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畅：唐前期一位京畿农人的人生史——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辅恒墓志》为中心

唐前期一位京畿农人的人生史

——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辅恒墓志》为中心

徐  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73页。

一  人生史与墓志

与西方史学习惯有别，中国旧史多以人为研究单元，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总结：“余曾谓历史记载人物，而事必出于人，故中国史重人尤重其事。”[①]重“人”的传统催生了中国传统学中一系列以人物为中心的叙述体裁，宋真德秀称为“纪一人之始终者”[②]，清曾国藩归为“传志类”[③]，如纪传体史中的本纪与列传，编年体纪帝王起居行事的实录，汉魏六朝盛行的杂传，方志中的先贤、乡党、列女等人物志，纪录逝者生平的墓志铭、行状、神道碑等等。

上述传统，20世纪以来受到西方史学、社会科学的挤压，成为国人反思、批判的鹄的，如梁启超氏《中国历史研究法》指出，旧史学系一人一家之谱牒，不能体现全体国民之全部经历，历史叙述的目的，在于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因而应转为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新史学”[④]。汪荣祖在研究史传合一传统时，亦认为，“一人一生之事，虽详之矣……然今之论师，仍不‘以传属史’（Biography is not a branch of history），盖史非众生相，不得视为传记之汇聚，而系属军国大事、典章制度之综述。”[⑤]

终20世纪，中国史学走向一条以国家为研究单位，以国家之内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等层面为叙述内容的社会科学化研究范式；围绕个别重大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虽仍存在，却非史学“新正统”，目标仍在为“整体”寻找其所需“个人”的支撑，从而构筑国族的“集体表像”[⑥]。

这一轮新陈代谢后，史学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科学又再次面对方法论与研究视角的危机。21世纪的“新”史家尝试走出“宏大叙事”，重拾传统史学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借用人类学的底层取向，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利用方志、日记、家传、家谱等数据，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由此形成的社群结构。在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视角下，有一些典范研究著作的诞生[⑦]。

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有感于切割、解剖个体，纳入“整合秩序”所带来“人生的消解”困境，希望转向社会科学介入前历史学的本来面目，重新提倡以人的完整一生为关注对象的一种研究途径——“人生史”（Life History）。人生史不同于已有的对人物日常生活（daliy life）和人生过渡阶段（life passage，如人的出生、成年礼、婚姻、死亡）的研究，拟以被选择的人物生死之间的全部生活为考察对象[⑧]，提倡传记体研究。人生史的诞生或可以1926年拉丹（Paul Radin）《雷霆》的出版为标志[⑨]，此后不断有相关研究，而在近年由于历史人类学的热度，得到王铭铭等学者的再度提倡。

图1：拉丹（Paul Radin）《雷霆：一位美国印第安人的自传》，罗维拉-威尔吉利大学出版品，2012年

王铭铭认为人生史的具体做法是，选择一位介于英雄与常人，生活介于小家庭、帝国、天下之间的“中间人”，通过对其日常生活与过渡阶段（转折）的统合研究，从而更好地理解个体、社会、世界，以及它们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⑩]。他注意到中国传统的“史传”“人物志”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史史料，自愿摒弃人类学家现场采访的专长，尝试应用早期“史传”文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复原“一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之生平与心境”，为人生史于帝制中国早期时段的展开，提供了示范[?]。

图2：王铭铭：《人生史与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如前所述，中国史学体裁中的人物传志类型丰富；在中古时段，除了王铭铭已加以利用的纪传体史书列传外，作为石刻文献代表，述死者世系、岁月与生平的墓志，由于近年来出土数量巨大，且主要面对精英阶层[?]，更应成为人生史研究的史料群。目前史学界对于中古墓志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两种思路，一是围绕一方墓志展开考古信息介绍、形制研究，释文、字句解读，所涉相关历史问题的考证（单一式研究）；二是排比列举相当数量具有共同特质的墓志，来解决诸如考古、丧葬、职官、政治、礼仪、家族、女性、信仰、书写等特定领域的特定问题（汇集式研究）。两种研究多少都会触及志主的一些日常生活经历（如迁转经历），但真正秉持人生史的研究立场，将志主从生到死，生命中的各个维度完全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开放视野，超越其小家庭、家族，关联起在地社会、区域及帝国全景的研究，时下还较为少见[?]。

人生史研究样本的采集，人类学家认为应介于英雄于常人之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针对应作“传”的历史人物，曾详列七条标准。本文拟以陕西出土，2009年入藏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大唐故宣德郎宁州录事参军上骑都尉辅府君墓志铭并序》（简称《辅恒墓志》）为例[?]，围绕志主辅恒开展人生史的研究。之所以选定这个“样本”，中古墓志所记多为祖上有仕宦经历，而本人亦出仕的官员；而辅恒父无官，出身于“躬耕竭力”的农家，却在此后的人生中经历了由农而仕，仕而隐的丰富人生情境，符合上述人类学标准，也与梁启超七条标准中所谓“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一生性格有奇特处”[?]相近。相信对辅恒人生的深描，可揭示出更广阔的社会与时代背景。

二  辅恒的人生历程

为方便下文展开分析，先迻录《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所收《辅恒墓志》全文[?]：

