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活动】刘姥姥形象解读——2015年4月18日在邓州的讲座

刘永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浙江省《水浒》、《三国演义》专业学会理事。从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红楼梦艺术与文化》、《漫说红楼》、《三国演义语言艺术》等学生著作十余种，在《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等国内重要刊物发表有关方面学术论文50余篇。

  一、刘姥姥的基本情况

《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是与荣国府略有些瓜葛的一个乡村老妪。小说通过刘姥姥的实地观察和切身感受，写出了荣国府的贵族奢华和兴衰变化，大大扩展了作品的生活容量和社会意义。

刘姥姥的女婿王狗儿祖上，“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也算是王家在京中的一门连宗之族。但知道人很少，并且早已疏远。

在《红楼梦》前80回中，有刘姥姥两进荣国府的描写。

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写刘姥姥带了外孙子板儿，凭借王夫人陪房周瑞家的之力，几经周折，进入府内。贵族的奢侈排场，大家的豪华气派，都从这位乡村老妪眼中，形象地展现出来。刘姥姥好不容易见到了管家奶奶王熙凤，她只好含羞忍辱，诉说艰难，告贷求帮，终于得了二十两银子，千恩万谢，欢喜而归。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 包括从第三十九回到第四十二回，内容更加丰富，描写更加形象。其中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开合”，刘姥姥带着板儿和瓜蔬野意再次来到荣府，正投了贾母等人的缘，于是把她留下说话结闷。刘姥姥承欢凑趣，“信口开合”，胡编乱讲，贾宝玉心痴，竟然信以为实。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王熙凤和鸳鸯等，为讨好贾母，拿刘姥姥当女篾片捉弄，而刘姥姥则依本色说话行令，引发众人开心大笑，大观园一片欢腾。第四十一回“怡红院劫遇母蝗虫”，刘姥姥酒高饭饱，迷失路径，误入怡红院，把贾宝玉的床弄得都是“酒气臭屁”。第四十二回刘姥姥满载而归，临行前应王熙凤之请，为其女起名“巧姐”。

依脂评本所示，小说应该写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但在后40回中，续书又写了两次：一次在第一百一十三回“忏宿怨凤姐托村妪”，凤姐病重，把女儿巧姐托付给了刘姥姥。一次是第一百一十九回，刘姥姥把巧姐和平儿接到乡间躲避，又给巧姐说媒，让巧姐嫁给了一个姓周的财主。续书这样 的写法，与曹雪芹原来构思并不很相符。

二、刘姥姥的性格特征

刘姥姥形象丰满，性格鲜明。一般认为，刘姥姥是一个愚蠢中有精明，滑稽中有崇高，卑微中有人格，既有有算计又重人情的上了年纪的农村里的老寡妇。

刘姥姥的性格很复杂，性格中具有一些对立的侧面：由于是乡下人，她感到了自身的卑微，然又有强烈的自尊心；有时妙言解颐，有时粗俗无知；有时诙谐善谑，有时愚蠢自负；既舍着老脸到亲戚家告贷，又能豁出以报恩助人。

我们且看刘姥姥的“会说话”：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刘姥姥心里很有数。对女婿狗儿，刘姥姥是既能以长辈身份教育他，又以能她的经验和见解开导他。对贾府的门房，刘姥姥是“只得蹭上来问：‘大爷们纳福！’”接着赔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烦那位大爷替我请他老出来。”她这样恭敬小心，果然奏效。向儿童问路时则是：“我问哥儿一生，有个周大娘可在家么？”孩子听了也愿意为他指路。尤其是见了周瑞家的，刘姥姥是忙迎上来问道：“好呀，周嫂子！”答话也很婉转：“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见更好，若不能，便借嫂子转致意罢了。”这段话既说明了来意，又没有忘记先对周瑞家的客套一句，明明是求人来的，却说得亲亲热热，点到即止，使双方都心领神会，而又维持了体面。刘姥姥有如此利口，富有心机而不露痕迹，表明她是一个见过世面，饱经沧桑，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

我们再看刘姥姥的“不会说话”：

刘姥姥有时又显得苯嘴拙舌，说话时辞虽达意，却露骨且粗俗，于是便成为贾府上下的笑料。当刘姥姥见到了真佛——荣府中当家的王熙凤时，她本应马上开口告贷的，谁料她却神差鬼使她说出一番堂堂正正、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大话：“也没甚说的，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致使帮忙的周瑞家的都着急了，不顾场合与身份，插了一句话提醒她。刘姥姥这才未语脸先红，忍耻说道：“论理今儿初次见姑奶奶，却不该说，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得说”，正要接着往下说，却被贾蓉的到来打断了，晾在那里。好容易贾蓉走了，刘姥姥才又接住上面的话头往下说：“今日我带了你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没个派头儿，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而且说着又推板儿道：“你那爹在家里怎么教你来？打发咱来做煞事来？只顾吃果子咧。”这真是慌不择言，急不择行，满口的“你侄儿”，“你侄儿”不说，求人帮忙却又推小孩子上阵，致使凤姐都觉得她不会说话。当刘姥姥听见凤姐说要给她二十两银子时，又高兴地浑身发起痒来，说道：“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其中两句俗语意思都对，形容也十分准确，但用的不是地方。这使人充分感到这个农村老妪的粗俗真挚。这种粗俗真挚，也有声有色地表现在二进荣国府的一系列言行中，比如说酒令时（左边四四是个人——是个庄家人罢。中间三四绿配红——大火烧了毛毛虫。左边幺四真好看——一个萝卜一头蒜。凑成便是一朵花——花落了结个大倭瓜。），猜测制作酒杯的木头时，都充分显示出刘姥姥乡下老农好的本色。刘姥姥的不会说话，表明了她终究是乡下人，她具有乡下人的羞耻心，难以掩饰的情绪变化和由于没有文化，对上层社会不熟悉不了解而显得粗俗可笑。这对是其性格和心理的形象表现。

