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以礼导欲”思想的社会学意义

作者简介

刘志轩，邯郸市荀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家一级编剧

常玉荣（1974- ）女，文学硕士，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荀子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与荀子思想研究

摘  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荀子思想的独特价值只有从社会学角度观照才能凸显出来。其唯物主义的立场使其能够准确发现社会治乱的根源，并从社会需求和社会分配的关系出发，解决社会矛盾，超越了从单纯道德修身出发来谈社会治理的局限性。其“以礼导欲”的社会治理方略切中社会矛盾要害，其“和谐”的社会理想虽缺乏终极意义，却可以支撑人类社会完成到达大同社会理想之前的发展与衍化。

关键词：荀子 社会学 以礼导欲

英国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说，世界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1】这对于荀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恰切的评价。其荀子同时代的思想家不乏学问渊博之辈，但能如荀子称得上是社会学家却寥寥无几。中国社会学开创者之一严复最早将中国社会学称之为“群学”便是源于荀子的思想。荀子的“合群理论”深为清末民初思想家的赏识，认为这是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因此，严复说“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2】荀子的思想也许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最为深奥高妙的，但是却是最贴近现实人生的。其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支撑意义。这是作为其他儒学的先辈所难以企及之处。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即便是孔子，其思想也未能像荀子思想一样真正应用于社会和国家治理，其强调礼法并用的治世之道显然要比通过单纯的个人内修来追求道德完美的治世之方有着明显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一种思想或者由其派生的治世之道能否为其所产生的社会及其未来提供有效的治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支撑是决定其存在和价值的根据。荀子的社会学理论的价值正在于此。

一、“欲多而物寡”：社会混乱的根源

作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面对乱世很难再进行玄学式的思考，而是必须立足现实，分析社会混乱滋生的根源并寻找解决的办法。“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荀子·劝学》)，研究人类社会还需从研究人开始。关于这个问题，荀子做出了当时惊世骇俗的回答，即人性是恶的。从这一人性立论出发，荀子特别关注和分析了作为自然人的人性。他认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荣辱》）人类共同生活在一起，“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欲多而物寡”，恶的本性决定了人们在共同的欲望追求和有限的物质矛盾面前，必然产生争斗。这就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

在当时的历史现实，诸多思想家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也分别对于人的欲望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客观的说，人欲并不是只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祸乱，它有其两面性，它既是社会混乱的根源，也是推动社会走向文明的巨大推动力。有的学派更加看重后者，所以对于人欲是肯定的、张扬的、甚至是放纵的。当时的杨朱学派就是这一立场，他们主张“贵己”、“为我”、“重生”，认为人生的唯一价值就是满足欲望。这一派的思想和行为很容易遭到从道德层面的攻击。孟子就说他们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　尽心上》）也有人说他们的主张就是“纵欲”。当时更多的学派是否定人欲，主张约束、限制甚至是消灭。墨子主张“节用”。他认为，节俭则昌，淫佚则亡。老子和庄子则主张“无欲”、“寡欲”，倡导要减少或是干脆去掉人的欲望。上述两派的思想虽然有很多差异，但是在限制和取消人欲的立场上是相同的。强制或者通过主动修为约束欲望真的能够改变社会的动乱吗？历史早已经对此作出回答。如果单纯的看待人欲问题，墨子和老庄的办法确实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通过提高个人修养，抑制和约束人的欲望，来达成社会的和谐。但社会的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欲多、物寡两者的矛盾。这就不是仅仅靠个人修为能够解决的。它涉及到了更为复杂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分配的问题，即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社会中的每个人。关于社会分配的问题，孔孟有自己的主张。孔子和孟子都憧憬上古时代的井田制，主张“均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论语·季氏》）。他们认为，平均了就没有了贫穷，没有了贫穷就没有了纷乱。这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大家的欲望都得到均等的满足，人们还有什么不满，天下就会从此太平。然而孔孟的主张仍然没有解决“欲多而物寡”的现实矛盾。“均”并不能化解人欲的无限和贪婪，不解决欲多、物寡的社会现实矛盾，反而可能激发更多的不满和动乱。

荀子对于各家的学说进行了批评，他反对“纵欲”。说，“顺人之情，必出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荀子也反对限制人欲望的“寡欲”和“去欲”主张。荀子把人的欲望看作是人的本能需求。人的本能需求是不能取消的。他嘲笑主张去掉人的欲望，或者主张减少人的欲望的人，荀子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荀子·正名》）荀子也反对墨子单纯的“节用”主张，他认为单靠节省不能让天下的人富裕起来。他说墨子担忧天下财物不够用，其实，这并不是天下的忧患，不过是墨子个人的过分忧虑。荀子也反对孔子和孟子的“均平”主张。他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荀子·王制》）在评价了诸子主张的偏颇后，荀子提出了解决“欲多而物寡“矛盾的办法，即“导欲”。

