫停工，留下了不少历史的遗憾。到了1937年底，随着上海、南京的相继沦陷，长江下游门户洞开，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的内迁也开始提上日程。

 

据说，当时“武大教授杨端六因事在重庆，听说四川乐山人士欢迎武汉大学迁往该地。因此杨氏特乘飞机前往该地视察”。1938年1月，学校“派负责人员往川省各处视察”之后，认为乐山是“最为适宜”的迁校目的地，其理由主要为：

 

（一）该处尚无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立。

 

（二）地处成都之南，叙府之西偏北，水陆交通，均称便利。

 

（三）生物矿物，产畜丰富，可资研究，以备开发。

 

（四）民情风俗，颇为朴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

 

（五）公私建筑物颇多，其破旧者加以修理，即能适用。

 

（六）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之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乐山风光

 

1938年2月3日，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致函四川省政府，请求将乐山文庙等处拨为武汉大学战时校址，以求“为国家多保一分元气”。2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第322次校务会议正式决定“呈商教育部四年级学生留校上课，一、二、三年级学生暂迁嘉定，并于暑假后酌量情形，再行商迁贵阳”。2月26日，第323次校务会议又决定组织迁校委员会，以杨端六为委员长。

 

3月10日，第一批办理迁校事务的10多位教职员正式启程，随后，大部分教职员及一、二、三年级学生，怀着沉重而复杂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痛别珞珈，采用自由组合的方式，分批乘船出发，陆续踏上了穿越荆楚大地与巴山蜀水的漫漫四千里征程。

 

武大学生陆秀丽（右，现年103岁）、唐良桐（左）在乘“民贵轮”入川途中

 

 

4月2日，全部迁校委员先期抵达乐山，经与地方政府及士绅商议，先后勘定和租借乐山文庙、三育学校、李家祠（又名李公祠）、龙神祠、县财务委员会、观斗山、露济寺、三清宫、火神庙、进德女校等处为校舍，随后便开始修葺房屋，购置器具，积极筹备。4月8日，王星拱校长在珞珈山校本部主持召开第327次校务会议，议决将“本校嘉定临时校舍”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

 

乐山文庙“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校牌

 

4月底，经过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大部分师生陆续抵达乐山，得益于“当地官绅之热心赞助”与“迁校委员日夜苦干”，“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很快便于4月29日开学上课，此时距学校正式作出迁校决议仅仅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6月，“分部校务几已恢复本部旧观矣”。

 

7月，留在珞珈山校本部学习的四年级学生纷纷毕业离校，除了少量被学校留下负责看管校产的教职员外，最后一批随校西迁的教职员在王星拱校长的率领下离开了珞珈山，最终于9月抵达乐山。

 

1938年10月底，武汉三镇相继沦陷，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1939年底，日军从其本土千里迢迢地运来一批樱花树苗，将自己的“国花”栽植于此，以炫耀武功，给这座美丽的校园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屈辱印记。

 

武汉沦陷期间，侵华日军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该照片大约摄于1947年春或1948年春）

 

武汉大学在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乐山城落脚之后，并未按照原定计划在一学期过后改迁贵阳，而是选择了长期驻留乐山。不过，直到1940年夏，位于乐山文庙的“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方才正式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乐山文庙“国立武汉大学”校牌

 

国立武汉大学校本部——乐山文庙鸟瞰

 

此外，武大从1937年12月起便开始搬运各种重要图书仪器，其间曾两度遭遇日机轰炸，直到1939年5月才将大部分校具物品迁至乐山，还有一部分图书仪器则寄存在汉口英商怡和栈房（1940年3月4日不幸被日军全部劫去）。在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日军的轰炸与劫掠，全校的图书仪器设备总值损失了约八分之一（其中藏书损失了约三分之一），但主体与精华尚存，在抗战大后方亦堪称数一数二。

 

 

1945年8月，武大师生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9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组织了复校委员会，仍以先前西迁乐山时负责迁校工作的杨端六教授为主任委员。1946年3月，第一批货物启航；6月，首批人员启程；10月31日，已经抵达武昌珞珈山校园的大部分武大师生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本校十八周年纪念”暨“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至此，国立武汉大学流亡四川乐山的八载岁月终告结束。

 

 

乐山时期，毫无疑问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物质条件最恶劣、物质生活最艰苦的时期。

 

时值抗战，全国大多数人民都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武汉大学师生在乐山的生活自然也异常艰苦，甚至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广大师生在战火纷飞中被迫痛别物质条件相对优越的武昌珞珈山新校舍，来到位于西部边陲、地理位置甚为偏僻、经济也相对落后的四川乐山这座小山城，其生活水平自然不可避免地直线下降。