三、刘姥姥对小说艺术结构的作用

《红楼梦》善于用人物形象来结构小说。在小说中具有结构作用的人物主要有甄士隐、贾雨村、刘姥姥、冷子兴等。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是整个《红楼梦》缜密艺术构思中的重要环节。小说作者有意让刘姥姥起着穿插衬托、脉路连结的作用，使故事情节的展现更加丰富多彩。作者没有让故事平铺直叙，而是选择了一个与贾府地位极大悬殊的第三者刘姥姥进进出出的观察，表现了贾府的兴衰成败的变化。刘姥姥无疑也是全书中极为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但他在全书的结构上具有穿针引线的重要功能。有人说“刘姥姥亦是此书眼目”（增评补石头记眉批），这是很有道理的。

小说第六回说：“且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以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正思从那一件事那一个人写起方妙。却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这一家说起，倒还是个头绪。”初读小说的人，没曾想在开场的紧锣密鼓后，作者以千钧之笔，一下子转到了“芥豆之微”的刘姥姥身上，偏又让她作为“纲领”，作为“乱麻一般”故事的“头绪”。这样的构思实在出人意外，引人入胜。这位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耳闻目睹，荣府表面上是一派荣华繁盛景象，从此揭开了《红楼梦》故事的“正传”，开始了对广阔深刻的现实生活的描写和对封建社会末期的解剖。她二进荣国府，接触人物之多，所见世面之广，感受惊叹之深，都胜过了第一次，她由王夫人、王熙凤娘家的“亲戚”，一下成了贾母的座上客，出席了贾府丰盛的家宴，浏览了“天上人间诸景备”，甚至“比画还强十倍”的大观园。作者通过乡下老太太刘姥姥的观察、体验、祥论，进一步表现了贾府的主子们享乐和奢侈，从此着重开始了对贾府的腐朽没落的揭露。刘姥姥第三次进荣国府的时候，贾府已经土崩瓦解，面临着家破人亡，一片萧索凄凉的景象：统一着贾府的精神支柱贾母已经“寿终归地府”了，总理家政的王熙凤病得“骨瘦如紫，神情恍惚……”，情景更悲惨。这样的结构安排，不仅突出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而且形成了情节发展的明显节奏，使艺术构思不仅更加浑然一体，而且更富于变化，波澜起伏，因而使得小说更好看，更耐看。

四、作品利用刘姥姥的形象对贵族生活的批判

贾府里的封建贵族本想本想把刘姥姥当猴来耍，让她出洋相，拿她寻开心，但刘姥姥不是猴，小说通过刘姥姥形象的塑造，至少客观上批判了封建贵族。

何永康《红楼美学》认为：

小说通过这幅“母蝗虫大嚼图”，揭示两层深刻的含义：

第一，让刘姥姥一边大吃大嚼，一边不住地联想到“庄家人”的生活情况，从而把那社会贫富悬殊的情景暴露在读者面前。

第二，让刘姥姥一边大吃大喝，一边手舞足蹈，大出洋相，看起来，这位75岁的乡村老人被王熙凤一伙当“女清客”玩弄了，怪可怜见的；但是，转念一想，刘姥姥何尝不曾有意无意地捉弄了她的“施主”，嘲笑了这种钟鸣鼎食的封建世家？更妙的是，当刘姥姥被他们填坏了肚子，忍不住要当众大解时，她竟然蹲到“庄严”、“圣洁”的“省亲别墅”牌坊下！她醉了，也不能认识这一“秽行”的价值；然而，她客观上嘲弄了贾府的权威，人们止不住要拍案叫绝：好一个粪土当年万户侯！

鲁迅说过：“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半夏小集》）这里“画”了刘姥姥的大便，但却同样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令人深思。

张毕来《漫说红楼》对此亦有说明，但惜其政治性太强。

刘姥姥对贵族的高度物质享受表示不满。这个从茅舍低檐出来的贫苦农民进入贾府，宛如到了另一个世界，甚至有了到了“云端”、“天宫”的感觉。对这惊心怵目的奢华，她开始表示不满。史湘云搞了一次在贵族看来颇为寒伧的螃蟹酒会，她算了一下说：“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话语间隐含着不满情绪。

刘姥姥对贵族的极度浪费太有意见。贾母命人拿“软烟罗”给林黛玉糊窗屉，刘姥姥说：“我们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一两银子一个的鸽子蛋掉在地上，刘姥姥忙要去拣，便被人收拾走了，她叹息说：“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

