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隆礼重法”之法治思想探析

[作者简介] 谭洁（1971——），湖北应城人，文学博士。现为湖北工程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合作博士生导师，台湾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研究员。

[内容提要]《荀子》的思想，有“隆礼重法”、“尊贤爱民”之概括，今主要探析其“隆礼重法”之法治思想。《荀子》“隆礼重法”之法治思想，宣扬以圣王为师、以德兼人者王，以及以礼为法之纲纪。《荀子》法治思想既反映了他对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望，也存在保守的一面，且与现代公民社会法治需求存在差距。

[关键词]荀况 儒家 礼 法

荀子，名况，生卒年不详[1]。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运城临猗县） 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入齐游学，在齐稷下学宫讲学，“三为祭酒”[2]，“最为老师”[3]。后仕楚，任楚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县）令。时人尊而号为卿，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晚年隐居兰陵，著书立说，卒于此。李斯、韩非都是其著名弟子。

一、《荀子》思想的学派归属

关于《荀子》思想的学派归属，有儒家说、法家说、黄老说多种。对此，前人已有相关辨析研究。[4]兹从后世史评角度对《荀子》思想归属儒家，予以补充说明。

荀子是儒家学说的继承者之一,他推崇孔子，对孔子之仁学也很拥护。荀子说孔子“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5]（《荀子·解蔽》），又说诸子各学派都“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唯“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荀子·解蔽》）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并有所发展：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维护周制的“礼”改造成维护封建体制的“礼”，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统治思想体系。

西汉时期由司马迁编写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儒林列传》里，作者评论道：“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6]司马迁认为，战国时天下纷争，儒学遭绌，但是齐鲁之地的学者，却能做到不废此学，代表人物则以孟子、荀卿为例，并说他们不仅遵孔子之学，而且还能将其学发扬光大。

宋代苏轼是享有盛誉的大文豪，他曾著述《荀卿论》，虽然认为“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并举例说：“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但同时苏轼也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7]意思是，荀子虽然有些不同于时的“怪论”，但他还是“明王道，述礼乐”的，这跟李斯是不同的。

明朝大臣学者方孝孺（1357—1402）将荀子与其弟子韩非、李斯进行了比较，并得出如下结论：“荀卿恭敬好礼，故其文敦厚而严，正如大儒老师，衣冠伟然，揖让进退，俱有法度。韩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缴绕深切，排搏纠缠，比辞联类，如法吏议狱，务尽其意，使人无所措手。”[8]大儒方孝孺高度赞美荀子，认为作为儒学老师，荀子文如其人，其所写文字敦厚庄严，进退有度；而对其弟子韩非、李斯则多有贬斥之意，认为性格造就文字风格。清代所撰的《全闽诗话》中“刘克庄”条引明朝朱国桢所撰笔记《涌幢小品》也云：“荀卿至王通为十儒。”[9]可知也是视荀卿为“十儒”之一。

清朝乾隆年间由纪晓岚总纂的《四库提要》，是中国古代最巨大的官修图书目录。这套目录在“荀子二十卷”书条的总结性评论为：“（荀）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韩愈大醇小疵之说，要为定论。馀皆好恶之词也。”[10]也肯定了荀子之学源出孔门。

故《荀子》思想归属儒家学派。郭齐勇教授撰文指出，荀子是儒家思想史上的重要开拓者，“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和几个思想流派，包括后期的法家，但他与商韩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汉代到现今，对荀子的批评史也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多问题都是儒学内部的问题与分歧，由此亦可知儒学的多元和多样。”[11]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二、《荀子》“隆礼重法”之法治思想探析

《荀子》“隆礼重法”、“尊贤爱民”，这是学者对《荀子》思想的概括性解读。荀子重礼，曾有统计云，《荀子》一书中言“礼”共有340处。[12]荀子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事天地、尊先祖、隆君师，是礼之三本。究三者之关系则是“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也就是说，天地之间，君子作为主管者，他参天地，总万物，是民之父母；且从社会礼制的角度来看，谨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秩序，就是大本。而能够临民施治的君子，惟有圣王。无怪乎《史记》记载云，楚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13]，因为《荀子》学说是为帝王服务的政治哲学。

除了“隆礼”，《荀子》还“重法”。其法治思想可从以下三点分析:      