 

正如当时随校入川的外文系学生吴鲁芹（时名吴鸿藻）所言，“到了嘉定，似乎忽然发现生活退回到十九世纪，用惯自来水的人，改到要用脸盆去大木桶中取水，这一吃惊的认识，实在是非同小可。至于校舍，当然更说不上了，文法学院设在城内的文庙，理工学院在城外，都是破屋数椽，粉刷一新，尤其是粉刷工作大半是急就章，事先没有整修过，白粉墙高低不平，斑斑点点”，“这时的宿舍是大统舱，与珞珈山有天壤之别了，每人的天地是一张木床，读书写字都得借重公园中的茶亭，起初是下课上茶馆，渐渐是上课也上茶馆”。

 

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某男生宿舍（李约瑟 摄）

 

著名漫画家、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方成（原名孙顺潮，笔名利巴尔）笔下的观斗山第三男生宿舍内景（后改为实验室，第三宿舍则改设于叮咚街）

 

1939年8月19日，侵华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对乐山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全城三分之一的街区被炸毁，数千名无辜市民丧生，武汉大学亦有15名师生员工不幸遇难。正如王星拱校长在《嘉定纪难和勰丞七篇》一诗中所言，“偏陬物质本贫窳，阅此一炬愁逾艰。孑遗身外靡长物，乃值秋熟啼饥寒”，在“八一九”大轰炸过后，乐山当地的经济更加凋敝，物价飞涨，广大人民与武大师生的生活也更加困苦。即使是那些生活原本非常优裕的大学教授们，在无比猛烈的通货膨胀面前，其日益“贬值”的薪水也越来越难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再也请不起佣人，而被迫亲自操持家务。1940年，中文系教授刘永济所作的一首《浣溪沙》，道尽了当时武大教授们的凄凉窘迫：“煮字难充众口饥，牵萝何补破残衣，接天兵祲欲无辞。一自权衡资大盗，坐收赢利有伧儿，一家歌笑万家啼。”

 

1939年“八一九”大轰炸后的乐山街景

 

1941年10月，国立武汉大学全体教授联名致电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声称自从抗战爆发以来，乐山当地的物价总指数已达1937年的18.69倍，尤其是粮食价格更达到30.88倍，但教授的收入比1937年“尚未高出一倍，两相比较，收入与支出相差至十七倍，艰窘情况，可想而知，所以衣履大都不完，子女多数失学，而日用开支依然难于维持，物价之上涨，犹未有底止”。

 

后来，外文系教授刘盛亚也指出，武大西迁乐山后，“没有过三年，大学里的先生们的生活水准就降低了，他们的衣服破了，自己买柴买米了。普遍地泛在脸上的红润没有了，代替那种美丽底颜色的是一种苍白。这样的情形不止只见于这个城市，全国的学校都是如此，不管是大学，中学或是小学”。

 

著名国画家关山月1944年11月在乐山的画作《今日之教授生活》，画中人物为著名数学家、国立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李国平

 

经济条件相对更好的教师尚且如此，广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当然就更加恶劣了。正如当时的校方所言，“武大学生……贫苦负笈者多……学生平日均衣着朴素，饮食简单……迁川以来，多数学生因家在战区，接济无落，衣敝缊袍，益增磨砺”。

 

在乐山，大多数武大学生都只能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他们吃的是掺有砂子、稗子、谷壳、草粒、树叶、碎石、玻璃碴、虫子甚至老鼠屎的所谓“八宝饭”，穿的是打了一道又一道补丁、甚至是由破旧的被子或毯子拆改成的衣服，住的是破败、狭小、黑暗的鸽子笼似的宿舍，很多来自沦陷区、完全丧失了经济来源的贫苦学生，更是只能靠国民政府教育部提供的一点微薄的“贷金”艰难度日。

 

方成漫画

 

1940年7月，武汉大学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发现男生营养不良者在十分之一以上。学校医务室的条件也很简陋，当年全校平均每天有40多人患疟疾，而医务室每天仅有10支奎宁注射剂，这就使得许多身患重病的学生不得不每日早起去校医室争抢那一针救命的奎宁。

 

方成漫画

 

