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之思】王阳明如何走上“致良知”之路？

 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其父龙山公为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状元，官至礼部左侍郎。十一岁时，王阳明遵父命，在京师入塾读书。可以想见，以王阳明父亲的经历及社会位置，他为王阳明所聘之塾师，以时人眼光来看，必定不一般；而且，他对王阳明的科第之路也会抱以相当高的期望。

 偏偏，少年王阳明的表现未如时人所望。他常常逃离私塾，找一群孩子玩作战游戏。他自制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旗子，指挥这些孩子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演练排兵布阵。以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问题少年”。对此，《阳明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载：“先生豪迈不羁，龙山公常怀忧。”

 不仅如此，王阳明还向塾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令后者极为难堪。《年谱》载：他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塾师的回答，显示了时人对读书的一般看法。王阳明的质疑，可以视为懵懵懂懂对一种流行观念的挑战。少年之问，并非凭空而来。

 王阳明与塾师的问答，源于他对举业的怀疑。举业，即当时的应试教育。后来的王阳明曾毫不客气地批评：“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也就是说，那些业举者，看似在追随孔孟，实则为孔孟之敌。他们不但没有遵从孔孟的教诲，反而背道而驰，一步步成为了国蠹民贼。他们读的是假书，上的是假学校，当的是假学生，做得是假官。

 为什么会如此？有明一代，绝对君权登峰造极。朝廷阳尊儒学，阴奉法术。《典故辑遗》载，朱元璋读《孟子》，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语，破口大骂：“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而后，他命人作《孟子节文》，删除《孟子》中带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并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以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孟子为儒家亚圣，从朱元璋对孟子之态度，可见当时朝廷对儒学的真实态度。而且，这种通过对《孟子》大动斧斤而得出的“圣贤中正之学”，造就了扭曲化的所谓儒学。它空有儒学之名，实则颠倒黑白。

 朱棣时代，朝廷又编撰了以理学为“基”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将之作为官定读本和科举考试的准绳。至此，朝廷对儒学完成了系统化改造。天下不再有真正之是非，只有一家一姓之是非。

 这种情况下，所谓读书人，普遍地忘记了真正的儒学乃是身家性命之学，而将读书与做官划上了等号，即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之结果，为造就了一个个卑劣的灵魂。以绝对君权为中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成本是心灵的普遍荒芜。

 如王阳明所批评的那样，竞相奔走于朝野上下者，多为心口不一的奸猾之徒。十一岁的王阳明对塾师的那次质疑，也是对真正自我的唤醒，对自我的一次发问——在一个朽坏的世间，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此，日本阳明学者冈田武彦这样评论：“王阳明当时虽然年少，却一语道出了圣学的的真谛。但当时的王阳明并不清楚，这句话会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多大的影响！”

 1499年，王阳明考中进士。在此之前，他曾两度参加会试，并两度落榜。《年谱》载：“同舍有以不第为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识者服之。”他为什么对落榜有如此反应？为什么还要数度参加他曾质疑的科举考试？在他看来，业举不必患得患失，重点应 如何获得机遇以“致君行道”。

 这种观念，对于儒学中人来说，由来已久。比如，宋儒普遍持有“致君行道”的观念。宋儒看来，天下者，为天下人之天下；是非者，为天下人之是非。他们在面对朝廷的时候，理直气壮。相应的是，有宋一代，“不成文法”为皇帝和士大夫共定国是，即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种情形下，宋代士大夫普遍“以天下为己任”，如范仲淹在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所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亡之后，“致君行道”几成绝唱。明初，朱元璋一边歪曲儒学，一边对儒士动辄屠戮，几乎彻底扼杀了“致君行道”的可能性。至王阳明所在的明中叶，皇权之运用落入“宫奴（黄宗羲语，即宦官）”之手，士大夫的地位更为低下，开创这一“风气”者，即为正德皇帝和他的“宫奴”刘瑾。

 1505年，朱厚照即位。翌年，改元正德。他贪玩不理政事，宦官刘瑾成为“立皇帝”。后者为稳固权力，大肆整肃异己。朝野上下，鸦雀无声，王阳明上疏，请正德皇帝“侑言官去权奸”。如果有丝毫明哲保身的想法，他即可以置身事外。一者，他那时只是一名六品主事，在京师不过是一名芝麻官而已；二者，他不属言官系统，如果他不上疏弹劾刘瑾，也无人苛求。

