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晏子思想的传承

【摘  要】

晏子是齐儒家的代表之一，荀子在齐国稷下有二十年左右的学术历练，且三为祭79/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酒、最为老师，晏子之学是其学说源头之一。其中，晏子的自然观、礼法观、民本观、人才观、语言艺术、和宜观等对荀子之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搞清这些传承关系，对于理解荀子成为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是非常有益的。

【关键词】

荀子  晏子  传承  帝王之术  自然观  礼法  民本  人才  语言艺术  和宜

引子

《史记?管晏列传》对晏子生平的记载如下：“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於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於诸侯。”晏子思想集中在后世整理的《晏子春秋》一书。本文所引之文为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张纯一撰写、梁运华点校的《晏子春秋校注》。

多数学者认为晏子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辞世，他虽年长于孔子（前551-前479年），但也可视为同时代的人，根据《晏子春秋》的记载，孔子曾经在齐景公（约前547-前490年在位）时期到过齐国。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得到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

根据司马迁的记述，荀子五十岁始到齐国稷下游学，在齐国生活近二十年左右，且“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其思想学说必然打上齐文化的烙印。同姜尚、管仲一样，晏子作为齐国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必然对荀子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晏子春秋》全书都是围绕“帝王之术”的对话，而荀子又善为“帝王之术”（《史记?李斯列传》语），所以，晏子与荀子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排出《晏子春秋》（表中以晏子代）《论语》《孟子》《荀子》书中，“礼”、“仁”、“义”、“信”、“乐”、“刑”、“法”、“和”等八个基本范畴的使用次数及平均使用频率列表，便于分析。

现存《晏子春秋》是汉代学者刘向对原有的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篇进行整编后所得，共有二百一十五章，计54500余字。现存《论语》共有二十篇，计21600余字。现存《孟子》共有二十篇，计44900余字。现存《荀子》是刘向对原有的三百三十二篇进行整编后所得，共有三十二篇，计75100余字。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荀子》三十二篇“礼”、“仁”、“义”的使用频率是《晏子春秋》的二倍有余，“乐”的使用频率接近，“刑”“法”合起来的使用频率是《晏子春秋》三倍有余。这至少反映了作为思想家的荀子比作为政治家的晏子抽象提升的更加精准，更反映了战国后期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的历史大趋势。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孔学以“仁”为主要特色；孟学以“仁义”为主要特色；荀学以“礼义”为主要特色，同时兼具“刑法”。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孔、孟、荀三人，对“信”字的使用次数，荀子最高，孔子次之，孟子又次。从春秋到战国，“礼法”并用的要求越来越突出，因此，讲求信用也成为时代的潮流与特色。因此，荀子在《王霸》篇中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

单就“礼”、“仁”、“义”三字的使用频率来看，晏子思想明显带有儒家倾向。《汉书?艺文志》把《晏子春秋》列为儒家著作之首。并且评价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客观地讲，晏子思想和孔子之儒学有一定关联，但并非源自孔子。因为周公制礼作乐，各个诸侯国都是要实行的，孔子以前《五经》——《礼》《易》《诗》《书》《春秋》业已存在，只是传播传授的路径不一样罢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晏子应该是齐儒家的杰出代表。孔子所传之儒学可以说是鲁儒家一系，而荀氏之儒则兼而有之。

一、晏子自然观对荀子的影响

《晏子春秋?景公瞢见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谏》——

景公瞢见彗星。明日，召晏子而问焉：“寡人闻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国。夜者，寡人瞢见彗星，吾欲召占瞢者使占之。”晏子对曰：“君居处无节，衣服无度，不听正谏，兴事无已，赋敛无厌，使民如将不胜，万民怼怨。茀（通‘福’）星又将见瞢，奚独彗星乎！”

晏子在这一篇中指出引起“万民怼怨”的原因在于君主的“居处无节，衣服无度，不听正谏，兴事无已，赋敛无厌”，与福星还是彗星出现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人世间的治乱兴衰在人不在天。

荀子在《天论》篇中说：“星队（同“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同“傥”）见，是无世而不常（通“尝”）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同“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显然，荀子的这段论述脱胎于晏子的自然观。

二、晏子礼法观对荀子的影响

根据上面的用字数据分析，晏子的治国观基本上以“礼义”为统领，荀子的治国观则确立了这个导向。

（一）论礼

《晏子春秋?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

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 公湎而不听。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礼也？” 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请曰：“婴敢与君言而忌（忘）之乎？臣以致无礼之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已！” 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觞三行，遂罢酒。盖是后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