为解决生计，广大师生不得不抽出大量宝贵时间来从事各种“副业”——或翻箱倒柜，变卖旧物，或托人求情，兼职代课，甚至摆摊设点，做小生意，藉此度过难关，哪怕是全校薪俸最高的王星拱校长亦不免如此，其夫人甚至还在家门外开垦荒地，种菜养猪，以弥补食粮之不足。放眼古今中外各国大学校长，像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这样因生活艰难而在自家门前养猪的，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一大奇闻！

 

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与夫人叶玉芝在乐山住所门前的合影

 

由于生活艰苦，医疗条件恶劣，到了抗战中后期，武汉大学体育部的邓光西、机械系的郭霖、矿冶系的王若怡、生物系的陈恕田、哲学系的黄方刚、史学系的吴其昌、数学系的萧君绛、外文系的费鉴照、法律系的孙芳等10多名教师，先后被贫病夺去了生命，去世时年龄最大的萧君绛51岁，最年轻的邓光西仅35岁。

 

至于广大生活条件更为恶劣的贫苦学生，因贫病交加而不幸英年早逝的人数自然就更多了。在整个乐山八年期间，武汉大学的师生总数不过数千人，但非正常死亡人数竟在百人以上，如此之高的死亡率，使得学校的公墓不得不一再扩大，最后甚至被广大师生无比心酸地称为“第八宿舍”（因乐山时期全校的学生宿舍最多时共有七处）。

 

 

乐山时期，同时也是武大师生不畏苦难、弦歌不辍、克难奋进谋发展的时期。

 

在那段战火纷飞、民生凋敝的艰辛岁月里，物质匮乏、经费短缺、生活困苦，从来就没有将这所流亡大学的师生们压垮，恰恰相反，他们直面艰窘，咬紧牙关，因陋就简，迎难而上，想尽一切办法来努力坚持各种办学活动的正常开展。破旧的寺庙、祠堂、工厂、民房等稍加修理改造，就变成了教室、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广大教师安贫乐道，辛勤工作，莘莘学子一心向学，刻苦攻读，虽粗粝不饱，衣履不完，却从未放弃对知识与学术的孜孜以求。

 

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文庙大成殿）

 

文学院（文庙尊经阁）

 

法学院（文庙崇文阁）

 

电机大楼

 

乐山时期武大学生在实验室留影

 

正如乐山时期曾在武大就读的著名哲学家萧萐父所言，“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习钻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国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在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办学期间，身为一校之长的王星拱，一方面清廉自守，与广大师生同甘共苦，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关心广大师生的日常生活，而且总是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改善全校师生的生活条件，为他们排忧解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校方面，在经费紧缩之下，还是极力替各人打算着，总使各人能维持最低生活，使经常课务不致因生活不安而受到坏的影响。例如学生，除领受教育部伙食贷金外，校中另筹的款，办理特别救济以补贷金之不足，对于教职员一再加薪，藉以提高待遇”。

 

王星拱校长曾充分利用自己在化学方面的学术专长，亲自为学校医务室配置药物，救死扶伤，却从不张扬。到了1941年前后，在广大青年教职员的生活日渐艰窘的情况下，他甚至还将教育部为大学校长专门配置的小汽车变卖出去，将所得款项用来补贴全校青年教师的生活费用！为了保障最基本的教学条件，王星拱校长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为学校购置图书、仪器、实验药品等，还总是不顾病痛折磨，四处奔波，跑遍了大后方的大中城市，亲自登门拜访各个学科领域的优秀学者，并诚挚邀请他们来校任教，使学校在抗战期间如此艰难的客观环境下，还能长期保持着一套较为充实的高水平师资阵容。

 

当时的武大，除了有这么一位“一切为了全校师生的好校长”，自然也不乏大量“一切为了学生的好老师”，他们和王校长一样，于艰难时世之中，仍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有的老师体弱多病，但即使在上课或写作的过程中吐血甚至晕倒，也会在稍事休息之后便继续坚持下去；有的老师一贫如洗，但哪怕只是随便买几根青菜用开水烫一烫就吃，也要将自己微薄的收入尽可能多地用于学术研究；有的老师将学生邀请到自己家中授课，有的老师甚至直接跑到学生宿舍去上课，还有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结伴郊游，或是茶馆叙谈，等等，随时随地将小城内外的任何一处角落化为传道、授业、解惑之所……

 

1938年夏，国立武汉大学数学系师生在乐山陈庄结伴郊游、聚餐

 

