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议索隐——索隐之源是传统文化

王华东

     郭豫适教授在《半砖园斋论红学索隐派》一书中认为，索隐派红学往往不能正确地理解《红楼梦》的小说特质，而是把《红楼梦》当成生活的“真”的“实录”。为了否定“索隐”，他举了多本索隐派著作中的例子。我也看了索隐派红学著作，在我看来虽然这些索隐派的观点在某些结论上有失误，但也有不少高明的见地，从中可以了解到索隐派的思想方法。譬如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中说：“为世所传《红楼梦》一书者，其古今之杰作乎?大抵此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至于他认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应该是依据传言。

      说到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作者有“河山破碎之感，祖国沉沦之痛”，“原本之《红楼》，明清兴亡史也”，“‘悼红轩’，红者，朱也，悼红即怡红之反对。”他认为“《红楼梦》之作，当在康熙时代(疑吴梅村作或非一人作》”。至于邓狂言论证的某人影射某人，确实令人不得要领。寿鹏飞在《红楼梦本事辨证》一书评论道：“平心论之，蔡氏不免为徐柳泉之说所拘，更引当时诸名士以实之，致多牵强；若胡氏竟指为雪芹自述生平，则纯乎武断。”“若《石头》一记止为曹雪芹自述生平而作，则此书真不值一噱矣。” 他说，“古之作者，立身本末，首在不肯掠人之美，窃他人著作以为己有。”小说第一回明云“由空空道人钞写回来”，所谓“空空道人”，“即原书著者”；且小说中明写：“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若系雪芹自作，又何必讳言，而仅认增删披阅乎？若欲自讳，又何以并不讳言增删乎?”寿鹏飞说：“乃雪芹方自避著权，而胡氏则强为顶冒，是何理由?”但他说作者是曹一士，这似乎得不到多少认可，他对曹雪芹作者的质疑却很明确。

     对于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的观点，郭教授不同意《红楼梦》是政治小说，更理解不了“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他在书中引用了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胡适反驳的一段原文。蔡元培说：“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于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他举例说，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楚辞》，其作者为屈原、宋玉、景差等人，其时代在楚怀王、襄王时，这些为昔人所考定，然而，“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所举的这些东西都牵涉到作品的内容，“亦情节上之考证也”，“然则考证情节，岂能概目为附会而拒斥之?”

      郭教授虽然引用了这段话，但他根本没有领会蔡元培先生这段话的深刻含义，仍然归结说：“《石头记索隐》的内容和方法，是把从小说《红楼梦》里宰割下来的东西，跟他所摘取的史事等互相比附，实际上是把文学创作和社会历史混为一谈，所以其研究方法和一般索隐派本质上是一样的。”郭教授没有针对蔡元培所举的例子来谈，而是顾左右而言他。

      郭教授是不是真的不明白，蔡元培先生在说一个重要的论点，即索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常用的一种手法。我们读屈原等先贤的作品，首先确定其时代背景，即“其时代在楚怀王、襄王时，这些为昔人所考定”。再看作品中的词句是隐指什么事物，什么事件，先贤的作品中有很多比喻。而几千年来，人们看到描写善鸟香草，就知道是比喻好人；说到恶禽臭物，就是表现坏人；龙凤代表高贵者，风云代表轻贱小人；……这些已经成了文人中的常识，作品中有这样的内容，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难道都能说成是牵强附会吗？

      对此蔡元培进一步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也。”并举例说：“即如《儒林外史》之庄绍光即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朱草衣，均为胡先生所承认。”

     当然，蔡先生关于某人影射某人的“对号入座”也有使人难以理解的困惑，但考证派不能抓住其中不足之处而否定正确的索隐成果，更不能否定“索隐”这种方法，不能把索隐说成牵强附会的代名词。索隐派不仅索隐出时代背景，而且看出书中也影射了不少的具体人物。如指出贾（假）天祥，影射卖身投清者；骂“养小叔子”，影射太后下嫁；……值得细细品味。俞平伯先生说：“我们很难断言作者在著书时，没有影射人、事的意思，……猜谜的，即使猜不着，也无伤大雅，一笑了之就是了。唯有自传说，成绩受到材料的局限，到后来只好以假混真，滥竽充数了，这实在很可惜！”（俞平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也有很多索隐成分，比如甄家和贾家影射曹家，甄家四次接驾影射曹家接驾四次等等，胡适的这些索隐是不是牵强附会？事实上，胡适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一边否定“索隐”，一边在进行“索隐”。

      郭教授说：“索隐家的论题的提出往往是来自某种先入之见、某种既定的主观悬念。”我认为郭教授这个说法不对，实际上索隐派并不是对论题“先入为主”，而是在读原著的过程中，凭着自己在传统文学方面的素养，自然体会到了作者要表达的深意。索隐派认为作者所言不完全是虚言, 若无隐事则何须反复强调“真事隐”？作者反复强调岂非成了废话！作者水平不至于低至如此。而全书文字可以说字字珠玑，作品强调的“真事隐”应是可信的，而绝非赘笔，因此需要索隐出隐藏之事。

       在研究文本时，作者不是第一位的。谁看了一本好小说，一定要去探究作者的身世，才能读懂小说的？我以前读《林海雪原》《红岩》等小说，都不关注作者的，重在故事情节，作者的身世是以后才知道的。作者在创作小说时，也是有真实原型的，（比如《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等等）在需要的时候也是值得探索的。可以用索隐的方法，也可以用考证的方法。现在《西游记》《水浒》《金瓶梅》等等名著的作者都存在争议，都值得考证，可也不影响对其情节的探索和解读。胡适把考证作者放在第一位，否定对情节的索隐，是很成问题的。

       郭教授在书中说：“在旧红学时期，对《石头记》(或《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评点类的著述很多，其中有的就使用索隐派的方法。”《红楼梦》 作者开篇交代本书写作目的、主题和方法，称“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来写，“将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一再提示本书是以真事为蓝本，“实录其事”。自清至民国初，学者基本是以索隐真事来解读本书，长期以来索隐自然而然成为了研究《红楼梦》的共识。旧红学有200多年吧，为什么没有考证的方法？因为考证是借用外国来的论证方法，而索隐是中国传统的方法。胡适有意引入考证的方法，将其用在研究《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作品上，就出现了“水土不服”。本来用来考证作者是可以的，问题是他考证错了。他考证出的“家事说”连郭教授也不能接受，他指责胡适等人是“机械搬用西方的文艺观点和欣赏习惯，觉得西方近代小说是小说最好的范本，并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古代小说。”这段话是不是反证了研究《红楼梦》应该用传统的方法？当然，《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历史传记，对时代背景，对文本描写的人和事，宜用索隐的方法。讲这个方法正确，其实是合适之意。

      看到关于2016年10月“红学发展的希望及未来”专题座谈会的报道，会上赵建忠教授说：“索隐”较早运用在史学领域如《史记索隐》，探求本事、史料还原，这种研究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詹颂副教授说：“本事索隐在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中源远流长，潘（重规）先生的索隐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的索隐建立在大量史料比对的基础上，并不是随意的比附。他还专门探讨了中国文学与文字中隐藏艺术的传统，为索隐找到了充分的理据。”

     看来主流红学家中也有人理解索隐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使用索隐的方法，因为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宝。索隐的方法是遵循作者指引的思路来研究《红楼梦》故事的正道，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红学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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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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