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之治，荀治也 ——荀子治国思想浅议

近代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其名著《仁学》中指出，两千年来的政治是“秦政”，两千年来的学术是“荀学”。一针见血的指出历代封建王朝，说的是仁义道德，行的是专制独裁；表面上尊崇儒家，实际上做的却是法家。这种做法学术上称其为“外儒内法”。回溯历史会发现汉承秦制所定的各种官制、军制、律例，都是以儒为表、以德为主、以人为言。实际上都是以法为里、以刑为辅、以术为行。历代统治者巧妙的将法家思想纳入儒家体系，礼与法相融，以礼代法，以法行礼，这正是荀子“隆礼重法”的核心思想，也恰好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法治、人治相统一的治国理念。所以两千年来之治，荀治也。

一、荀子思想应时而生

荀子，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山西安泽），当时称其为荀卿，因避汉宣帝（刘洵）之讳，改称“孙卿”，后人尊称为荀子。

生卒不详，人们推知他主要政治活动的时间应在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38年之间。荀子尊崇孔子，又广泛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成为先秦百家之学的总结者。荀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天、地、君、医、兵、民、修身、治学，或今人所说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思想文化、科学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提出的“隆礼重法” 的政治理念决定了两千年的制度核心。《荀子?礼论》曰：“礼者，人道之极”礼是做人的头等大事。《荀子?君道》曰：“法者，治之端”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开头。

最早尧舜社会，那时人人平等，无倾轧之心，无贪婪之意，其实那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结果。生产力发展，人们有了剩余，剩余被某些人占有，成了奴隶主。奴隶主剥削奴隶显然无理，但在社会发展中，有人组织生产，有人管理社会，这就是社会的进步。怎样把社会管理好?要有精神，有手段。儒家重在精神，法家重在手段，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把社会管理好。重视精神当然应该，但在社会大变革中，手段尤其重要。荀子的礼法思想，在战国时期应时而生。其弟子韩非子对管理社会的手段，做了具体的论述。其另一弟子李斯帮助秦始皇在手段上实行、落实，并取得成功。人们习惯认为秦始皇是个暴君，但他运用法家思想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与此前不同的封建大帝国，却是熠燿千古的历史功绩。后世当权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实行“外儒内法”、“隆礼重法”相结合，使一个个王朝得以巩固、发展，正是荀子之功。

二、礼治思想对社会和谐的作用

荀子首先论证了隆礼、守礼在社会和谐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礼本身就是为调解、制约人的行为而产生的。《荀子?礼论》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致也。”意思是说礼的起源和人们的欲求分不开，礼是为限制人的欲望而产生的。其作用是满足人们的合理需求，制约人们的过分贪欲，使社会个阶级各安其分，不能过分的欲求。《荀子?礼论》曰：“天地以和，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以有别，至察以有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所以，礼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和谐有序运行发展的最高准则，它决定着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安危存亡。礼即是自然之道，又是社会之道，持守礼的准则，自然和社会就会得到治理；背离礼的准则，自然和社会就会处于混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议兵》曰：“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礼确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职能角色，确定了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荀子?富国》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曰：“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礼是社会制度的准则，是社会和谐的命脉所在。所有要社会和谐，必须要坚持尊礼、守礼、重礼的方针。

荀子强调，礼既确立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也规范了人们的社会职能。社会分工是社会组织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社会组织结构之所以能够存在和运行，在于生存于社会中的人有其特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荀子?王制》曰：“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有序运行的前提。《荀子?富国》曰：“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只有通过各行各业的相互分工合作，人们才能获得生存所必须的各种生活和生产资料，整个社会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因此，社会分工是整个社会有序发展的前提，社会职分明确则民众就不会怠慢，上下等级确定则秩序就不会混乱。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人人各得其所，事事各得其宜的和谐有序状态。