这是《晏子春秋》内篇的第一篇，一上来就抓住“有礼”与“无礼”进行论辩，凸显了晏子“礼治”思想的特点。

我们再看《晏子春秋》外篇的第一篇《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

公饮酒数日而乐，释衣冠，自鼓缶，谓左右曰：“仁人亦乐是夫？”梁丘据对曰：“仁人之耳目，亦犹人也，夫奚为独不乐此也？”公曰：“趣驾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受觞再拜。公曰：“寡人甚乐此乐，欲与夫子共之，请去礼。”晏子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皆欲去礼以事君，婴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齐国五尺之童子，力皆过婴，又能胜君，然而不敢乱者，畏礼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夫麋鹿维无礼，故父子同麀（音yōu），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婴闻之，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故礼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无良，左右淫蛊寡人，以至于此，请杀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无礼，则好礼者去，无礼者至；君若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公曰：“善。请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门外。公令人粪洒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门，三让，升阶，用三献焉；嗛酒尝膳，再拜，告餍而出。公下拜，送之门，反，命撤酒去乐，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这一篇短短450余字却连用18个“礼”字，使用频率之高，足证晏子对“礼”的特别重视。

1、人“无为礼”，如同禽兽；“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人因为有礼，故贵于禽兽

荀子在《大略》篇中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礼，不论对于社会、国家还是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离开礼，社会、国家与个人都将寸步难行。

宴子讲因为有礼，故人贵于禽兽。荀子讲，人相比于禽兽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人最为天下贵。

显然，荀子的礼治思想是深受晏子的治国思想影响的。

2、君臣相饮“无为礼”就是无视“君臣之分”，消损君主权威，扰乱国家秩序

饮酒饮到似醉非醉之时，在酒精分子的刺激下，脑细胞异常兴奋，平时不该说的话往往在此时脱口而出，平时不敢做的事情往往在此时放开手脚。所以，酒酣之时，齐景公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把真实想法说了出来——不管是君还是臣，大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必定抛开宴饮的礼制。抛开礼制，就是抛开规矩，就是抛开君臣之分。

当齐景公接受了晏子的劝谏后，文中专门突出了“觞三行”，这就是对晏子劝谏的最好回应。凡事皆有礼法规矩，君臣饮酒亦是如此。“觞三行”用兰陵一带的俗语说就是“酒不过三巡（饮完一杯称‘一巡’）”，“三行”“三巡”之外再饮就是僭越“礼制”“礼数”。“觞三行”、“酒不过三巡”到后来就是人们常说的“事不过三”。“三”即“制”即“数”。“制”“数”就是规矩，就是限制与约束。有了规矩，才会有君臣之分；有了限制与约束，才会有君主的权威。

很明显，荀子“明分使群”的礼治观受此影响。

荀子《王制》篇——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

荀子《富国》篇——

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通“聘”)内(通“纳”)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

礼的实质之一就是保持适当的区分与差别。荀子在《君道》篇中认为作为君主必须做到“以礼分施，均徧而不偏”，也就是说依照礼制礼法才能保证公平公正；作为臣下做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 也就是说依照礼制礼法才能确保臣子们服从命令忠于职守而不懈怠。“分”与“礼”是相互的，“不分”与“不礼”也是相互的。

把君主与臣子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君主的权威得以维护，臣子的职责得以落实，国家政权才会高效有序的运转。所以，“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

3、君主是臣子的榜样，君主“无礼”，臣子必然“无礼”

晏子劝谏齐景公时，用现身说法说明“为乐饮，无为礼”的危害性。因为齐景公看到晏子饮酒不遵礼法时，顿时大怒，认为晏子太不尊重他。晏子接着就自己的行为来说明“为乐饮，无为礼”的危害性，让景公接受了自己的建议，“觞三行，遂罢酒。盖是后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

荀子《君道》篇——

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显然，荀子“君主以身作则”的治国思想，亦是从晏子那里汲取营养的。

4、晏子之“礼”与荀子之“礼”的不同

《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寝闻哭声问梁丘据晏子对》——

景公上路寝，闻哭声。曰：“吾若闻哭声，何为者也？”梁丘据对曰：“鲁孔丘之徒鞠语者也。明于礼乐，审于服丧，其母死，葬埋甚厚，服丧三年，哭泣甚疾。”公曰：“岂不可哉！”而色说之。

晏子曰：“古者圣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礼，制规矩之节，行表缀之数以教民，以为烦人留日，故制礼不羡于便事；非不知能扬干戚锺鼓竽瑟以劝众也，以为费财留工，故制乐不羡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殚国以奉死，哭泣处哀以持久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导民。今品人饰礼烦事，羡乐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圣王之所禁也。贤人不用，德毁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贤不肖杂，上妄说邪，故好恶不足以导众．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曷为不察，声受而色说之？”