图3：大唐西市博物馆藏辅恒墓志拓本

缅披谱传，代专儒术。昭々祖考，彬々文质。半刺多裕，参卿降秩。余庆有钟，夫君载出。其一。昂々俊烈，肃々高风。诚勤致养，甘旨攸丰。松门霜雪，竭力匪躬。谷林经始，移孝为忠。其二。功著玄宫，誉闻黄屋。既表闾闬，兼优俸禄。删籍供储，提纲佐牧。位卑才裕，载归初服。其三。鉴奇撰策，献可闻天。方升上将，欻閟玄泉。茅斋兰室兮俨犹在，丹旐素车兮去不旋。纪清徽于玉石，俾万代兮逾传。善矣。

志主辅恒（641—709），字常有，终官宣德郎（文散，正七品下），宁州（关内道，上州）录事参军（职事，从七品上），上骑都尉（勋，第六转，比正五品），属终生沉沦下僚之唐代基层文官。志文与铭文看似文辞平庸，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是由于志主京畿民的身份。志文述辅氏家族原贯南阳，大概在隋之前，因仕宦举家移贯于雍州三原县，据《长安志》，“三原县（唐次赤，西南至府一百一十里。）……唐武德四年（621），徙治清谷南故汪城，改为池阳县。六年，又析故所，改为华池县，仍分置三原县，隶北泉州。贞观元年（627），废三原县，改华池为三原县，隶雍州”[?]，属近畿之地。隋唐两代雍州/京兆府为国家统治中心所在，“家于秦”，靠近政治核心，对于辅氏子孙的生活有影响。

志主曾祖辅和为甘州司马，据《隋书·地理志》“张掖郡”条“西魏置西凉州，寻改曰甘州”[?]，唐属陇右道之下州，参唐制司马官从六品上；祖辅尚为益州参军，益州旧为蜀郡，唐置总管府、大都督府，参照唐制参军事为正八品下，皆品秩不高[?]。由志文推测，辅恒生于唐贞观中（贞观十五年/641），则至其父一代，已入唐；“父逊，博综丘坟，养高不仕”，或许祖上在前代的微末官品入唐无存，辅逊并未出仕，无出身可供子孙荫蔽；志文记辅恒“躬耕竭力”，证明其在有唐一代的四民分业中，应归于“肆力耕桑”的“农”人身份[21]。当然，这并不代表辅恒是身亲陇亩的普通农户，他祖上至少两代为官，应积累了一定的田产、奴婢、家财等，或者掌握有佃户；父逊能养高不仕，应是以地主的身份在京畿县乡经营产业。志文后来讲到辅恒任官秩满后“归于别业”，即是辅氏产业的明证[22]。

辅恒青少年时期的事迹，志文集中渲染其“仁孝”，分别在8岁和30岁左右为父、母庐墓守丧（八岁丁父忧，又躬耕竭力，踰廿年，此后遇家慈见背，则丁母忧时年当逾三十），志文记其为母筑坟、守茔仁孝之状，“结庐墓所，负块成坟。树柏守茔，载弥于十”，比为汉蔡邕、晋王祥一样的孝子。这种看似对孝子的格式化描述，应置于唐初统治者在全国，尤其是京畿区劝导风俗、提倡孝行的背景中考虑。唐高祖曾对雍州万年县乐游乡民王世贵和安福乡民宋兴贵予以旌表，诏书曰：“雍州万年县乐游乡民王世贵，孝性自天，力行无怠，丧其所怙，哀毁绝伦。负土成坟，结庐墓侧，盐酪之味，在口不尝，哭泣之声，感于行路。安福乡民宋兴贵，立操雍和，主情友睦。同居合爨，累世积年，务本力农，崇让履顺。……可并旌表门闾，蠲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23]与本志所述辅恒情况相类。

此后又十年（“载弥于十”），已过不惑之年的辅恒仍在三原县为农，这样的经历平淡到无法作为人生史的关注标本。然而，在辅恒43岁的时候，他抓住了一次政治机遇，并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永淳二年（683）是唐高宗统治下的第35个年头，在此前一年，关辅等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改善京畿饥馑的情况，高宗与武后率领群臣赴东都逐粮。到二年底，高宗风眩旧疾急剧恶化，自知不起，十二月四日，匆忙改元弘道，开示治国精神，并祈求上苍延命得还长安，是夜崩于洛阳宫贞观殿；十一日，太子哲继位，军国大事仍由武太后执掌[24]。由于高宗去世突然，生前并未选定陵址，而长安经永淳中大灾“流亡未还，白骨纵横，阡陌无主”，如由洛阳归葬，必使近畿民“再罹艰苦”，新进士陈子昂曾向武太后建议在洛阳近郊筑陵[25]；但太后最终仍遵高宗遗愿，以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为山陵使，在京西北奉天的梁山为其修筑山陵[26]。

乾陵依山而建，在梁山半山腰凿洞建造墓道和玄宫，并建陵园四门、双阙、神道，树立华表及其他大型石刻，工程量十分浩大。韦待价临危受命，据史料记载，参与高宗山陵葬事的官员还包括霍王元轨，侍中刘齐贤[27]，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韦叔夏、裴守贞[28]，将作大将韦泰真等；其中韦待价总领之，韦泰真是山陵营建的实际负责人。若从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去世时算起，次年（684，先改元嗣圣、废中宗，又改元文明）五月，武太后令睿宗李旦与皇后刘氏护送大行皇帝灵驾西返；八月，埋葬大帝于乾陵；山陵营建至多花费了大半年时间[29]，有学者计算应为273天[30]，工期短促。

