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红螺寺背景简介
红螺寺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红螺山南麓，距北京市区55公里。始建于东晋初期（一说咸康四年，即公元338年）。西域高僧佛图澄大师来到渔阳城（今怀柔地区），在红螺山建此寺院，原名“大明寺”，明朝正统年间赐名“护国资福禅寺”，后因红螺仙女的传说，世人俗称“红螺寺”。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山有潭，当山之巅，潭中有螺二如斗，色殷红，夕放火焰，照射山麓，一是故名红螺山，土人呼红螺寺。”另据《怀柔县志》记载：“山下有泉名红螺泉，中有二螺大如斗，夕吐光焰，山色为之殷红……天时两红螺死，寺僧为双浮屠之建双塔，从此红螺山得名，寺院也从此得名红螺寺。”这也许是红螺寺得名的又一传说。
高僧佛图澄大师（公元232年—公元348年）东度震旦弘传佛法，当时中国北方正处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统治时期。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大师受到后赵皇帝石勒、石虎叔侄的礼待，遂在后赵国境内开坛讲法，广建寺塔。按照佛教戒律和当时国家制度，佛图澄大师是经国家正式批准在中国传戒授徒第一人，后赵石虎建武末年（东晋永和四年，即公元348年），卒于邺宫寺。据《高僧传》记载，佛图澄在我国后赵弘法30余载，先后建寺多达893所，红螺寺是其中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寺院。
红螺寺在历史上曾数次扩建重修，目前依然保留着清代以前的格局。其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布局严谨，气势雄伟。它背倚红螺山，南照红螺湖，山环水绕，林木丰茂，古树参天。红螺寺处于红螺山山前的千亩苍翠的古松林之中，形成一幅“碧波藏古刹”的优美的画卷。所以红螺寺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佛教园林。
红螺寺有着1600多年的悠久历史，历史上的红螺寺是我国北方一座大型的十方常住寺院，其深厚的佛法底蕴吸引着众多的云游僧人来此参学进修。历史上以红螺寺为中心，其寺院群曾拥有300多倾耕地，号称“一天吃一顷地”。在怀柔县境内和北京其它区县内有数处下院，并在红螺寺西侧的甘涧峪沟内建有寺庙群，号称“二十四庙七十二庵”，这些都是红螺寺所管辖的下院。
千百年来，红螺寺一直是我国汉传佛教的重要寺院之一。寺院历届住持多是皇家选派，高僧辈出。辽代的妙行法师；金代的佛觉禅师；元代的善郎法师、云山禅师；清代际醒（梦东）大师住持红螺寺，创建“红螺净土道场”，大阐净土法门，成为名副其实的“佛国净土”。至此，红螺寺成为我国汉传佛教净土宗的祖庭。清光绪年间，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来红螺寺修学净土法门，后去普陀上创建净土道场，所以世有“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简而言之，在历史上，红螺寺为我国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红螺寺的历史与作用
由于红螺寺是我国北方佛教的发祥地和最大的佛教丛林，从东晋后赵到清朝，每个朝代的皇室都与红螺寺有着密切的关系，千百年来在佛教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下面就着重介绍一下红螺寺在我国佛教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以“神异”著称的西域高僧佛图澄大师是红螺寺的开山鼻祖。据《高僧传》记载，他是一位了晓咒术、彻悟禅机，精通佛法的得道高僧。据史料记载，大师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中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无能屈者。他知见超群、学识渊博并热忱讲导，有天竺、康居名僧佛调、须菩提等不远数万里足涉流沙来从他受学。中土名德如释道安、竺法雅等，也跋涉山川来听他讲说。《高僧传》记载他门下受业追随的常有数百，前后门徒近乎过万。教学盛况可见其弘传佛法之广。
