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

本篇主题：一颗佛心，才是东坡居士最为核心的灵魂。

序：

对于苏东坡，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和评价，都是铺天盖地的。但唯独没有从因果本然的角度，从一颗佛心的角度，来还原一代大文豪真实的内心世界。故笔者认为：倘若你不能成体系地通达儒、释、道三家的甚深经典，绠短汲深时，你是看不懂苏东坡的；可能，这其中就会包括很多很多的东坡研究者和学者。于是，便有此文。

一、年轻时代的感悟：人生到处知何似？

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笔者注：

此时的苏轼，约25岁上下。

此诗作于苏轼经渑池（今属河南），赴凤翔签判的上任途中，忆及苏辙曾有《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从而和之。苏辙十九岁时，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未到任即中进士。他与苏轼赴京应试路经渑池，同住县中僧舍，曾经同于壁上题诗为记。

苏轼与苏辙，这其实是一对千古兄弟的楷模；苏轼的很多诗作中，都会有其弟子由的影子。就比如这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以及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而这些诗中，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文字之义，同时既有对弟弟的真情牵挂，也有兄长的殷殷关爱，以及对子由的加力与释然。同时呢，更有着通世的旷达，以及体悟天地大道后的豁然自在。比如诗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样的意境，对于25岁的苏轼来说，其实就已经开始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人生的无奈。于佛家，则称之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二、濒死的历炼：魂飞汤火命如鸡？

一身正气却不谙世事，恃才傲物又不知收敛，狂妄不羁的苏轼，终于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作太守，于是作《湖州谢上表》。若在平常，这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人臣子过去的乏善可陈，再叙皇恩浩荡歌功颂德一番，多好！但心直口快的苏轼呢，偏偏却在《表》后，鬼使神差般地画蛇添足，加上了几句要命的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我们中国的古代文人，因为诗词歌赋的传统，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的写意。为何呢，诗词歌赋可以言志也！既然你的诗词歌赋中，有你的“志”，而后世官儒中也会养成一种习惯，会本能地寻求那些文字背后的“春秋微词”，或许哪些更深刻的“政治倾向”。而且，一旦鸡蛋里被挑出了骨头，就会吹毛求疵、变本加厉、无限放大，以期彻底地放倒对手。于是，以吕惠卿为首，由李定出头，开始搜集苏轼所有的诗、词、歌、赋和上奏表疏，凡是苏轼针对皇帝、针对变法的，所有有感而发的诗词摘录，都成为苏轼无妄之灾的“铁证”。而这些，也开创了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监察御史何正臣则摘引“新进”和“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这里还有一点背景，即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此时，我们看：苏轼实际上已经被自己的“恃才傲物”和“多此一举”，卷入了整个朝野政治漩涡的中心；傻乎乎地，稀里糊涂地，就把自己推到了与神宗和王安石变法对立的第一线。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却是：苏轼，就是一身正气的苏轼，并未偏向或偏袒任何一方。对王安石变法，有褒有贬；对司马光，也是有褒有贬。随后不久，苏轼即被御史台逮捕入狱，前后共计约103天的日子里，苏轼或仰天长叹、或胆小如鼠、或战战兢兢，甚至想到了在长江中跳水自杀。几乎每日每夜、每时每刻，都沉浸在死亡的恐惧和阴影中。

“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非常清楚，他发出的每一封信，他的对手都会知道，甚至神宗皇帝也会知道。通过这样的诗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既心怀一线生机，又要做一个贪生怕死的样子给皇帝看，而心内又的确恐惧、渺茫和无比绝望的苏轼。

当朝的多位大臣名士也纷纷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出面力挽，加之宋朝“不杀士子”的古训，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而此时的苏轼，却经历了我们每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濒死之后的大汗淋漓；从度日如年的死亡之海中，湿湿漉漉、命若悬丝、摇摇晃晃地爬到了岸上，这种日日夜夜都在“等待死亡”和“生不如死”的“濒死”经历，对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佛家修行人而言：都是可言而不可望，可望不可求也；非如此，所谓的“明心见性”，或者“不生不死”，便缺乏更加切身的体会与实证。