另外，在玄宫及隧道的密封中，工程施工方使用了特殊的封闭方法；1960年考古工作者对乾陵地宫隧道口的试掘显示，隧道全部用石条砌封，共砌39层，约用石8000余块，石条左右之间用铁细腰栓版拉固，上下用铁棍贯穿，再用锡铁浇灌缝隙，使封石与整个石山浑然一体[35]。这种情况应为神龙二年（706）合葬武后时加固所致，但据《唐会要》载神龙元年十二月武则天驾崩后，给事中严思善反对开乾陵合葬，理由之一即为，“乾陵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36]说明石条铁板并用的特殊封闭方法，在初葬高宗时已经使用。我们不清楚辅恒在上述哪个技术环节有所助力，但据“山陵毕事，君有力焉”知其对玄宫营建贡献巨大。

图4：唐高宗乾陵（图片来自网络）

山陵使而下同心协力,按期完成了乾陵的营建，武太后大悦，（文明元年/684）九月下制大赦天下、改元，对山陵使、卤簿使和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员，则另有别敕/制予以褒奖[37]。据《梁师亮墓志》记载，志主起家左春坊别教医生，掌高宗晏驾后园陵修缮，“垂拱二年（686），以乾陵当作功别敕放选，释褐补隐陵署丞”[38]，因此获得第一任官；而辅恒在山陵事毕后即得到旌表门闾的待遇，与梁师亮同时，又得到制/敕褒奖，由应乾陵义役前的白丁身份直接得到授官，力度颇大，“垂拱二年，制词：‘乾陵义役人雍州三原县孝子辅常有，志行夙闻，忠诚克效。宜加朝命，俾参储列。可将仕郎，直左春坊，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授太子校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释文，加引号至“太子校书”前，以其前为制词内容，而太子校书殆非同时所得[39]。制词前半部分所谓“志行”“忠诚”是对授官人褒扬的套语，而辅恒所得官是何种性质，容作具体分析。

将仕郎为文散最后一阶，从九品下；直左春坊，系太子东宫的直官。太子左右春坊分别相当于门下、中书省。左春坊设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等局，各有专职[40]；局内多有直官，吸收伎术人员，如巢思玄武周时期任司礼寺太医正直左春坊药藏局[41]。辅恒因工程技巧而获直左春坊，当然在情理之中。李锦绣先生曾对唐代直官进行过系统研究，指出直官本身无品级，需要借任直者原来身份的官品，有以散官、内、外职事官、卫官、前资官、常选人等充直的情况[42]。她还注意到《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直讲四人”条下小注“俸禄、赐会，同直官例”，“大成十人”条下小注“……仍授散官，俸禄、赐会同直官例给”[43]，以直官有自己的一套待遇体系，也要借用充直者的职、散、卫、前资的品阶而计俸禄、赐会等。

直官中最常见以散官充直的情况[44]。那么，辅恒是否亦属以散官将仕郎充左春坊直？制词后的“授太子校书”（职事官），是直官的迁转官，还是与上述散品、直官同时获得？我们以为应为同时得官，理由如下。首先，虽然有品直指其本品（散官品），但唐代多见有品直官同时领散官、职事，甚至得授勋官的事例，如《王涓墓志》记其“挺持立身，宦居扃烈。乃朝议郎、行司农寺导官署令、直殿中省尚辇局、上柱国之叙。”[45]天宝七载（748）树立的“佛顶尊胜陁罗尼神咒”幢上有署名：“宁远将军、行左骁卫平阳郡冀城府右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直内侍省内仆局，上柱国张如意。”[46]前一例王涓在直殿中省的同时，获得散品朝议郎、职事官司农寺导官署令（散品高于职事品，故谓之行），后一例张如意在直内侍省的同时，获得武散官宁远将军，卫官左骁卫平阳郡冀城府右果毅都尉。则辅恒亦可能带太子校书的职事，只是本人实际在左春坊充直。

其次，要解答辅恒初任官的情况，问题的关键实在于对制词中“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的理解。李锦绣先生认为，制词所言是直官（非伎术直）的普遍待遇，而《唐六典》“国子监直讲”诸条述直官待遇有俸、禄、赐会，未提到庶仆，只是省略而已[47]。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一，如果辅恒只是以将仕郎散官充直，制词交待其待遇，应同《六典》的表述“俸禄、赐会，同直官例”，即点明直官的待遇，但制词谓“特宜依职事例给”，若无职事官，何来职事例？二，我们对直官系统的经济待遇所知甚少，现有《唐六典》资料仅证明直官有俸、禄、赐会，而防閤、庶仆，仅京司文武职事官才享有[48]，凭何认定庶仆是直官的普遍待遇？能融通上述疑问的解释只能是，志主在充直的同时，既有散品（将仕郎），又有职事（太子校书），因而享受职事官的待遇[49]。

依上分析，辅恒因在乾陵义役中的出色表现，垂拱二年由“农”的身份一跃而进入正式的官员序列，志文称美“非夫淳至动天，孰能与于此。”辅恒的职事官太子校书，虽只是直官寄禄所用[50]，但作为校书郎行列之一员，却是时人称美的起家之良选。由校书郎迁遗、补或监察御史，再转丞、郎、给、舍，是由普通文官转入重要文官的便捷渠道，据孙国栋、赖瑞和先生研究，非贡举高第、书判超然或志行清洁，而不轻授[51]。而校书郎的迁出官，除遗、补、监察御史、大理评事等，还有畿县丞、簿、尉，诸使从事等各种情况，亦多为美官[52]。《辅恒墓志》载其秩满后得授宁州录事参军。