刘姥姥讽刺了贵族的不劳而食。她看到贾母歪在榻上，身后有个丫鬟捶退，逛大观园时有丫鬟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走路时坐在老婆子抬的竹椅上，除了咀嚼食物之外，样样都靠别人生活。当着这样一个终日无所事事，不劳而食的贵族一面，她说：“我们生来是受苦的，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我们要也这么着，那些庄家活也没人做了。”“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东，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上做歇马凉亭。”刘姥姥不懂得什么是剥削，但是她这样一个一年四季在风里雨里劳动的人，看到比自己年龄还小的贾母这样躺着享受，自然流露了不平之气。

刘姥姥批评了贵族生活的娇生惯养。听王熙凤说乌木筷子所以镶银，是为了试菜里有没有毒，她说：“这个菜里有毒，我们那些都成了砒霜了！”对巧姐，她说：“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曲。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以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

刘姥姥嘲笑了贵族的审美观点。刘姥姥瞧着李纨、凤姐，“亏你们也不饿！怪倒风儿都吹得倒！”贵族欣赏的是病态美，劳动人民根据劳动需要则是欣赏健康美。 

五、刘姥姥对刻画其他人物性格的作用

刘姥姥这一艺术形象不仅本身被刻画得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而且她对刻画其他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具有极其重要的艺术作用。曹雪芹在塑造刘姥姥这个艺术形象的同时，还独具匠心地借以勾画出诸如王熙凤、贾母、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等重要人物形象的性格的一些不同侧面，从而使这些人物形象更为丰满，更为鲜活，更为复杂，因而更具有艺术魅力。

在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的情节中，贾府上上下下的人们，都纷纷登场亮相，在刘姥姥的面前，表现着他们自己。在这些人当中，有贾府的主子们和常住在贾府中的亲戚，如贾母、王熙凤、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等；有贾府的丫头们，如平儿、鸳鸯等；有栊翠庵中的妙玉；还有其他下人，如周瑞家的、贾府的把门人，等等。《红楼梦》便通过刘姥姥这面特殊的“镜子”，映照出了这些人物各自性格中的很多特点，甚至他们性格中一些平时不易看到的侧面，也都因为有了刘姥姥而得到了凸显，从而收到了一鸣两击、一笔多能的艺术效果。于是这自然使我们联想起脂批所说：“小说中一笔作两三笔者，一事启两（三）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数之笔也。”(见甲戌本第七回眉批)对此，黄涛先生曾有文论述，此处我们对他的说法亦有所借鉴。 

王熙凤是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所见到的贾府第一位主子。在刘姥姥的眼中，王熙凤穿着华贵，气质高傲，并且“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地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她才看见刘姥姥。

在这个穷亲戚面前，凤姐显得是这样的高贵，这样的矜持，这样的庄严，可谓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可是读者怎么能够忘记，同是这位王熙凤，在初进贾府的林黛玉的眼中，她尽管也打扮得“彩绣辉煌”，仪表不凡，但她却表现得那样热情，那样活泼，那样机灵，对林黛玉嘘寒问暖，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这就充分说明，王熙凤对不同的人，她的情态是很不一样的，是在“看人下菜碟儿”。在刘姥姥面前，王熙凤之所以如此高傲矜持，威严神圣，是因为站在眼前的是一位前来告贷求帮的乡下略有一点瓜葛的穷苦老妪。王熙凤在林黛玉面前如此热情殷勤，那是因为林黛玉是老祖宗的外孙女，她对林黛玉的热忱亲切，实际是冲着这位至高无上的老祖宗来的，她把这一切殷勤全部奉献给了贾母。对什么样的人作出什么样的情态，王熙凤心中有数，而且手法运用得非常娴熟。这样的描写，便让我们看出了王熙凤性格的复杂性。

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王熙凤为了讨好取悦贾母，她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把刘姥姥当成“女篾片”，尽情地捉弄，随意地戏耍，让这位75岁高龄的老太太扮演成“喜剧角色”，终于给老祖宗带来了欢乐。

但是，王熙凤毕竟在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就曾周济了她，使这位乡村老妪不仅帮助女婿一家度过了荒年，而且还获得了好收成。从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王熙凤性格中的善的闪光点。而这样来写王熙凤尤为可贵，这比起从前的一些小说，写人绝对化，概念化，写好的人一切都好，写坏的人则一切都坏，就显得尤为真实，尤为自然，因而对于人物性格揭示得就尤为深刻。

而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时，王熙凤已经是“力诎失人心”，大势已去，并且又病魔缠身，将不久于人世，于是王熙凤便把自己的女儿巧姐托付给了刘姥姥。后来王熙凤终于死去，刘姥姥不忘当年凤姐儿周济之恩和病中之托，终于搭救了巧姐。这时的王熙凤同从前相比，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也没有往日的高傲威严，再也不可能摆谱显阔，再也不会拿刘姥姥寻开心了，而是不耻求助于刘姥姥，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令人不免产生了同情之心。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熙凤性格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看出其性格的多个侧面和不同色调。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贾母这个艺术形象也因刘姥姥而显得更加突出。

贾母和刘姥姥这两位老人，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本质上的不同，于是一个生来就是“享福的”，而另一个却生来就是“受苦的”（第三十九回）。这两个人物形象，通过作者的对比描写，其不同的性格特征则相得益彰地表现出来。书中交代，刘姥姥本来已是一位75岁高龄的老人，比贾母这位老祖宗还要大好几岁，但是她见到贾母时，首先还得“请老寿星安”；而贾母则以“欠身问好”，并称刘姥姥为“老亲家”为回敬。二人地位之悬殊，由此可见。

