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胡适与蔡元培《红楼梦》论战的本质--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兼论什么是考证、索隐、附会

千湖水墨

（胡适）

胡适（1891—1962），幼年就读于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他为教授。1921年3月，应上海亚东图书馆之约给《红楼梦》写序，这就是后来出版单行本的《红楼梦考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得出六条结论：（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兼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因为不得志故流于纵酒放浪。（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势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从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

（蔡元培）

蔡元培（1867—1940），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1894）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爆发，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1904年，在上海组织建立光复会。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新派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兴趣，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所述其师徐时栋观点的启发。1915年蔡元培在法国将积累多年的《红楼梦疏证》（《石头记索隐》初名）基本定稿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便驰函建议他加一结束语，尽快发表。1916年1月至6月，《石头记索隐》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单行本于191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印行。自1917年至1930年，《石头记索隐》再版十次，影响很大。蔡元培由此被称为旧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对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进行了批评，认为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1921年9月下旬，胡适将《红楼梦考证》一文送给蔡元培一份，蔡元培阅后复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杀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副题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对胡适的批评提出“商榷”。他首先阐明了自己进行《红楼梦》疏证的起因和取用的方法：“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之《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迷’，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殊不敢承认。”接着，他从几个方面与胡适展开商榷。他说“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绝非无考证之价值。”最后，蔡元培仍坚持认为：“《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么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对于蔡元培的这篇驳论性“自序”，胡适颇不以为然，他于1922年5月撰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其中的第二部分便是“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他就蔡氏的“性情相近，轶事相征，姓名相关”这三种推求小说人物的方法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适用于《红楼梦》的，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显的是《孽海花》，这本是写时事的书，故书中的人物都可采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胡适引用顾颉刚的证据，证明蔡氏的方法不可用于《红楼梦》，尤其不能赞同蔡元培在商榷中“好像颇轻视那关于‘作者之生平’的考证”，“我以为作者的生平与时代是考证‘著作之内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胡适认为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生平这一大问题。

蔡元培与胡适对《红楼梦》的论争一来一往，持续了很长时间，结果谁也未能说服谁。1926年蔡元培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作序特别强调：“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那时候学术界对《红楼梦》作者、时代背景、成书年代等问题本来并无定论。胡适并未驳倒蔡元培，《红楼梦》的诸多问题完全可以作为悬案继续开展学术争鸣。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进入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学术也开始为政治服务，政治主宰了学术。1964年8月18日，某伟人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一言九鼎肯定了胡适，否定了蔡元培，无人再敢提出异议。此后在出版界会议上，伟人再次强调：“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高鹗作的；高鹗学了曹雪芹的一点笔法，但是思想很不相同。”这等于是给《红楼梦》下了定论，也同时给蔡胡论战做了总结，从此胡适的基本观点占据了红学的统治地位，开始写进各类教科书、词典和史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红楼梦研究者开始质疑、甚至否定占统治地位的胡适红学。认为胡适红学漏洞百出，所有关于《红楼梦》的观点都经不起推敲。“蔡胡论战”将近百年，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那场学术论战，揭示蔡胡论战的本质。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里通过分析作品，领悟了作品的写法，人物塑造及事物描写的寓意，进而对作品的性质、立意和传世目的做出了精炼的评价。点明了贾宝玉是玉玺幻化的人物，书中人物都有对历史人物的影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通过寻找古人阅读《红楼梦》的记载，来断定作品的成书年代，又通过古人对《红楼梦》主题的理解来断定作品的立意本旨，然后将作品里的一些内容与曹家家事进行对比，得出作品里的创作素材来源于曹家家事的结论。这就是蔡元培和胡适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从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品评上看，胡适完败，蔡元培完胜。为什么呢？大家读过不少寓言故事吧？比如《蚊子和狮子》。胡适的考证等于在说:你们都没搞清楚这则寓言故事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如何能搞清这则寓言故事的旨意呢？蔡元培就纳闷：咋滴？我要想看懂《蚊子和狮子》的故事，还非得搞清谁写的？

一部作品的人物塑造和事件取材是围绕立意宗旨进行的，蔡元培在按照作品的写法进行来源和取材探究。而其他读者可以脱离作品本旨，将作品里的人物和事件取材，进行另外不同的来源探究。于是，作品的同一个人物或事件，就产生了不同的原型结论。胡适发现了这个问题，便对蔡元培进行批驳。胡适说，按你这种方法，同一个人物或事件将得出三种甚至更多不同的结论，哪有个定论？而胡适认为文学研究也要有定论，于是他弄了一套理论框架，即：作者论、年代考、版本学。接着胡适便对考证做了定义：要用真凭实据来确定作品的作者，作品的成书年代，以及作品的旨意。然后，胡适根据某些清人记载的有关曹雪芹的事迹，认为这个曹雪芹就是曹寅的后人，《红楼梦》作者。