直官与职事官一样，也是四考一任，但因其具备专业技术才能，常在固定机构连续任职，不必改迁他官。李锦绣先生列举了一些在本司长期充直的直官[53]，较为典型的是朱元昊，“年十九，补丽正殿御书手。调授左卫翊壹府兵曹参军，仍留集贤院。寻转工部主事。故中书令萧公差充后土碑使孔目。寻授门下主事，又迁门下录事、少府监丞、上柱国。寻加朝散大夫，除盛王府咨议。累加中大夫，集贤如旧。”自开元中（713-741）至天宝十载（751），无论散官如何提升，职事官如何变化，他都在集贤院充直，“殆逾三纪”[54]。那么辅恒为宁州录事参军时，是否仍在太子左春坊当直？志文在其宁州任职信息后，交待治绩，“明以革弊，奸吏惧而易沮；智以提纲，轨范平而难越”；又在铭文部分称“提纲佐牧”，应皆表明，志主的职事官为实任。

我们说直官多在本司迁转，但唐代政务运转中亦存在先充直，后跳出直官序列，任职事官的事例，如《徐顼墓志》载其：“初补太常礼直，行事以检勾发闻。遂历同州、河西、郃阳尉……元和二年（807）九月十六日遽薨〔于〕县馆，春秋六十七。”[55]“薨〔于〕县馆”明确提示志主已不在太常寺充直，而实任地方县尉。虽然辅恒由校书郎直左春坊这样的近侍转为外官，但宁州属关内道，近三辅，作为此上州长官刺史手下最主要僚佐、官从七品上的录事参军，亦属稍迁。

值得注意的还有辅恒宁州任满后的经历，我们分两段来解析：“秩满，遂归于别业。发挥树蓺，精感幽微。灵菓仙瓜，繁缛林圃。”依文意，应理解为，辅恒任满，并未守选（依唐制，州县官考满再任需守选），而是选择回到别业（由辅恒的籍贯和葬地三原西北平原推测，别业应位于三原县乡，京畿地区），从事园圃的栽培，重拾旧日农事。

“长安三年，进同心瓜，蒙敕赐物三段。神龙三年，进冬笋，敕赐物五段，仍令选日优与处分。”长安三年（703）是个特殊年份，自永淳元年（682）高宗、武后移驾东都后的二十年间，洛阳经历了李唐—武周嬗代，升格为神都，而最高统治者始终不在长安[56]。大足元年（701）十月，武则天由神都返回长安，大赦天下，因改元“长安”，至长安三年冬十月再次摆驾神都[57]，辅恒抓住女主在长安的有限时间，投其所好，贡献符瑞。同心瓜为瓜并蒂而结的情况，所谓“连理之木，同心之瓜”[58]，属常见的植物之瑞，唐制“木连理、嘉木”等属“下瑞”[59]。

神龙三年（707）也是个特殊年份。神龙元年初，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复辟；十一月，武则天崩，十二月，中宗就迫不及待地从洛阳回到长安。神龙三年是中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年[60]，辅恒即向新主贡献冬笋。据《北户录》引《吴录》：“马援至荔浦见冬笋，名曰苞笋，其味美于春夏笋也（即鸡胫竹笋）。”[61]笋是夏季成熟的植物，但南方温暖之地产冬笋，味甘美，常作为土贡奉送至长安，《新唐书·地理志》载长庆年间（821-824）梁州（山南东道）土贡物中即有冬笋[62]。辅恒精于园艺，在关中地区栽培出反季蔬菜，并作为口味贡进奉博取统治者欢心，除了得到赐物外，还得到所谓“选日优与处分”的优待。实际上，神龙三年辅恒已经67岁，这份优待已无实际意义；不过他虽年事已高，还精习战术，欲效仿汉名臣赵充国、尹翁归，献奇策、建边功；直到景龙三年（709）在故乡三原县的别业去世前，他还做着勒石燕然的功名之梦。

三  辅恒人生转折的时空维度解读

以上借助《辅恒墓志》，我们读到了唐前期一位京畿民的人生史（LifeHistory），纵观他的一生，表像之外，还有一些经历，尤其是“农”与“宦”、“宦”与“隐”转折的发生，应当放入这个小人物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地域）情境中，再进一步玩味与深究。

第一个转折有关于辅恒的仕宦路径。唐人欲入仕为官，需先获得出身，出身途径包括门荫、流外入流、贡举、军功、荐举、辟署、征召等多种[63]；取得资格后，再参加吏部的铨选，或应制举，方可经由选司拟定官职。辅恒祖仕隋，父无官，无门资可依凭，既未通过习学文武而应举入仕，也未从事兵役、征镇等冒险事业，而频繁诉诸应义役、向统治者贡献符瑞、土贡等非常渠道；他因在乾陵义役中的出色表现由“农”的身份直接得到流内官，跨越了常规的入仕步骤，正辛文房慨叹献书得官的郑良士所谓“以布衣一旦俯拾青紫，易若反掌，浮俗莫不骇羡，难其比也。”[64]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动，以及如何在唐人选官史中定位辅恒入仕的特例？