三、涅槃与重生：一蓑烟雨任平生？

公元1079年十二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苏东坡离开汴京，踏上了贬谪黄州的旅途。而这一去就是五年，也正是这一段时间里，苏轼才最终完成了自己最大的生死起落、最大的心态转圜、最大的灵魂蜕变。这一点，史学界和文学界都是一致公认的。所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这其中起决定的核心作用的，却是学者们所不能深入的大乘佛法，除此无他。

公元1084年4月，苏东坡在离开黄州时，作《黄州安国寺记》，对自己的黄州生涯做了一个深刻的总结：

摘录一：《黄州安国寺记》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而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御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坡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脩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笔者注：

1、间一二日，即参禅打坐？

从《黄州安国寺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黄州的被贬，以及长期寄居在定惠院和安国寺之间，打坐、参禅、问道几乎成为了苏轼每天的生活。“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言外之意，在黄州的五年时间里，苏轼“间一二日”，就要打坐参禅。而这些，无异于我们现在的“临时出家”。

实际上，自黄州以后“打坐、静心”，就已经成为了苏轼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自此以后终其一生，都是佛。苏轼被贬海南儋州时，就曾经有过一首诗，记录了自己即便六十多岁了，也依然禅意生活的场景：

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黄金几时成，白发日夜出；

开眼三千秋，速如驹过隙。

......

2、彻底地皈依佛法？

此时的苏轼，在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和大起大落后，开始反思和追悔自己以前的种种行为方式和行事风格，他强烈地认识到：

自己出事受难是佛家因果上的必然，即便没有这一次，也会有下一次；自己以前所谓的“为官”和“处事”之道，远非天地之间的中庸之正；自己的身心、气场、个性，更不足以驾驭自己的脾气毛病。而倘若仅仅是说说而已的“口头禅”，仅仅是做做佛家修行的表面样子，仅仅是佛法上浅尝辄止的话，就不能够将自己灵魂深处的“烦恼习气种子”彻底清除。自己的未来之路，也注定还要恶性循环，此谓：“后必复作”。所以，一定要从此死心塌地，诚心诚意皈依佛、法、僧三宝，才能彻底地浴火重生；此谓：“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我们看：这个时候的苏轼，已经从一个锐意进取又孤标傲世、大大咧咧又自诩英才的文坛领袖，彻底放下了一切身段，蜕变成为一个与世无争、一介布衣的佛家居士：苏东坡！

3、一蓑烟雨任平生？

而这所有的一切，离不开一个人，黄州知州徐君猷。当时的知州徐君猷，没有把苏轼当作有罪之人来看待，而是将他安置在黄州城外的佛寺定惠院中暂时栖身。当年的六月，因家眷的到来，苏轼全家又受到徐太守的关照，在黄州城外的官驿临皋亭内寄居。元丰四年初，苏轼的铁杆粉丝马正卿，看他缺粮少衣、度日艰难。就变着法子地向徐君猷申请一点可耕之地，以解饥荒之苦。而徐君猷呢，也毫无长官的架子，更同情苏轼的境遇，便将黄州城东废弃已久的数十亩军营地划拨给苏轼，让他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这对初来乍到、入不敷出、不知何以为计的苏轼而言，不啻就是绝望中的第一缕光明。苏轼也因此筑建“雪堂”，并开始自号东坡居士，开始了他暂时的、自在逍遥、晴耕雨读的布衣生活。

也正是于此时、于此地，才有了闻名天下的《寒食帖》，才有了《临江仙》，才有了《定风波》，才有了前、后《赤壁赋》，才有了《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才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深深印记在每一个中国人脑海深处的，一种只有在生生死死的大起大落后，才能看破、放下、放怀的豪放与自由。也是从一位朝堂大儒苏子瞻，成功过渡为平民居士后，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千古绝唱。

摘录二：《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笔者注：

纵观全部的《苏轼全集》，苏轼一生，诗词歌赋千千万万；而其中最有分量的，贬谪黄州时期的作品多也。

世间的人们呢，阴雨连绵的日子多了，就盼望天空放晴；晴朗的日子多了呢，又盼望凉风细雨。而东坡呢，则“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雷”、“电”，“阴”、“晴”、“圆”、“缺”，此皆一心之相，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东坡居士，从此不再被这些人间之相牵着鼻子走，而是“宠辱不惊、得失无意”。一个人，一旦真的堪破了、放下了，“风”、“雨”、“雷”、“电”无不是好，“阴”、“晴”、“圆”、“缺”无不是美，天地自然都是一片光明，再无任何挂碍纠结；五浊恶世，都是“一蓑烟雨任平生”。