晏子在这一篇中提出了制礼的三条标准：“便事、和民、导民”，“便事”就是简便实用。这亦可从《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述中看出一些端倪：“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也就是说“鲁之礼”多重于形式细节，“齐之礼”多重于简便实用。

“荀子之礼”与“鲁之礼”有相似之处，但又有自己的特色。本人以为“荀子之礼”更富“军礼”色彩，因为在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寻常可见。荀子在《劝学》篇中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里荀子认为人的教育熏陶离不开适当的外力强制。“军礼”的突出特点就是其强制性，“军礼”中军队步调的整齐划一、声威的雄伟壮阔都足从外部对战士的心灵产生震摄统领作用，再加上从众心理之作用，“军礼”的教育熏陶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我们知道，荀子的年轻时代受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影响，“军礼”必然在他心中打下深深烙印。“荀子之礼”的最高境界就是“和一天下”。荀子文章中的“军礼”印痕：《富国》篇中使用的是“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议兵》篇中使用的是“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因此，荀子讲求的是“隆礼”，很多时候是从外在强制熏陶的角度考量。荀子在《富国》篇中强调说：“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锺、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同“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隆礼”不够，“礼义之导”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二）从晏子“礼义勇力相济”到荀子“王霸并取”、“仁义之兵威武之兵相融”

《晏子春秋?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

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贵戚不荐善，逼迩不引过，故晏子见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对曰：“婴闻之，轻死以行礼谓之勇，诛暴不避强谓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礼义也。汤武用兵而不为逆，并国而不为贪，仁义之理也。诛暴不避强，替罪不避众，勇力之行也。古之为勇力者，行礼义也；今上无仁义之理，下无替罪诛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则诸侯行之以国危，匹夫行之以家残．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戏，殷之衰也，有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轹天下，威戮无罪，崇尚勇力，不顾义理，是以桀纣以灭，殷夏以衰．今公目夺乎勇力，不顾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身立威强，行本淫暴，贵戚不荐善，逼迩不引过，反圣王之德，而循灭君之行，用此存者，婴未闻有也。”

这一段谏对源于“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用荀子的话说就是齐庄公只行“霸道”不行“王道”。荀子所主“王者之师”即“仁者之兵”，是“仁义之兵”与“威武之兵”的有机统一。所以，荀子的学生陈嚣评论荀子“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荀子的治国思想的大原则即是以“礼义为统领”，显然，“仁义为本”是依“礼义治国”的应有之意。

荀子“王霸兼取”，“仁义之兵威武之师相融”等思想是对晏子强国强兵思想的传承。

（三）从晏子“君强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罚在君，民之纪也”到荀子“治之经，礼与刑”

《晏子春秋?景公问后世孰将践有齐者晏子对以田氏》——

公曰：“胡必然也？得者无失，则虞、夏常存矣。”晏子对曰：“臣闻见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后当者，惠也。夫智与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虽然，臣请陈其为政：君强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罚在君，民之纪也。今夫田无宇二世有功于国，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国权专之，君臣易施，能无衰乎！婴闻之，臣富主亡。由是观之，其无宇之后无几，齐国，田氏之国也？婴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

……  ……  ……  ……  ……  ……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

上一个自然段，晏子强调了“刑”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

下一个自然段，再次则再次强调了“礼”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

荀子在《成相》篇中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不仅是思想上的传承，亦是语言艺术的传承，“治之经，礼与刑”亦是从上述两个自然段化出。

三、晏子民本观对荀子的影响

晏子民本思想对荀子的影响，除了“民为邦本”的应有之义以外，还进一步扩展了“民为贵”的内涵。这对荀子“人天下最为贵”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

《晏子春秋?景公游寒涂不恤死胔晏子谏》——

景公出游于寒涂，睹死胔，默然不问。晏子谏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睹饥者与之食，睹疾者与之财，使令不劳力，籍敛不费民。先君将游，百姓皆说曰：‘君当幸游吾乡乎！’今君游于寒涂，据四十里之氓，殚财不足以奉敛，尽力不能周役民氓，饥寒冻馁，死胔相望，而君不问，失君道矣。财屈力竭，下无以亲上；骄泰奢侈，上无以亲下。上下交离，君臣无亲，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婴惧公族之危，以为异姓之福也。”公曰：“然！为上而忘下，厚藉敛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敛死胔，发粟于民，据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晏子在这里指出了三代之衰就在于失去了民众的拥护与支持，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与其完全一致。

景公欲以人礼葬走狗晏子谏第二十三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内给之祭。晏子闻之，谏。公曰：“亦细物也，特以与左右为笑耳。”晏子曰：“君过矣！夫厚藉敛不以反民，弃货财而笑左右，傲细民之忧，而崇左右之笑，则国亦无望已。且夫孤老冻馁，而死狗有祭，鳏寡不恤，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怨聚于百姓，而权轻于诸侯，而乃以为细物，君其图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会朝属。