但是，胡适找到的清人资料不能成为《红楼梦》作者的证据。因为在成为证据之前，这些材料只能叫线索。大家要领会线索与证据之间概念上的本质区别。再看，胡适找到的材料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些与《红楼梦》有关的记载。胡适找到了一些清代读者关于《红楼梦》的评论，他把这些载有古人评论的内容当做了证据，去证明他的论点。胡适找到的那些记载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古人作为读者，对《红楼梦》阅读感受体会所作的记录。只是发生在很多年以前，被古人记录在了纸上，仅此而已，并不能直接拿来当证据，而且清人的记载说法有很多种，胡适对清人的记载只取对自己有利的，无视对自己不利的。

袁枚（1716－1798）的《随园诗话》是胡适论证《红楼梦》作者是曹寅之孙曹雪芹的主要资料。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引用了《随园诗话》卷二第二三条的说法：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

文中的“曹练亭”应为曹楝亭，即曹寅。胡适认为有关《红楼梦》的旁证资料，这条最早，根据这个说法得出“乾隆时期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所作”的结论，并在《红楼梦考证》的初稿中认可袁枚所说的曹雪芹是曹寅之子的说法。胡适说这条旁证资料最早，只能说明这条资料是胡适所收集到的资料里最早的，并不能说明袁枚的说法就是可靠的，胡适却直接拿来当证据。《随园诗话》卷十六第一七条记：“雪芹者，曹練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这足以说明袁枚距离他提到的雪芹的年代很远，袁枚关于雪芹的说法并不可靠，而胡适却对这条资料视而不见。后来胡适又根据敦诚《四松堂集》的付刻底本的一条来历不明的贴条“雪芹随其祖寅织造之任”，又否定了袁枚的雪芹是曹寅之子的说法，又认为雪芹是曹寅之孙才是正确的，并将这个观点和袁枚的说法拼接起来，将观点调整为“《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是曹寅之孙”。胡适并未对贴条的内容进行考证，直接拿来当证据，而事实情况是，没有证据表明敦诚敦敏的友人曹雪芹和《红楼梦》、曹寅有关系，而只是与《红楼梦》里提到的曹雪芹重名而已。

程伟元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出版的程甲本序言是这么说的：“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通过程伟元的序言可知，在乾隆年间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说法很多，因此胡适所说的“乾隆时期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所作”是不正确的，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胡适却对自己这条资料视而不见。即使同样是曹雪芹作者说，关于曹雪芹到底是谁，也是众说纷纭，袁枚的曹雪芹是曹寅之子（孙）说法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当然也不能拿来当证据。

胡适关于《红楼梦》的年代考是怎么弄的呢？他把那些记载《红楼梦》的清人所处的年代，以及他假设的《红楼梦》作者，作为作品的成书年代。我们剖析看看:寻找到一条古人的阅读体会，再找到这位古代的读者，查清这位古代读者所处的年代，来断定作品的年代，这有什么问题没有？古代读者很多，不同时期的读者都有，问题就在这里。能以找到的某一个读者所处的年代，来断定作品的年代么？以假设的作者，来断定作品年代，问题在哪里？是因为这个假设的作者还没有被论证！胡适找到的阅读记载只是某个古人读者的阅读体会，不能因为与胡适的假设相同，而成为证据。既然作者没有被论证确定，如何能以假设的作者去断定作品的年代？如果以假设的作者去断定年代，那么这个年代依然是假设的。所以胡适的年代考根本没有被论证，本质上玩了一个以假设证明假设的虚晃一枪。

再看胡适的《红楼梦》版本学。胡适后来弄到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为里面有甲戌二字，基于刻本对比时间，胡适便认定这是最早的版本。又基于胡适的假设年代，将甲戌假设在了乾隆甲戌年（1754年）。胡适对成书的年代、版本的认知，都是基于假设而来，根本就没有找到一个证据来完成他建立的那套论证。他的成果就是找到了一些古人读者的阅读记载，因为这些记载与他认为的作者说一致，他便走了一个形式上的论证，完成了一个以“假设”证“假设”的伎俩。