黄冈苏轼纪念馆

四、是儒？是道？是佛？

对于《前、后赤壁赋》，知道的人未必很多。而即便知道的广大“苏粉儿”当中，也可能更多地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而在笔者看来：正是《前赤壁赋》中的文字，突出而鲜明地显露出苏东坡“从道向佛”的人生蜕变！

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日，苏东坡与杨世昌等友人，提着绵竹蜜酒和食肴去泛舟赤壁。那天傍晚，天气非常好，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东坡举酒嘱客，扣舷而歌。而有客也随着东坡的歌声吹起洞箫来，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仿佛藏在深渊里的蛟龙，也在为之起舞；孤舟上的寡妇，也在听之哭泣。于是东坡不禁严肃地问：为什么吹得如此凄凉啊？杨世昌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操的诗吗？“西望夏口，东望武昌”，这不是周瑜大败曹操的地方吗？他们原来都曾经的一世枭雄啊，而今又在哪里呢？我哀叹人生之短暂，羡慕长江之无穷啊。若果真能够“飘飘乎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那该多好？

摘录三：《前赤壁赋》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笔者注：

这里的“客”，即指道士杨世昌等人。而苏轼八岁起，从眉山道士张易简系统地学习儒道两家的经典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像《道德经》和《庄子》这样的经典，对少年时代的苏轼来说，就早已经是烂熟于心。在被贬黄州之前，苏轼即早已成为为儒、道两家的大师。而上文中的“蜉蝣”、“沧海一粟”、“飞仙”等等则均出自《庄子》，是典型的道家词汇。《庄子 — 逍遥游》中就有这样一段是非常经典的，更与《赤壁赋》中，苏东坡所要表达的核心主题息息相关。

摘录四：《庄子 — 逍遥游》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我们看：无论是道士杨世昌，还是苏东坡，对《逍遥游》中列子“飞仙”的这一段，一定都是彼此心领神会。上文中的“六气之变”，在道家则为“阴、阳、风、雨、晦、明”这六种“气”的变化。而这些道家之相，在东坡居士这里，其实早已经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也因此，在苏东坡下阙中，才有了“变”与“不变”的对应。对道家而言，庄子在“列子飞仙”这一典故中，就提出了最著名的道家三圣理念，即：“至人”、“神人”和“圣人”。然而，对于此时的苏轼而言，只是一介布衣的东坡居士，“道家三圣”，也是无常之相而已。

摘录五：《前赤壁赋》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笔者注：

这一段，就是苏东坡给出的答案！

1、关于“水”与“月”？

“水”和“月”，是典型的佛家用语。苏轼问客：您可知道佛家的“水”和“月”吗？孔子曾经慨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苏轼却说：这眼前的“水相”，看上去似乎是滔滔不绝、无穷无尽，消逝得无影无踪。而实际的真相呢，就像那水中之月。只是你眼中的幻像，实相上却无往无来；此谓，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水的一来一往，与月亮的一盈一亏，是同一个道理。月亮，之所以有阴晴圆缺的变化，只是因为太阳的光影，在我们心识中的幻像而已。而实际上的月球，就压根从来没有一消一长过；此谓：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而其背后佛家的寓意则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

2、关于“变”与“不变”？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这里的“变者”，在我们传统《易经》中，则为“变易”。而苏轼却说：如果您从天地“变者”的时间角度出发，则古往今来的宇宙时空，无数的人物过往，都只是弹指一挥间。您所说的“哀吾生之须臾”，又有何可哀呢？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不变者”，《易经》中则为“不易”。而苏轼却说：如果您从天地“不变者”的空间角度，则眼前似乎不变的你我、渔樵、鱼虾、麋鹿等等万事万物，在茫茫天地间还有无穷无尽。你我、渔樵、鱼虾、麋鹿，都是沧海之一粟；而这万里长江，也是沧海之一粟，故“羡长江之无穷”，“而又何羡乎”？