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王星拱校长还特意聘请深受广大青年学子崇敬与喜爱的外文系名教授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广大学子心目中同样也是德高望重的电机系名教授赵师梅出任训导长，这一举措，对于进一步优化校风学风、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与社会声誉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后，依然保持着在战前的珞珈山时代便已形成的优良校风与学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当时的校友所言，“建筑的华丽，物质的享受，在嘉定不如在珞珈；同学感情的融洽，读书空气的浓厚，课外活动的活跃，在珞珈不如在嘉定……母校同学，一向以读书用功著称，迁校以后，尤其如此。小小的图书馆，常常挤得满满的，教室里，食堂里，随处有我们的同学在用功；理工学院的同学更是为着实习和练习忙”，“星期日与假期，在教室与实验室里总可找到些书呆子，平日图书馆实验室里的拥挤，宿舍里‘夜车’的灯火争辉，一如曩昔”。

 

当学校和宿舍里没有足够的地方学习时，很多同学便会想尽办法四处寻找一切可供学习的场地——喧嚣的茶馆，空旷的河滩，僻静的野坟地，甚至跋山涉水，去岷江对岸的寺庙里学习，和那里的僧人们一起晨钟暮鼓。

 

1942年成立的女舍读书会成员合影

 

以英文学习为例，武大西迁乐山后，“一方面由于当局的鼓励，他方面由于同学的自觉，同学们对于英文的兴趣，突然增加起来，英语练习会一类的组织非常的多”。学校此前只是在一年级开设了一门“基本英文”课程，而这“对于英文有志深造之同学，颇感不足”，于是，应广大学生的请求，学校在1939年又专门开设了“第二年英文”，“选修者异常踊跃，每次上课时，迟到之同学，辄至伫立窗外，无法挤入教室”，“开了一班，又开一班，还是容纳不了”，最后，“学校当局鉴于同学英文兴趣之日增”，又在一年后开设了“第三年英文”，选修者仍然极为踊跃。

 

乐山时期黄鉴光校友使用过的《机械原理》教材（叶芳哲教授主讲）

 

乐山时期黄鉴光校友使用过的《机械设计》教材（白郁筠教授主讲）

 

乐山时期俞大光校友的《热工学》笔记

 

总之，在乐山八年的艰苦岁月里，武大师生始终保持着一副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使这所流亡大学在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仍然得以正常运转，不仅元气与精华尚存，而且还有很大的充实和提高，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战前相比甚至还扩大了不少，不论是教职员还是学生数量，基本上都翻了一番。1938年随校西迁到四川乐山的在校师生不过千余人，而1946年复员到武昌珞珈山的全体师生员工及其家属已有3000余人之众。

 

 

乐山时期，还是武汉大学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

 

当时，王星拱校长曾经指出：“读书风气是本校一向的良好校风，所难能的是，当这生活困苦的时候，仍不减低其兴趣，反来研究、写作的风气格外浓厚了。为交换彼此研究的心得，本校各科季刊，仍设法按时出版。”在乐山，广大教师一方面坚守讲台，辛勤教书，另一方面又笔耕不辍，实验不停，努力坚持各种学术研究活动的正常开展，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少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

 

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例，在乐山时期，刘永济教授完成了被誉为20世纪“龙学”研究四大基石之一的《文心雕龙校释》，朱东润教授开始撰写被誉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开山之作的《张居正大传》，朱光潜教授出版了在中国现代诗学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诗论》，杨端六教授出版了中国货币学、金融学的奠基专著之一《货币与银行》，李浩培教授出版了当时中国学者开展国际私法研究的标志性作品《国际私法总论》……

 

至于自然科学研究，其对物质设备的要求远高于人文社科，但即使是在经费紧缺、设备简陋、物资匮乏的重重困境中，武汉大学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们仍然想尽办法、竭尽所能地努力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并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从1936年到1949年，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有多名在校师生先后在著名的英国《自然》杂志（Nature）和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这两大世界顶尖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8篇学术论文，其中就有4篇诞生在科研条件远比珞珈山时代简陋、艰苦得多的乐山时期！

 

 

1939年9月，武大生物系教授高尚荫与助教公立华合作，在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Fresh-Water Medusae Found in Kiating, Szechuen, China的论文（详细的研究报告则在本校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上连载），报导了1939年1月14日和2月12日在嘉定大渡河边同一池塘发现的两种淡水水母物种的生存环境及体形和器官特征，其中，后者为我国特有种类，遂将其命名为“中华桃花水母”（Craspedacusta sinensis）。这是中国学者在无脊椎动物学领域最早的开创性研究，而这一研究成果直到近年来仍有人引用。其后，高尚荫教授又先后于1940年11月和1941年3月在Science和Nature上各发表了1篇论文。

 