所谓论证，就是找出能够证明论点的材料，这些材料能支撑论点的说法，并且不能被旧有的或新发现的材料推翻或证伪，这个材料才能当做证据去支撑论点，材料与论点结合形成论证。材料、线索、证据，三者在概念上有区别。材料有很多，有与主题或案件相关的，也有不相关的。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才叫线索。能证明论点，并且不能被推翻或证伪的线索，才叫证据。胡适的方法论与研读理论体系，并没有弄清这些概念的区别。胡适把一些古人读者的阅读感受当成了证据，去论证他的观点。古人读者太多了，有的感受这样，有的感受那样。把某一位或一类古人读者的感受，当成证据去论证，那我同样也可以把另外一个或一类古人读者的感受当成证据去论证。这种论证，哪里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出来？胡适笑话另外三个老学者在猜谜，胡适的论证又何尝不是猜呢？只是，那个古人把感想猜测记录下来了。只是，那个古人的大胆猜测，与胡适的大胆猜测一样。一个古人读者猜测，一个后人读者猜测，猜的一样了，这个后人便把古人的猜测当成了证据。所以，胡适在他的考证里压根从本质上就没有论证过他的论点。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归纳简化成一句话，就是:大胆猜测。在古人读者里找到了一个有相同猜测的记载，以古人的猜测来证明自己的猜测。胡适根本就没有找到能够支持他的猜测、而且不能被旧的材料和新的材料推翻的证据。所以后来不久，就出现了时间悖论、身份悖论、空间悖论、伦理悖论等等一大堆悖论。比如，有的猜曹雪芹出生于约1715年，是曹颙的遗腹子，有人会质问：批语提到曹雪芹有弟弟，遗腹子怎么还有弟弟？又有人质问：曹雪芹是曹寅之孙，曹寅死时，曹雪芹还没有生，如何能随曹寅织造之任？之所以搞出这么多悖论笑话来，源头就来自胡适。因为胡适根本就没有证明什么。古人大胆猜测了一下，胡适也跟着猜测了一下，就因为两人猜到一块儿了，便用猜测“论证”了猜测。为什么看透胡适考证本质的，会认为胡适的那一套是伪学？因为胡适在讲空泛的大道理，开头三大笔说空道理，最后一笔关系到实质的，胡适根本就没有论证什么。

然而胡适及其后来者，为什么又像被洗脑了一样对清人的记载坚信不疑呢？原因出在《石头记》这部小说的性质上。古人真正领会《石头记》背面隐写故事的，不会说破，因为这是一部隐写的故事，内容涉敏，说穿捅破是有极大风险的。所以，你翻故纸堆想学胡适去找隐写故事内容真相的，你翻不出说穿说破的任何记载。而蔡元培之说能在与胡适论战时破了《石头记》底里，是因为这时清朝已经灭亡，他没有像清代古人那样要冒那么大风险了。胡适认为，品读一部作品，要从作者、年代、版本等几个方面去研究。这个大道理是空泛的，你不能说他错，也无法认为他完全对。为什么？因为胡适提出的这几个方面，并不是领会品读一部作品的充分必要条件。品读一部作品，你可以去了解作者，再去品读作品。也可以不了解作者，直接去品读作品。所以，了解作者与品读作品，是既非充分，也非必要的条件。年代考，也是一样的道理。一部作品创作在什么年代，并不是由读者所处的年代来断定的。《石头记》在清代有读者，在民国有读者，在新中国也有读者，不同时期的读者都可以记录自己的阅读感受，但我们不能以读者所处的年代，来断定作品创作的年代。大胆假设一下，如果因为某个原因，清代的古人阅读记录，如《四松堂集》等没能保存下来，而民国时期的读者阅读记录保存下来了，你能拿民国时期的读者来断定作品的创作年代么？这个论证本身就存在逻辑因果的问题。

最后说版本学。胡适认为作品如果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应考察版本差异，判断其年代的先后，从最原始的版本探究作品创作意图，这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胡适探究版本时，把重点放在了年代的先后上，并没有放在版本出现差异的原因上。简单点说，就是胡适关注的是差异在哪里，而并没有关注为什么产生这种差异。

