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木见悟：我的学问观——关于佛教与儒教间的对应与交涉--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按：尽管 佛学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但对于佛学对儒学的影响不能回避、躲闪和抹杀！在佛学与儒学的关系上，荒木没有框框和先入偏见以及没读明白就胡乱否定佛教。在这一点上就是值得肯定的。

荒木见悟（1917-2017）：日本广岛县人，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中国思想史学者，明代思想史名家。

一、我的学问足迹

我中学毕业后，进入佛教系统的宗门大学，在这里所学的是汉译佛典及这方面的注释书，所以我是先透过佛教而有接触中国思想的机会。那时，最令我感动而难以忘怀的是《大乘起信论》、《华严五教章》（法藏）、《净土论注》（昙鸾）、《观经四帖疏》（善导）等等。之后，进入九州大学，在楠本正继老师的指导下，着手研究宋明思想史。当时，老师是日本宋明思想研究的宗师。我最初听讲的是题为“朱子的生涯及其学说”的课，这是堂充分地运用了有关朱子学资料的名讲义，但是以我当时的学力无法彻底理解。老师是留德的，身怀西洋哲学之素养，因此，讲义或论文都摆脱了旧式的汉学意识，不为所谓的教条主义所拘束，而采取自由的观点。在事师不久后即得到恩师的训诲：善加活用至今所学到的佛学知识，同时再研究宋明理学的话，一定可以拓展新视野。我一生遵守着这个训诚，只是此道极其险阻，非得经历过几次如在雾里山中迷失般的苦境不可。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朱子的实践哲学》，在进入研究所时经楠本老师的推荐，而致力于华严哲学的研究。在阅读唐代华严宗祖师们的著述时，我发现了法藏、澄观与宗密之间有重要的曲折处，于是追究了《华严经》中心主义不得不转移到《圆觉经》中心主义的理由，由此觉悟了顿悟、渐修等术语的含义及其相异，这对以后从事禅学、阳明学的研究过程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的研究领域由宋代上溯到唐代，随后移转到明代，进入了以阳明学为中心的明代复杂多岐的思想议论之中。这期间，我苦思了阳明心学与禅宗心学的异同，发现阳明学并非单是禅学的代替者，而是独立的心学。而且我也得到了明末的佛教复兴运动实在也是经由阳明所开拓的人间探求方法所引导出来的这个结论。

以上述的华严学、禅学、朱子学、阳明学四支为中心，把唐代到明代的中国思想史的内在变迁、根据理论整理而成的便是我的第一本著述《佛教与儒教——形成中国思想的教派》（1963年出版）。我因这一著作而在学界渐渐地多少受到了此注意。

1969年，筑摩书房（东京）要出版《禅的语录》（全20卷），我负责了第17卷《大慧书》，而有机会得以介绍宋代第一法将，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禅僧——大慧宗杲的禅风。虽然这是我在关于禅学方面的第一本著述，但是我认为要理解宋代以后的中国思想，体会有关大慧公案禅的经验是最起码的必要条件。另外，这套丛书的第14卷所收录的佛日契嵩的《辅教编》（1981年出版）也是我所执笔的。

一般以为：儒佛的交流，不论是思想上或是体验上达到了最高潮的时期是在明代王阳明出现以后。但是在黄宗義的《明儒学案》中也可略见倾向于佛教的思想家受种种轻视、甚或无视其存在，这是历来学界的风潮。我则随时注意不要受这种以儒教为中心的教条主义所拘束而尽可能公正地发掘被埋没的思想家。首次出版这类成果的是《明代思想研究》（1972年出版）。简明地整理了上述阳明学与明末佛教复兴运动之关联的是《佛教与阳明学》（1979年出版）。对于上述的各著述，有人批评说光只是追求抽象的理论而缺乏社会的、历史的背景描写。我认为这种批评自有功过，总之，为了响应这种批评，我选了管东溟这位明末的三教一致论者，介绍了他的生涯与时代，同时，详细地究明了他与围绕着他的各家学者间的讨论，而出版了《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的生涯及其思想》（1979 年）。我想这本著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介绍了管东溟这位大思想家全貌的著作。同时这本著作在我的学问之旅途上成为一座重要的转折指标。以这个转折为契机，我更进一步地整理了明清时代的各论文而写成了《阳明学的发展与佛教》（1984年出版）。另一方面也整理了明末佛教大师云栖祩宏的生涯及思想而有《云栖祩宏的研究》（1985年出版）。