荀子的人“最为天下贵”、“废疾兼养”等思想亦是晏子思想的拓展与深化。

四、晏子人才观对荀子的影响

1、选贤任能

治国安邦需要贤能之士，前提是发现贤能，推荐贤能。

《晏子春秋?有献书谮晏子退耕而国不治复召晏子》篇——

“晏子相景公，其论人也，见贤而进之，不同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辟君所爱；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

荀子在《王制》篇中说：“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

2、赏罚分明

治理国家不仅要发现人才，还要尊重人才，正确使用人才，正确使用人才就要坚持赏罚分明的原则。

《晏子春秋?景公问贤君治国若何晏子对以任贤爱民》篇——

景公问晏子曰：“贤君之治国若何？”晏子对曰：“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穷；从邪害民者有罪，进善举过者有赏。其政，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不从欲以劳民，不修怒而危国；上无骄行，下无谄德；上无私义，下无窃权；上无朽蠹之藏，下无冻馁之民；不事骄行而尚司，其民安乐而尚亲。贤君之治国若此。”

荀子在《王制》篇中说：“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荀子在《君道》篇中说：“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中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驭速致远者，一日而千里，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致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这一段中的“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与晏子“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晏子春秋?景公问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对以不与君行邪》——

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对曰：“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乎外；选贤进能，不私乎内；称身就位，计能定禄；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权居以为行，不称位以为忠；不揜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君在不事太子，国危不交诸侯；顺则进，否则退，不与君行邪也。”

荀子在《富国》篇中说：“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这仍然与晏子的赏罚观相一致。

五、晏子语言艺术对荀子的影响

晏子的劝谏谐隐并用，风趣生动，发人深思；旁敲侧击，谏说得当；联想奇特，类比丰富。无不表现他对语言艺术的驾轻就熟。

在齐国除了晏子以外，像大家熟知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亦与晏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齐国具有优良的利用谐隐之术进行劝谏的优良传统。随着稷下学宫的发展与百家争鸣的展开，齐国的语言艺术可以说登上战国时期的峰巅，劝说讽刺的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荀子作为一代儒学大师，语言艺术、文字功底在当时亦是一流，必然继承了这种传统。

（一）对晏子治国理念范畴的借鉴

根据上面的统计，晏子对“礼”、“仁”、“义”、“乐”、“刑”、“法”等理念范畴都有相当的论述，本处所论为“礼”、“仁”、“义”、“乐”、“刑”、“法”之外的一些范畴。

1、“禁暴”

《晏子春秋》中用“禁暴”一词6次，荀子在《议兵》篇中说：“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1）《晏子春秋?景公燕赏无功而罪有司晏子谏》——

“先王之立爱，以劝善也，其立恶，以禁暴也。”这里讲的是“立爱”与“立恶”的辩证法，“劝善”与“禁暴”的辩证法，善与恶的辩证法。礼节与法度是对人们某些欲望需求的限制，单从这个意义上讲礼节与法度是人们所不喜欢的，所以叫“立恶”，可是没有礼节、法度的约束限制引导，社会与国家就会陷于混乱与纷争，百姓群众就会遭受战争动乱之苦。因此，礼节与法度的“立恶”“禁暴”恰恰是为了百姓群众远离战争动乱之苦，所以，“立恶”是为了“立爱”“劝善”。所以，荀子在《性恶》篇中呼应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2）《晏子春秋?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之义晏子谏》——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

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

这是二桃杀三士的著名典故。晏子为何要设计除掉“三士”呢？就在于“三士” 是“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的危国之器。没有礼义为遵循的“勇力之士”越多越会给国家带来灾难。除掉他们亦是为国“禁暴除害。”

晏子对勇士无君之义的对比式论述，在荀子那里亦是得到很好运用。如：

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

体倨固而心执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録，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修身》）

荀子在这里用的正论与反论的对比，强调“体恭敬”、“心忠信”、“术礼义”、“情爱人”的重要性。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儒效》）

荀子在这里用“无师无法”的危害与“有师有法”的益处对比论证，强调“师法”的重要性。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天论》）

荀子在这里用“强本而节用”与“本荒而用侈”的对比分析，论证了贫富、祸福、凶吉等人的命运结局 “在天不在人”。

（3）《晏子春秋?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时耶晏子对以行也》——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愎谏傲贤者之言，不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威当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

晏子在这里向齐景公说明的是“威当时服天下”的基本道理。同样用的也是对比式分析。

（4）《晏子春秋?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晏子对以先民后身》——

晏子聘于吴，吴王曰：“敢问长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对曰：“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此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吴王忿然作色，不说。