第二个转折有关于辅恒的隐居选择。既然辅恒一生以功名为尚，晚年仍梦想建功边塞，他由直左春坊太子校书郎转任职事官上州录事参军后，可以说步入了仕宦之正轨，即使遵循常规迁转途径，中层文官或清望官皆或可期，而为何选择在秩满后归隐别业？有唐州县官秩满后皆需守选，一般在三年或以上，辅恒是否是因守选而不得不归隐？恐怕不是。他垂拱二年（686）得直官并职事官，按四考满任算[65]，当在689年（永昌/载初元年）转宁州录事参军[66]；而长寿元年（692）再任满归家，至神龙三年（707）进冬笋时仍未得官，时隔十六年之久，并且前官还是地位不低的上州僚佐，这种情况在唐前期殊为罕见。辅氏的归隐，恐怕另有隐情。

此外，辅恒归隐后，生活在民间，尽管具有前资官的身份，但毕竟与朝廷悬隔；他是通过何种途径频繁向最高统治者进奉，并得到其敕赐物的厚待？

要解答上述疑问，理解辅恒人生转折（turnings）的发生，应将志文述及的经历放入志主生活的时代、生活展开的地域中，予以观察和推演。辅恒生于唐初贞观中，卒于中宗景龙中，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光，皆逢唐高宗、武后统治的特殊政治环境，并经历了李唐—武周易代。武后秉政前期，为突破关陇贵族政治藩篱的束缚，在国家行政、经济、文化、军事等多层面推行改革，其中人才政策的显著特点是，不拘一格，拔擢寒俊，开辟各种选人途径。除改革常规取士途径，如“以文章选士”[67]，强调科举中进士科的重要性，增加进士录取人数[68]，开制科[69]，置武举[70]等措施外，倾向于以机变之制招揽人才，大力提倡“自举”。虽然唐初武德中，高祖即下诏令民间有艺能者自举[71]，但自举的渠道，有官职人直接上奏，无官人只能诣阙或诣行在，普通百姓多自举无门，诏书或流于形式。而武则天执政期，除发布搜访贤良诏，令京官与外州刺史等荐举人才外，鼓励自举，垂拱元年（685）“诏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72]，载初二年（691）又下制“官人者咸令自举”[73]；垂拱元年于朝堂前置铜匦，凡上赋颂、求官爵、言时政得失、军谋秘密、申冤者，无论身份，皆可投匦[74]。据《唐六典》记载，投匦表章等经知匦使或献纳使处理后，可达最高统治者[75]，也就是说，自举的便捷渠道得以建立。

而自举的形式，也渐趋于多样化，除投匦以献表章、诗、赋、画等著作，献言外；由于武则天以女主执政，笃信谶纬、祥瑞以为政治宣传，官民争献符瑞[76]而因之得官或加官进爵，使得奉献也成为自举的一种形式。长安三年辅恒进献同心瓜，即属于此类。自举是向最高统治者展示非常之物或非常之能的过程，广义的自举，还当包括国家重大事业中的自发应征；辅恒的不招而至、应乾陵义役虽然发生在弘道—文明年间（683-684），亦应深受秉政的武后大开自举之门的影响。

有唐常规的选官法，如贡举、流外入流，理论上应无地域差异一例执行。高武统治时期开辟的非常规人才选拔途径，最典型的特征是跨越常规行政程序，迅速上达或直达最高统治者。与外州县相比，两京（京兆府、河南府）所在的官民，因地理优势，较易取得与皇帝对话的机会。故京畿应是自举开展的主要地域[77]。高宗时客晋州之员半千得中童子举，获得出身，然由童子第到出仕需经过较长的守选期，员家“家资不满千钱，乳杖藜糗，朝夕才充一饭。有田三十亩，有粟五十石”，属于普通自耕农，“闻陛下封神岳，举英才，货卖以充粮食，奔走而归帝里”[78]，员半千毅然选择至长安，以《陈情表》投匦，果然于上元初（674-676）得应八科举，一举而获武陟尉。武周时期雍州人唐同泰因向武后奉献凿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宝图之瑞，擢为游击将军[79]；而醴泉县民侯思止因罗织告密，由卖饼食人官至御史[80]。一直到玄宗统治时期京畿亦多自举，天宝十载（751）玄宗朝献太清宫，享太庙，有事于南郊，屡举进士不第，家在城南的杜甫抓住机会，“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81]

辅恒的人生史即以京畿为舞台，而他的家乡三原，承载着奉皇陵的特殊政治任务。三原在渭北，由于背依渭北台原，面临平川，隔渭河与长安相望的天然地理造设，成为唐代帝王及高官权贵陵墓的密集分布地：县西北有景皇帝永康陵，北周以来于氏家族也世葬于此；县东有高祖献陵。三原的临县高陵、富平、云阳、奉先、醴泉等皆处北山，辖境内也帝陵密布[82]。山陵的营建，由长安至诸县送葬的仪式，山陵事毕后的管理与宿卫，除朝廷派出要员及禁军专知其事外，皆需要有当地农人、兵丁的协助。

李唐皇室特别重视山陵之事，而每在帝王山陵修筑与相关礼仪完毕之后，发布大赦、德音，优劳参与其中的山陵诸使以及判官、军使、官健、押当宿卫所由、斋郎挽郎、巧儿工匠、应役人夫等，包括授官、赐爵、赐出身、赐物、加阶等非常赏赐[83]。辅恒对于这些由丧仪带动的特殊机遇并不陌生，或许他身边不少邻里居民即因此踏入仕途。弘道元年他决定赴乾陵义役，应是酝酿已久的一次行动，也达到了由白衣一举得官的良好效果。

