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讲学授徒、开宗立派,百世师范;平定叛乱、安邦定国,彪炳青史,被公认为是有明一代“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王阳明是中华文明的标杆性人物之一。王阳明的家风,包括王阳明父祖辈对他的影响,也包括王阳明自身对子弟们的影响,强调“以圣贤自期”、重视知行合一,是中华家风史上的一亮丽风景。

 

立 志

 阳明之学,高度重视立志,高度重视发挥人的能动性、开掘人的潜在能量。12岁那年,王阳明就向私塾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何为第一等事?”那时的王阳明已经在思考“人生的终极价值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私塾先生认为:“第一等事当然是好好读书,考取功名!”王阳明则认为:“恐怕不是这样。人生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这显示出了王阳明的早慧和不同凡响。

 

 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贤、做君子目标。当然,生在书之家,参加科举考试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这其间有个本末的问题。王阳明经常喜欢以树木作比喻:立志用功,就像种树一样。只要不忘栽培之功、把根扎牢,哪用担心没有枝叶花实?

 

 王阳明从小就有做圣贤的志向,他在教育子弟时也是如此开导的。王阳明心目中的王家好儿郎,要“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以圣贤自期”是“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的具体要求,立志做圣贤是最终的落脚点。这“三以”是王阳明一生的自我期许、也是对子弟们的光明期许,而这正是书香之家高于世俗人家的地方。

 

 在家书《寄正宪男手墨》中,王阳明告诉孩子,不会强迫他在科举方面一定要有成就,而是欣赏孩子上进的那份精。对比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态度,500年前的王阳明是不是很开明、很高明、很值得深思学习呢?

 

 在《教条示场诸生》中,王阳明对从游的弟子们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立志、勤学、改过和责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是首位的,也是一以贯之的。

 

 王阳明的一生,是环境险恶、疾病缠身、百死千难的一生,但无论环境多么险恶、身体多么虚弱、压力多么强大,在与山中贼、朝中贼、心中贼作斗争的过程中,他始终抱持怀有坚定的信仰,历经坎坷而矢志不渝。在人生的最低谷,他念兹在兹的也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想的是圣贤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自处,正是这种强大的信念之力、信仰之光让他龙场悟道,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条条框框,开启了阳明心学的绽放之路。

 

勤 学

 王阳明5岁的时候,就可以大段背诵圣贤经典,这让他的祖父大为惊异。对此,王阳明的回答是:“爷爷您诵读的时候,我就默默记下来了。”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家风,让人心向往之。

 

 1518年,王阳明在平定江西动乱后,为晓喻赣南各县父老乡亲、兴立社学而颁布了一份著名的文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这是一份教育学,特别是幼儿教育学史上的经典文献,王阳明在文中表达了对当时教育现状的不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他自己的一系列教育理念、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至今仍然很有价值。

 

 王阳明认为,现在教育孩子,一定要使他们顺着自己的兴趣,多加鼓励,使他们内心喜悦,那么他们自然就能不断进步。有如春天的和风细雨,滋润了花草树木,花木没有不萌芽发育的,自然能一天天茁壮生长。如果遇到冰霜的侵袭,那么它们就会萧条破败,一天天地枯萎。

 

 王阳明认为,当时的教育,没有遵循幼儿教育规律、顺应孩子天性,过于严苛、死板,以至于让孩子“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也就是把孩子逼到把学校当成监狱而不愿意上、把老师当成仇人而不想见的地步,这样如何能够成就人才呢!

 

 王阳明不仅是现实的批判者,更是一位积极建设者。他提出,孩子读书,一定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有能力背诵200字的,每天只让他背100字,这样,他就会悠游暇豫、怡然自得,日就月将,自然就会成长起来。

 

 当然,读书只是幼儿教育的一部分,还应当“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读书、习礼与歌诗,要齐头并进。而且,教导他们读书,不仅是为了开启他们的智慧,也是借此使他们在反复思索中存养他们的本心,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弘扬他们的志向。

 

 不论是读书、习礼还是歌诗,都是用来顺应他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志向、调理他们的性情、潜移默化他们粗俗愚顽的秉性,这样使他们每天在学习礼仪方面有所进步而不觉得艰难、性情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中正平和。

 

 遵循教育规律、顺应孩子天性,并不意味着没有规矩。在行军广西途中,王阳明给在家协助处理家务的继子王正宪写了一封家书。在信中,王阳明刻意对个别族人不听管教、不服从家规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对正宪说,应该严格行使管教的权利,如果有败坏家风者,“我归来日,断不轻恕”。

 

改 过

 如何对待过错,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分水岭。王阳明认为,“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大贤也是人,也会难免有过错,但人们之所以尊其为大贤,那是因为他能够勇于改过,所以,“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王阳明还有一个洞见:“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意思是说,人有过错,如果多在过错上用功,就好比是补瓦罐一样,最后就会演变成文过饰非。他认为,“悔悟是去病之药”,但是悔悟最珍贵的地方是在于改正过错,如果把悔过留在心里,那又是因药而生病了。

 

 王阳明在《寄诸弟》的家书中,特别强调了“改过为贵”的思想,他说:“人孰无过?改之为贵。……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毋使亦如吾之习染既深,而后克治之难也。”

 

 勇于改过、以改过为贵,是王阳明所提倡的优良家风。王阳明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王阳明原先是一个活泼开朗、喜欢开玩笑的人,但是有一天突然对自己之前的言行感到后悔,变得神态端庄,话也变得少了很多,有人对他的变化不解,他给出的解释是“吾昔放逸,今知过矣”。这一年,他才19岁。

 

刚 正

 光明磊落、刚正不阿,涵养一身浩然之气,是历代圣贤之学所反复倡导的,在王阳明的家风传承上也是特色鲜明。

 

 王阳明的六世祖王纲,素来淡泊,偕母避乱归隐。其友刘伯温爱惜王纲之才,向朱元璋举荐,70高龄的王纲奉旨赴京,平定了潮州乱局。归途中不幸遭遇海盗,王纲对海盗晓之以大义、谕之以祸福,海盗不从。海盗知道王纲是文武全才,便以财物引诱其当军师,王纲不从,遂被杀害、以身殉国,用生命捍卫了坚正的操守、传递了刚正的家风。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也是一个学问、人品都十分杰出的人,而且,家风之中刚直严正的一面也传到了他的身上。炙手可热的刘瑾素慕王华为人,曾两次派人对王华说,他与王华有旧,王华若能去见他一面,便可入阁为相。王华操持坚定,不肯趋附刘瑾。王阳明步入仕途,又因刚正不阿,以至于使祸乱朝政的刘瑾拉拢不成,从而加以迫害被贬荒蛮之地龙场,赴任之时几次险些丧命。

 

 王阳明在龙场还曾发生一件事:当时思州太守以王阳明失势可欺,便派人凌侮,逼迫他行跪拜之礼。不料,激起当地苗民的公愤,把差吏围起来痛打一顿。这事引起思州太守震怒,传言王阳明必须谢罪,王阳明的同乡、时任贵州按察司副使兼提学副使者的毛科也亲自写信,晓以利害、喻以祸福,劝导王阳明赔礼了事。王阳明因此回了一封大义凛然的《答毛宪副书》,剀切陈辞,断然拒绝了太守提出的无理要求,表达了维护人格尊严的坚定意志,太守听闻后也爽然自失。

 

 在与瘴疠蛊毒、魑魅魍魉为伴,时命屯蹇、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王阳明仍旧不畏强暴、大义凛然,今日读来,仍然让人肃然起敬、仰佩不已,真所谓“人无贵贱,有道则尊”。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萧伟光,徐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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