刘姥姥每日农家劳作，辛苦不堪；而贾母则终日玩乐，还感到寂寞。贾母似乎什么都享受尽了，什么都玩腻了，她盼望有一个人能和自己说一说“积古话”，以弥补和消除自己心中的空虚和寂寞。富于生活经验的刘姥姥，对这一切看得明明白白，体察得清清楚楚，所以她便想尽一切办法，甚至甘愿充当一个“涂白鼻子”的丑角，让贾府这位老祖宗开心，去逗贾府上下人们大笑。

但是贾母毕竟还有惜老怜贫的一面。她带着刘姥姥兴致勃勃地游了“衔山抱水建来精”、“天上人间诸景备”（第十七至十八回，元春题大观园诗）的大观园，使这位从来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刘姥姥，着实大开了眼界，她激动地称赞说这园子“比画还强十倍”。贾母还请刘姥姥参加了荣国府的家宴，让这位终日忙碌农活和操持家务的乡下人，领略了“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的情景。因此，使得贾母这一形象显得多了几分可爱。

不仅如此，在贾母带领刘姥姥游大观园的情节中，小说还使我们了解了贾母所具有的广博的知识、高雅的情趣和独特的艺术眼光。因为有了这位刘姥姥，贾母的博闻广识才得以充分表现；因为有了这位刘姥姥，贾母的形象又增添了几分光彩。

王昆仑先生指出：“读了《红楼梦》的人会忽然觉得：在中国古代那么多的史传与文艺典籍中，并不容易找到贾母这样一个上层社会老妇人的完整的传记。《红楼梦》作者极生动、逼真地写出一个宗法家庭的‘太上家长’，也是一个居于封建组织最高地位又富于统治能力的典型人物。类似贾母这种的精神面貌是过去历史上可能常看到的，但只有在曹雪芹笔下，才最集中、最突出、最活跃地塑造出来。”邸瑞平先生把贾母和刘姥姥并称为“第一次从文学地平线上升起来的两极形象”。对贾母，她指出：“贾母是这一封建家庭中地位最高，最尊贵，而又有实权的太上家长。作者没有把她写成一个庸俗的偶像，我们翻开小说、戏剧、唱本等等，那些‘正是桃红柳绿天，老夫人移步出堂前’的形象，和《红楼梦》中的史太君来比，显得干瘪、单薄，简直把她们比得黯淡无光，成了概念化的形象，贫血症的患者了。”贾母形象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确能让人们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陡振。这一形象之所以刻画得如此新颖、丰满而又复杂，其中当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刘姥姥形象对贾母性格的映衬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不仅如此，刘姥姥和贾母这两个老妇人的形象，恰好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人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衬托，这也同样值得人们重视。

在刘姥姥游大观园的描写中，我们还看到了这位乡村老妪曾进入潇湘馆、蘅芜苑和怡红院等地的情景，而这对刻画林黛玉、薛宝钗和贾宝玉等人的性格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刘姥姥说话的“信口开合”，宴席上的喜剧表演以及刘姥姥走后人们对此的评论等，也从不同角度显现出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等人性格中的不同色调，也让我们更深一层地把握了他们性格中的差异，这应该说更有意义。

这时刘姥姥已走进了林黛玉居住的潇湘馆。刘姥姥因为见窗下案上摆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便说道：“这必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听了便笑指林黛玉说道：“这是我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因此便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刘姥姥把林黛玉住的潇湘馆当成了公子哥的上等书房，这一方面说明了刘姥姥的未见过世面，但更重要的是小说通过刘姥姥的感慨，形象地说明了林黛玉酷爱读书的特点，使人立刻会想象出林黛玉那高雅的情趣、脱俗的爱好，从中亦可窥见林黛玉性格的某些方面。

刘姥姥这时又在贾母的带领下来到了薛宝钗居住的蘅芜苑。众人一同进了蘅芜苑，只觉得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等到进了房屋，里面更如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这样冷寂和朴素的环境和摆设，折射出它的主人薛宝钗的基本性格和生活情趣。

薛宝钗性格中向来有“冷”的一面，她常服用“冷香丸”，想以此治她的“热”毒。虽然她身心受着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尽量克制和压抑自己，但是她毕竟是一位青春少女，“任是无情也动人”。同时，与此相应，薛宝钗在生活情趣上，总是追求朴素无华，落落大方，讨厌花枝招展，珠光宝气。这种性格和情趣，小说巧借贾母带刘姥姥游大观园便形象、生动而又准确地表现出来了。

虽说到了蘅芜苑后，刘姥姥并没有对此中环境和摆设发生什么感慨和议论，这些似乎与刘姥姥无关。其实不然，如果不是贾母带刘姥姥一行人同游蘅芜苑，小说就不可能这样得心应手、自然而然地介绍这里的情景，读者就不会因此而联想到此处的主人薛宝钗的性格和情趣上的一些特点。因此说刘姥姥游大观园，对刻画薛宝钗的性格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与此相类，刘姥姥曾因酒沉路迷，误入了贾宝玉居住的怡红院。当刘姥姥酒醒后问道：“这是那位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小说借助刘姥姥的所见和所感，描绘了怡红院主人公贾宝玉卧室女性化的特点，从中也可以让我们看出贾宝玉的一些独特的性格侧面。