后面的“无尽藏”，更是典型的大乘佛家专用术语：如来藏。苏轼就说了：您所说的“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之所以取之无尽、用之不竭，都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无尽藏所造也。而这样的“无尽藏”造物主，您和我人人都有，此为“吾与子之所共适”。

所以我们看：《前赤壁赋》中，苏东坡在佛学、以及在佛家修行上的升华是异常清晰鲜明，而且是确定无疑的。“水”与“月”，“实”与“虚”，“变”与“不变”，以及“无尽藏”，却是大乘核心经典《楞伽经》中，佛陀开示的核心内容；而世人对此，则几无所知。

道士眼中的“六气之变”，虽然道士可以自在逍遥，却无法回答“六气之相”，是如何“变”成眼中之相的呢？而且，儒、道两家的“易易”、“不易”和“变易”，都是建立在一个“唯物之体”的基础上，才能繁衍发生。可是，在道家的经典体系中，是没有关于如何通过眼耳鼻舌身意，阐述如何“变”、如何“易”、如何“化”的详细经典的。最终都是只可意会，于是，《易》《老》《庄》才称为《三玄》。在佛家经典中呢，小乘里也没有，而只会出现在以《楞伽经》为起点的大乘经典中。而苏东坡告诉我们：“水中之月”和“眼中之月”，皆是“变”与“不变”，皆是“无尽藏”所造；可造水中月，可造天上月，可造镜中花，也可造现在的你和我。可见，东坡此时悟道之深，已经赫然出现在《前赤壁赋》中。

笔者自己的体验：一旦你有缘，将佛家智慧积累到一定程度，契入儒家和道家也会非常轻松和顺畅。然而，若不能深入通达佛道，则如何理解苏东坡那大量的禅意诗词、禅意书画、禅意文章？如何正确地引导我们的下一代？若不能深入通达佛道，又如何能深入苏东坡那内心深处的灵魂？而若不能深入通达佛道，这《前赤壁赋》中，苏轼所刻意体现的“大乘佛学意趣”，是如此的清晰、鲜明？此时，我们可以看到：不通佛法，“绠短井深”的我们，在面对苏东坡、面对苏东坡的禅意作品时，是多么的矮小、遗憾和无奈。

五、遗慈悲大爱，遍洒人间？

1、遗人间大爱？

君猷迁官，离开黄州之日，安国寺住持继连和尚为一竹间亭请名，东坡即留名“遗爱”，以感怀徐均猷的清廉风范和爱民之心，并作《遗爱亭记》赠之。

然而生死无常，君猷一去便成永诀；苏东坡对这位彼此敬重有加、危难之中加以援手的廉洁君子，既心怀感恩，又作他乡故知。当君猷灵车返乡，东坡于半路便扶棺大哭，不能自已。天地悠悠，知音已去，无限悲伤，又有谁知？

红尘之事，或一面之缘，或一生相伴，或中道崩殂；或对或错，或生或死，或得或失，都是水月镜花而不可逆、不可得；唯，人间慈悲大爱，可以超越这一切，遗存千秋万代。

遗爱亭，今黄冈遗爱湖公园。

2、劝戒杀生？

苏东坡不但诗文俱佳，书法绘画也堪称一绝；他对美食方面的研究与喜好更是众所周知，并且写过无数的诗文如《菜羹赋》、《食猪肉诗》、《豆粥》、《鲸鱼行》以及著名的《老馋赋》，来反应他对佳肴和美味的丰富经验。但在“乌台诗案”后，因为与佛法的接触，又一方面与质朴的农夫、渔民为友，以大自然为家，苏东坡的心性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对生命也开始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饮食上也渐由不杀猪、羊等大型动物，进而连鸡、鸭、蟹、蛤等都在禁杀之列；有人送他螃蟹蛤蜊水产物，他也投还江中，虽明知蛤无复活可能，但也比放在锅里煎烹的好。他并恨自己未能忘味，不能吃全素，只好“勉励”自己只吃“三净肉”、“自死物”，不为口腹操刀杀生。