 刘瑾看到王阳明的上疏，暴怒。他票拟圣旨，将王阳明杖责四十，还令亲信监督，加力杖责；随后，王阳明被流放到贵州龙场。当时的龙场，在内地汉人看来乃是蛊毒瘴疠之地。遭流放至此，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有来无回。这是王阳明第一次进入绝境，比起这个绝境来，愈来愈败坏的现实社会，更加让人感到无路可走。

 山溪之畔，他看到新生的白发倒映在水面，愕然不已，做诗感慨：“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间，吾道终何成！” 他不断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答案终于从心中升起了。

 《传习录》载，他如此向弟子解释：“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换言之，他之前上疏正德皇帝，实为与虎谋皮。这是一个“治”没有什么“道”，“君”也没有“理”的世界。若仍要坚信“致君行道”，那便无疑是缘木求鱼。如果他是一名隐者，这个答案可以解决困扰他的许多问题。事实上，这一期间，他在所作诗文中，也的确常常想象自己是一名隐士。

 但是，这个答案无法解决他在重新面对现实社会时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比如，在流放结束后，他是退出仕途，还是再入仕途？如果退出仕途，那就失去了在现实社会中行道的机会。如果再入仕途，则会难以自处。何去何从？现实社会也在催促他尽快做出选择？正德四年（1509），折服于初创之心学的贵州地方官员，邀请王阳明主持贵阳书院，即当地的官办书院。王阳明以一首诗婉拒，他写道：“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

 在这里，王阳明引用了《孟子》所载车夫王良的典故。当王良按照规范驾车时，乘车的人笑他为“贱工”；当他不按照规范驾车时，乘车的人反而称他为“良工”。王阳明以此表达他的态度，即如果由他主持贵阳书院，那么他自然赞成王良的做法。这样就极有可能导致一个结果，即业举者不但感觉“无所获”，而且“笑王良”。

 最终，王阳明决定接受邀请，主持贵阳书院，并揭“知行合一”之教。

 儒学不是玄学。不同时期、不同讲学者的教学宗旨，都一一对应着特定的问题。比如，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对应的是“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如此，王阳明揭“知行合一”之教，即在于让士人既读孔孟之书，则行孔孟教诲，而非言行不一、是非不分。他以比喻教学：“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在苏格拉底看来，世间之所以不断有人做出恶事，毁弃自己的名誉、幸福，根源都在于无知。就这一方面而论，东哲、西哲，如出一辙。

 但是，面对那一个个久受荼毒的人心，一个个自我催眠的灵魂，如此简易的道理，竟然就是难以讲通。以至于王阳明不得不一次次地进行长篇的解释，或问答，或写信。对于已经错把洗脑当做教育很多年的人来说，他们难识教育真面目。不仅仅如此，在面对真正的教育时，他们还很擅长于做一名“杠精”。

 对此，王阳明感慨：“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同一时期，他在《何陋轩记》一文中，也是一边称赞边民之淳朴，一边痛斥内地世风：他还写道，“知行合一”不断遭到攻击，“哓哓者皆视以为狂惑丧心，诋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挤于颠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顾也，不亦悲夫！”这是他试图唤醒士人的一次尝试，但并不怎么成功。

 来到龙场两年之后，王阳明接到了任命，前往江西出任庐陵县令。归途中，他在船上度过了除夕并作诗：“远客天涯又岁除，孤航随处亦吾庐。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其中颇有踟蹰之意。

 刘瑾倒台后，他又陆续在京师、滁州、南京等地任职，并多次上书提出辞职。比如，在南京，他两次请辞。但是，他越是不想做官，越是把官越做越大。1516年，他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受命巡抚南赣及汀、漳等地。对于王阳明来说，这是之前他从未遇到过的一个实权要职，即一步而为封疆大吏。他的做法是继续提出辞职，朝廷的做法却是连续四次下旨，催他上任。其中，最后一次语气十分生硬，用了“不准休致”、“着上紧前去”等语。

 1517年春，王阳明抵赣州上任。在这个职位上，王阳明创下了他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功业。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以只及朱宸濠一半的兵力，即在一日之内攻下南昌，随后在鄱阳湖大败叛军主力，生擒朱宸濠。

 这带给王阳明的不是荣耀，而是新的危难。当时，正德皇帝执意“御驾亲征”，带着几万人马来到南京。他身边的张忠、许泰等人，则构陷王阳明企图谋反。这构陷并未成功，但也让王阳明彻底视“致君行道”为幻梦一场。

 《阳明先生年谱》载：“先生赴召至上新河，为诸幸谗阻不得见。中夜默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思曰：‘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谓门人曰：‘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