贾宝玉曾有一段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我们在贾宝玉的卧室里不是找到了这段话的一个很好的注解了吗?而他的性格中这种女性化的特点，其实不就是她的那种“女尊男卑”思想的形象而真实的反映吗?另一方面，因他性格中带有女性化的特点，常使他显得很柔，有时甚至是很软弱。难怪刘姥姥把他的卧室当成了小姐的绣房。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刘姥姥的“信口开合”和“喜剧表演”，对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性格的映衬作用。

贾宝玉还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痴情”，这在刘姥姥进贾府的情节中也表现得很充分。刘姥姥怀着无限感激的心理，本来想哄着贾府的人们开心，于是她“信口开合”，胡编了什么小女孩雪中抽柴的故事，没想到痴情的宝玉便当了真，这位“情哥哥”偏去“寻根究底”，从而作品把贾宝玉那种对天下女儿的痴情表现得极为生动，使他的这一性格更为鲜明。

林黛玉是一位贵族小姐，本来就“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第五回），一般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让他看在眼里，自然这位刘姥姥就更不在眼中了。所以林黛玉对刘姥姥这位乡下老妇表现出极为轻蔑的情感。当看到刘姥姥隔水听到动人的音乐，又因多喝了酒，越发高兴，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何况贾宝玉又对林黛玉说：“你瞧刘姥姥的样子。”这时林黛玉便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林黛玉把一位75岁高龄的老人比作了一头蠢笨的牛。由此人们不禁想起了“对牛弹琴”的成语，牛是不能懂得任何音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它弹琴是没有用的，此时的刘姥姥在贵族小姐林黛玉的眼中，就是这样一头根本听不懂音乐的牛。因为亲眼看到刘姥姥在贾府家宴上“大吃大嚼”的样子，又因探春提起刘姥姥，林黛玉便说什么：“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当人们说到惜春如何画大观园行乐图时，林黛玉还说什么：“别的草虫不画罢了，昨儿‘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甚至还说：“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叫作《携蝗大嚼图》。”这一切都充分表现出了这位贵族出身的千金小姐的偏见。这样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林黛玉思想性格上的又一侧面，从而作品丰富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内涵。

同是看不起刘姥姥，林黛玉和薛宝钗在感情上还是有着程度上的不同的。

林黛玉固然是看不起刘姥姥的，并且把她比成“牛”和“母蝗虫”，但是林黛玉看到刘姥姥的“喜剧表演”时，她也为刘姥姥的滑稽幽默而开心地笑了，而且还一下便“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这便足以说明，林黛玉嘴上的确是不肯饶人的，但是她心里却没有什么，性格是直率坦荡的，并非从骨子里彻底看不起刘姥姥。

而薛宝钗则不然，她对刘姥姥的看不起是较林黛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真正从骨子里就蔑视刘姥姥的。看到了刘姥姥的“喜剧表演”，大家都笑得捧腹喷饭，前仰后合，东倒西歪，可谓恣情失态，大笑开怀。但是这位薛宝钗却没有笑。这并非是作者的疏忽，应看作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因为隔一回书后，作者便特意补写了薛宝钗，让她说出“昨儿那些笑话儿虽然可笑，回想是没味的”的话来，说明在薛宝钗看来，昨天刘姥姥的“喜剧表演”本身并不值得笑。薛宝钗天生就不爱笑吗?非也。当听了林黛玉打趣惜春作画时说的“又要照着这个样儿慢慢的画”时，她就笑了，并且一笑便是“笑的动不得了”。从中更可看出薛宝钗对刘姥姥的轻蔑是较林黛玉程度更深的。

《红楼梦》运用这种对比的手法，把林黛玉和薛宝钗二人性格上的差别表现得尤为鲜明，尤为深刻，其中的艺术性是很值得人们去深入体味的。

平儿和鸳鸯的形象也因为有了刘姥姥而显得特别突出，这自然也很值得一谈。

先说平儿。

当刘姥姥第一次来到贵族豪门贾府时，她“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带银，花容玉貌的，便当是凤姐儿了。才要称姑奶奶，忽见周瑞家的称他是平姑娘，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称周大娘，方知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了”。（第六回）这样的描写，作者固然是为了说明刘姥姥没见过世面，但是这毕竟也表明了平儿的非同一般，很有点大家派头。

但是这位平儿，她不仅没有看不起刘姥姥，而且始终对刘姥姥很好，能够体贴刘姥姥的苦衷，同情刘姥姥的疾苦，理解刘姥姥的艰难，于是非常热心地引刘姥姥去见王熙凤，并且又亲自送东西给刘姥姥。

这样小说便充分表现出了平儿善良、热情、正直、纯朴的性格特征。

再来看鸳鸯。

她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情节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她对刘姥姥的态度是不同的，表现为前倨后恭。