按照蔡元培解读《红楼梦》的方法，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胡适就抓住这一点来否定蔡元培的解读作品的方法。胡适说，因为蔡元培对作品里某些人物和事件的理解和说法，是无法得出唯一答案和结论的，因此，蔡元培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又因为蔡元培对这些人物事件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所以，蔡元培解读《石头记》这部作品的方法是错误的。进而因为蔡元培解读《石头记》的方法是错误的，胡适加以驳斥，所以胡适的理解和方法是正确的。胡适的考证，其实属于三真掩一假。他认为，一定要找出另外一处有记载的东西来，才能证明你的解释是正确的。你找不出来，你的解释就靠不住。这是潜意识形成的思维。毕竟蔡元培对人物与事件的理解，与其他阅者也是有区别的。人的潜意识认为：因为蔡元培对某些个人物和事件的理解与他人理解不同，没有唯一答案，所以，蔡对所有人物和事件的理解是无法得出唯一答案的，因为蔡对人物事件的解读无法得出唯一答案，所以，蔡的解读方法是不对的。因为胡批驳蔡的错误，所以，胡的方法是对的。因为胡的方法是对的，所以，胡的结论是对的。这个潜意识形成的联系，帮助胡适完成了形式上的论证。其实胡适的这种论证，不是在证明自己的观点如何正确，而是在驳斥对方的某些观点是如何的错误。以对方的错误来“证”自己的正确，人们被大脑潜意识的思维给糊弄了。他驳斥对方的错误不足处，但并没有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所以，胡适的考证并没有在本质上论证自己的观点。

胡适通过驳斥蔡元培解读不合理的地方，进而对蔡元培的方法论上给予重点攻击，甚至按照索隐与考证来划分派别。但胡适并没有真正把考证的本质与索隐的本质，以及附会的本质给解释清楚。胡适只看到蔡元培等读者认为作品里塑造的人物有隐喻，比如宝玉是传国玉玺所化，胡适便认为，这些结论是猜出来的。而胡适并没有探究过，蔡元培这类读者，为什么会这么理解？于是胡适把蔡元培对作品里人物、事件等塑造的寓意，统统划归为猜测。为什么呢？因为蔡元培得出来的结论是A，李元培得出来的是B，黄元培得出来的是C。他们没有从故纸堆里找到白纸黑字的证据，所以把他们的解读视为猜测。胡适把不同读者的结论，统一视为附会，而没有思考过对方是如何得出那些结论和理解的。

附会，说白了就是猜，用胡适的话说，叫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胡适就是这样给蔡元培的索隐下的定义。胡适认为：索隐=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胡适认为：考证=白纸黑字、有凭有据。这便是胡适在方法论上对蔡元培给予的驳斥。但是，胡适在论述方法论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搞清楚，索隐、附会、考证的概念呢？胡适并没有分辨清楚。为什么？因为胡适没有仔细思考过，对方如何会得出那样结论的。蔡元培是清末进士，他对一部作品的品读会靠猜测去理解吗？又会猜得那么‘笨’吗？后人也自然少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学胡适一样，把‘索隐=猜测、附会’了，而忽略了索隐、考证、附会的本质区别。我们现在从方法论上来看蔡元培与胡适，在品读《石头记》作品上，其方法论上的实质是什么，区别在哪里。

蔡元培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本的理解，来领会作品的本旨，人物塑造寓意，事件取材的用意，作品传世的目的。

胡适的方法：通过对作品以外的记载，如历史上一些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来确定作品的作者、年代、主题。

一部作品背面在写什么，是由作品本身表达，还是由作品之外的记载表达？难道说，如果胡适当初考不出任何材料记录，这部作品背面在写什么就无法理解了么？这显然不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能否理解这部作品的寓意，在于读者的知识架构，阅读水平，以及阅读的动机倾向性。《红楼梦》这部作品是读四书五经、古代科举教育体系下的人所写的。读者没有这些在古人看来是常识的知识，自然难以领会作品里诸多词语及典故的寓意和用意。读者没有基本文言文的功底，自然难以阅读石头记钞本。读者没有了解作品背后寓意的兴趣，自然不会关注作品在隐写什么。

蔡元培为何能得出作品的旨意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因为蔡元培是清末进士，和戚蓼生这些古人一样，他们学的是四书五经，考的是科举功名。戚蓼生为何没有明说出来，蔡元培为何能说破？因为清朝已经灭亡了，没有隐讳的必要了。而胡适在批驳蔡元培的时候，他的潜意识里把自己的学识跟蔡元培画等号了，甚至自认为留洋了比蔡元培知识还多，尤其是学了一点所谓的科学知识后，对《红楼梦》的认识会高过蔡元培。古代读者，如戚蓼生、梦觉主人、舒元炜、孙渠甫等，他们都看出来了石头记背后的隐喻，只是因为忌讳，而不得说破而已。而到蔡元培阅读时，蔡说破了而已。