西晋末年，佛图澄大师由于感梦来寻找中国北方佛教发祥地，二十余年无果。东晋咸康四年他跟随后赵石勒、石虎北征段辽来到渔阳城（今怀柔地区），发现红螺山山形上部如舞动双翅的大鹏金翅鸟，下有佛陀成道时“触地印”的瑞像，此山暗契圣教，瑞显佛仪，恰合他梦感之境，于当年创建此寺，起名“大明寺”，即现在的红螺寺。
从现存的史料中，佛图澄大师留下的佛学思想并不多，但从其众多著名弟子来推测大师的佛学造诣，深不可测。佛图澄大师的弟子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
后赵皇帝石勒死后，红螺山地区一状如虎形的石头夜间放光显灵，其侄儿石虎便借此大做文章说“此乃天意，这是上天在昭示我石虎为天子。”随后心安理得的当起了皇帝。
红螺寺在佛教有明确记载，最早见于北宋的《景德传灯录》，中唐时期马祖道一的弟子红螺和尚，留偈子一首：“红螺山子近边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语问酬全不会，可怜只解那斯祈。”
大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根据《中庸?哀公问政》中“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寓意，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上实行“怀柔政策”，使其归附自己，这是自汉代以来首次将“以战为主”改为“以和为主”的政策。“怀柔”一词的来历也是基于此。在李世民的恩允下，北方少数民族靺鞨族8000多人，内迁到怀柔桃谷山定居。为了能够使大唐北方疆土的安定，由皇室拨款，将红螺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希望红螺寺能为皇室社稷降祥赐福，以求国泰民安，民族和谐，天下统一，这也是红螺寺历史上最大一次规模的扩建和重修。
辽代时期的妙行法师驻锡红螺寺，法师本人精通律学，后又专心念佛，圆寂前留给世人一个偈子：“令左右惟念净土，勿生瞻恋，师亦随念气□”。
金世宗完颜雍在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将当时皇室最权威的大圣安寺住持佛觉禅师派往红螺寺做住持，以示皇恩浩荡。佛觉禅师随后在红螺寺讲学多年，法席盛大。佛觉禅师是金代时期云门宗高僧，法号某琼，号佛觉，长芦宗赜的弟子，金世宗（1161年-1189年在位）时期来到红螺寺。银山塔林现存佛觉大师舍利塔，位于塔林中心，根据塔额题字，大师的封号为“祐国佛觉大禅师”，可见佛觉大师当时在佛教界的地位显赫。红螺寺在金元时期也是云门宗的弘法地，其法门特点是禅净双修。
元十八年（1281年），十七名高僧云集大都，与道教对论，结果道教典籍被焚毁，当时与会高僧中有一位善郎法师，即是红螺寺的讲主。
在元代成吉思汗时期，为保护红螺寺，随以法典《大扎撒》为依据，发布镌刻“榜示碑”并安放于寺庙山门墙上。“榜示碑”概述了红螺寺本系皇家寺院，是为皇室祈寿祈福的地方，各色人等不得对寺院搔扰，并确定了寺庙的界限和土地树木等，任何人不得侵占、砍伐。
现存较早的红螺寺史料《红螺山大明寺碑》记载了云山禅师与红螺寺的关系。元代的云山禅师是住持皇室祠庙大圣安寺的高僧，经常受到皇帝的召见和请教，云山禅师当时还领有荣禄大夫大司空的官衔，是皇上的政治顾问，常解答皇帝对有关时政的咨询。元仁宗至惠宗时期，至正十二年（1352年），云山禅师年事已高，来到红螺寺隐居。由于云山禅师深得元仁宗、英宗、惠宗帝的尊重，累朝都会赐于云山禅师金银珍宝，以资报答其弘传佛法，为国为民祈福之功，禅师不仅拿出这些全部供养，加之禅师的威望颇高，又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使得红螺寺在这一期间得到两次重修，之后由福果法师担任住持。