在被贬黄州的那段日子，一次苏东坡去岐亭看望他的好友陈慥（字季常）；途中想起前一年去陈家时，陈家杀鸡捉鸭，盛萝酒食来招待他的情形；遂不忍因口腹之欲，而有杀生的残忍事情再次重演。所以一见陈慥便先声明：千万不要为他杀生。之后又做了这首“我哀篮中蛤”的泣字韵诗，寄到岐亭劝说陈慥戒杀。陈慥读后不但接受了劝告，甚至陈慥的街坊读了这诗，也都说：“未死神已泣”，太可悲悯了；并受此感化，多人都不再吃肉。

摘录五：《我哀蓝中蛤》 

鱼蛤虽小，但皆有情；

被烹刹那，亦痛亦惧。

3、一生筑堤、兴修水利，至今都惠及万方？

苏轼来到杭州的第二年，就带领众人疏浚西湖；这项工程十分浩大，动用了民工二十多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且在湖水中建立了新景观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但苏东坡是个很有头脑的官员，他把挖出来的淤泥废物利用，全部集中在一起，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方便行人行走，当地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的功劳，把这条长堤取名叫“苏公堤”，简称“苏堤”。

杭州西湖的苏堤春晓

阜阳颍州西湖

第二条苏堤是苏东坡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

惠州西湖

第三条苏堤，建在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的时候。

六、东坡自己眼中的“佛家涅槃”？

我等世人，知之最多的可能仅限于其诗词歌赋与书画，却少有人愿意深入探究东坡居士的灵魂。

苏轼年轻时代，几欲出家修行做道士；及至出仕做官后，官场当中的政治智慧几乎为零。所以一生当中都是在被贬迁谪、颠沛流离中度过；如果说，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苏轼诗词，多会有一人一景、一觞一咏、偶然得之的话，而独独有两件事情，却令这位大文豪倾注了大量的、甚至是一生的精力去专心为之。其中之一就是“注疏《东坡易传》”，即奉苏洵遗嘱，为《周易》作注；另外一个，就是“刻版《楞伽经》”。苏轼在离开黄州的那一年，与张安道和佛印禅师，共同发愿、发心为《楞伽经》刻版流通。为此，苏轼为此还专门在金山寺暂留下来，亲笔专心致志地抄写。至今我们大家若去金山寺，还能见到苏轼当年抄经的“楞伽台”。这是笔者知道的，在中国历史迄今为止，不仅能够通达《周易》《老庄》和孔孟，还能将《楞伽经》解读明白，而且发愿要将其勘行流通，唯一的一位“至死”都能将儒、释、道合一的大家。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重大的佛家信息，必须了知：《楞伽经》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呢？

笔者可以在此做个简单的概括：

《楞伽经》是可以契入一颗佛心，印证自己和佛到底有多远的一部经。可以说，一部《楞伽》，就已经统合了佛家所有的宗派，所有般若、中观、唯识、因明、如来藏，以及所有的显宗和密宗，所有的佛家宗派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会告诉我们：佛门内部的声闻乘、缘觉乘这样的人士及其做法，以及佛门外的外道哲学体系，都不是佛之本怀，佛家行者应深入辨别、不可流连，应快速超越之。而且呢，一部《楞伽经》，几乎摄受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智慧。然而，对《楞伽经》的解读实在太难了，难到什么程度呢？明代有个大儒叫曾凤仪的，是王阳明的二代弟子，在《楞伽宗通缘起》中就这样感叹：“千载之下，求其能明名相者亦罕矣，况印心乎？”意思是说：千载之下，不要说能够契入一颗佛心，即便对《楞伽经》在字面上能够读顺、读懂，也是千难万难。

摘录七：《苏轼书楞伽经后》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故谓之《佛语心品》。祖师达摩，以付二祖曰：“吾观震旦所有经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为心法，如医之《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可者；若出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子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

笔者注：

苏东波在这一段话中，大致表达了几个意思：

第一，《楞伽经》最为印心？

什么是“印心”呢？印，就是印章。你的东西是不是佛的，你的修证和实践是不是走在了高效正确的路子上，你自己说了不算，别人也说了不算。而这部经，就是佛陀自己描述的，自己成佛后的内心独白。佛门之内的小乘弟子，与自己的真实意趣，都相差在哪里？佛门之外的其他外道、哲学、思想流派，和自己相差在哪里？佛都会将自己的真实感悟，所证明到的最终境界，通过和大慧菩萨辩论的方式，一一向你道来。