以上，我的论著给人以为是集中在明代的感觉。其实，我也涉猎论述有关宋代的各思想家而出版了《中国思想史的诸相》（1989年）。最近所执笔的《阳明学的位相》（1992年出版）是由内侧构成了良知说的骨架，同时从外侧解释了加诸于良知说的批判、反逆、妨害实态的一本书。在某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本总结了我至今散见于各著作中阳明学观点的书。

再者，另外有关于日本儒学的著述也出版了数册，于此略而不谈。

二、关于我的著作

我所执笔的单行本超过了 20本，其中包含了 8本上述有关禅宗、日本儒教的书。其中在学界尚未开拓的领域里，我想可以举出若干先驱的业绩，像是《佛教与儒教》、《大慧书》、《明代思想研究》、《明代宗教思想研究》、《阳明学的发展与佛教》、《中国思想史的诸相》、《阳明学的位相》等等。而这理由已如前所述。

三、我的研究方法的特色

以前的中国近世思想研究，总是倾向于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中心，对儒教以外的佛教、道教等则视为异端而加以排击。但是在中华民族产生、成长、包容的思想洪流中，应该是互相有着某种的影响关系才是，这种迹象，特别是在宋明时代的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清清楚楚地被保留着。要把这种关系客观地、正确地完全描写出来，非得要舍弃以儒教为优先的教条主义而总括非儒教的思想要素不可。特别是重叠了高度理论与心理探求的佛教与儒教间的对应与交涉，将会是这方面的重点吧！而着眼于这点新的角度来看宋明理学，致力于发掘被埋没的思想家，大概就成了我事业上的一些特色了吧！再如后面所说的，我尽可能地熟读中国的古籍，由此自然地掌握到最根本的方法论，而不是原封不动地使用西洋哲学的方法论。当然为了培养思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学过一些西洋哲学的古籍，但那毕竟只不过是作为辅助的手段罢了。

四、在日本学界中的我

在日本，佛教的研究通常是在佛教系统的宗门大学举行，而在一般的各个大学中所开的中国哲学系统的讲座，主要以儒教为主，或先秦两汉的思想、或近代革命思想的研究。因此忽略了精密地追求儒教与佛教的思想关联的方法。虽然近年来，道教的研究渐渐地盛行了起来，但是在探求中华民族的各哲学理论，一般认为仍然是以总括朱子、阳明为中心的理学与大乘佛教的精华最为重要。我自以为我历经数十年的业绩是在做为儒佛两教的桥梁上，所提出来的一种试论。

五、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宋明理学研究之评价

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全由马克思主义所统制着，这种方法论并不是在中华民族内部所形成的，而是由外部移入被当做一种模子来使用的。因为将西洋哲学上所使用的术语译成中国语时，只是着眼于这种形式的类同性而已，内容的检讨则几乎不曾涉及，中国思想独自的特殊性、独创性完全为之掩没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在马克思主义中把物与心对置起来，好物而恶心，所谓“心由物（气）生，而非物由心生”的表现即是。从这种观点来看，朱子学、阳明学、佛学等都被视为是唯心论，被视为是支配阶级为了要掠夺人民而想出来的思想构造。因为只有朱子学讲求透过格物致知来追求客观界的理，所以被视为客观唯心论，而完全讲求心一元论的阳明学与禅宗则被视为主观唯心论。而且认为朱子学有着眼于客观性的侧面之故，所以要比阳明学来的优秀，而由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变化是一步步地迈向衰退之路。（《哲学研究》1983.6，蒙培元《论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的演变》）据此，中华思想三百余年间，可说是向衰退之路演进，但是我却不认为中华民族会是那么无能的民族。