（一）以圣王为师。荀子政治哲学重视师法，提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儒效》）。但师法的依据是什么呢？他认为要用学习的方法，而学习的对象则是，“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荀子?解蔽》）。也就是说，圣王之制为师法之极，学行至于圣王为最高宗旨。为此，荀子还比较了圣王与大儒的区别：两者本无区别，都需具备德行。然大儒有至德，就其德行而言，完全可以坐拥天下，但是他们缺乏势位，只好只能发表议论；而圣王则不然，帝王的权势与地位，足以实现他临民施治的愿望。这既是荀子对帝王之势位的客观分析与尖锐说明，也是他对大儒无势位不能伸张理想的无奈表达。

（二）以德兼人者王。战国时期诸国纷战，有强大起来的，有被灭国的，到底哪国能最终实现统一大业，以及如何才能完成统一大业，当时各国政客、门客，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荀子认为要兼并别的国家有三种方法（策略），分别是“以德兼人”、“以力兼人”，和“以富兼人”，在权衡比较这三种方法（策略）之后，他提出：“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荀子?议兵》）显然，荀子赞成“以德服人”， 这与他的学生韩非的观点完全相反，韩非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荀子对道德和有德性之君子的推崇，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王道政治的继承与发展，可知他将解决战乱纷争，寄托在能够“以德兼人”的王者身上。

三、小结

《荀子》学说具有理想性。他处于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天下的前夕，渴望其智慧被贤明的君王采纳，建立起国泰民安的社会。他奔走于楚、齐、赵诸国，宣扬他尊孔崇礼的学说：主张尊重天道，但又认为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推崇王道政治，要求君王“仁义爱民”，主张“以礼正国”，用社会分工和等级名分制度来确定社会秩序；提出“化性起伪”，认为人要注重行为和习惯的积累以及客观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人的向善需要后天的努力与学习；提倡自我修行，从知心这个“以治五官”的“天官”开始。他的学说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思想。

《荀子》法治思想与现代公民社会法治需求存在差距。荀子将国家治理责于明君圣王：“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荀子?非相》）且高度赞美了史上有仁义的国君：““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荀子?议兵》）然而却忽视了民众的力量。《荀子》学说中无论是“礼”还是“法”，都是明君圣王用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工具和手段，“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治之”（《荀子?富国》），这是其思想受阶级等级局限所致。荀子之所以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家谭嗣同猛烈抨击为“乡愿”[15]，与其推崇明君圣主，被视为媚俗趋势之人是分不开的。诚如黄仁宇先生所指出的：“迄至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作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降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各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利，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16]荀子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明君圣主、家族组织以及社会秩序的法治思想，与现代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要求的依法治国、民众平等议政参政权力，以及推进协商民主进程等等，都存在差距。

总之，作为战国时无数门客之一，荀子“隆礼重法”之法治思想在君王称霸天下的私心贪欲面前，实难以发挥出效应。

[1]今人研究亦存争议。廖名春1992年博士毕业论文《荀子新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21—41页）指出荀子约生公元前336年；林桂榛的《荀子生卒年问题新证—以<盐铁论>两则记载为中心》文（载《邯郸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9—25页）指出荀子生于公元前337年或公元前336年；公元前238年春申君死兰陵令废，荀子约98岁；荀子寿命最低不会低于95岁，最高可能寿至103岁，总体寿命必在一百岁上下。

[2][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考证下》，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1 页。

[3][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11 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3591 页。

[4]参见寥名春：《对荀子思想的新认识》，《河北学刊》2012年第5期，第4—8页。

[5][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下同。

[6][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0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3116 页。

[7]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六《尚行书院记》（李维桢），《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8] [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四《张彦辉文集序》（方孝孺），《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9] [清]郑方坤撰：《全闽诗话》卷五《刘克庄》引《涌幢小品》，《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

[10]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儒家类·荀子二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70页。

[11]郭齐勇：《荀子：儒家思想史上的重要开拓者》，《河北学刊》2012年第5期，第4页。

[12]路德斌著：《荀子与儒家哲学》，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75页。

[13][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8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539页。

[14]陈坚：《荀子“性恶”再探析》，《江南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3页。

[15]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之《仁学》，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第54页。

[16]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