2、从晏子“国有三不祥”到荀子“人有三不祥”

《晏子春秋?景公猎逢蛇虎以为不祥晏子谏》——

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不祥也？”

晏子对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

《荀子?非相》——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

3、从晏子“度义因民”到荀子“术正心顺”

《景公问谋必得事必成何术晏子对以度义因民》——

景公问晏子曰：“谋必得，事必成，有术乎？”晏子对曰：“有。”

公曰：“其术如何？”晏子曰：“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

公曰：“奚谓也？”对曰：“其谋也，左右无所系，上下无所縻，其声不悖，其实不逆，谋于上，不违天，谋于下，不违民，以此谋者必得矣；事大则利厚，事小则利薄，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国有义劳，民有如利，以此举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谟，虽成不安；傲民举事，虽成不荣．故臣闻义谋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义而谋，信民而动，未闻不存者也。昔三代之兴也，谋必度其义，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谋不及义，兴事伤民。故度义因民，谋事之术也。”

《荀子?非相》——

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

晏子（度义因民）与荀子（术正心顺）都强调礼义大原则的统领性，原则确立以后正确方法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4、从晏子“政平爱人”到荀子“平政爱民”

《晏子春秋?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晏子对以先民后身》——

晏子聘于吴，吴王曰：“敢问长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对曰：“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此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吴王忿然作色，不说。

《晏子春秋?梁丘据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将封晏子辞》——

晏子相齐，三年，政平民说。梁丘据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将封晏子，晏子辞不受。曰：“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贫而不恨者，婴是也。所以贫而不恨者，以善为师也。今封，易婴之师，师已轻，封已重矣，请辞。”

一是荀子对晏子“政平”一词的直接借用：

荀子《王制》篇——

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则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矣。

荀子《致士》篇——

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荀子《议兵》篇——

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荀子《天论》篇——

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二是荀子将晏子的“政平”调整为“平政”：

荀子《王制》篇——

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

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

案平政教，审节奏，砥砺百姓，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劲矣。

荀子《富国》篇——

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

“平”即公平、公正。施政执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公平公正。

荀子对公平公正有如下定义：

荀子《王霸》篇——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

荀子《王霸》篇——

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衡石、称县（同“县”）者，所以为平也；上好倾覆，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

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衡石、称县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啧。斗、斛、敦、槩者，所以为啧也；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

荀子《礼论》篇——

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

荀子《正名》篇——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尝粹而来也；其去也，所恶未尝粹而往也。故人无动而不可以不与权俱。衡不正，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轻县于俛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

荀子《大略》篇——

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晏子提出了“政平”的说法，但没有具体的比喻与说明。荀子则给出了具体的比喻与说明，这就是：“没有机会均等，就有公平公正”，“没有权衡，轻重就无法确定；没有绳墨，曲直就无法确定；没有规矩，方圆就无法确定；没有礼法，方针政策就没有标准。”谁能给予竞争者以机会均等呢？能谁把握治国理政的“权衡”、“绳墨”、“规矩”呢？谁能掌控“礼法”标准呢？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家领导人——“君子”，“君子者，治之原也。”治国理政要做到“有法可依”，但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取决于执政执法者。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干部队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遵循与坚守。因此，荀子说“平政爱民”是国家管理者必须坚持的大节（根本原则）之一。“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

（二）对晏子原文的改造

《晏子春秋?曾子将行晏子送之而赠以善言》——

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之，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晏子曰：“今夫车轮，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嬴矣，故君子慎隐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故君子慎所修。今夫兰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则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贾匹马矣。非兰本美也，所湛然也。愿子之必求所湛。婴闻之，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择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婴闻汩常移质，习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荀子《大略》篇——

曾子行，晏子从于郊，曰：“婴闻之，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婴贫无财，请假于君子，赠吾子以言：乘舆之轮，太山之木也，示诸檃栝，三月五月，为帱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谨也。慎之！兰茝、槀本，渐于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渐于香酒，可谗而得也。君子之所渐不可不慎也。”

荀子《劝学》篇——

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上面这些文字在《孔子家语》中亦有类似之处——

曾子从孔子之齐，齐景公以下卿之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之，君子遗人以财，不若善言。今夫兰本三年，湛之以鹿酳，既成噉之，则易之匹马，非兰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愿子详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择处，游必择方，仕必择君，择君所以求仕，择方所以修道，迁风移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闻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贤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穷，马蚿斩足而复行，何也？以其辅之者众。”

根据杨朝明先生的考证，荀子观政于秦时，曾将《孔子家语》带到秦国献给秦昭襄王，后被藏于秦国秘府，虽经焚坑之变，但却历经劫波传到汉代，经孔子第十二世孙孔安国的整理，再经三国时王肃推介，就是今本的《孔子家语》。既然这样，不论《晏子春秋》《孔子家语》二者谁在先谁在后，都说明荀子思想的形成均受它们的重要影响。

