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丹Barry：「正念冥想」不负如来不负卿--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按：近年来，“正念冥想”、有时也被称为“正念禅修”，在欧美以及国内一度流行起来。尽管正念一词与佛法有关，但正念冥想实质上与佛教禅修并不是一回事。很多人往往区分不开。对于一般受众而言，将正规的“正念冥想”作为心理调适、改善情绪、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也是有益的。但是对佛弟子或者想学佛的人士应该对“正念冥想”和“佛教禅修”两者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把握好自己学佛的意义和目的，避免混淆。来自新加坡的佛教皈依弟子谢丹Barry居士，多年从事“正念冥想”的研究和教授工作，对“正念冥想”与佛法的区别和联系有明晰的认知和阐述，相信他的这组文章能够帮助大家对此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在今期的另外两篇中，笔者分别从科学正念发展的角度，以及佛教传统的正法护持角度来「控诉」对方的不是，以及指出当两者界限模糊时的问题所在。

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以何名称来看待，Sati/正念/Mindfulness的确是有深厚的佛教根源。况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那么，两者应该是在某些地方可以相通的吧

正念冥想的佛教渊源

那么，我们不妨从正念冥想的出现来入手。

正念冥想提炼了一些佛法的理念，借用了一些传统佛法修行的方式。

从理念上来说，最关键的是「四圣谛」的“苦、集、灭、道”。在佛教来说，对于「苦」分为八种：

生
老
病
死
爱别离
怨憎会
求不得
五阴炽盛

但从正念冥想来说，因为对于佛教的五阴（又称五蕴，即“色、受、想、行、识”，也是很多人熟悉的《心经》中所提到的五蕴皆空中“空有不二”般若智慧）这个佛法中对身心活动的整体的系统解释因为与科学心理学的认知并未完全接轨，所以在解释“苦”的时候并没有着笔。但是这个其实在前七苦中已经可以体现。另外就是对于“生苦”也因为同样未与科学完全接轨而没有太多的涉猎。

正念冥想对于「灭」和「道」谛才是关注重点，让练习者知道并相信苦是可以陨灭的，也有灭苦之道的存在。也直接将正念冥想这个体系作为灭苦之道的关键方式之一。但是，与佛教不同的是，正念冥想在理念上并没有完全将「八正道」除了“正念”及“正定”（只是不涉及禅定阶段的部分）的其他灭苦之道的方式纳入其中，因为其他的六个“道”会需要更多对佛法的接受。

也因为沿用了「集」，「灭」，及「道」谛的理念，正念冥想也纳入了“因果”的基本原理，在练习中，会对于“缘”这个英文语境中被称为conditions的作为观察对象，对于“果”的接纳和如实观察。不去涉及的则是佛教里面涉及轮回的因果通三世理念，也不涉及佛教触及轮回和解脱的三界六道宇宙观，当然也不涉及佛菩萨加持之类的信念。也因此，在正念冥想的系统里，不会存在四禅八定的说法，因为这些会涉及对于三界的了解。

虽然，在正念冥想的体系里，《大念住经》或《四念处经》作为其冥想练习体系的来源是被公认的，但是正念冥想并没有将所有在经中涉及到的练习方式都被采纳应用，起码不用到墓地观尸体膨胀、生虫、腐化、变白骨、变灰烬这些直接与无常有关并让修行者摆脱世间贪着妄执更趋向解脱的练习。而是通过在这二十多年里通过科研的成果，选择性的去宗教化地排除了一些形而上的哲理文化和仪式，提炼出目前用在正念冥想体系中的各种练习方式。

可见，正念冥想的方向跟佛法修行的趋向性甚至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一样的。当中一些佛法元素是否被纳入正念冥想范畴，则取决在是否有可靠被验证并可以被证伪的科学支持。

佛教传播中的演变

既然正念冥想根植佛教部分理念和修行体系，那么，我们也先了解一下佛教和佛法的传播方面又经历过那些变化吧。

佛教的起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这个确切时间上座部和大乘的说法有点不一，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关键是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佛教传播至今，有多少是保持了原来的模样，那些在随着时代地域变化，那些是不变的核心

尽管佛陀的教义从未发展成一场传教运动，但它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传播得很远：首先传到东南亚，然后通过中亚传到中国和东亚的其他地区，最后传到西藏和中亚更远的地方。它往往是在这些地区有机地发展起来的，因为当地人对外国商人的佛教信仰感兴趣。有时统治者采用佛教来帮助将道德带给他们的人民，但没有人被迫皈依。通过向公众传播佛陀的信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有益的。