近几年，在中国大陆似乎正流行着平反以前的人物评价之事，颇重视与理学、心学相对的气学，重视气的人物都被视为唯物论哲学的前辈而受尊重。比如说：张岱年在葛荣晋所著的《王廷相和明代气学》的序文中说：“阳明学说实在远不如浚川（廷相）哲学。”若从唯物论者之观点来看，重视气（物质）的王廷相是要比只重视心的王阳明来的前进，是站在人民的这一边的学者吧！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的“盖贫富有定分，贡赋有定制”（《下氏家藏集》卷29《与开封赵二守书》）的命定论及庶民蔑视论要如何地去理解呢相反地，在王阳明的学派中，诸如颜山农、罗近溪等成为农民的伙伴而致力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的思想家的出现，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恐怕无法由唯物论哲学提出正确的答案吧！这是因为基于把阳明学说中所说的心立即视同为唯心论中的心的错误之故。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照收录在1988年11月由北京中华书局所出版《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的拙稿《阳明学评价的问题》。

如上述，根据唯物论哲学原封不动抄写的中国思想史的理解是完全歪曲了客观事实的，这种做法应该大加警惕才是。而将思想史与各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动向连接起来看的方法，应该可以给予一定的评价吧！只是在这时，无论如何都该注意不要陷入以为只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路线才是唯一绝对真理的盲信才是。

台湾的学界与香港、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交流甚为积极，因此呈现出自由活拨的景象。我的恩师楠本正继先生在1930年代曾有意聘请胡适先生为九州大学的外国人讲师，但是遭军部的反对之故，无法实现该计划。今年（1992年）八月，我观览了在“中央研究院”里的胡适先生的故宅，对于无法再度聘请胡先生到日本之事深感悲伤。至今我仍然珍藏着楠本老师的朱子讲学笔记，其中引用了钱穆先生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开头的话：“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云云。由以上二例也可想象得到九州大学在中国思想研究上的气氛了吧！楠本老师也劝告我能读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希望我能翻译出版关于佛教的叙述部分，但是因为那场不幸的战争而使得此一计画遭受挫折。

虽然上述的诸先生都已作，但是以牟宗三、陈荣捷两位先生为首的台湾理学研究仍然是人才济济。因为这些先生们的著述，并不是都有传到日本之故，所以我所能看到的就很少了。但是最令人敬佩的是资料收集的范围相当广泛，且巧妙地描写出围绕着各个思想家的环境。一般在日本的中国思想研究者只注重思想资料，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历史资料的努力仍嫌不足，所以从台湾诸学者的著述中可学的事非常地多。且在资料的读解力方面比我们更为卓越。光凭这点就可想象得到其研究进展之快了。近几年，以欧洲的思想为媒介来探求中国传统思想优劣的学风似乎变得很盛行的样子。这种情况，日本的学界也已受到了影响。

但是我希望台湾的学界能透过好容易才广泛地收集到的资料间的相互关系，再进一步加强深入的思索。中国思想不论是儒教也好，佛教、道教也罢，长久以来受到了教条主义的支配。因此儒学者内心虽然向往佛教或道教，但是却不得不把这个本心伪装成儒教式的。因此今天我们想要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形，就有必要将那伪装剥下抓住本心。台湾的学界在这方面的努力似乎还嫌不足。牟宗三先生在他的大著《心体与性体》（第一册，579页）中说“人皆谓宋明儒受佛老之影响，是阳儒阴释，儒释混杂。实则宋明儒对于佛老了解实粗略，受其影响盖甚小。”更进一步地说到：“最后，实亦无所谓谁受谁的影响，只是中华民族智能心灵之一般倾向，随其所宗信而到处表现耳。”所谓的影响一语极其复杂，接受对方的事也是影响，反拨对方的事也是影响。讨论儒佛道三教间的影响关系时，也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所以我不能同意“儒教受佛老影响盖小”的论点，但是赞成“中华民族智能心灵，随其所宗信而到处表现”的说法。

以上所述之中，或许有我个人的误解也未可知，冀望诸先生之斧正。

六、关于“本来性”与“现实性”