（三）对晏子谐辞隐言艺术的借鉴

“谐辞隐言”典出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篇。刘勰在《谐隐》篇中继续评价到：“荀卿蚕赋，已兆其体。”

谐辞，又称谐言，主要是通过语言读音的相近或相似性，由此事物而言它事物的一种修辞方法。

隐言，又称隐语，也称谜语，主要是通过“言东却声西”的迂回路径，把原本可以直接表达的事物，用其它蕴含相同或相近道理的事物进行推理类比的修辞方法。

《文心雕龙?谐隐》：“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荀子在齐国稷下“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在楚国两任兰陵县令，所以楚庄王、齐威王喜好隐语的文化传统必然对其产生相当的影响。

荀子的《礼》《知》《雲》《蚕》《针》五篇赋都是采用类比的手法，对礼、知、雲、蚕、针五种事物的属性进行铺陈，可以说深得“谐隐”艺术的真谛。

请看荀子《蚕赋》：

有物于此，??（luǒ，同“裸”）兮其状，屡化如神。

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

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

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

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

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

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

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蚕

这里，不论是设问，还是五泰的回答都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很明显带有谐隐并用、类比丰富的晏子语言特色。“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一段，接连了用了七个方面的事例陈述了蚕与蚕丝对国家与民众的重要性。特别是蚕吐丝迁福人类以后，身死形毁，成为飞鸟的食物。不论是生还是死，都把自己奉献给了别人。这就是后来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阎肃“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等名句，受荀子这篇文章影响的痕迹。践行礼制礼法，需要一如既往的坚持，需要九死而不悔的无私奉献。

荀子说蚕“名号不美，与暴为邻”。这一句是谐隐连用。“暴”与“残”常常在一起使用，即“残暴”，所以“以暴为邻”。“蚕”“残”相谐，点出“隐语”隐去的真实。

其实，“名号不美，与暴为邻”更深一层的“隐义”是说那些无私奉献的们不一定就有美好的声誉，有时奉献者特别是力主创新改革的奉献者还要背负“千古骂名”。这已不是幕后英雄所能蕴含的事情，而是人们“人云亦云”习惯刻印在灵魂深处的“恶性”。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却在秦国受到车裂之刑；吴起变法使得魏国、楚国皆得以强大，却在魏受到猜忌排挤，在楚受到乱箭穿心；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任何一件都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大事好事，却背上“焚书坑儒”的暴君骂名；隋炀帝兴修大运河，实行科举制，却同秦始皇一样背上暴君骂名。

（四）对晏子对比递进论证方法的继承

《晏子春秋?景公燕赏无功而罪有司晏子谏》——

昔者三代之兴也，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故明所爱而贤良众，明所恶而邪僻灭，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

及其衰也，行安简易，身安逸乐，顺于己者爱之，逆于己者恶之，故明所爱而邪僻繁，明所恶而贤良灭，离散百姓，危覆社稷。

晏子的这一句群以“兴”、“衰”为对比主线，分别对“兴”、“衰”展开递进式论证。

“兴”之路线上的递进论证：“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明所爱而贤良众，明所恶而邪僻灭”==>“天下治平，百姓和集”。

“衰”之路线上的递进论证：“顺于己者爱之，逆于己者恶之”==>“明所爱而邪僻繁，明所恶而贤良灭”==>“离散百姓，危覆社稷。”

荀子《修身》篇——

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

体倨固而心执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録，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

同晏子一样，荀子的这一句群以“体恭敬、术礼义”，“体倨固、术顺墨”为对比主线，分别对其展开递进式论证。

“体恭敬、术礼义”路线上的递进论证：“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

“体倨固、术顺墨”路线上的递进论证：“体倨固而心执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録”==>“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

《荀子?不苟》——

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

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曓，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

荀子的这一句群以“君子品行”、“小人品行”为对比主线，分别对其展开递进式论证。

“君子品行”路线上的递进论证：“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

“小人品行”路线上的递进论证：“大心则慢而曓，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

从晏子到荀子的这种对比递进式论证方法对赋体文章中骈骊之句多有影响，本处不再赘述。

六、晏子“和宜”思想对荀子的影响

（一）齐文化更具“和宜”特色

我们再看《晏子春秋》《论语》《孟子》《荀子》四部典籍中对“和”、“宜”、“当”三字的使用次数与使用频率统计：

《晏子春秋》用“和”38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70‰；用“宜”17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31‰；用“当”39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72‰；“宜”与“当”加起来56次，平均使用频率为1.03‰。