1943年5月底，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与科学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博士来到乐山武汉大学访问，武大理学院的多位学者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开展科学研究的顽强精神及其所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曾撰文写道：“来自东部大城市的中国科学家对于中国西部的原始情况，及他们被迫而在技术上因陋就简，其惊异程度不亚于我们。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见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

 

1943年5月底，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中）与教务长朱光潜（右）、化学系主任叶峤（左）在乐山文庙校本部一同接待来校访问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该照片由李约瑟本人拍摄）

 

李约瑟文中所提到的这座“可以遥见西藏山峰”的“宗祠”，便是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的所在地——李公祠，而在这里“讨论原子核物理”的，正是化学系教授邬保良，在李约瑟来访时，邬保良“新近发表了一篇有关全程电力与静核的有趣论文”。在此之前，邬保良还曾于1940年1月在Nature上发表了1篇题为A Simple Rule for Evaluating Atomic Constants的论文。

 

乐山城高西门外的李公祠——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所在地

 

李约瑟还写道：“胡乾善博士（布莱克特教授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就在这里从事研究与教学，他刚完成了一本用汉语写的论述中国宇宙射线研究的专著……理论物理学家江仁寿博士[E. N. daC·安特雷德（Andrade）教授的学生]在指导刘立本有关氧化铜整流器以及罗微光关于金属弹性变形的温度效应的研究工作。在化学方面，叶峤博士研究的是当地药物的作用机理。在武汉大学时，我很高兴看到一架缩微胶卷阅读机以及从重庆的国际文化服务处送来的许多缩微胶卷（该处本身值得写一篇文章）……这些与世隔绝的人们的欢跃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1943年5月，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江仁寿（右一）、胡乾善（右三），化学系教授叶峤（左二）、邬保良（左三）、尹致中（左四），生物系教授石声汉（左一）、高尚荫（右二）等学者在乐山的合影（李约瑟 摄）

 

在李公祠的附近，“有一座有很厚石墙的石望楼”被武大生物系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如今，在耶鲁大学受过训练的高尚荫博士及其同事们，在这里建起了自由中国唯一的一个致力于非医学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在望楼下面，机敏的石声汉博士在教植物生理学和病理学；而其上面，林春猷则在设计测量血液pH值的新电极，并研究红血球的渗透性。这里拥有中国少数的几套瓦贝格气压表之一……实验室下面有一座水池，但绝非普通水池，这儿每年都培育出一群水母（此处离海有2千英里），这种水母被高博士和公立华称之为Craspedacusta Kiatingi。两位博士还对这种水母进行过生理学研究”。

 

由了望塔（“石望楼”）改建而成的生理学实验室

 

此外，在武大战后复员武昌珞珈山之后，物理系教授梁百先与生物系教授高尚荫、校友王焕葆（王星拱校长之女）又先后于1947年11月和1949年7月在Nature和Science上各发表了1篇论文。这2篇论文虽然都是在珞珈山发表的，不过，其相关的研究工作均始于1945年，仍可被视为“乐山时期”的科研工作在复员后的进一步延续。

 

在工科方面，当时武大工学院所开设的实习工厂，“据教部视察结果，认为是国内高等工厂中最充备的一所。特令大事扩充，前途无限光明”。后来，在全校师生员工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学校决定将该工厂的一部分设备改为生产机器的生产工厂，力求以盈利补助学校经费之不足，并与成渝两地空军系统联系，为其生产所需的车床、钻床、镗床、铣床百多台套，作为该系统修理飞机和空军机械士学校学生实习的工作母机，这样既缓解了学校经济上的困难，同时也很好地支持了抗战事业。

 

位于乐山城外先农坛的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实习工厂

 

武大实习工厂设计制造的机床

 

1943年12月7日，冯玉祥来到武大实习工厂参观，后来，他曾如此称赞道：“工学院的设备还算不错，他制造了很多机器，卖给旁的机关。一个学校能制造钢铁的东西卖给别的机关，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过。”

 

除了在学术研究方面硕果累累之外，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更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正是在那些学高品粹、术专业精、诲人不倦的名家大师们精深学识之教化与高尚人格之激励下，当时的武大学生，普遍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教育，为自己今后在各自事业上的充分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3年，教育部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留学考试，其中商科录取近50名，武汉大学经济系各期毕业校友刘涤源、陈余年、陈启运、顾谦祥、陈文蔚、谭崇台等6人同榜考中，并同时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1945年，正在美国讲学和研究的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周鲠生访问哈佛大学时，见到总共有7名武大经济系校友（另有1934年毕业的张培刚）同时在哈佛经济系研读，非常惊异地称其为“稀有的盛事”。