明了了辅恒入仕的背景，对其由宦而归隐的疑问也可顺次得到解答。辅恒因居近帝京而得到良好的晋升机遇，又得担任直左春坊这样的近侍之官，依直官的常规迁转之法，他应长期在太子东宫任职，至少为京官，但任满后，却出为外州官；虽然宁州为近辅州，远好于偏远州郡，但作为生活于天子脚下的“准”长安人，却因外任不得不离开有无限政治机遇的长安。连雍州的普通百姓在明知地狭役重的情况下尚不愿外徙[84]，处于京畿社会变动急流中的辅恒，亦应有所取舍。依据上文推测，辅氏在三原有田产置业，或许于辅恒而言，与其在外州为风尘吏，还不如回到近帝王居的京畿故园，经营产业；也就是说，“归于别业”“发挥树蓺”或许不是守选，而是他宁州任满后为今后发展计的理性选择，从他归隐后的表现可见一斑。

辅恒虽然竭力于园艺农事，但仍密切注视着长安政治风云，见上文对献同心瓜、献冬笋时机的分析。武则天一生与祥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祥瑞在革唐为周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在西京、东都生活的许多投机之士、普通民众争献符瑞，辅恒也是其中的一位。而神龙三年的“后”武后时代，辅恒则选择向中宗进奉口味贡。上文论及，这都属于广义的自举。

辅恒是通过什么途径向最高统治者进奉的？祥瑞的一般进献途径是京官表上，外官、民众由所在州县表上；据唐《仪制令》，表奏后，祥瑞于元日经御闻，尚需由礼部按季录送史馆[85]。而唐前期土贡由各州朝集使送至京，在元日或冬至大朝会时于殿庭纳贡，贡品最终入国库[86]。辅恒的进奉，也有可能不是通过所在三原县、京兆府常规上奏；所献冬笋当属口味贡，据李锦绣研究，应入藏尚食库[87]，由殿中省尚食局掌管，而辅恒曾充直的太子左春坊中有与皇帝尚食局对应的太子食官典膳局[88]。目前尚不知道辅恒在左春坊何局充直，但他与典膳局内官应有交集，不排除由其代献，或直接从三原至长安诣阙贡献；总之渠道畅通，得到了唐帝的直接回馈——“敕赐物”。

四  余论

在中国传统的乡里社会中活动最频繁、扎根最稳固的就是农民。与“士”“工”“商”等其他社会身份相比，农民的生活世界相对狭窄，如白居易所描绘的徐州古丰县朱陈村村民“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89]，费孝通所见乡土中国“伺候庄稼的老农，如同将半身插进了土地里”[90]。农人世世代代在乡、里、村这些狭小却亲密的地理环境中，以小家庭为单位劳作、生活，只要完成纳税、应役等相关义务，便可过“天高皇帝远”“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自在生活。在古今学人的印象中，农民的生活高度“模式化”。

这样“模式化”的农民，最不适宜作为旨在关联家、国、天下的人生史研究范例[91]，而本文却恰恰选择了一位“躬耕竭力”的唐代农民。不过，相信以上分析向读者展示的，绝非“将半身插进了土地里”的中古农人，而是生活于天子脚下，身处社会变动的急流中，迈出无门资可依凭的小家庭，通过参与皇帝山陵营建、进奉符瑞等途径，将个体生命与李唐—武周易代的政治时局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一位“反模式”农人。

当然，我们的终极目标，非仅读懂辅恒这位唐代京畿农人的一生，而更想透过小人物的微观史，去思考诸如唐代由布衣入仕的途径、京畿地域社会的特质等议题，甚至是唐前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这类宏大的历史问题。宏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更多个案的基础上归纳；辅恒的人生史，倒是可以就此搁笔了。

推送补记：本文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2期，发表时因刊物版面有所精简，此次 推送为完整本。

[①]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初版，此据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8页。

[②]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以古史体有“纪一代”“纪一事”“纪一人”“之始终者”。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一七〇，第31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6—177页。

[③]曾国藩编纂：《经史百家杂钞》卷一七至卷二一《传志之属》，孙雍长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836—1097页。

[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1月初版，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⑤]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9页。

[⑥]王铭铭语，参氏著：《人生史与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44—246页。   

[⑦]由于资料的限制，中国史家较为瞩目明清近代以来有影响力或有详细记载的人物，典型的研究案例如史景迁(JonathanSpence)著，李璧玉译：《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沈艾娣（HenriettaHarrison）著，赵妍杰译：《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等等。

[⑧]人类学家在开展社会与文化研究中，认识到必须把个体的生命与社会的历史结合起来，否则无法理解其中任何一方。对以生命史为考察对象的人类学史回顾，参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第36—39页。

[⑨]Sam Blowsnake & Paul Radin, CrashingThund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Indian, NewYork& London:Appleton and Co. 1926.

[⑩]参读王铭铭：《“人生史”杂谈之一》《“人生史”杂谈之二》《“人生史”杂谈之三》，分载《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1、2、3期；收入氏著《人生史与人类学》，第4—10页。

[?]参王铭铭：《士、文章与大一统：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人生史》，《人生史与人类学》，第236—339页。

[?]谭凯认为，中国中古时段，只有精英阶层才有条件为自己在身后镌刻墓志，而所谓精英包括身份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Nicolas Tacket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Aris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pp.9-16.