在印度，佛教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开始衰落，当时印度教在南部取代了佛教，匈奴人入侵并洗劫了北部的寺庙。到了13世纪，土耳其人的不断入侵使得佛教几乎消失了。然而，在这个时候，佛教在亚洲的许多其他地方繁荣起来。早在公元前3世纪，一位令人闻风丧胆征南戈北统一了印度半岛的阿育王（Ashoka）卸下战甲皈依佛教。他下半生致力传播佛法，甚至把佛教带到锡兰（Ceylon，即现在的斯里兰卡）。到了公元五世纪，佛教已经传遍了现在的缅甸和泰国。到了十三世纪，早期佛教流派之一的小乘佛教，即上座部，已经成为南亚和东南亚的主流佛教传统。

早在公元1世纪，佛教僧侣们就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到了7世纪，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文化和思想相互作用，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时候，佛教也在韩国建立起来了。在6世纪，佛教也被引入了日本，它在日本神道教和其他本土传统共同塑造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起来。这些是大乘佛教的传播路径。

在公元8世纪，佛教受印度东北部密宗传统的影响，传播到了西藏高原。在那里，与当地的苯教和从东亚传入西藏的各种佛教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独的大乘佛教 - 即被称为金刚乘的藏传佛教。后更传播至蒙古和俄罗斯部分地区。

这些佛教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对佛陀和佛陀的教义的解释，他们所尊崇的经文，以及他们对佛教生活和实践在不同文化影响下发展出不同的表达和展现方式。这也是佛教灵活的地方。因为在佛教的宇宙观中，在六道轮回的框架中，当地的神明可以找到自己的位子。就像中国的关羽，已经在汉传佛教中被位列护法神了，亦称作迦蓝菩萨。藏传佛教里面就更多的收纳了当地的神祇。就算在多神的东南亚地区，佛教跟本地神祇并无冲突，信徒们两边都尊敬着，在他们的信仰中两者已经无缝连接了（Stanford & Jong, 2019）。

佛教传播到哪一个地方，都会吸收当地的一些信仰神祇，甚至传统习俗。在教法上，佛教把法分作「究竟法」，也就是一切趋向解脱的法，以及「非究竟法」，有时我们会听到一些佛教徒说的「方便」和「善巧」。就算连佛经也会被分作「了义经」和「非了义经」。

但是，在何谓佛法上，基础的部分则在所有佛教派别中都是一致的：「三法印」，也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佛教徒以此来印证是否符合佛说。也就是说，最终的目标必须是解脱，出轮回。这个部分，可能会跟学习正念冥想的大部分人的期望不太一样，绝大部分人只是想改善自己的情绪和生活质量而已。

在形式上我们看到在两千五百多年的传播中，佛教因地制宜做出了不同的“方便”与所传播到的当地文化及传统做到一定的融合，但在核心理念上依然以三法印为印证标准来判断是否合乎佛说来保持其目标的纯正。那么在修行方式上呢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也加入了和发展出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禅宗则是汉传佛教的产物（从早期比较接近原来印度所传的止观修行被称之为“如来禅”的禅法到后来具有本土特色的“祖师禅”），后更于唐朝传入韩国成为“Seon”（已故韩国曹溪宗的崇山禅师也是正念冥想始创人卡巴金博士的师父之一），也传入日本变成有当地特色的临济宗和曹洞宗，而曹洞宗原先在中土已备受争议的「只管打坐」也被完整保留。被称为金刚乘（Vajranaya）的密宗（包括藏传以及唐朝时代传入中国后被称为唐密的，及后传至日本成为现在的东密）也被指因为是佛教在印度后期的形式，在修行方式上融入了很多印度教的谭崔和咒语的持诵。甚至，在西藏也与当地信仰苯教融合。就算是净土宗也有因为其依赖他力即阿弥陀佛大愿感应道交等方式，被指向外驰求远离当下，甚至在日本演变出备受争议全赖他力的净土真宗。就算是上座部中的不同派别，在传播到东南亚部分的禅法，因为修行部分的一些着重点当年都是口口相传，缅甸的禅法和泰国的又有所不同，如马哈希尊者的禅法亦被指缺乏「止」的重视，甚至被称为是“干观者”（Sukkhavipassaka）因为马哈希的禅法中并没有要求修行者先得到“止业处”的禅那就开始“观”的练习（Wen, 2005）。

