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勇先生应邀出席“第二届太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倡议建立“太虚学”

北大佛教研究中心与闽南佛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太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2-3日在北大治贝子园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新加坡的35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论文，来自北京大学等在京高校的师生和中国佛学院等佛教院校的学僧旁听了会议。

会议论文涵盖太虚思想、太虚相关文献、太虚参与的佛教社会事业、太虚与政治外交的关系、太虚的艺术美学思想、太虚与在家修行、太虚与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其中一些论文如何建明《中国现代佛教史的开端与主要问题》、朴永焕《太虚弟子玉观彬的祖籍及其宗教游历考察》、坂井田夕起子《太虚与大醒如何看待日本佛教》、何燕生《在日本发现太虚系列》、纪赟《从档案看太虚与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经营》、胡海燕《德语国家太虚研究简介》、邵佳德《太虚在北伐前后与政界的交往》、芮哲《太虚的<世界三大罪恶>》、能仁与振冠法师《太虚的“佛教宗教师”理念》、张佳《太虚对扶乩“迷信”的批判与受容》、李翚《太虚与道德新运动》、裴勇《佛教圆融传统与现代的“太虚法则”》、徐诚《太虚主办佛教期刊的涵化与亚涵化作用》、赖岳山《抗战时期太虚佛教访问团事件考论》、沈庭《民国时期武昌佛学院在南洋地区的“佛教外交”活动》、张雪松《中南海里的疗养院：<北平佛教疗养院致书太虚法师>考》、李铁华《太虚论佛法与医药卫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议题广泛、辨析细密，角度新颖，讨论深入。与会者均感受益匪浅！北大的太虚研究项目和太虚新资料发掘整理工作，为全面深入研究太虚大师思想行谊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基础，未来的推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原佛》主编裴勇先生应邀出席会议、发言并主持了一场论文发表研讨。 裴勇先生在发言中指出， “如何正确对待、合理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力争圆融无碍，辗转增上，始终是时代变迁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对于进入近现代、面临现代转型的中国来说，这一问题尤为复杂和纠结。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恰当的处理和解决。我们此刻身处北大，感触应该尤为强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家传统和思想如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现实实体存在的佛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正是太虚大师这位近现代佛教思想巨人在佛教如何圆融传统与现代方面提出了一种契理契机、如理如量的思想理路和解决方案，我将之称为佛教圆融传统与现代的“太虚法则”。 

裴勇先生从太虚大师面对传统与现代的相遇怎样做出抉择的，以及太虚法则如何落实到实践中去两个方面做了简要阐述。”

裴勇先生指出：“中道圆融本就是佛教的核心法义、核心价值，在太虚大师身上得到全面和完美体现。在《新与融贯》讲演中，太虚大师明确道出其旨趣和性格，即他“本人的意趣” “非研究佛书之学者-----从不冀成为学者，唯在能成就振兴佛教觉人救世之方便耳”，“在教理解释上，教法弘扬上，随机施设而不专承一宗或一派以自碍。”这些表述都充分道出了佛法本身之圆融义和大师本人圆融性格。正是基于这种性格，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把握便没有了封闭障碍、而具有了开放通达，恰当处理两者关系也便有了基础。太虚大师因此做出了自己稳健的抉择。”