明英宗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国家出资又重修了红螺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来寺降香，在看到佛顶放光后，认为是护国赐福的祥瑞之像，龙颜大悦，特亲笔赐“护国资福禅寺”的寺名，现此名仍刻于红螺寺山门上。
明熹宗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赐红螺寺一口“天启大铜钟”， 至今已有着390多年的历史，现存放于红螺寺大雄宝殿内。大钟高为171.6公分，口径为103.6公分，重约一吨，青铜材质，双龙钮，莲瓣罩顶中，底边有八卦方位图形，铸造工艺细致精美。钟表满布整部金刚经及诵经仪轨、诵经功德，二十药叉、四大天王、五果六通阿罗汉、菩萨、诸佛名号等文字。全钟共6505字，字体均为楷书，字体清晰流畅，布局规整严谨。
清嘉庆年间为了保护红螺寺庙产，在大雄宝殿前设立了“四至石碑”，碑文中明确红螺寺八个方向的范围界限。此碑现仍立于红螺寺大雄宝殿前。
乾隆年间，有位号“慕莲学人”的法师，人称“亮座主”，是红螺寺的讲经法师，他根据明藕益智旭大师（1599-1655）的《弥陀经要解》讲述净土念佛法门，后来红螺寺僧人达默、达林二人把他的讲义编订成《阿弥陀经要解便蒙抄》一书，此书后来多次多版，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清嘉庆年间，彻悟禅师住持红螺寺，创建“红螺净土道场”，大阐净土法门。禅师苦心经营勤俭持寺，募置大量土地为永久之计，创造并实行了“福田制”这一善举。当时红螺寺共拥有约360顷的田地，把这些田地以低廉的租金交给农民耕种，红螺寺用收取的廉价租金除部份供自用外，其余的均用于为百姓做善事。在实行“福田制”之外，还在寺内设“舍粥场”赈济孤贫；每年腊月二十五为附近穷苦百姓送包饺子的白面；开设药房炮制观音普济丹，舍药救人。“舍粥、关面、施药”三件善事也形成制度，并长期坚持下来。红螺寺“福田制”和“三善事”等善举的实施，维护了一方平安，造福了一方百姓。
我们后人所不能忘却是彻悟禅师对我国汉传佛教净土宗的巨大贡献。彻悟禅师(公元1741—1810年)，讳际醒，一字讷堂，又号梦东，京东丰润人，俗姓马。大师幼而颖异，长喜读书，经史群籍，无不博览。二十二岁时因大病，深感幻躯无常，发出世志。病患痊愈后，到房山县，投三圣庵荣池老和尚剃发，第二年，受具足戒。乾隆三十三年冬，参广通寺粹如纯翁，明向上事，师资道合，嗣法为临济三十六世，磬山七世。后来，接续广通寺，率众参禅，警策勉励后学，津津不倦。十四年如一日，声名播扬四方，宗风大振。后因多诸病缘，念佛祛疾。继思念佛一门，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智者永明楚石莲池等诸大善知识，皆羡归心。我何人斯，敢不归命。由此，便一意归心西方净土，专修专弘念佛法门。于是中止参禅，纯提净土，数十年所有积稿，付之一炬。由大师诚心所感，参禅人亦多皆念佛。禅师对禅净二宗明晓精奥，开导说法，辩才无碍。律己甚严，每日限定一尺香的时间会客，过时惟是礼佛念佛而已。大师与大众一道精进修持，莲风大扇，远近仰化，道俗归心。当时佛门中，彻悟禅师为第一人。
嘉庆五年，禅师退居红螺山资福寺，打算于此终老。四众弟子依恋追随者甚众，禅师为法为人，始终没有厌倦之心，于是便收留大众，与大众同甘同苦，担柴运水，泥壁补屋，遂成一念佛道场。
禅师居红螺山十年，至嘉庆十五年二月，到万寿寺扫粹祖塔，辞别山外诸护法云：“幻缘不久，人世非常，虚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净土好相见也。”三月回到红螺山，命弟子预办荼毗事。交接住持位，告诫众人：“念佛法门，三根普被，无机不收，吾数年来，与众苦心建此道场，本为接待方来，同修净业。凡吾所立规模，永宜遵守，不得改弦易辙，庶不负老僧与众一片苦心也。”
圆寂前半月，禅师觉身有微疾，即命大众助称佛号，见虚空中幢幡无数，自西方而来。大师告众人说：“净土相现，吾将西归矣。”众弟子恳劝大师住世。大师回答：“百年如寄，终有所归，吾得臻圣境，汝等当为师幸，何苦留耶?”