她曾伙同王熙凤捉弄刘姥姥，拿刘姥姥寻开心。为了使贾母高兴，在贾府家宴上，她成了刘姥姥演出的丑角戏的“导演”，这件事本身说明她缺乏对刘姥姥应有的理解和同情。可是，事情过后她也很不好意思，于是她对刘姥姥说：“姥姥别恼，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并且她又骂人“为什么不倒茶给姥姥吃”。这都表明了鸳鸯心中对刘姥姥还是有些恭敬的，同前头对刘姥姥的捉弄是很不一样的。

这样的刻画，也是非常合适的，完全符合鸳鸯的身份和心理。对鸳鸯来说，她一方面是贾母最为放心和得力的丫头，身份还是比一般人要高的，所以她有可能表现出对刘姥姥的高傲。另一方面，她毕竟是奴婢，这种地位也会使她产生对刘姥姥这样穷苦老人的同情。特别是戏耍了刘姥姥后，她心中必然引起一定程度的内疚和不安。这样描写就准确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心理，而这矛盾的心理特征是完全符合她的性格的。

为了使刘姥姥进一步开阔眼界，贾母又带着刘姥姥来到了栊翠庵，妙玉便请贾母他们一行人吃了茶。

吃过茶，收杯子的时候，妙玉便对道婆说：“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贾宝玉会意，知道这是因为刘姥姥吃过茶了，妙玉嫌杯子脏，便不要了。后来贾宝玉陪笑对妙玉说：“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撂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听了，想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你，快拿了去罢。”甚至连刘姥姥等人坐过的地方，妙玉还要拿水清洗一番。通过这些细节，小说便把妙玉的洁癖和清高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而这和她的判词“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第五回）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在这次饮茶中，妙玉把前来吃茶的人，分成几等，而独对贾宝玉钟情，则又表现出她身在佛门却心向红尘和希望得到美好的生活和爱情的情景，正所谓“欲洁何曾洁，云空何曾空”（第五回，妙玉判词），这些也都与刘姥姥的到来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描写中，小说还曾借刘姥姥的眼睛表现了贾府陪房周瑞家的和贾府看大门的一些人，这样的描写也同样很见性格。

周瑞家的是王夫人的陪房，荣府管家娘子，专门负责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刘姥姥得以见到贾府管家少奶奶王熙凤，全靠她作为陪房的体面。在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描写中，周瑞家的一些性格特征也得以刻画出来。

作为王夫人的陪房和心腹，周瑞家的在贾府的确有些体面，在刘姥姥面前显得很光彩，所以她讲话便时时流露出得意的神采，因此甲戌本在周瑞家的说的“姥姥你放心。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有个不教你见个真佛去的呢”的话这里夹批道：“自是有宠人声口。”便充分揭示了周瑞家的性格上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周瑞家的毕竟还是一个“怀情不忘”(甲戌本批语)的人，她虽说有显示自己体面之意和个人风光之心，但她毕意还是把刘姥姥热情地引荐给王熙凤，使这位乡下人终于见到了“真佛”。

同时，小说还借刘姥姥见王熙凤的情节，通过与刘姥姥未见过世面和不会说话的对比，表现了周瑞家的在人情事故上的娴熟老到，突出了她办事的干练，特别是对待主子的精明练达。小说特别描写了她不时纠正刘姥姥所讲的不太合适的话，不断提醒刘姥姥在王熙凤面前该如何表现，教给刘姥姥如何说出自己的苦衷，告诉刘姥姥怎样说和做才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引导刘姥姥见机行事，该说明来意时立即说明，这一切都表现出了周瑞家的精明和才干，因而也揭示出了她的一些性格侧面，而这些又同她既是王夫人的陪房，又是刘姥姥旧相识的特殊身份完全符合。

是王夫人的陪房，自然会得到王夫人的宠信，自然会对贾府的情况了如指掌，自然可以在王熙凤面前说上话，自然在具体分管的事情中干得令主子放心。是刘姥姥的旧相识，并且刘姥姥女婿狗儿在周瑞争买田地一事中予以过帮助，所以周瑞家的自然会旧情不忘，能帮助刘姥姥便尽力帮助了，把她带到了王熙凤这尊“真佛”前。同时，因周瑞家的具有这样双重的身份，她也很想在刘姥姥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和风光，所以她才能不厌弃刘姥姥，尽量让刘姥姥满意。

对于周瑞家的这样身份一个人物形象，曹雪芹也同样煞费苦心地去刻画，这种创作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而作者又能巧妙借助于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描写，顺势写出周瑞家的一些性格特征，这种创作技巧也是非高妙的。

刘姥姥“来至荣国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见簇簇轿马”，她“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蹭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这是这几个人给刘姥姥的第一印象，“挺胸叠肚指手画脚”八个字，把豪门家奴趾高气扬的神气刻画得惟妙惟肖。接着再写刘姥姥的小心翼翼，陪着笑脸问路询人的情景，而这些人或是上下打量刘姥姥，或是不予理睬，甚至有一人半日方说：“你远远的在那墙角下等着，一会子他们家有人就出来的。”后来有一个年老者说道：“不要误他的事，何苦耍他。”告诉了刘姥姥周瑞家住在何处。这里的描写也是非常真实的，世家奴仆对穷苦人尚且如此，贾家主人该会如何呢?刘姥姥不能不因此而深思，难怪她在来前感慨“侯门深似海”。