 

此外，1942年毕业于武大土木系的蒋咏秋校友（后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1947年赴美国留学，当时他“用母校的毕业文凭先后申请了五所著名大学，都获得了入学许可证，说明母校在国际上是有信誉的”，在他看来，“武大母校水平不低”，不仅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著名大学“不相上下”，“在国际的高等学校中也很有竞争力”。他还指出，后来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美国工程结构设计公司工作了二十个月，设计了许多房屋结构，在母校学习的一系列的结构设计课程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在美国的短期中就能顺利地独立进行房屋结构设计”。

 

无独有偶，1942年毕业于武大机械系的黄孝宗校友亦曾指出：“当时的武大著重于高水准的‘实学基础’教育，将各项重要科学原理的根基扎实地建立起来，并强调‘学以致用’的教学方式。因此，武汉大学工学院历届毕业生表现优越，这是有目共睹的。”1945年初，黄孝宗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读研究生，起初，其导师认为他的英文、微积分、工程力学、热力学、热传学等课程成绩“不足”，让他补念一年本科，而黄孝宗则极力争取到直接选修研究班的高等微积分、高等工程力学、热传学、内燃机工程、涡轮机工程等5门课程，结果一学期过后，这5门课程都获得了满分，他也一举成为该校的“荣誉学生”。

 

数十年后，谈及往事，黄孝宗颇为自豪地表示，“他举出自己在麻省的这段经历，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说明武汉大学机械系不比麻省差多少，他认为当时武大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在整个“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共招收各类学生3500余人，各类毕业生共2200多人。从这数千名武大学子中，曾经涌现出大量全国一流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政界、商界、文化界、教育界等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主要有以下这些：

 

1）文学院。古典文学专家李健章，语言文字学家李格非，翻译家、作家杨静远（女）、齐邦媛（女）、孙法理，哲学家王玖兴、萧萐父，逻辑学家李匡武，历史学家严耕望，等等。

 

2）法学院。法学家姚梅镇、王名扬、陈安明，法学家、教育家钟期荣（女），法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端木正，经济学家刘涤源、谭崇台、陈文蔚、胡代光、万典武、彭清源、刘诗白、席克正，古人类学家吴新智，等等。

 

3）理学院。数学家张远达、路见可、王柔怀，物理学家龙咸灵，化学家彭少逸、钱保功、陈荣悌，生物学家张致一，出版家陈元直，漫画家方成，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杨希枚，等等。

 

4）工学院。各类工程专家黄孝宗、张兴钤、张效祥、俞大光、欧阳予、张嗣瀛、崔崑、张瑞瑾、蒋咏秋、马骥、庄国绅、杨恩泽、疏松桂、童世璜、史长捷、杨烈宇，理论物理学家张承修，物理海洋学家文圣常，物理化学家刘叔仪，实业家、政治家赵耀东，等等。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这些优秀人才一批又一批地从川西小城乐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武汉大学的学术与社会声誉也随之播名海内外，达到了建校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峰，并以其卓越的办学成就，昂首屹立于全国乃至世界名校之列。

 

 

乐山时期，更是武汉大学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蒸蒸日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巅峰”时期。

 

著名教育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诚如斯言，要客观地衡量一所大学的学术地位，首先就应当看其所拥有的一流学者的数量。西迁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在“大楼”尽失、物力维艰的情况下，依然凭借着自己崇高的学术地位，良好的社会声誉以及自由、民主、开放、活跃的学术氛围，吸引了一大批全国一流的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在乐山时期，武汉大学的教授人数长期保持在100人上下，虽数量不算太多，但质量上佳，水准极高，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极一时之盛。

 

1942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名单

 

1945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教师名单

 

文学院有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刘永济，“章黄学派”的重要继承人刘赜、黄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毕业的文史大家吴其昌、方壮猷、高亨、徐中舒，中国文学批评史及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朱东润，“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一陈源，20世纪30年代中国五大女作家中的苏雪林、冯沅君（另有凌叔华为武大眷属），中国最杰出的两位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女学者袁昌英、孙家琇，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朱光潜，中国翻译、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奠基者罗念生，中国的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获得者、素有“东方黑格尔”之美誉的张颐，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先驱杨人楩，中国史学界继陈寅恪之后最有影响力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唐长孺，等等。

 

