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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哲学伊始于文字著述之前所口口相传的传说与巫事,从天人关系的探讨开始,在论说之中逐渐成为具有系统性概述的哲学论说,产生了贯穿整个中国哲学的最基本的哲学范畴。
 
在对天人关系论说的过程中,它们并不是以一个取代另一个这样绝对地进行着的,而是彼此融合而相互形成。
 
当是时,历经夏商及正处存亡之际的西周的社会变迁之后,传统的天人关系发生了转变,由神人之天渐而转向了自然德之天,在这种转变之中,“德”作为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范畴被提出来了,这里的“德”不再指向日常意义上的“德”,而是指向统括宇宙人生的道,古人以“”来表述这一生生不息的“天道”、“天德”,故尔有《易经》的著述,《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其本义为解释天道并将天道运用至社会实践当中提供方法的指引,实际上还是在在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天道是如何运行的呢?故有阴阳五行的提出,这些基本概念的提出为后期诸家论说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及至老子道家思想,他从宇宙论方向将“道”进一步抽象上升为“道”不仅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道”还是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本源,上升成了一个本体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系统性的哲学体系和处世哲学。“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日常意义上狭隘的自然,而是指天地的本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到“道”是“无”,但同时“道”又是“有”,正是在有无之间才化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的这一有无、阴阳的对立转化思想可以说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也正是阴阳相冲,相互鼓荡而万物化生,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老子看到道的运动方式是“反者道之动”,一方面万物之道皆趋向于其本然状态,即“复命”;一方面万物总是在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了他“贵柔守雌”的处世原则和“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从而提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
 
庄子在继承老子“道”的理念的同时,通过对天人关系的阐述分析明确提出了“修心”以“明道”的修养论,其《逍遥游》的人生理想和《齐物论》的价值观念,皆是与“道”之无限性和普遍性相关的哲学构建。且庄子更着重于形而上的人生价值构建,主张人应去除“机心”,超越现实的人的有限性,以达到“与物无际”的境界,真正的得道是无物我之分,无天人之分,与物为一。
 
孔子则是将“德”进一步深化,在前人“神秘之天”、老庄“自然之天”基础上明确提出“义理之天”、“道德之天”,将哲学引向具体的人,彰显人的价值,提出了“仁”的哲学范畴,它已然抽象为统摄一切道德伦理的一般性哲学概念,是一切德性的总和。孔子的“仁”的核心是“爱人”,是由“亲亲”的推己及人而至爱一切人,故他提出“反求诸己”的方法论,而将“仁者爱人”运用到治国理念上面,就是孔子的“重民思想”了。在孔子这里,“礼”是作为“仁”的彰显和外化被提出来的,人只有践行了礼,方可实现内在的仁德,才能真正“道”。孔子认为只有“复周礼”才能“正名”,只有“正名”,紊乱的社会秩序才能得以恢复,才能更好的治理国家,实现社会的和谐。但需要理解的是孔子的“复周礼”并不是将简单的继承,而是因时因人而异,是有所损益和改造的。
 
孔子所主张的“中庸之道”的“道”不是老子哲学的宇宙生成论意义,而是统摄涵盖人和社会的统一的规则或标准。孔子所说的“中庸”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中庸,我们日常所理解的中庸实际上更接近于“乡愿”,即不讲原则,迎合所有人之愿,“乡愿,德之贼也”。孔子所主张的“中庸”是孔子的“道”的最高境界,其意为中(四声)和,不偏不倚,无过也无不及,是“叩其两端而竭”。
 
相传是孔子对《易经》所作的诠释的著本《易传》进一步系统性的表述了孔子的思想,同时为孔子的道德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宇宙论支持。《易传》中提出“太极”的哲学范畴,并以此作为宇宙生成论的最高范畴。在宇宙论方面,《易传》有言“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又言作《易》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提出“三才之道”,主张顺性命之理以达到天、地、人相合的天人合一境界。如何能够“顺性命之理”呢?《易传》有言圣人作《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里的“性命之理”实际上指的就是“人之道”,是人性的本然和人事的应然乃至必然等根本之理,《易传》说天地之道是人之道的本源,是人应效法。故而在道德论上,《易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宇宙是一个阴阳转化、相互推移的生生不已的大过程,人们应效法其规则,如此承继生化而来的即是“善”,这里作为“天地之大德”的“善”是一统摄性的哲学概念,所谓天之“善”是阴阳生生不息化生万物;地之“善”是顺承天之道滋养万物;人之“善”是人承继天地之“善”而生成之“性”,即“仁与义”。由此在“三才之道”为核心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继善成性”的人性论。
 
《易传·系辞上》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圣人“崇德”就是要使人“穷理尽性”、“顺性命之理”而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圣人“广业”,即是圣人“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了解万物之本然,成全事务之应然,以统括天下之道,达天人合一之境),成就其“盛德大业”。因此需要圣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这里就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方面,即人虽效法于天地,但不是被动的跟随,而是主动的“裁成”、“辅相”。 
 
儒家开宗立派之后,先秦时期对孔子儒家思想的承继和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承继孔子“仁”学的思孟,另一个是承继孔子“礼”的思想核心的荀子,由于孔思著作已佚失,就从他们具有代表性的道德的“五行”和“中庸”思想开始。
 
道德的“五行”是“仁、义、礼、智、圣”,它们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型于内”,内在之行即“德之行”;一种则是“不型于内”,外在的规范即“行”。“五行”的和合(内在的协调一致),是“诚于中”,是具有超越性的天道之德;表现在外的“仁、义、礼、智”四行和合则是“形于外”,是人道之“善”。对士人君子则要求他们“五行皆型于内而时行之”。道德的“五行”进一步将“道”与人之性的关系作出了构建,既强调了人在道德层面的有所实践,同时强调了道德的内化,奠定了中国哲学和合内外之道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路径。
 
《中庸》提出来几个极为关键性的哲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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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学习笔记】中国哲学史之先秦哲学总论发布于2021-05-11 1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