[?]2013至201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罗新、叶炜先生在带领其研究团队整理墨香阁藏北朝墓志过程中，尝试利用旧有与新出具有代表性的墓志还原一些特殊人物的人生史。如罗新以比丘尼慈庆墓志（《魏故比丘尼慈庆墓志铭》，载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6—147页）为例，在公开场合做过题为“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的报告（如厦门大学历史系，2016年11月4日）；类似理路的研究又如胡鸿：《蛮女文罗气的一生——新出墓志所见北魏后期蛮人的命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97—111页；孙正军：《司马妙玉与北奔司马氏——读新出<元忠暨妻司马妙玉墓志>》，待刊。

[?]王铭铭：《人生史与人类学》，第4—10页。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五八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与《中国历史研究法》合刊，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0年4月；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图版及录文见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350—351页。下文所引《辅恒墓志》释文及标点皆依该书。

[?]《长安志》卷二〇，宋敏求、李好文撰：《长安志?长安志图》，辛德勇、郎洁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590页。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5页。

[?]官品参《唐六典》卷三〇《三府督护州县官吏》，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42—745页。

[21]唐制“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皆谓家专其业以求利者；其织饪、组紃之类，非也。）”《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第74页。

[22]此承赖瑞和先生提示。

[23]高祖《旌表孝友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25页。

[24]以上永淳至弘道年间帝王行踪，据《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113页。

[25]《新唐书》卷一〇七《陈子昂传》载其“文明初，举进士。时高宗崩，将迁梓宫长安，于是，关中无岁，子昂盛言东都胜垲，可营山陵。上书曰（下略）。”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67页。

[26]关于高宗生前是否选定陵址，乾陵的营修时间、营修主持者，学界皆有争议，可参杨东晨、李爽：《乾陵营修和安葬等问题考辨》，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2—49页；李阿能、赵维娜：《也论唐乾陵的营建者及始建时间——兼与杨东晨等先生商榷》，《文博》2015年第1期，第44—49页；赵洋：《唐初乾陵营建刍议——兼论武后朝的韦待价》，《唐史论丛》第2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168—179页。本文从高宗驾崩后始营乾陵的一般说法。

[27]《旧唐书》卷六四《霍王元轨传》记，“高宗崩，（李元轨）与侍中刘齐贤等知山陵葬事，齐贤服其识练故事，每谓人曰：‘非我辈所及也。’”第2431页。

[28]《旧唐书》卷一八九下《韦叔夏传》记：“高宗崩，山陵旧仪多废缺，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裴守贞等草创撰定，由是授春官员外郎。”第4964页。

[29]参《通鉴》卷二〇三《唐纪》高宗“弘道元年”至则天后“光宅元年”条所记武则天对高宗葬事的安排，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30—6536页。

[30]参穆兴平：《从乾陵的营建看唐代的科技水平》，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2、55页。 

[31]参与唐宪宗山陵事的职事人员，与修造有关的包括神策六军修筑山陵官健、陵所造作押当使、诸司诸使应缘山陵修造及专知修造作、巧儿工匠、玄宫石匠、宫寝作头巧儿、山陵应役人夫、诸色职役等等，唐前期的情况当与之类似，见吴丽娱：《五帝二后山陵职事人员设置表》，所撰《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128页。

[32]《大唐故使持节怀州诸军事怀州刺史上柱国临都县开国男京兆韦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垂拱0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291页。

[33]穆兴平：《从乾陵的营建看唐代的科技水平》，《乾陵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2—56页。 

[34]1972年考古工作者发掘章怀太子墓，在墓前甬道发现了一批铁箭头、铅块和机具零件，应为机关暗器的重要部件，参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13—25页。

[35]杨正兴：《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第60—68页。

[36]《唐会要》卷二〇《陵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8—459页。

[37]高宗武皇后《改元光宅赦文》中提及“其营奉山陵使及卤簿使等，并依别敕处分”，《全唐文》卷九六，第994页。

[38]《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九九四，第10301页。

[39]《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351页。

[40]《唐六典》卷二六《左右春坊内官》，第656—658页。

[41]志文全文作：“大周故司礼寺太医正直左春坊药藏局巢司玄神灵。久视元年正月十三日亡。”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久视001，第967页。

[42]李锦绣：《唐代直官制初探》，原载《国学研究》3 ，1995年，收入氏著：《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一部《唐代直官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43]《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第561页。

[44]李锦绣：《唐代直官补考（下）——以墓志为中心》，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62页。 

[45]《唐故王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元和07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52—853页。

[46]《金石萃编》卷六六《张少悌书幢》，《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叶3a。

[47]李锦绣：《唐代直官补考（下）——以墓志为中心》，第61—62页。

[48]《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凡京司文武职事官皆有防閤”条，第78页。 

[49]由于散官无俸禄，以散官充直者借其品级而享有直官应得的俸禄，但同时以散官、职事官充直者，应是依其本品给直官待遇，依其职事品给直官待遇，还是依其职事品给职事官待遇？从辅恒例看，应是给职事官待遇，但制词中明言“特宜”，似表明以职事官充直者常规情况下仍依直官例给俸（这也与直官本人实际不在职事官任上的情况相符），这个问题尚待深入考察。