科学是佛教修行和正念冥想的桥梁

然而，这些修行方式，其实都不离「止」和「观」的练习。汉传佛教的天台宗对止观尤为重视。禅宗亦于参禅坐禅中要求「禅和子」们要“惺惺寂寂”（惺即是观，而寂即是止）。禅宗要“惺寂同时”，天台宗讲求“止观双运”。在佛教的修行中，要达到“定慧等持”，就要通过止来修定，通过观来显慧。就算念佛持咒，也是一心持诵，也是止的一种。古德们也有说念佛法门是以一念抵万念。

这种止和观的练习在正念冥想中也存在着，一般以“专注力”（Focused Attention）和“开放觉察”（Open Monitoring）作为区分。这种划分下的冥想方式也已经通过科研有系统地被研究过，甚至做了效果的比较，去了解背后的机制（Lippelt, Hommel & Colzato, 2014）。既然这些跟佛教相似甚至一样的冥想方式可以通过科学客观的方式来测试效果，那么其他在佛教系统内沿用的修行方式是否也可以做类似的测试呢其实，近些年对于一些其他的修行方式如念佛法门，已经有研究测试过念佛者对于负面影像的恐惧反应并证实起到缓解作用，以及通过脑成像和脑波测量技术试图去探索其背后的脑机制（Guo et al., 2016; 2019）。

正念冥想何去何从

正念冥想的发展将是何去何从呢

有些人会觉得正念冥想如果脱离了佛教根本是没法发展的。可能这个说的有点过了。因为从发展角度来说，第一代的正念冥想作为认知行为疗法的“第三波”，已经能够结合认知疗法的一些关键，衍生出如接受承诺疗法（ACT），或者辩证行为疗法（DBT）等含有大量正念冥想内容的疗法。当然，这些可能更多是结合了治疗方面的西方知识。

在佛法修行的工具箱内其实还有很多未被科学界探索的瑰宝。而这个可能是第二代正念冥想可以涉足并借鉴的宝库。

由始至终，正念冥想都是将一些宗教性或者灵修部分去除，而改由可被科学验证的方式来纳入体系中。对于更多纳入灵性练习的第二代正念冥想（Van Gordon, Shonin & Griffiths, 2015）来说，科学性将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区分。那些可以真正意义上被纳入第二代正念冥想的，应该具备一定可被证伪的科学性在其中，无论其与灵性灵修的理念有多贴近。比如说一些比较严谨设计的随机控制组方式来测试「喜心冥想」效果的研究（Zeng et al., 2018）甚至近来也有基于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冥想的实验和研究（Lv et al., 2020），这都是很好的例子。基于科学的证据证明其有效性，也有明确的可操作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作为证伪的衡量准则。甚至，对于佛教的无常空观也开始有学者尝试去通过与正念冥想的对照组做系统性的衡量其对于心理状态的效果（Van Gordon et al., 2019）。当然，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衡量方式以及结果是否能重复被验证，还有待往后学者科学家们的继续努力。说不定，有一天有人会对在西方禅宗练习者中流行的参公案或者中国禅宗渐渐少人修习的看话头等方式也做科学的验证。

也就是说，如果拿无常空观的冥想来说，是否应该被纳入第二代正念冥想行列，可能还是为时过早，应该等待更多的研究证明。这个方向因为并不与佛教本身追求出轮回的究竟解脱目的有任何冲突，所以并不会与佛教根本的解脱趋向有违，亦不会将纯粹形而上或难以测量的东西掺入本来以科学为根据的正念冥想系统中。这里存在的只是一个让佛教修行方式继续通过测量来得出科学论证的桥梁。虽然，对于佛法传统的修行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直接助益。甚至，如果结果说明效果不显著的话会，反而可能给佛教修行带来一定的打击。但是这些科研成果的确能给佛教修行方式的选择时带来一点指引。甚至是提供一套基础通用于佛教各宗的基础禅修方式。对于让大多数人能在一个非宗教的环境下得到利益的话，这个发基于科学循证基础的发展方向，可是非常值得大力推动的。

作为正念冥想的教师或者推广者，在这个以科学作为与宗教或者灵修的分水岭上需要有清晰的拿捏和态度。两者虽然在一些基础理念上是相通的，但是在最终追求上却存在天渊之别。到底自己是在：