脂评对这里的描写也有批语：“不知如何想来，又为侯门三等豪奴写照。”(甲戌本)“世家奴仆，个个皆然，形容逼真。”(王府本)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作品对这些豪奴的描写是有所帮助的。如果没有刘姥姥进贾府问路的描写，这些豪奴的性格特点便难以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红楼梦》就是这样既极为成功地刻画了刘姥姥的艺术形象，又借助于刘姥姥这一艺术形象刻画出了众多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技巧恰如戚蓼生《石头记序》所说，的确胜过“绛树两歌”、“黄华二牍”的“神技”，而是“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作者曹雪芹结构故事、刻画人物的高超艺术腕力，真令人绝倒。因此，今天我们对此予以深入探讨，并进而总结出其中的艺术经验，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六、喜剧的形象，喜剧的气氛

《红楼梦》是一出封建末世的社会大悲剧，尽情地倾泻出悲伤哀泣的旋律，但是，它同时又是一出揭露和批判陈旧的生活方式的大喜剧，始终伴奏着欢快嘻笑的和音。读《红楼梦》既难抑哀惋、伤叹的眼泪，又不紧爆发出愉快、讥嘲的笑声。因此，我们认为《红楼梦》不仅在悲剧中揉进了喜剧因素，而是“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实现了悲喜剧的结合。

（一）刘姥姥的喜剧表演的审美意义

折射出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社会现实

刘姥姥进荣国府，正是“乡下人进城”，必然表现出与城市生活的不相称，构成喜剧性的矛盾。她“少见多怪”，对陌生事物露出惊奇的眼光，处处呈现出懵懂无知、不相适应的可笑情态。看见墙上一只挂钟，她会呆想得出神：“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煞用呢？”钟声一响，她会吓一跳。她“觑着眼”将“软烟罗”看个不了，念佛说：“我们想他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她辨不出“茄鲞”（想茄干）的味道，听了配制的法子，不禁摇头吐舌地惊喊起来：“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她见了黄杨木根抠的十个大套杯，“又惊又喜”，错把它当作黄松。她把“省亲别墅”认作“玉皇宝殿”，趴下就磕头。她带醉误入怡红院，把画上的美人认做真人，把穿衣镜里自己的人影认做亲家母，到处找不到门，把头碰得生疼。刘姥姥这些惊奇，张皇的情态，表明她与这个贵族大家庭里的一切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又是多么格格不入。用这种不相称、不谐调的喜剧冲突，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两个阶级、两种生活方式的严重对立，揭露了贵族生活的铺张浪费，穷奢极欲。所以，刘姥姥的惊奇感虽可笑，但更可笑的是导致这种惊奇感的荣国府腐朽生活。“乡下人进城”作为一组喜剧矛盾，其美学意义主要就在对城市生活的揭露上，以笑的形式展示两种生活的对立。

蕴含着作者对“人生无价值的东西”的嘲笑和否定。

小说通过刘姥姥的行止阅历，表现了封建末世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同时也对刘姥姥仰人鼻息，逢场作戏的世俗人格给予了善意的嘲讽。刘姥姥是为了攀亲戚、求接济而进荣国府的。所以，她不得不低首豪门，含羞忍辱，充当荣国府席上的“女篾片”，“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大家个取乐”，将她世故、俗滥的性格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凤姐横三竖四插了满头花儿，把她打扮成个“老妖精”，她反得趣地说：“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宴席一开始，她便站起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还故意“鼓着腮不语”，逗得荣国府的人们捧腰喷饭，弯腰揉肠地大笑。凤姐有意捉弄她，给她一双沉沉的“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她面前，她又借机发噱逗乐说：“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个。”接着，便用筷子“满碗里闹了一阵”，出尽了洋相。她有时一味奉承，赔身下气，甘充笑料，虽然满足贾府上下瞬间的精神需要，但却搭进了连自己都没有怎么看重过的人的尊严，这未免有点失之弥多了吧！那么，为感恩于蝇头微利而支付了人的尊严的市 井哲学，卑俗人格，应当就是作者眼中的“人生无价值的东西了”。刘姥姥以生动演示，则将这种“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则是有很强的审美意味。如果再联系作者的人格，这一点则更易理解。敦诚《寄怀曹雪芹》：“残杯冷炙有德色”，“劝君莫扣富儿门”，当是雪芹人生经验的概括。傲骨嶙峋的雪芹，宁肯“举家食粥酒常赊”，“卖画钱来付酒家”，也不愿攀仰贵，以平静坚毅的心态与贫困对峙：“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试想，如此狷介有节、绝不为“残杯冷炙”折腰的雪芹，怎能认同刘姥姥的自轻自贱，低三下四？另外，林黛玉讥笑刘姥姥如“百兽率舞”中的“牛舞”，把她比成“母蝗虫”，作者对此是赞赏的。

喜剧中也有悲剧内涵

作者其实是怀着同情，含着眼泪，嘲笑了刘姥姥世故、俗滥的性格侧面的。对于这幕喜剧，我们笑过之后，如果你仔细一想，又似乎感到并不可笑，甚至还能产生一种悲悯。刘姥姥因一家老小的“冬事未办”，为着温饱危机，生存需求，不得不“含着老脸”到那“略有些瓜葛”的贾府来“打抽风”，碰运气，本身就让人产生一种悲悯、同情之心。刘姥姥装疯卖傻是现实社会逼出来的。另外，这幕喜剧，究竟是这个贵族家庭愚弄了刘姥姥，还是“世情上经历过的”刘姥姥愚弄了这个贵族家庭？到底谁是猴？着实开心大笑过的贾府不久就渐露悲声了。