《论语》用“和”8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37‰；用“宜”1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00‰；用“当”3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14‰；“宜”与“当”加起来4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14‰。

《孟子》用“和”3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07‰；用“宜”15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33‰；用“当”24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53‰；“宜”与“当”加起来39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86‰。

《荀子》用“和”75次，平均使用频率为1.00‰；用“宜”28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37‰；用“当”68次，平均使用频率为0.91‰；“宜”与“当”加起来96次，平均使用频率为1.28‰。

“宜”即“适宜”，“当”即“适当、恰当”，可以用一个“宜”字代表。适宜就是中庸之道。“中庸”是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与方法。

晏子、荀子之“和”更多地是从整体、全局与长远方面来考量追求与目标，就是强调差异互补、优势互补，即着眼于整体效能的最大化，现在也叫“群体优势”、“整合优势”、“和合优势”。荀子的“和”是着眼于天下一统、天下大治。

晏子、荀子之“宜”是追求“和”的方式与路径，既是从宏观上要求掌控者对构成整体、全局与长远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恰入其分恰到好处，进而实现整体效能的最优化最大化；亦是从微观上要求社群中的每个个体要认清把握自己在整体、全局与长远之中所处的恰当位置与自己应当发挥的作用，服从于整体效能的最优化最大化。其它非社会系统中的各构成要素没有主观能动性，不存在自我调整的功能。

我们把通过晏子、荀子“和”、“宜”、“当”所反映出来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称之为“和宜思想”。通过上面的“和”、“宜”、“当”三字使用的次数与频率的基本数据来看，晏子、荀子明显高于孔子、孟子两家，这反映出齐文化较之鲁文化更具“和宜”特色。有了这样的文化底蕴，荀子能够成为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也是水到渠成。

（二）晏子、荀子“和宜”思想简析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主要是讲君子修身养性中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但却相互砥砺。晏子则讲出“和”与“同”的相异之处，并类比论证了“和”与“同”在治国理政中的“利”与“害”。 

《晏子春秋?景公谓梁丘据与己和晏子谏》——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于遄台，梁丘据造焉。

公曰：“维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在这一对话中，晏子首先用烹饪和味的道理引申到治国理政。“烹饪之和”在于“济其不及”，故而“臣献其否，以成王之可”，“臣献其可，以去王之否。”“和”在这里意味着治国理政必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集中众之智慧。“五味之和”是“维齐非齐”，“五声之和”亦是“维齐非齐。”五声之中“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但把它们按照音律的要求进行排列组合就能谱出优美的乐章；“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各有特点亦各有节奏，但把它们按照音律的要求进行排列组合就能奏出动听的旋律。众人之智慧就如同“五声”的相成相济，相成相济就会迸发出无穷的智慧与力量。这也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思维方法的文化基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宜之思”当为稷下之学最为优良的学风之一。

但同味相叠“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同声相叠“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一味地讲求“同”就会导致一言堂，听不到不同意见，众人的智慧与力量就无法得到发现与集中，显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晏子的“和”有“相成”“相济”之意，且“齐”与“济”相通。故而，荀子在《富国》篇中说：“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这里的“齐”即“相成相济”，与“和衷共济、同舟共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相得益彰”等思想亦是一脉相通。

实现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和宜”与荀子反复强调的另一个命题“维齐非齐”紧密联在一起的。因为只有通过不整齐的要素进行恰当适宜的排列组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齐。

荀子在《王制》篇中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分”是什么就是要对人群进行适当的等级划分，也就是“非齐”，“义”是什么？就是“兼利天下”，用今天的话就是维护与实现天下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分”才能实现“和”，“和”才能“一”，“一”即“维齐”——“整齐划一”。这个“一”就是天下人的整体利益所在。“群”“分”“义”“和”“一”的连续推理，揭示了人的社会性这一根本属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定义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称颂荀子为中国社会学之“巨擘”。根据“维齐非齐”的原理，我们可以说，要想实现平等就必须有适当的不平等。这既是理解荀子“礼义”概念的一个最基本切入点，更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基本切入点。“维齐非齐”的命题虽源自《尚书》，但在荀子的“明分使群”中得到最好体现。

荀子在《强国》篇中亦体现了对晏子“和济”思想的继承：“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彼国者，亦强国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

荀子在《荣辱》篇中则把“礼义”、“同”、“分”、“群”、“和”“宜”、“和”“济”一起论述，更集中体现了对晏子“和宜”思想的继承：“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宜”就是“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各种社会关系都得到理顺，整个社会才能“群居合一”，整个国家才能“不同而一”。“和济”、“和宜”之目的就是为了整个社群、全天下的“和一”。

荀子的“明分使群”，对于包括君王与大臣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言语行动必须“和宜”，社会国家的典章制度必须“和宜”。荀子在《王制》篇中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这里的“当”即是“和宜”。