二、“以礼导欲”：社会大治的有效方略

“以礼导欲”应该是荀子提出的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大治的有效方略。在《礼论》中，他这样写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那么如何“以礼导欲”，荀子提出了“养”和“分”。

荀子说：“礼者，养也。”“养”什么？“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礼”的第一要义就是尽力满足人的口、耳、鼻、目、体的欲望需求。人性，是礼的出发点，也是礼的归宿。这一点是在承认人欲的客观性，肯定其社会价值的基点上提出来的。这其实反映了荀子对于人性的一种辩证理解，即看到了的人性的恶，又肯定其存在价值。这种思想难能可贵，因为中国社会传统习惯于从道德的立场上评价人欲的贪婪。如果具体指个人的品行，这无可厚非，但如果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道德立场的指责似乎很难发挥实际的治理效果。但是荀子不是不要个人道德修为，这涉及到他提出的第二观点是“化性起伪”，教化和改造人恶的本性，养育人的道德品性。这是刚才提到的荀子对于人性的辩证认识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在人类社会中人欲无度就会成为人性“恶”。对此，就要采取教化等手段改变人欲的恶的本性。上述两点是从主观立场出发，侧重于对于人欲的适当满足和人性之恶的教化。但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不仅因为“欲多”，还有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落后造成的“物寡”。据此，荀子提出了第三点，即养护自然环境，“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荀子·王制》）荀子要人类顺应天时地利的自然变化规律，让万物逐步繁盛起来，满足人类的欲求，使物必不屈于欲。这一点是从人类对客观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提出的社会治理方略。概而言之，荀子所说之“礼”所养的人欲、人性、人境其实触及到了社会混乱的矛盾根源。据此实施之，似乎可以成功。但是这仍然会有问题，即既然孔孟均平的思想非但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还有可能带来更多的祸乱。那么欲多和物寡的问题不仅仅靠“养”就能够解决的。这就是更深一步的思考——人欲如何养。

针对这个问题，荀子提出了养人欲的方法是“分”。分就是按照人的自然和社会差异有区分的满足其欲望，而不能实施均平满足，就是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要对长幼的差别、贵贱的等级、贫富、权势和地位做出相应的规定，用礼义给予恰当的区分，不能所有的人都一样的“养”。这样便有了贤能和愚蠢、能干和不能干的分别。使人各得其所，使俸禄的多少有一定的衡量，使欲望有了“度量分界”，无需再去争夺。把人分成等级，岂不是不平等吗？荀子说：“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荀子·荣辱》）分的结果就是为如何养划定度量分界，确立一种差异化的平等，是“维齐非齐”。

可以看出，荀子所说的“礼”，不仅仅是孔子推崇的周朝的礼节和礼仪形式，而是包括政治制度、规章、品德在内的一整套社会规范体系。用“礼”的实行将人按照出身、年龄、才能、贫富等等差异，区分出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用“礼”的实行将人组织成结构有序的和谐整体；用“礼”的实行将人的品德做出是非、优劣、高下的评判标准；用“礼”的实行，取得有差异的和谐，以维护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和秩序。

三、“以礼导欲”思想的社会学意义

“以礼导欲”所要实现的社会理想其实可以用一个字进行概括，即“和”。荀子说：“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因为有了“分”，人就能够和谐相处；有了和谐相处，就能够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就能够力量强大；力量强大，就能够战胜自然界的万物。这是“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分的结果是“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资的原因而不得满足，物资也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共同增长。所以，实行“礼”可以达到三种和谐，一是人与人的和谐；二是人与物的和谐，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治理要达到的目标是和谐。荀子思想真正实现了这一点。而非仅靠个人的道德修为。荀子也讲君子的内修，但是在社会治理方面，他建构了更具有可行性、有效性的大治方略。实现了儒学的发展，儒学成为一门真正为后世君王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提供方略的思想学问。

荀子提出的以“和”为目标的社会理想如果与孔孟的“天下大同”社会理性，似乎不够其乐融融，皆大欢喜，反而会给人以不够“平等”的感觉。但是他却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社会治理的大难题，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仍然是我们治理当代社会的有益的借鉴。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有其终极意义，它是我们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理想的憧憬和建构。但是它的实现是需要逐步解决和克服“欲多而物寡”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矛盾，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荀子所提出的以“分”为前提的“以礼导欲”的社会理想和治世之方将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史上发挥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和方向性意义。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指出：“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沈博似之。”^【3】此句并非单纯告知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同等的中西方学术地位，而是更加准确的看出了两人在哲学上的一致性。“詹姆士谓，哲学家，可依其气质，分为硬心的及软心的二派。柏拉图即软心派之代表；亚力士多德即硬心派之代表也。……荀子为硬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物论的倾向。”^【4】此种倾向造就了其对社会发展的唯物式的的理解，使其能够准确扼住社会矛盾的关键矛盾，并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解决，形成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走向。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在北京大学“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1995年7月。

【2】严复，1996，《<原强>修订稿》，载卢云昆编选，《社会巨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第20页。

【3】【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140页，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