刘姥姥形象本身的喜剧特点：

作者在“彻头彻尾的大悲剧”中引人注目地镶嵌进了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喜剧片断，令人叹为观止。他笔下的刘姥姥，既本色憨诚，又机智幽默，行起坐卧，“唱念做打”，无不戏味十足，形神毕肖，她是“超级笑星”，她令人的喜剧表演，千古不朽。刘姥姥身上的喜剧特点有：

妙语连珠。她可算是一位“俗语言大师”，说出话来自然妙趣横生。尤其那行酒令时的“本色”妙对等，无不显露出刘姥姥那相声演员般的幽默和口才，引爆出串串笑声。

作态滑稽。她甘作“丑态”，表演滑稽，以制造喜剧效应。最好的例子便是“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的精彩表演，那“站起身来”，“高声”念白，及说罢“却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一声不语”，动作、神态、声气，出人意表又滑稽异常，惹得满座捧腹，笑得不可开交。

醉态可掬。“喜剧”一词的意思：（1）在古希腊文中意为“醉酒的村人之歌”，“狂欢之歌”。（2）日本的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说：“喜剧”“充满着夸张的轻松爽朗的嘻戏，是歌舞杂耍式的表演。”刘姥姥固然不曾有上乘的“歌舞杂耍式的表演”，但她的表演却带有某种“舞蹈性”，这不仅与她的逢场作戏有关，而且与“酒”有关。在缀锦阁隔水听乐时刘姥姥，是因为“有了酒”，才“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的。试想，一个75岁高龄乡间老妪，满头“横三竖四”地插着各色鲜花，带着几分酒意，忘情地“手舞足蹈”，当是何种情景？尤其是醉入怡红院时，东颠西撞、自嘲自笑，酣卧红榻，“扎手舞脚”，醉态可掬，让人忍俊不禁，笑口难合。

“老树着花无丑枝”。梅尧臣《东溪》：“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刘熙载：“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我们说“俗到极处便是雅到极处”。刘姥姥从气质、人格到谈吐、举止，都堪称“俗而又俗的一个大俗人儿”（宝玉语）。然而“现实中的丑经过艺术家的灵心点化”，便会“转化成为艺术中的美”。小说通过“本色”极“丑”极“俗”的表演，塑造了极“精致”、极“美”极“雅”的艺术形象。所以从美学角度讲，刘姥姥的形象是美的，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七、刘姥姥形象的文化意义

成功的人物形象总是与一定的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从而反映出该文化的某些本质属性。中国文化历来有雅文化与俗文化之分。在《红楼梦》中，贾府代表着源远流长的雅文化，刘姥姥则代表着形态粗糙的俗文化。刘姥姥三进荣国府实质上是一种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冲突和交流。

刘姥姥身上反映了俗文化的哪些基本特征？一般认为：

义字当先。这种义字当先要求人们乐善好施，有恩必报。刘姥姥正是这样做的。她的女婿狗儿把她接去一同过活，她就“一心一计，帮衬着女儿女婿过活起来”。她先给狗儿出主意，又不辞辛苦舍着老脸到阔亲戚家告帮。一旦度过难关，又扛着新打下的瓜果蔬菜，进城答谢。最后，又不计较大观园里受众人取笑逗乐的耻辱，在危难之中救了凤姐唯一的女儿巧姐，使巧姐跳出火坑。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刘姥姥的仗义慷慨。

愚昧迷信。刘姥姥笃信鬼神，贾母和大姐病了，她建议烧纸驱邪。她给大姐儿取名，也按着相生相克的道理，以“巧”破“巧”，给大姐儿取名“巧姐”。并以此博得凤姐的欢心。她虽然有时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的可悲和尴尬有所省察，但又自欺欺人，自我麻醉和自我安慰，用喜剧的形式表现了悲剧的内容。

耍小聪明。虽然历代统治者都视愚民政策为维护统治的法宝，但下层的被统治者也生出种种法子来对付统治者，并以其中表现出的小聪明而骄傲。刘姥姥虽然深于人情世态，谨慎时还能够不出大格儿，一旦高兴便得意忘形，大耍小聪明。本来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博识，却把黄杨树根酒杯认做黄松，为了博取贾母的欢心，凭空捏造故事，信口开合。

俗文化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是中国农业我们的产物。

中国的小说、弹词和民间故事中，也提出一些老好人的形象。她们之间的正派人物就常以丰富的经验，对人的热情充任着人们日常生活的顾问、助手，或为人排难解纷。另一种就是以巧言令色，奔走豪门，帮忙拉纤，助虐营私，成为众人所鄙视的“三姑六婆”。刘姥姥兼有这两种人的部分特点，而其本质则是善良的。因而，刘姥姥的形象就成了我国俗文化的综合存在形态，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很大的文化意义。

    红学界对刘姥姥的研究颇为广泛而深入，曾提出很多有价值的观点，而这些对本人也有很大启发。因此以上所讲，不都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对前贤时彦的观点多有借鉴，由于是讲座性质，不是专门的学术论文，这里不能一一注明，恳请大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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