荀子指出，实施重礼的治国方法，必须要持守义的原则。治理国家如果不能持守义的原则，必将导致国家的灭亡。如果不致力于发扬礼义、坚守信用，而只是提倡功利，唯利是图，就不能实现国家的治理，就会导致社会上下处于离心离德的混乱之中，而国家的危亡也就不可避免。《荀子?强国》曰：“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荀子?大略》曰：“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以义为重，义胜过利，则能达致社会的和谐管理；以利为重，利胜过义，则会导致天下的动荡混乱。所以，治理国家，实现真正的稳固和强盛，必须持守以义治国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荀子和孔子、孟子一样都是讲求“克己复礼归于仁”的，都是主张社会应该有等级机构的。荀子的作为是使得人与人的等级机构在制度层面分得更清楚，人人各安其分，整个社会就和谐有序了。荀子以礼义为指导思想，以道德规范设计一种制度。《荀子?劝学》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强调“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约之以礼”的礼治思想，是软约束和硬约束的完美结合。

三、引法入礼，奠定中国两千多年的法治传统

中国特色法治传统的理论基础就是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的结合。这一法治传统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而不衰，它的理论基础形成于战国时期，是“儒法揉合”“礼法结合”的产物，正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引礼入法”创立的。 

在“礼”与“法”的关系上，我们知道“隆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荀子认为，法要以礼为根据，礼是高于法的，是支配一切的基本原则，是法的纲领和准则。《荀子?劝学》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大分”，要领，总纲。“类”，规范。就是说，礼是法的要领，是所有行为规范的总纲。《荀子?修身》曰：“故非礼，是无法也。”礼是法的纲领，违反了礼，也就违反了法。《荀子?性恶》曰：“礼义生而制法度。”法度是根据礼义而制定出来的。但礼义的教化并不是万能的，社会中也有礼义所不能及的一面。因此，《荀子?性恶》曰：“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所以，荀子在“隆礼”的同时，又提出“至法”，要使法制高于一切，这是儒家的前辈们从未达到过的高度。

在治国理政中，荀子主张为政要制定和公布法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荀子?议兵》曰：“庆赏刑罚必以信。”《荀子?君道》曰：“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要在公正诚信的基础上执行法律，树立起法律在民众中的威严和信度，增加法律的严肃性和威慑力，这样才能在治理国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

依法治国，必须实行赏罚，这样才能控制社会的运行秩序。《荀子?富国》曰：“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赏罚的作用在于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鼓励善的行为，惩治恶的行为。《荀子?富国》曰：“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所以宽与猛，教与诛，赏与罚，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不可分而用之，只有共同使用，才能实现治国安民的作用。

荀子认为爵赏和贤德、刑罚和罪过是一种对等的报偿关系，不能随意轻重。《荀子?致士》曰：“赏僭则利于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据此，他主张“赏功罚过”无贵贱之分。《王霸》曰：“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君道》曰：“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他既反对“以世举贤”，又反对“以族论罪”。反对“以世举贤”是战国时期的时代潮流，其中反对最力的是法家。但法家又以酷法严刑治民，他们不但没有否定“以族论罪”，反而主张族诛连坐，如商鞅的“造参夷之诛”和秦始皇、李斯的“以古非今者族”等都是明证。可见，荀子这一严格的法制精神，就是法家也远远不及。

荀子“引礼入法”开创的“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是包含着儒法道思想在内的。荀子思想体系庞大而驳杂，对先秦诸子包括儒家在内，除了孔子，他都批判过，同时也吸收过。他集百家学说之大成而完成其学说体系。因此，他既是儒学大师，又是法家先师，还有道家色彩和杂家意味。明清之际思想家傅山在其《荀子评注》手稿中说：“《荀子》三十二篇，不全是儒家者言……少精挚处则即与儒远，而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近于墨家者言。”这是说明荀子思想驳杂。但其儒学大师的地位都是肯定的，他“援法入礼”“礼法结合”的创举是划有时代意义的。  

总之，荀子的治国理政思想，是建立在王道与霸道相结合，礼治与法治相兼用的政治理论上的，它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具体运用，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进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统一，两千多年，虽然经历了民族的、阶级的斗争风雨，有过短暂的分裂和衰亡，但总体上看，国家是统一的，稳定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或湮灭的文化。一个国家能维持一两千年而无大变，荀子的“礼法结合”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