十二月十六日，禅师指令设涅槃斋。十七日申刻，大师告众人说：“吾昨已见文殊观音势至三大士，今复蒙佛亲垂接引，吾今去矣。”大众称念佛号更厉更响。大师面西端坐合掌说：“称一声洪名，见一分相好。”遂手结弥陀印，安详而逝。众人闻到异香盈空。供养七日，大师面貌如生，慈和丰满，头发由白变黑，光泽异常。二七入龛，三七荼毗，获舍利百余粒。门徒弟子请灵骨葬于红螺寺普同塔内。大师世寿七十，僧腊四十九年，法腊四十有三。有《梦东禅师遗集》又名《彻悟大师遗集》流通于世。 彻悟禅师被后人尊称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由于禅师在红螺寺大阐净土法门以及对佛教的巨大贡献，彻悟禅师又被后人尊称为“红螺资福彻悟大师”。
正是由于当时的佛学泰斗，一代高僧彻悟禅师来红螺寺创建净土念佛道场，时称法门第一人，使红螺寺成为当时净土宗的名山正庭，四方学者云集，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僧人也不远万里前来求经学道，最盛时每天的云水僧达300余众，香火日盛，声震南北，世人称“海内净土首推红螺焉”，由此，彻悟禅师被中国汉地佛教公奉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
继彻悟大师之后，红螺寺的住持陆续有临济宗法脉的高德大僧担任，其中有松泉法师、天朗法师、盛茂法师、昆泉法师等。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时年二十六的印光大师（1861-1940年）久慕红螺山彻悟禅师净土道场之盛，遂不远千里入红螺山资福寺求习净土。他深入研究经藏，追寻彻悟禅师遗著、遗训，妙契佛心，道业精进，人称“继庐行者”。印光大师曾经在红螺寺担任云水堂香灯、寮元、藏主等职。光绪十九年（1893年），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师护送藏经南下，其后便常驻法雨寺。印光法师于普陀山法雨寺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应大众之请，开讲《阿弥陀经要解便蒙钞》。嗣后谢绝众缘。至此，红螺寺因印光大师更驰名海内外。
印光大师是汉传佛教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终身服膺彻悟禅师语录。在后来重订莲宗祖师时，增列彻悟大师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怀柔红螺寺在近1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我国多民族的融合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我国的佛教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高德大僧，使得我国汉传佛教得以广泛传播，乃至对亚洲地区的佛教发展也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红螺寺1600多年的深厚文化积淀，更是留下了大量的有关红螺寺及红螺文化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无论是寺院现存的大量的文物古迹，抑或是流传于民间的有关红螺寺文物也都非常之丰富。
第三，红螺寺的现在和未来
解放后红螺寺一度被改为学校，寺庙的核心建筑大雄宝殿于1972年被拆毁，集中存放在殿内的大量文物、法器、佛经等悉数丢失，文物保护区大部分建筑也因年久失修而破旧不堪。红螺寺景区从1990年开始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建设，逐步修复修缮了殿堂、罗汉园、观音寺等，开辟了旅游线路，大量植树栽花绿化美化环境，不断增加完善旅游配套设施。现在的红螺寺被包含在国家AAAA级红螺寺旅游风景区内，门票54元，据说还要涨到70元。寺院没有僧团驻锡，奇怪的是在寺院里面处处可见功德箱。曾有参访过景区之内的红螺寺游客无不感慨的说：“红螺寺已经完全变味了，和佛教没有关系了，现在变成了---我的信仰，你的生意！”
在此，笔者引用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传印长老的《关于将红螺寺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的建议》，全文如下：
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红螺寺始建于盛唐时期，初名大明寺，金皇统初年（1141年）重建，改名资福寺，因居红螺山之阳，俗称红螺寺。红螺寺坐北朝南，依山势建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禅堂及配殿等，规模宏伟壮观，京郊著名古刹之一。
红螺寺历史上是佛教净土宗祖庭，香火鼎盛时曾有几百僧人在此研修佛法，是极具影响力的佛教庙宇，深得广大佛教信众敬仰。史书上称“南有金山普陀，北有古寺红螺”。但由于历史原因，红螺寺至今未能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未能发挥佛教寺庙的作用，真正为广大佛教信众服务，实为佛教界的一大憾事。
多年来，广大佛教信众急切盼望将红螺寺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红螺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既是是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满足信众过好宗教生活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佛教文化，发挥佛教功能的需要。
另一方面，只有恢复红螺寺为宗教活动场所，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才能真正体现文物的内在价值，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相反，抹煞文物原有的历史功能，此物彼用，是对文物最大的破坏和不尊重，也给国内外游客带来了诸多困扰，严重损害了佛教界的声誉，破坏了首都形象。
因此，我们恳请相关部门从全局出发，正视历史，为社会和谐，放开小我，成就大局，恢复寺庙原有的历史功能，将其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满足日益增长的信教群众的客观需求。
全国政协常委：传印
2017年1月
笔者认为，这份建议不仅仅表达了传印长老个人的心愿，也是全国佛教徒乃至全国人民的心声。
版权声明：本站部分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拨打网站电话或发送邮件至1330763388@qq.com 反馈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文章标题：北京红螺寺在我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发布于2021-06-27 12: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