[50]辅恒在太子左春坊充直，而其职事官校书郎亦为东宫属官，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51]可参读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一章《校书郎》，中华书局，2013年，第13—69页。

[52]孙国栋统计了校书郎迁官的途径，包括迁拾遗，迁监察御史，出为畿县簿、尉，出为诸使从事，迁其他官，《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第7页。 

[53]参读李锦绣：《唐代直官补考（上）——以墓志为中心》，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5—137页；《唐代直官补考（下）——以墓志为中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第52—72页。

[54]《大唐故中大夫行盛王府咨议直集贤院朱府君（元昊）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55]赵文成、赵君平编：《新出唐墓志百种》，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年，第262—263页。

[56]对于武则天常驻洛阳的事实与原因，已有众多学者展开辨析，参朴汉济：《武则天和东都洛阳——试论武则天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原因和都城构造的变化》，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0页；牛致功：《武则天与洛阳》，《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第87—92页等。

[57]学界普遍认为，武后此次长安之行，虽逗留时间不长，但处理大量政务，而于南郊祭祀活动中，以复立不久之太子李显为亚献、相王李旦为终献，有融洽武李关系之意，参贾宪保：《武则天为弃周复唐所作的安排》，严守诚主编：《武则天与文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54页；赵文润：《武则天晚年驾临长安考析》，《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6，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1—117页；金子修一：《略论则天武后在政治上对祭祀礼仪的利用》，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第31—41页。

[58]《御定子史精华》卷一九《帝王部·符命》：“（连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鱼，珍祥瑞物杂沓其间者无不必备）。同心瓜，五采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08册，第207页。

[59]《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祥瑞应见者，皆辨其物名”后列举，第114—115页。

[60]参《通鉴》卷二〇八、二〇九对神龙元年至三年史事的记载，第6700—6756页。

[61]唐段公路纂、崔龟图注：《北户录》卷二“斑皮竹笋”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第3021册，叶19。

[62]《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第1034页。

[63]对唐人出身法的梳理，详参宁欣：《唐代选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64]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〇“郑良士”条记其因表献诗而得敕授补阙，周绍良：《唐才子传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02页。

[65]李锦绣认为直官亦以四年为一任，《唐代直官补考（上）——以墓志为中心》，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第135页。

[66]据赖瑞和先生推测，校书郎满任后不需守选，参所著《唐代基层文官》，第26—30页。

[67]杜佑撰：《通典》卷一五《选举典三》载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对：“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7—358页。

[68]吴宗国统计唐前期进士及第人数，贞观时年均9人，永徽、显庆间年均14人，武则天统治时期年均20人，氏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5—167页。

[69]据吴宗国统计，唐初制诏举人次数不多，高宗永徽至乾封（652-667）16年间共行20科，年均1.25科，而武则天称制的垂拱至长安（688-702）16年，共举行18科，年均1.13科，并由皇帝亲试，在唐代是空前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70—71页。

[70]《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长安二年，始置武举”，第1170页。

[71]高祖：《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诏》：“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己具陈艺能，当加显擢，授以不次。”《全唐文》卷二，第32页。

[7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7页。

[73]《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22页。

[74]参《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对铜匦设置的介绍，第2133页。

[75]《唐六典》卷九“匦使院”条：“匦使院，知匦使一人。知匦使掌申天下之冤滞，以达万人之情状。立匦之制，一房四面，各以方色。东曰‘廷恩’，怀材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南曰‘招谏’，匡正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怀冤负屈，无辜受刑者投之；北曰‘通玄’，献赋作颂，谕以大道及涉于玄象者投之。其匦出以辰前，入以未后。”第282页。

[76]武周政权与祥瑞的关系，参读介永强：《武则天与祥瑞》，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0—167页；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64—72页；孙英刚：《庆山还是祇阇崛山：重释〈宝雨经〉与武周政权之关系》，《兰州学刊》2013年第11期，第1—11页。 

[77]例如为方便官民进言、自举、告密等而置之铜匦，立于洛阳宫城。

[78]员半千：《陈情表》，《全唐文》卷一六五，第1682页。 

[79]《通鉴》卷二〇四《唐纪》，“垂拱四年夏四月条”，第6448页。

[80]张鷟：《朝野佥载》卷二，《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程毅中、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页。

[81]《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杜甫传》，第5054页。

[82]参《长安志》卷一九至卷二〇对渭北诸县自然地理的介绍，《长安志?长安志图》，第562—607页。

[83]吴丽娱对唐帝的山陵礼仪程序、山陵职事人员等进行了梳理，详参所撰《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第110—137页。

[84]《唐（七世纪后期）判集》记，虽然“雍州申称地狭”，“每经申请，无地可给”，民户“其人并是白丁卫士，身役不轻”，但“即欲迁就宽乡，百姓情又不愿”。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01页。

[85]唐《仪制令》载：“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告庙颁下后，百官表贺，其诸瑞并申所司，元日以闻。”《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第618页。

[86]参读王永兴：《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61—66页。

[87]参读李锦绣：《唐长安大明宫西夹城内出土封泥研究——简论唐后期的口味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72—282页。

[88]《唐六典》卷二六《左春坊内官》，第656—658页。

[89]白居易：《朱陈村》，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11页。

[90]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页。

[91]王铭铭认为，典范的“人生”应成为家、国、天下这个关系体得以在其上展开的“物体”，这三个层次对应于个体、社会、世界三个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单位，氏著《人生史与人类学》，第331页。

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