法学院有中国国际法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周鲠生、李浩培、王铁崖，抗战胜利后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的吴学义，著名政治学家刘廼诚、樊德芬、曾炳钧，被称为“解放前八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杰出的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杨东莼，中国货币银行学的开拓者与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杨端六，著名财政经济学专家刘秉麟，与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齐名、号称“南陶北马”的陶因，著名会计学专家戴铭巽，中国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先驱之一彭迪先，等等。

 

理学院有中国函数论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数学物理与系统科学的主要倡导者与领导者之一李国平，中国微分几何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汤璪真、李华宗，中国积分几何研究的先驱之一吴大任，曾在光电效应不对称性研究中取得世界级成就的查谦，中国宇宙射线的研究先驱与著名机械振动研究专家胡乾善，中国地磁学与空间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桂质廷，中国电离层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梁百先，中国毒物化学研究的开创者叶峤，中国有机结构理论化学的开创者徐贤恭，中国氟化学研究的先驱钟兴厚，中国现代实验性植物生态和生理学的奠基人张珽，中国病毒学的奠基人之一高尚荫，中国水生植物学的奠基人孙祥钟，等等。

 

工学院有中国结构力学的一代宗师俞忽，中国第一个研究潜水艇的学者郭霖，号称“中国第一代力学家”的谭声乙，中国最早研究电介质理论的先驱陈季丹，中国自动控制、系统工程教育和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张钟俊，中国最早从事电离层、水声、超声等研究的专家之一许宗岳，中国钢铁冶金工程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邵逸周、邵象华、李文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者丁道衡，等等。

 

当时，武汉大学的学科与师资优势主要在于社会科学领域（法学院）。1941－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国立高校中先后遴选了两批共44位“部聘教授”，其中，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与政治系教授周鲠生当选为全国政治学科的第一位“部聘教授”，法学院经济系的杨端六、刘秉麟两位教授则先后当选为全国经济学科的第一位和第二位“部聘教授”，全校的“部聘教授”数量（3人）仅次于中央大学（12人）、西南联大（9人）、浙江大学（4人），位居全国第四。

 

此外，据194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系的唐汝厚校友回忆，“我们政治系的教师，后来到北大、清华、中大等校当系主任的大有人在”，比如乐山时期曾在武大政治系任教的清华大学政治系第一届毕业生与第二届留美公费生曾炳钧，1947年回到其母校清华大学担任政治系主任，他后来曾对唐汝厚坦言，“就教师质量来说，清华不如武大”（此言应当是仅就当时的政治学科而论）。

 

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批堪称全国顶尖级的学者阵容与师资队伍，并且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乃至不少国际友人的高度认可。在抗战中后期，国立武汉大学（乐山）曾与当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国立浙江大学（遵义）一道，被世人并誉为“四大名校”；在抗战胜利复员之后，又一度与北大、清华、中大、浙大等校并称为“五大名校”。

 

1940－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连续举办了6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在最终公布了结果的前4届“学业竞试”中，武汉大学共有32名学生获奖，仅次于浙江大学（51人）、中央大学（39人）、中山大学（34人），位居全国第四。

 

著名理论电工与电子工程专家、中国第一代核武器引爆控制系统和遥测系统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毕业生俞大光在第二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中所获奖状

 

1942年，武汉大学在原有的法科研究所与工科研究所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文科研究所与理科研究所，正式成立了研究院，下设4个研究所、6个学部，其数量仅次于中央大学（7个研究所、16个学部）、西南联合大学（5个研究所、15个学部）、中山大学（4个研究所、7个学部），位居全国第四，整个抗战期间的研究生培养人数则位居全国第五。

 

 

1943年9月，李约瑟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川西的科学》（Science in Western Szechuan）一文（第一部分），文中在介绍了武大理学院的若干教师及其科研情况之后，还特别指出：“武汉大学的科研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以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相媲美，这是毫无疑问的。”

 

 

1945年7月20日和1948年5月21日，英国牛津大学两次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确认“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汉口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7所中国高校文、理学士毕业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大学之“高级生资格”（Senior Status），其具体含义为：

 

（1）凡在一所被认可的大学学习三年以上、并在学业结束时取得被认可学位的申请者，一经一所学院批准入学即自动获得牛津大学的高级生资格；

 