（戚蓼生）

胡适给索隐、考证、附会下的错误定义，而导致后人误以为胡适的方法论是正确的。于是胡适的跟随者，至今仍然致力于在故纸堆里翻找，找那些与《石头记》有关的记载，而没把重点放在作品本身文字上。这些跟随者，试图通过挖掘胡适假定的作者，即后来更正为曹寅之孙的曹雪芹，以挖掘其家事，来探究《石头记》背面的寓意，进而将曹家的家事与作品的内容建立联系，来解读《石头记》这部作品。继胡适之后的所谓的考证派，几乎都是在挖掘与一个假设相关的东西，来求证作品里的内容，用寻求作品之外的材料和记载，来考作品之内的内容。这是至今考证派陷入胡适设下的坑里，而未能回归文本去领会作品背后寓意的根本原因。说穿了，蔡元培不管得出什么结论，蔡是通过解读作品本身得来的；而胡适一派及后来者不管得出什么结论，是从作品之外的材料里挖出来的。胡适在批判蔡元培等读者附会的同时，自己也在把曹家家事与作品里的事件建立联系，进行附会。只是，蔡的出发点和源头出自作品内，而胡适的出发点和源头出自作品外。胡适考证的源头，只是形式上找出了古人阅读感受而记载的那些材料。蔡元培索隐的源头，是从作品本身文字的寓意，得出来的结论。现在要问了，一部作品背后在寓意什么，你是看作品本身呢？还是看别人的阅读感受呢？

现在给大家梳理一下胡适当初批驳蔡元培时，没有弄清的几个概念。什么是考证？考，就是找出材料，考出来源出处；证，就是用材料去证明结论。完成这个论证的过程就是考证。什么是索隐？索，就是找，找出来；隐，就是隐写的物事；索隐，就是找出隐写的物事。什么是附会？附会就是无视旨意和动机，从某一点上建立两种事物的联系，以一点而解释整个面。因为脱离了动机，忽视了旨意，便可以从不同的点，与不同的事物建立联系，得出不同的结果来。这便是蔡元培等读者，能从同一个人物或事物上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现在有的读者仍然陷在一个坑里：脱离作品内容，‘考证’作品外说法，把索隐与考证当做党同伐异的派别划分，而忽略了考证与索隐的本质对解读作品的意义。任何语言，都会有比喻这种用法。借物咏志，取事说理。其表为‘物’与‘事’，其里为‘志’与‘理’，古人、今人都一直在用。比如现在着力打‘大老虎，小苍蝇’，你若只看表意，也许就只能在动物园里老虎拉屎的地方，才能看到大老虎和小苍蝇。但如果你领会寓意，自然会打开网页或取出报纸看新闻，哪些大、小贪官被双规了。事虽有异，理却相通。真正的考证，不是在作品外那些古人的阅读体会感受记载。真正的考证，是要读者考一考作品里诸多用语典故的出处，领会其意思，来求证作品传达的寓意。考察《石头记》作品里词语、典故的出处，这个过程就是索；领会作品里这么写的用意，其寓意，就是隐。

所以，真正的考证，是围绕作品本身，索出其用语典故等的来源，领会其隐喻。求证这些写法的用意，以及作品创作的旨意。这种围绕作品本身的考证，才是正确的考证方法，而领会其寓意的过程，才是索隐的真正目的。考其源，索其隐，证其旨。本质上，真正的索隐和考证是同一个过程，不同侧重点的描述而已。索和考，都有寻找之意，二者在方法上本是一意。证，是证明这个方法的过程。隐，是隐寓，这个方法的目的。所以，真正的索隐就是在考证。而胡适及后来的追随者，把考证和索隐当成了他们党同伐异，划分派别，或笑他人猜谜以抬高自身的工具。因为你在索隐，所以你在猜谜，因为我在考证，所以我是学术。这便是他们的思维逻辑。胡适及后来追随者，因为没有弄清楚，考证、索隐、附会的本质，当后人不断从故纸堆里翻出材料和线索，发现胡适一派越来越多的悖论时，他们没辙了。因为他们至今陷在坑里，没有弄清考证的本质，索隐的方法。当雍正时期的成书证据出现时，他们根据胡适的《红楼梦》成书最早是在1754年，于是说：那个所谓的证据是假的，那时候《红楼梦》还没成书。当越来越多的线索被翻出，与他们所持有的观点产生越来越多的悖论时，他们无法解释，也没有任何进展，根本没有思考过根源，也不打算回头，就只能撒泼耍赖。材料、线索、证据、索隐、考证、附会这几个核心的概念，读者只要领会清楚，胡博士与蔡进士论战的本质和真相就出来了。也就能看清，人的潜意识思维是如何误导胡适的那些追随者的。

（中医方剂至真斋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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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安妮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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