我认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首先应该从谦虚地选定、详细地挖掘、领会的过程中，把中国先贤所遗留下来独创的焕发睿智的思想遗产，置于彼我间的应答上慢慢地而且确切地捕捉出来才是。当然，他们生存时代与现代间的隔闽，使得这种研究方法，不管是在思考方式上也好，或是术语的使用上也好，更形困难吧！因此我们应该一方持着身为现代人而有的质问，同时又不硬把古典往自己拉来，而是运转柔软的思考之车来玩味先贤的语言。这当然不是被古典所强行拉去，而是一方面确认先贤所达到的境界和内容，一方面创造新的自我。为此之故，首先应该避免把既成的，由于民俗、风土、历史相异而形成的教条当前提来理解、评价中国的古籍。也许生活在东西文明不断融合的时代里的我们有着先贤们所预想不到的问题意识也未可知。但是我想我们自以为是崭新的问题意识，事实上，早已在过去的中华民族里被提出来而加以推究的，似乎是出乎意料地多。因此，研究中国思想的方法论，最好就中国思想史中所形成的问题意识来创思。一开始就借用马克思主义、德国观念论、实用主义等等是不正当的方法。

我已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木来性——现实性”的对位法，我想这是我在探索善恶、明暗、隐显、显微等的相对立中追求人类的存在定位时自然而然地想出来的，且在试着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中国的古籍之中时，越来越加深了我的信心。当然在这儿有导致我这样思考的古籍，比如说在《大乘起信论》中的“本觉一不觉一始觉一本觉”之类的结构等便是。

那么，这个“本来性——现实性”的对位法，到底是唯心主义呢还是唯物主义呢我想我已事先表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种选择法是以欧洲为舞台所想出来的产物，大概不是无条件地有益于中国思想的解明之物吧！如上所述，唯物论的强行压制是不能成功的。若是在探索解明中国思想史时，碰到了“物先呢心先呢”“物质的生产力先呢还是主观的内省先呢”等问题的话，这大概是为了解明“本来性与现实性”的对位中人类应有的状态所出现的一种分歧现象吧！在这层意义上，“本来性——现实性”并不是无视于物与心的复杂关系，而是在超越物与心的对立层次的世界上寻找解决之道。因此，我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勿宁说是站在物心一如，主客一体的立场。

七、对青年学子们的期待

今后想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宋明理学的青年学子们，首先不要受程子、朱子所确立的道统论筐子所拘束，不要拘泥于所谓的正统与异端的对立。特别是就朱子学而言的话，有必要抱持区别朱子自己所提倡的原始朱子学与成为官学以致被利用的朱子学及传至朝鲜、日本而被上了土著性的朱子学等三者的准备。又，如果要研究阳明学的话，不单只是把阳明全集及一部分门人的著述看完一遍就算了，而是首先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这个学派随着二传、三传而产生了各种有特色的思想家。朱子学在朱子殁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分派现象，但是为什么阳明学却发生了那样复杂的分派现象呢这是因为如所宣称的“个个人心有仲尼”般，阳明学的特色是在于：与其给予一定的教条不如任由各人良知的判断。想使阳明学靠近朱子学的人们是打算把这个门派中的过激派视为异端邪说而除去，但是这恐怕会牵连到良知说的自杀。如果想要知道良知说的秘义，实在有必要试着通观这些从稳健派到过激派各种各样的思想现象。这一点或许在阳明的主张中未曾明显地被表示出来，但是产生这现象的本源却是在于良知说本身。为了要得知良知的核心，请无论如何要把王阳明的后裔们的资料都精读一番。清初的朱子学者们对阳明学的恶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因为阳明学拥有尊重个人自由的实质及持有朝向思想言论自由迈进的气魄之故。从政者是计量着思想统一及人类的规划化，而有碍于此的良知说则非彻底加以压制不可。想要透过马克思主义来解明良知说的此一真相，似乎是不可能的吧！

只是前面也说过了，为了训练思考力，最好能学习西洋哲学。但是在这方面请务必要有一定的节度，一如先前所说的那般。

张文朝译

备注：此文系荒木见悟于1992年在“中研院”文哲所访问时分开讲演的记录，原先刊登于《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三卷第一期。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