而《楞伽经》，在佛之大乘体系中，是可以当做佛的印信、印章来使用的，可以验证你的佛家修为。

第二，《楞伽经》最为彻底？

对于一位佛家行者，你的修行是否在精进上位？是否是佛之大乘？你的明心见性和了悟，是否彻底？就看一看：你是否能契入、读懂此经，并长行之。这是因为，佛陀对古往今来的，几乎所有的哲学观点、宗教门派、人类科学的主流思想，都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并且举例子告诉你，这些世界观、思想和教义所不圆满的、所欠缺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如果说佛之大乘是最彻底的，那么其彻底的圆满性，又在哪里？在这部经里，佛都会一一告诉你。

第三，《楞伽经》的解读太难了？

难到什么程度呢，苏轼就举个例子：就好比学中医要学的《黄帝难经》，里面有八十一“难”，难难相扣，一难更比一“难”难。

第四，大乘佛法，不是儿戏！

实事求是地说：佛陀的大乘般若智慧，是涵盖宇宙万法的，这是佛之大乘的一个最基本特征。这就意味着，佛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对家庭集体，对社会国家，对宇宙自然，都会有着最为全面的、最为高效的、最为彻底的解决方案。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大家，在你周围的“信佛圈子”里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大乘佛法，是如何应用于一个国家发展层面的；也看不到，佛之大乘的智慧，是如何令人类拥有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来造福人类的；我们更看不到，佛之大乘所带来的最为清净的生存环境，最为大美的艺术品，最高质量的产品，以及最为健康阳光的日常生活。我们看得最多的，却都是广大受众的神神鬼鬼，却都是漫天的“口头禅”和“假大空”；而即便是有着少数戒行清净的佛弟子，也大多只能止步于祖师、宗门的小圈子里就徘徊不前，再无精进。根本就不清楚，佛陀所摒弃的佛门之内的声闻、缘觉之小乘法，其实指的就是自己；是自己的所有见地和实践路子，距离《楞伽经》中的那一颗佛心，其实还相差很远。

苏轼时代的佛门之内，和我们今天也是万分地类似：大量的佛弟子，完全无法深入佛家经藏，完全无法契入真正的大乘佛学体系。反之呢，却总想着能好逸恶劳、一步登天，坐着轿子就可以爬山。每个人似乎都在参禅，都在问道，仿佛都在明心见性的顿悟中，都执着自宗、自派、自家师父。而在苏轼看来：不是愚蠢至极，就是狂妄无知。随便说个佛家的偈子，一两句道听途说的口头禅语，就“未证言证”；连妇孺小孩都可以在拍手嬉笑的时候，都要号称在“参禅问道”，而争谈禅悦。凡此种种的，佛门之内这种“高者为名，下者为利”的假大空现象，却是佛法衰微的不祥之兆啊！

我们看一看：苏轼描述的这种现象，当今的佛门，还有没有？

1100年4月，宋徽宗大赦天下。也因此，谪居海南的苏轼得以生还北归。然而，苏轼出发的时节是暑气连天的六月份；64岁的老人，万水千山、江海舟船、车马劳顿整整折腾了一年多，第二年的七月份到达常州时，苏轼终于倒下。临终之时，径山寺惟琳法师提醒他：你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想，只“光明觉照、用力念佛。”而苏轼却用微弱的气息告诉他：“用力即差”，旋顷而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本自具足，本然清净，何“力”之有？若“用力”，便已动念，用力者谁？受力者又是谁？由此可见，比之惟琳和尚，东坡境地则更上矣。《楞伽经》功用之大，可见一斑。

我们说：一杯好茶，必有茶韵；一坛好酒，也有酒韵；一幅字、一幅画、一首琴曲，均是如此。若能被人称善、乃至称之为传世之经典者，则一定会有一种“深韵”，可以令人回味无穷。而“东坡之韵”，则是可以穿越千年的；非真理大道，不足以为千年！而这些“神韵”的深之又深处，即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心中各自的苏东坡；它是如此的清净遥远，却近在咫尺；如此的芳声雅质，却大美无言。你可能暂时地忘记他，可一旦想起，则会为之倾倒、为之沉醉、为之魂牵梦绕。

其实，这就是东坡居士之儒表、道骨的一颗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