（2）任何享受牛津大学高级生资格的学生，都可免去获得文学士学位所要求的九学期中的三学期学习，并且可以不先参加牛津大学的考试而直接进入优等生班攻读该学位。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争取国际援助，“提高学术水平，树立文化中心”，遂在胡适先生的建议下，制定了《教育部战后恢复全国国立大学校舍设备计划》，“拟于战后集中人力物力规复全国国立大学……修建校舍，充实设备，期达到与欧美各国著名大学相当之标准”，“注重建立全国各地教育文化重心，对于少数国立大学，要求最高理想之达成”，“战后全国应有国立大学二十九所”，其中，“东区”的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南区”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区”的重庆大学与“中区”的武汉大学等10所大学被列为“第一类国立大学”（其最初的名单中原本列有北洋大学，但后来却为重庆大学所取代，可能是考虑到了地域平衡以及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与“永久陪都”的特殊政治地位等其他因素）。

 

1947年9月5日，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指出“改善今后大学教育应有十年计划”，并“提议在前五年采取偏私态度，预先选择五所大学，予以充分经费，使其发展，成为全国全世界有名大学……目前可以预先充实之五所大学，不客气的说，只有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大。此五所大学战前已有基础，如集中经济力量，预先充实，必可成为世界有名之学府”。

 

1948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年会决议通过了“纪念蔡元培先生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先设元培奖学金五十名，就北大，清华，中大，武汉，浙大，中山，交通等大学生，成绩特优者授给”。

 

1955年以来，武汉大学“乐山时期”的文学院史学系教授徐中舒，法学院法律系肄业生吴新智，理学院数学系教授李国平，化学系毕业生彭少逸（后曾任该系研究助理）、钱保功、陈荣悌（研究生），生物系教授高尚荫、毕业生张致一，工学院机械系讲师史绍熙、助教陆元九、肄业生谢家麟及毕业生文圣常、张嗣瀛、崔崑，电机系教授张钟俊及毕业生张效祥、俞大光（后曾任该系助教、讲师）、欧阳予，矿冶系教授邵象华、李文采及毕业生张兴钤等21名师生校友，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以前称“学部委员”）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邵象华、陆元九2人为“双院士”），尽管武大该时期的“两院院士”校友人数远远少于同时期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等名校，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一数字与当时国内其他一些著名大学相比仍有较大优势，对于一所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大学来说，能有如此成绩，亦属不易。

 

国立武汉大学复员武昌路线图（1946年）

 

综上所述，“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乃是一所物质匮乏、但却精神丰裕、校风优良的大学，一所经费紧缺、但却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大学，一所大楼缺失、但却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大学。八年苦难，八载辉煌，“明诚弘毅”的武大人，硬是将自身历史上这段最困窘的年代，变成了最光彩夺目的“乐山时期”！正是由于有了这乐山八年的深厚学术与精神积淀，国立武汉大学在复归珞珈山之后，才得以迅速重振旗鼓，再接再厉，继续书写着一代名校的历史辉煌。

 

抚今追昔，早已逝去的那段遥远的历史，不禁让人发出无尽的感慨；珞珈乐嘉，一脉相承的武大精神、武大风骨，使人油然而生无穷的敬意。如今已走过了百年沧桑的武汉大学，仍然需要从过去的那些宝贵财富中汲取更多的智慧与力量；而一代又一代的珞珈学人，在品读与感悟本校厚重的历史底蕴时，切不可忘怀，1938至1946年，那段充满艰辛而又无比璀璨的——“乐山时期”。

 

2004年11月10－11日初稿

2008年9月21日首次修改

2019年1－3月全面增订

2021年3月24－25日配图排版

于武昌珞珈山

 

 

明日将推出本文的下篇——《伟大时代中磨砺的卓越精神》，敬请期待！

 

 

附：

 

乐珈恋曲

 

作词：李兰、刘鹏、杨琳、郑思斯

作曲：郑思斯

编曲：杨诒

演唱：郑思斯

（以上主创人员均为武汉大学校友）

 

 

当疲倦让你不确定方向

当投入人群你依旧孤单

当风云翻涌谁在你身旁

回珈看看 她给你答案

 

如果树叶终将飘落

你是否后悔青春起舞

如果我们已经老去

你是否辜负了寒暑

 

我知道树叶终将飘落

也懂得逝者如斯夫

豆剖瓜分难削热血骨

优雅 残酷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第八宿舍归尘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就像终合上的一本书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蜀山嘉州藏故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楚水江城学汉武

学汉武

 

如果有人为我叹息

怜悯的是我 不是我的悲苦

乱世书生 初识风骨

是目睹先生气度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第八宿舍归尘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就像终合上的一本书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蜀山嘉州藏故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楚水江城学汉武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投笔从戎 伴鹰翱翔

卸甲归城 为脊梁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第八宿舍归尘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就像终合上的一本书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蜀山嘉州藏故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楚水江城学汉武

学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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