 换言之，王阳明当时甚至有了离开中土之思。他无路可走，这是一个比之前流放龙场更大的一个绝境。流放龙场前，他在锦衣卫的诏狱中度过除夕。这一次，他在困愁、无眠中迎来新年。在《元日雾》中，他写道：“人多失足投坑堑，我亦停车泣路穷。”在《二日雨》中，他又写道：“坐对残灯愁彻夜，静听晨鼓报新晴。”

 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制度。如果是面对一个人，那么，即便是所谓天良丧尽者，也并非全无良心发现之时。如果是面对一件事，比如刚刚结束的宸濠之乱，他也能以寡击众，迅速平叛。但是，面对那个以绝对君权为中心的制度，他怎么办？

 当时那个世界，乃是一个人人皆处于绝境的世界，人与之区别只在于有人自知，而多数人却不自知，如此而已。1521年，正德皇帝病死，结束了他那荒唐又短暂的一生。在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司礼监太监说：“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他承认了自己是个失败的皇帝。随后，许泰等充军并死于戍所。但是，这个败坏的现实世界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变。接下来的年月里，依然有一个又一个的皇帝、重臣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而兼名裂。

 1520年，王阳明在赣州初讲“致良知”。次年，在南昌正式以“致良知”为教学宗旨。这个教学宗旨，不是单纯思辨的成果，而是来自于经历了流放龙场、遭谋反之诬等一系列患难的痛切感受。正式以“致良知”为讲学宗旨之前，他写了《睡起偶成》及《月夜》二诗，人们可见其志所在。《睡起偶成》中，他写道：“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月夜》诗中，他则写道：“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他要敲响钟声，唤醒所有沉睡之人。

 他还写了《啾啾吟》一首，在这首诗中，之前的阴霾情绪，一扫而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与他之前的诗作相比，这些诗作的行文更为朴素、直白。

 同时，他开始走向街市去讲学。在泰和，面对一个名叫杨茂的聋哑人，他提笔写：“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听是非，你心还能知是非否？”杨茂写：“知是非。”他写：“如此，你口虽不如人，你耳虽不如人，你心还与人一般。”杨茂表示感谢。他继续写：“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个圣贤的心。口虽不能言，耳虽不能听，也是个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心若不存天理，是个禽兽的心。口虽能言，耳虽能听，也只是个能言能听的禽兽。”杨茂扣胸指天。他继续写：“我如今教你，只须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杨茂再次拜谢。

 以此行动，他向世人表示，从此，心学的教学对象无分南北东西，无分男女老幼，面向所有阶层、所有的人。1520年9月，王艮拜入阳明门下。在所有的王门弟子中，他是最有个性的一个，王阳明则非常高兴，对其他弟子说：“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而后，心学如野火般传至木工、陶匠以及樵夫等，泰州王门之推动力大矣。

 当心学以“致良知”之教“撞晓钟”之时，欧洲的宗教改革方兴未艾，启蒙运动还尚未开始。当时的欧洲和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很有相似之处，比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繁荣的的商业市镇，个体意识蓬勃发展。

 相较之下，原有的经院哲学走向衰落，原有的权力机构则成为滋生腐败的所在，如教皇的特使竟然叫卖“赎罪券”。在这种情形下，做为针锋相对的行动，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认为人人皆可通过信仰得救，而非通过外在的那个教廷，不仅仅如此，他还抨击那个腐化的教廷为“人间最大的巨贼和强盗”。

 启蒙运动继之而起，打破了“君权神授”的神话，为现代社会的形成确定了坚实的基础。学者杜维明认为：“在这个特定的方面，阳明对儒学所做贡献，同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做的贡献一样深刻。”

 这一时期的王阳明，也迎来了他平生心情最为畅快的一个时期。比如，他在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他认为，一个人，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无论他身份高低，只要诚意向学，成圣成贤之路都会向他开启。

 他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果能……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他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他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他写道：“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他还写道：“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

 中国历史上，之前从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如此肯定个体价值。这如一声惊雷，撼动了万千遭受现世重压的人和深陷权力旋涡的人，让他们在已经朽坏的“治道”和“世道”之外，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

 史家余英时在回望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并评点说：“‘致良知’为个体意识提供了最合需要的精神动力……通过这一层解释，决定是非的大权已无可逆转地落在每一个人的手上，个人根据一己的是非之心，便能对万事万变做出独立的判断。在儒学传统中，无论是个体的承当精神或批判意识，都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这才是阳明‘良知’说的真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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