荀子在《王制》篇中又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这里“群道当”是“万物得其宜”、“六蓄得其长”、“群生得其命”的大前提，“当”与“宜”密不可分。

荀子在《儒效》篇中继续说：“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这里荀子认为最懂得“和宜”的人就是周公这样的大儒，“和宜”就是“变势次节”，具体讲就是“非擅”、“非夺”、“非越”、“非暴”“非不顺”。周朝的“天下”之所以能够“和一”而定，就在于周公任何时候都能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位置。这与孔子所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相一致的。

像周公这样的人还有吗？还有，他就是孔子。荀子在《儒效》篇中继续评价说：“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同“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同“叫”)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通“巷”)漏(同“陋”)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同“鬻”）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这里的“和宜”就是“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如何找到自己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呢？荀子在《儒效》篇中继续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这个方法叫“比中而行”，“中”是什么？就是“礼义”。这里的“中”是判断一切的价值标准。荀子在《礼论》篇中继续对“和宜”的“比中而行”继续展开讨论：“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遵从礼义就能实现“礼义”与“情性”的“两得”（和宜），一味满足情性，就会导致“礼义”与“情性”的“两丧”（与和宜相悖）。

我们再从“和宜”这个角度去理解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变得容易起来，生动起来。因为“礼”是最讲求“和宜”的。

把“和宜原理”放在管理中就是“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荀子《君道》）；放在对事物的命名上就是“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荀子《正名》）；放在日常生活的穿衣戴帽中，就是“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荀子《君道》），现在叫量身定做。因此，“和宜”应该是“明分使群”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和一天下”则是“明分使群”的最高目标。

（三）“和宜”思想的推延

查询表明《晏子春秋》用“和”字38次，《荀子》三十二篇用“和”字75次，特别是荀子对“和”字的使用次数与中医典籍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上。可以说，用“和宜”思想来贯通儒学与中医药学大有作为。推而广之，用“和宜”思想来贯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亦大有作为。

“不和宜”的反面是“和宜”，追求“和宜”必须从“不和宜”入手，沿着这条线路下来，我们可以推知：“易”的反面是“不易”，追求“不易”必须从“易”入手；“不平衡”的反面是“平衡”，追求“平衡”必须从“不平衡”入手；化学上“非理想状态”的反面是“理想状态”，追求“理想状态”必须从“非理想状态”入手；物理学上“非共振”的反面是“共振”，追求共振必须从“非共振”入手；音乐学上“不和谐”的反面是“和谐”，追求“和谐”必须从“不和谐”入手……等等 

晏子“和宜”思想在著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也能到见证：忌（指田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指孙膑）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赛马的最大目标是获胜，需要参赛马匹的实际情况与出场顺序恰当有序的排列组合才能战胜对手，这属于数学概率与博弈中的“和宜”。

同样，在中药配伍中也是着眼于各位中药的剂量效能混融一体时，发挥其对症下药的最大功效。但每匹马或每位药是不会积极主动地找到适合于自己位置的，发挥自己应该发挥作用的，这时掌控比赛权的人与开药方的人、熬制药剂的人所起的作用就是关键的关键了。

2017年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儒学思想与中医药文化论坛上，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严世芸有一篇文章叫《“和”的追求，传统哲学视域下的中医学理》。严教授在此文中指出：“和”在《素问》中出现79次，在《灵枢》中出现74次，并且将“和”提高到圣度的地位，从而确立了中医学的基本思想原则。在另一部重要典籍《伤寒杂病论》中，“和”字大约出现了81次，“和”不仅高度概括了张仲景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而且集中体现了他的辨证论治思想，因而是张仲景学术思想的核心之一。《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提出，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严教授还特别指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医学的非平衡观点与化学家普利高津(I1Prigogine)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有惊人的相似。其对生命活动本质和健康的解释赋予了崭新的内涵。生命是个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时刻与外界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交换。生命活动的过程是一种涨落有序的运动过程。耗散结构的有序是指开放系统的各个要素处于能协调统一的稳定状态，人不断与外界进行各种活动，能量物质的交换以及自身的新陈代谢，涨落突变不断发生，这种有序的状态不是静止，不是一直处于平衡的，而是随时都在突破并不断构成新的有序状态。耗散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系统的涨落，即系统内部的要素并不严格精确地处于平均状态，而是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偏离,这种偏离或偏差叫涨落,涨落是偶然的、杂乱的、随机的，这种涨落会使系统发生质变。这些特点与中医的阴阳盛衰变化以及元气的升降出入的和谐运动以及五脏的生克制化相类似。

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与原来的基本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有了更加精准的概括。定位好、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大最高的“和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