借助科学的研究成果反思传统佛法修行方式使之更加有成效【不负如来】
根据科学的研究成果将去传统后的冥想方式带入现代社会【不负卿】

正念冥想并不会涉及涅槃解脱，也不涉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佛法的关键三法印。练习正念冥想练习者在很多时候，也只是追求世间的安乐，减轻负面感受和情绪带来的影响，以及提高心理上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和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所追求的是世间法，是相对的，寻求的是一种对治方式，存在明显的二元对立，并非佛法带来的出世间法，也不是涅槃寂静中苦的彻底止息或永脱轮回。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灵性追求。当然，如果练习者在正念冥想的学习过程中，觉得有更高的灵修追求，或者对于“无常”、“苦”、“无我”有强烈的感触，希望彻底的出离，转入佛法正统的修行也是顺理成章。但是这应该是练习者自己的决定，而不是刻意的去引导去攀缘。两者不宜混淆。

中华特色的正念冥想

一些学者和正念推广者也倡导中国需要自己的正念冥想。我们这么做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呢如果是将基础理论内纳入更多的佛教或者儒释道内容的话，这个可是需要细心的研究对这些文化当中的宗教或灵性或者没法科学证伪的部分如何筛选。

如果是对练习方式的革新，比如说用八段锦或者太极代替正念瑜伽，或者用茶道香道来代替正念进食，甚至以书法代替正念行走，那么我们同样应该可以用科学客观的手段测量不同方式的效果，而不是搬出八段锦或太极拳历史悠久，或者茶道香道书法怡情养性等贩卖传统的说词。

其实，早在8年前瑞士那边的老外学者已经拿太极拳做过改善正念的随机干预组-控制组的对比实验了（Nedeljkovic et al., 2012），而且还发现只需要三个月每周两次的太极练习已经可以提升练习者的正念以及自我关怀程度。但在中国貌似这些带有中华传统的方式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科学重视。在正念推广中（如一些坊间的正念太极课），只是停留在“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养生”上。这可能就是对科学态度上的区别，也违背了正念冥想的循证基础。

本期另有姐妹/兄弟篇：

佛教啊！请你放过「正念」吧！

「正念」啊！请你放过佛教吧！

Gao, J., Fan, J., Wu, B. W., Halkias, G. T., Chau, M., Fung, P. C., et al. (2016). Repetitive religious chanting modulates the late-stage brain response to fear- and stress-provoking pictur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2055, doi:10.3389/fpsyg.2016.02055.

Gao, J., Leung, H. K., Wu, B. W. Y., Skouras, S., & Sik, H. H. (2019). The neu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religious chanting. Scientific Reports, 9(1), 4262, doi:10.1038/s41598-019-40200-w.

Lippelt, D. P., Hommel, B., & Colzato, L. S. (2014). Focused attention, open monitoring and loving kindness meditation: Effects on attention, conflict monitoring, and creativity - A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1083, doi:10.3389/fpsyg.2014.01083.

Lv, J., Liu, Q. L., Zeng, X. L., Oei, T. P. S., Liu, Y. D., Xu, K. X., et al. (2020). The effect of four Immeasurables meditation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doi:10.1016/j.cpr.2020.101814.

Nedeljkovic, M., Wirtz, P. H., & Ausfeld-Hafter, B. (2012). Effects of Taiji practice on mindfulness and self-compassion in healthy participant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Mindfulness, 3(3), 200-208, doi:10.1007/s12671-012-0092-7.

Stanford, M., & Jong, J. (2019). Beyond Buddhism and animism: A psychometric test of the structure of Burmese Theravada Buddhism. PLoS One, 14(12), e0226414, doi:10.1371/journal.pone.0226414.

Van Gordon, W., Shonin, E., Dunn, T. J., Sapthiang, S., Kotera, Y., Garcia-Campayo, J., et al. (2019). Exploring emptiness and its effects on non-attachment, mystical experiences, and psycho-spiritual wellbeing: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tudy of advanced meditators. Explore, 15(4), 261-272, doi:10.1016/j.explore.2018.12.003.

Van Gordon, W., Shonin, E., & Griffiths, M. D. (2015). Towards a second generation of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49(7), 591-592, doi:10.1177/0004867415577437.

Wen, T. K. (2005). The arising of insight meditation traditions in modern Burma and the debate on the Sukkhavipassaka in Pali scholarship. Universal Gate Buddhist Journal, 27, 221-268.

Zeng, X., Wang, R., Oei, T. P. S., & Leung, F. Y. K. (2018). Heart of jo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an Appreciative Joy Meditation training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ttitudes. Mindfulness, doi:10.1007/s12671-018-0992-2.

来源： WA正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