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佛教史迹

灵岩寺千佛殿

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日益溃败的大清帝国，国门不得不洞开，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考察。也许，这些考察确实混杂着多种动机，诸如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东方文物的觊觎和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

灵岩寺千佛殿石柱

雁门关

石壁山玄中寺

不过，这也促使着原来“自在”的中国古迹，开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历史与文物，就像西洋人炫耀敦煌的收获，提醒了国人对敦煌的兴趣一样，西洋、东洋学者对中国土地上这些遗存的调查，当然也包括掠夺，也终于触动了大清帝国对自家宝藏的重视。

龙门西山中央大佛附近远景

石塔寺砖塔

华严寺清凉国师妙觉塔记碑拓本

但是很遗憾，当时中国正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上上下下自顾不暇。就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时间里，西洋人和东洋人依然在中国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为了证明“究竟谁更了解亚洲”，也为了“重新绘制东亚版图”，日本学者开始用“脚”加上“眼”来重新打量似曾相识的中国。

重阳亭造像天部像

重阳亭造像天部像

峨眉山金顶

而这些考察工作的珍贵史料照片，就收录在了一套极其重要的著作当中——《中国文化史迹》（初名《支那文化史迹》）。该书的两位编者都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学者。先说关野贞。作为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来中国较早， 1906年他考察陕西汉唐陵墓，对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详细调查，并且绘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图》，这也许是最早的昭陵图。此后，他有关考古、建筑、艺术的论著，也曾不断被翻译。而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便是天龙山石窟。

天台山远景

天台山国清寺大砖塔及七佛塔

光孝寺大雄殿

在关野贞的视野中，中国古建筑是与日本对比的绝佳资料。当然，他也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相当不理想，“日本现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栋，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初祖庵传说很早，但实际上只是宋代宣和年间（1125）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楼，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 

天宁寺八角十三层砖塔局部

妙应寺白塔

天宁寺梵钟

和关野贞不同，常盘大定则是佛教史专家，因此对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据《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的记载，他的五次中国考察，在五次中国之行中，常盘大定主要是考察遍及中国南北十几个省市的佛教遗迹。无论是建筑、雕塑，还是碑志等等，他都一一寻访、摄影，并广泛参考文献 。

大正觉寺（五塔寺）大正觉塔

飞来峰射旭洞入口上部佛龛

飞来峰文殊

飞来峰弥勒

今天来看，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的考察，虽然不一定是西洋、东洋学者中最早的，但相当多的遗迹之发现和摄影，显然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当时中国官方尚无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中国学者还很少深入文化遗迹考察的时代，他们的这些照片拍摄和调查记录，很多是“第一次” 。这也刺激了中国学者，促使他们开始了自觉的艺术、建筑、陵墓、寺观的田野考察。其中就包括中国营造学社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祯等人。

白马寺弥勒石像（今藏波士顿美术馆）

东白马寺十三层砖塔

五台山大佛光寺全景

五台山大佛光寺三尊

现在回头来讨论常盘大定、关野贞的《中国文化史迹》。我以为，它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首先，此书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它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其次，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早年照片中，看到被割裂的文物原本所在的背景。我曾经感慨，一些古代文物，离开了它原本所在的环境，被抽离了放置在博物馆中，可能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感受它当年的象征和意蕴。

转自：明清家具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