"首先，太虚大师强调要对“新”进行理性观照、恰当把握。太虚大师在《新与融贯》中指出：“依佛法契理契机的契机原则，----------，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如是，即为本人所提倡的弘扬佛法的新的意义。若是故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或标奇立胜，从古代或异地另寻来一个方法，欲以移易当地原状，则都不免落于非契机的病根上。”大师所说的新，就是契机的意思。但他首先强契理，即佛法的真胜义是无新无旧的，是常住真理。而不是像世间的理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新”是要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而不是把佛法的常住真理也来一通任意“发展”。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佛教而言，便不难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然的话，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研究方法，就有可能偏离佛法、解构佛法甚至抛弃佛法，这在后来一些人的实践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或倾向。太虚大师强调：“新，需要佛教中心的新，即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的佛教。这佛教的中心的新、是建立在依佛法真理而契适时代机宜的原则上。所以本人三十年来宏扬佛法，旁及东西古今文化思想，是抱定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无一不可为佛法所批评的对象或发扬的工具，这就是应用佛法的新。”“然而、若不能以佛法适应时代、契众生机，则失掉这里所谓的新，在社会众生界是一种没有作用的东西：如此的佛教，会成为一种死的佛教！又若不能以佛教为中心，但树起契机的标帜而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则他们的新已经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而必然的会流到返俗叛教中去！这都不是我所提倡的新。”太虚大师所强调的新要围绕佛教这个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从世间学术角度看也是颇有疑义的一点。因为在现代学术看来，一般认为学术原则和学术方法是“客观”标准。但实际上所谓学术的“客观”标准也有其信念和价值取向在内，并非绝对的“客观”。可以说，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一切都可以被人类的理性思维所完全证实。然而对于宗教实践而言，恰恰是人类理性从根本上所不能到达的。对于佛教来说，佛法就是佛陀所证悟的真理，是终极常住、不会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因而太虚大师强调要以佛教为中心，要建立在佛法真理上才能考虑如何适应时代机宜、如何出新的问题。正是基于此点，佛教才能圆融传统和现代，才不至于为了出新，而背离和抛弃了佛教本有真理和传统，如果那样，就等于“反俗叛教”，新也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太虚大师强调他所说的新是基于中国佛教本位的新。大师指出：“本来，佛教是没有民族和国界的限制的，现在讲中国佛教本位的新，则因在中国已有一二千年历史的佛教，有不得不注意的必要。”“由此，本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亦不同有些人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从新设立的新！此皆不能根据中国佛教去采择各国佛教所长，以适应目前及将来中国趋势上的需要。”“所以本人所谓的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有两点：一、是扫去中国佛教不能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求的病态，二、是揭破离开中国佛教本位而易以异地异代的新谬见。在这两个原则之下，在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的需求上，把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佛教建立起来。”太虚大师这一强调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就有人根据用西学考证方法得出所谓“结论”来否定推翻传统中国佛教，认为中国佛教不是正宗佛教、偏离了佛教的本义。应该说这是一种简单的以学术规则为考察佛法唯一标准的一种体现。知识界可以将佛法作为一门学问进行世间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不能盲目到认识不清佛法本身首先不是学术，而是一种信仰实践，有其特殊性，应该尊重佛教本身的原则和方法、尊重佛教千年以上的传统和实践。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汉传佛教是中国汉民族对佛法的综合把握和智慧开显。应该正确对待、如实判断中国佛教的价值所在，在此基础上广采众长，融会新知，建立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佛教。太虚大师的这一指引无疑也是如理如量符合实际的。"

"第三，太虚大师强调在以佛教为中心、以中国佛教本位为中心的基础上还要进行综合融贯，即要融会贯通古来各宗乘、各文系的佛教思想，包括大小、显密、中国八宗、世界三大语系佛教，以及各国现代佛教弘法应用方面的经验和实践。如此的融会贯通当能创发出结合传统与现代的中国乃至世界的新佛教。"

"综上所述，我把以佛教为中心、以中国佛教本位为中心、综合融贯称为佛教圆融传统与现代的“太虚法则”。太虚法则的贯彻落实，体现在太虚大师推动佛教现代转型的全部过程中，以推进人间佛教和重建中国佛学两大实践活动为主要代表。 "

裴勇先生在发言的最后跟与会专家学者分享了一点个人思考和想法，他说：“近年来我一直在酝酿推动“太虚学”作为一个专门研究科目的建立。作为具有世界眼光的百科全书式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总持教法，思想深邃，志行广大，影响遍及政治、社会和文化诸多领域，至今仍无人能超越。其所开创的世界佛教运动也意义重大，至今余响犹在。太虚大师的思想理路指引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革新和现代化转型，其人间佛教思想更是在两岸得到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延续和发展，其思想理路在今天乃至未来仍有旺盛的生命力。进一步发掘研究太虚大师思想行履，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太虚大师及其思想实践，更加深入全面地剖析太虚大师及近现代以来佛教转型的成败得失、利弊教训等，对我们省察时代和未来、继续完成佛教现代转型，乃至推动社会进步都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太虚大师一生立足佛教本位、圆融传统现代，契理契机、内外兼修，著作等身。特别是太虚大师对佛教教史、教法、教理、教制等的考察判断，深入全面、准确精到，公认度高，接受面广，较少存在争议。前年太虚大师圆寂七十周年佛协官方和各有关寺庙和学术界都举行了隆重纪念和研讨活动，对大师的思想行谊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已经出版的太虚大师全书达700多万字。而且当前由北大王颂教授主持与有关方面合作正在重新编辑大师全书，同时也正在深入推进太虚新资料发掘研究工作。此次会议也是太虚研究、太虚新资料发掘的推进方式之一。这些都为重新发现太虚、全面深入研究太虚，提供了新的平台、奠定了新的基础。应该说，目前建立“太虚学”这样一门专门学问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在此期待各位善知识及有缘者就此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交流，为未来太虚研究打开更为广阔的局面共同努力。

来源：禅风网等（原佛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